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官话的主要特点是： 区别于其他官话方言的主要特点是保留入声，洪巢片、通泰片有入声韵和入声调类，黄孝片多数地区无入声韵但有独立的入声调类。 声母浊音清化，古全浊声母逢塞音、塞擦音，洪巢片、黄孝片平声读送气清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通泰片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 除通泰片及盐城地区和湖北的蕲春黄梅武穴外大部分地区[n]、[l]不分，疑母[ŋ]、影母[∅]混同； 韵母系统较华北官话更接近明代早期官话的代表——《韵略易通》音系。

淮安话即江苏省淮安市所使用的方言，是江淮官话的代表方言地点之一。淮安话有广义狭义之分，亦有古今地域之异。广义的淮安话也即明清时期所谓的“清淮方言”，指以明清淮安府城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和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浦区）两地及其附近区域所使用的方言（江淮方言淮扬片－两淮小片）。狭义的淮安方言因为淮安政区调整和地名更替而指代不同，一般而言（尤其是2001年淮阴淮安地名调整前），狭义淮安方言特指原县级淮安市、也即古山阳县今淮安区所使用的方言；近年来由于地级淮阴市更名淮安市，狭义淮安方言也指清河区所使用的方言，清浦区一带所用的方言一般被称为老清江浦方言，而淮安区一带所用方言又被称为老淮安方言。

在古代，江淮指江南、淮南地区。唐朝时设江南道、淮南道，统称江淮地区，江淮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代名词，古人曰“天下赋税仰仗江淮”，“江淮自古为天下富庶之区也”。

宋代时，设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元朝时，两淮属河南江北行省。

淮南西路于南宋建立，位于今安徽中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包括今天的合肥、巢湖、安庆、六安、淮南、蚌埠、信阳。本地方言主要为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和赣语。其中蚌埠大部和淮南大部属于中原官话，安庆属县（除桐城）属于赣语怀岳片，其余皆属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小片。

淮南东路于南宋建立，位于今江苏中部地区，包括扬州、泰州、南通、淮安、盐城、连云港。 本区方言分为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和吴语，其中除启东、海门、靖江为吴语，连云港北部县份为中原官话外，其余皆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和泰如片。扬州、淮安、盐城为江淮官话洪巢片淮扬小片，连云港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海泗小片，泰州、南通一带则属于江淮官话泰如片。

江淮，顾名思义是指长江与淮河，也就是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了。中国自古地分南北，江淮居其中，江淮之间，气候物产、语言风土，其特点也都居南北之中。语云“桔逾淮而北为枳”，应是地理环境使然。早期在淮河流域受到南北方言与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逐渐发展演变为现在的江淮方言区，包括江苏，安徽大部，湖北局部。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影响力特别大，楚国发动了吴国的战争，这一期间两国语言文化发生了一定的融合，后来楚国中心东移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语言对江淮地区的语言影响力更大了。

真正让江淮话成型并大范围影响的是在明朝，当时江淮地区的南京是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南京话因此取代了官话的地位，加上明初官修以南京话为基础的《洪武正韵》颁行全国，南京话更是在这一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时的“国语”，以扬州话，南京话为“国语”的江淮方言开始影响着安徽江苏两省。直到现在南京话在中国语言上还占据着重要地位。

江淮官话流行于江苏安徽大部分区域，湖北局部与江西局部，河南局部，以南京扬州等地的方言为代表，即以洪巢片为代表，那么我说一下湖北流行的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片也就是黄冈孝感一带，黄孝片方言肯定不是只有黄冈孝感才有的，只是主要集中在这一带。

在河南信阳南部，安庆东部也有黄孝片方言的存在。而黄孝片的形成与宋代江西移民有着巨大关系，这也是江西移民对鄂东的影响发端，而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影响则是最大的，当时黄州府与德安府的设立形成了当时的行政格局，也为今天的方言分布打下了基础。

和西南官话湖广片一样，黄孝片同样设计几十个县市区，如今黄孝片可分为三个小片，即黄州片（黄州、麻城、英山、罗田、浠水、团风、鄂州、黄石、蕲春、九江的浔阳区、濂溪区、柴桑区、安庆市区、

桐城等）和孝感片（孝南、安陆、应城、云梦、黄陂、新洲、广水、大悟、孝昌、红安及陕西和河南的黄孝片区等）以及黄梅片（黄梅、武穴、怀宁、潜山、岳西、瑞昌等）和其中黄州片分布在大别山地区，孝感片分布在武汉周边，黄梅片分布在赣语边缘。鄂西北也存在几个黄孝片的方言岛。

