江宁名人陶保晋 （又名陶锡三，1875—1948），生于江宁，系我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后裔，清末毕业于格致书院，上世纪初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长期从业律师并兼任江宁律师公会会长，历任金陵政法学校校长、江苏咨议局议院、江苏银行检查员、南京总商会法律顾问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南京有名的大律师，他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和宗教慈善家（道名：陶道开）。

1907年他与留日学者濮仲寅先生选址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学宫，“废科举、创新学”携手共建新式学校——江宁府属中学堂，如今，百年名校“夫子庙小学”由它发展演变而来。

1919年他与同乡好友、上海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为开发江宁故土的地热资源，共同成立“南汤山兴业公司”，最早高起点科学开发、建设汤山。他们开山筑路、引水凿泉、以汤山的地热点燃江宁民族实业的火炬，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开创了汤山温泉经济和温泉文化的空前辉煌。

1920年陶保晋投资、首建中西合璧的私人温泉别墅，因景仰和纪念先德陶渊明“吾爱吾庐”之意，取名《陶庐》。不久，为了扩大温泉奇特疗效“济渡众生”而举家迁出。《陶庐》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疗养身心的一大名胜——被誉为：各方宾客共享的“华清池”，以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第二天国”、。《陶庐》于1937年夏出版了著名的江宁地方志书《南汤山志》——这是一部歌颂江宁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家乡、崇尚自然、追求理想的史诗；也是陶保晋留给世人的一部爱国志书。

陶保晋“取之于汤山，回报于社会”，他以《陶庐》等民族实业为慈善基地，于1922年创办了著名的道教慈善救助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并担任会长，历时26年——直到他去世。陶保晋身体力行他的 “卍会宗旨”；“世界红卍字会为纯粹世界性之团体，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不作慈善范围以外之企图，专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陶保晋立法办会、道律严明、慈业公透、诚信至上、享有盛誉。南京红卍字会竭诚地布道扬善，集多年的精益进取，他们的社会救助、赈灾济贫等慈善业绩，以及战乱安置和掩埋日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等历史功勋都已记录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有一批珍贵的《红卍档案》，1946年，这部《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成为震惊中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铁证。

陶保晋曾于1923年和1927年两次率会参与日本关东、关西大地震的救助。红卍字会跨出国门的赈灾义举，是我国宗教界对国家和民族的杰出贡献，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相处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风范以及对道院宗旨的宣扬，当之无愧的列入了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他们对精通日语、赴日救灾的陶保晋“恩将仇报”，并处心积虑地利用他红卍字会长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强逼他担任伪职。尽管陶保晋托病拒任、只身逃亡、公开发布“辞职书”，，，，。在国难当头，血流成河的南京城，他竭尽全力支撑红卍字会的生存——弘道展慈、对苦难中的百姓实施各项战乱救助，历经艰辛，呕心沥血在所不辞，，，，但在日寇的铁蹄下，陶保晋始终在劫难逃，屡 遭迫害。

日寇不仅野蛮霸占陶保晋在汤山的《陶庐》为日军司令部所有，并接二连三地疯矿抢占了支撑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夫子庙、将军庙等处的商铺和地方实业。 1938年元旦，陶保晋在日寇的“突然袭击”之下，强逼他出任自治会长并逼迫他在鼓楼市民大会上宣布自治会的成立。当日即受到“道训”和良心的谴责而卧病不起，正式告病假——离任会长一职。日寇在他养病期间，步步紧逼、残酷辱躏陶保晋；一面不断入室骚扰，派员“送梨”——探病为虚，以“生离{梨}死别”威胁为实。一面秘密劫洗南京市府路陶氏私宅，所有贵重物品、古董字画、佛堂珍藏经书、敬奉的道祖神龛以及陶氏五柳宗族家谱均被日寇洗劫一空。 1942年在被逼担任“立法委员”期间 ，因不忍目睹南京市民遭受日寇制造的粮荒之苦，他利用合法身份弹劾了汪伪粮食部长，但汪精卫政府官官相护，对他“秘密缉拿”和“撤职查办“。陶保晋再次被迫四处逃亡，但他仍然坚守“道旨”，以救济灾患为己任，万分艰难地支撑着红卍字会的工作。

1946年，当《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为审判日本战犯公布南京大屠杀时间、地点、人数等铁证之际，军统特务机关却违背历史、颠倒黑白地将“红卍会长”陶保晋判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和“全部财产没收”的重罪和重罚。瞬间，将日寇野蛮霸占的民间产业，突变“逆产”而“充公”，甚至改造为私人所有，“总统专用温泉别墅”即是一例。陶保晋步出冤狱两个月后的1948年6月，不幸倒在南京火瓦巷24号——他再也无力支撑下去的红卍字会办公室里，含冤惨然离世。蒋介石政府利用民族情绪而制造的这起冤假错案，使陶氏家族蒙冤受屈半个多世纪——苦熬至今。

分散在海内外的陶氏后人，为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正式向台湾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乱世冤案提出了质疑和申诉。台湾国民党马英九主席已于2010年（民国99年）5月12日责成“中央政策委员会”回复说：“如陶先生遭遇，深感遗憾。这也是中华民族百年积弱及内忧外患下的历史悲剧。”

潮汕地区。济海世家陶氏在潮汕地区。济海世家是各姓的郡望共用的姓氏，济海世家包括陶、江、葵、柯、丁、左、庾七个姓，起源于中国的潮汕地区，所以如今在潮汕的乡村宗祠建筑的大门上，仍然会悬挂有济海世家的牌匾。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