黄孝片方言大都能正常交流，方言差距比较小，不会像其他方言一样处于同一语系还难以听懂。不过处于黄冈南部的黄梅武穴等地由于毗邻江西赣语，受到了赣语影响，使得当地方言成了两者的杂混方言，让黄孝片人很难理解他们说的什么。而江淮方言在湖北属于弱势语言，在黄陂，新洲等地的江淮方言已经被武汉所代表的西南官话严重侵蚀，江淮官话在湖北的使用数量近几年有所减少，这也和武汉话的强势有关。

　　一、如东方言词汇形成的背景及特点

　　方言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文化语言学中认为历史上地理文化对方言区域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如东方言词汇的语音形成北京及特点

　　早在1200年前我县掘港以西地区已经成陆，但是还是人烟稀少的荒滩僻壤。直至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才使古运河从淮阴到扬州沿线的广大区域出现了商贾云集、笙歌燕舞的繁荣景象。在频繁的贸易接触中，各地方言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江淮官话（又叫北方官话）。到大唐盛世，盐漕相当发达，成为关税的重要来源。如东海滩天然的晒盐优势立即吸引了八方贾民，他们的语言也向当时毗邻周围的江淮话官接近，从而形成了如东的主要方言——下江官话，也就是常说的“苏北话”或“江北话”。下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入声，后者则没有入声。

　　运河沿线成为全国的经济枢纽，也吸引了许多江南人。在唐代，已经成陆的海门地区已有许多操吴语的南方人在此开垦耘田，长期定居。但从元代起，特别是清初由于海潮不断内侵，几次造成海门地区大面积坍没，使得他们不得不举家向南北分迁。其中，向北的一部分在掘港以东定居下来，他们的口语是“掘东话”虽然涵盖于如东方言之内，但严格地讲，还应属于“吴语”。官话和吴语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全浊辅音，后者有。

　　总的来说，如东方言东西悬殊，而两大“语言岛”在语音上的共同的特点为:两个去声，两个入声，加上阴平、阳平、上声，共七个声调①，语音中含有全浊辅音。

　　（二）、从修辞手法的渗透看如东方言词汇的特点

　　1、如东方言中生动传神的修辞

　　方言虽然“平白如话”，但不是纯粹的野语俚句。如东方言中就有许多口语词的艺术化倾向。这些修辞用法，使原本粗俗的口语增添了许多意趣，显得特别生动传神。

　　比喻说法：如：“赖皮核桃”，用核桃壳的凹凸不平，比喻物体表面的粗糙。如口语中常

　　说：这东西赖皮核桃的，一点也不平滑。

　　拟人说法：如：“呆狉入猴”一词，狉是一种愚蠢的动物，而猴子则是动物中的机敏类，故呆头呆脑的狉与猴子混在一起实在是不智之举，如东口语中多状拟某人的不聪明。如：这人呆狉入猴的，上了那人的瘟当。再如：“眯猫儿”比喻人性格温和，就像正在打盹的猫一样温顺。

　　比拟说法：如：“猴筋”，猴子的筋络十分纤细，由此比拟人的瘦弱，并带有夸张意味。如：这伢儿不好好吃饭，瘦得像猴筋似的。

　　反语：如“扳不倒儿”，口语中指一碰即倒，而字义是无论怎么扳都不倒。如这细伢儿是个扳不倒儿，没有脚力。

　　不仅如此，有些口语只能言传，难以形诸文字，其中的某些修辞用法更是意在言外，趣味冗长，耐人寻味。

　　2、如东方言中异彩纷呈的歇后语

　　如东方言种还有异彩纷呈的方言歇后语，这些歇后语多数是人们在劳动中约定俗成的产物，如东方言中的歇后语十分丰富，或寓意深刻，或幽默诙谐，生活情绪浓烈，艺术感染力极强。

　　与人物有关的：如：老奶奶吃海蜇——不响（想）。海蜇为本县特产，嚼之有声，因老人齿落，故嚼之不响。取其谐音为“不想”。

　　再如：张二呆子认不得汗衫——网围人（枉为人）。汗衫初出现，掘港有个张二呆子不认得，反而笑话穿汗衫的人是用网围在人身上。人们以“网围人”的谐音“枉为人”，讽刺不懂事的人。

　　又如：孙四麻子打的喷嚏——翻枉的（含不谐调之意）。潮桥有一个孙四麻子，打喷嚏与众不同，别人打喷嚏一般是“啊——切”，而孙四麻子是“切啊切啊切啊”，因此人们流传孙四麻子打的喷嚏时翻枉的。

　　还有：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据说如东有一铁匠打得一手好刀，且性情耿直，乐于助人，故声名远播。一次，他主动帮一位买了新刀的老太太出口（磨刀），谁知她打刀是内行，出口却是外行，一连磨坏了好几把刀都没好出口，有道是“三分帮人真帮人，七分帮忙帮倒忙”，结果反而使生意没做成，发而落得“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的笑话，也为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故如东亦有“郭刀儿”一说。这个“郭刀儿”在如东方言中除常作名词外，还用作副词，作为缀语，只表示程度加深，无实际意义，如“搞鬼郭刀儿”等。

　　与动物有关：这类歇后语带有戏成分。如：“老鼠拖的摊耙柄——大头在后头”。“摊耙”是本地农家用来摊晒翻动粮食的一种“T”字形农具。老鼠个头小，拖这样的“庞然大物”，自然是丑态百出，令人发嘑，直类于卡通片的镜头。借以指因措施不力，使工作任务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多寓贬义。

　　与物体相关：多以物喻人。如“吃了秤砣——铁了心”，秤砣是铁铸的，在秤上起定斤分两的作用。故此条歇后语用来形容某人主意已定，决不更改。但用法不定，或褒或贬，当视语境而定。

　　又如：康二家的执照——假的。据说掘港东街有个康二负责发售烧盐执照，盐民凭执照烧盐、售盐。康二为牟取私利，便私自制作执照，售给盐民，盐民目不识丁，不知底细。等到凭执照售盐是时，收购处发现执照是假的，便不收购，盐民们懊恼地说：“康二家的执照——假的。”从此便广为流传，用来形容不真实的事。

　　与生活现象相关：如“冷水烧的夹底锅——生饭（番）”，用冷水煮饭本是可以的，但却烧的夹底锅，变成了夹生饭，半生不熟的。“饭”谐“番”，“生番”指朋友、邻里、亲戚之间久不走串，关系疏远，因借指因某种原因而造成的生番，寓意中性。

　　如东方言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歇后语成分的，或是语意明了、无须歇后的歇后语。如“锯树捉老鸦”用来讽刺某人做事方法笨拙，劳而无功；“屋脊上开门槛”暗讥某人自抬门楣，延客冷淡等。这类歇后语多是贬义，虽隐而不发，但都一目了然，很是生动传神。

　　二、如东方言词汇是如东先众物质生活的结晶

　　如东方言词汇与如东民众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是如东先民物质生活的结晶，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如东方言与如东农业生产

　　如东方言中存在着许多与农业有关的方言词，如：如东有一种插秧农具叫“莳物”。与古时“秧马”相似。秧马为何物？苏轼在《秧马歌序》中曰：“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梧为背，欲其轻，腹如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宋朝楼寿有《耕织图插秧》诗亦云：“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被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清代陆士仪在其《思辨录》中写道：“按秧马制甚有理，今农家拔秧时宜用之。可省足力，兼可载秧，供拔莳者甚便。” 如东“莳物” 应与上述古人所描述的秧马相似。莳物呈“T”形，上部弯似马鞍，前端昂起如舟，后便直立若钩。正可谓“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者。它一般是木质的，但因牛角光滑，手感舒适，不伤皮肤，且自然弯曲，故也有考究的莳物用牛角制成。莳物下部俗谓“莳物脚儿”，用竹制成，就是用这“莳物脚儿”插秧入土的。操作时，手握上部前端，下部码放秧束，并用手腕压住，以备不济之需。一如秧马“系束藁其首以缚秧”只不过方位不同罢了。莳物小巧，使用起来比较顺手，比手插能提高一成功效，而且不必担心手指被水长期浸泡脱皮或被田中尖物划伤，所以至今仍有农人使用。秧马虽不需“伛偻而作”但是用榆枣楸桐制成，而且能骑，肯定是庞然大物。在松软的水田里，即使有外力牵引，移动起来一定也不方便。“工欲善其用,必先利其器”，任何先进的生产器具要在实际操作中被认可并普及推广，至少要具备简单易行的优点。说不定古时的秧马没有流传下来，就是被我县的莳物所代替的。

　　除了“莳物”，如东传统的农具还有“连枷”“掼床”等传统农具。连枷是手工脱粒农具，是用数片毛竹爿拼合而成，长约2尺，宽约3寸，用几套牛筋束紧，叫做“连枷头子”，将其用包头系于长竹柄上，工作时上下挥动竹柄，使敲杆绕轴顺时针转动，敲打晒场上的植株，使籽粒脱落，多用于麦子、黄豆等籽粒的脱落。每当农家收上蚕豆、稻麦，村里的禾场上,就会响起 “噼啪……噼啪……”的连枷声,节奏鲜明，听起来很悦耳,富有节奏感。攉连枷可是个辛苦活儿，在炎炎的烈日下,人们一干就是一天,但他们一点不觉累。每当夜晚来临，那连枷声声，清脆悦耳，与优美的月色融为一体，使人感觉如诗如画般的美妙，农民们在欢乐中获得收获，在收获中获得欢乐，这是一幅多么感人、多么令人陶醉的劳动场景啊！

　　除“莳物”“连枷”，如东百姓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还创造出许多有趣的方言词汇，比如：出池（挑粪），沉麦（种麦子），窨（音“印”）水（给庄稼浇水），施秧（插秧）等。

　　（二）“盘铁”“锅 敝”与如东盐业

　　除了与农业有关的独特方言词，如东方言中还有与多与盐业有关的独特方言词，在这些词语中折射出的食如东盐业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如：在如东古代使用一种“盘铁”产盐。“盘铁”其实是一些厚铁板，“每块长1公尺左右，厚10厘米上下，重四、五百公斤。”② 如东境内制盐历史悠久，唐代大（太）和五年设置了如皋场，专营盐政。北宋年间，如东境内已有丰利、掘港、栟茶诸晒盐场，南宋时，又增加马塘、古坳等盐场。元、明、清三代盐业生产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明代，如东盐民开始用“锅 敝”，也有如东人叫它“ 敝锅”。“盘铁”逐渐被淘汰。

　　（三）、海洋渔业中的如东方言

　　如东县有近二百华里的海岸线，巍巍长堤将海陆分开。由于海域浅海面积广，又靠近长江口，饵料丰富，含盐度低，适合多种鱼类的索饵、回游、繁殖，因此资源品种很多，物产丰富。仅常见鱼类就有百种以上，其中有一种鱼叫“妈妈鱼”，这种鱼不是因与妈妈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得名，而是因为这种圆圆身体的鱼背刺有毒，无论死活，刺入人的皮肤，疼痛难忍，常使人疼得直喊“亲娘妈妈”，故如东先民称之为“妈妈鱼”。

　　如东最为著名而又极其普遍的是被人誉为“天下第一鲜”的文蛤。在如东，关于文蛤的文化还真不少。如东人把文蛤称作“蛼螯”。县城掘港也叫 “虫宾山”，“虫宾山”的意思就是“蛼螯山”。虫宾山之名乃由来于如东先民对贝壳的崇拜。古代的原始货币，首推贝壳。虫宾即贝，贝即币。虫宾山之名意为聚财如山，撮宝如山。先民以此象征取名，称誉这座濒临大海的古镇乃不乏物华天宝的胜迹之地，并且祝福子孙后代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蛼螯壳如东人称其“ 儿”。并由此造出“ 儿”这个字。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该字为六书中的会意字，从虫、从 。蛼螯属贝类，从虫；将“ ”拆开为“死，肉”，蛼螯肉被劈除死掉，留下的空壳即为“ ”， 造出如此符合汉字规范的字，如东先民的智慧真是令人敬佩！在如东方言中，“ 儿”这一次的使用频率也是相当高的。如东地名中有“ 儿场”“ 儿巷”，将儿烧制成可以抹墙的灰叫“ 儿灰”，如东一家日化厂生产的护肤油膏用蛼螯壳来包装，就叫“ 儿油”，这种“ 儿油”农村妇女至今仍在使用。还有每年农历七月十三，为祭奠仪式先人，人们在河面上漂放用 儿注油点燃的灯叫“ 儿灯”

　　总的来说，如东方言词汇的产生，是如东民众在长期生产劳动中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本地居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口头文化。

　　三、如东方言词汇是如东民俗文化的缩影

　　（一）、如东方言中的称谓用语、地名与先民尚武文化。

　　在如东方言中，自古以来称成年男子为“男将”，称成年妇女为“女将”。如：那个男将是谁？（那位男子是谁？）我家女将脾气特别好。（我的女人脾气特别好。）虽然现代“将”字已不表示实际的意义，只是作为一种词缀，一种口语现象而村在，但在古代，“将”指将领、士兵。如东先民自古尚武,这与倭寇常侵袭沿海有关。为了抵御倭寇入侵，勤劳勇敢的如东先民不论男女，都勤练武术，举刀扛枪保家卫国。“男将”“女将”这样的称谓用语体现的是如东先民的尚武文化。这种尚武文化在如东众多的地名中也得到体现。如东古代兵营众多，如今的如东地名：一总、二总、三纵、四总、五总、兵房、卫海、石屏均是古代尚武精神的见证。

　　（二）如东方言中的丧葬词语与如东丧葬风俗文化

　　早在远古，如东由长江淮河冲击成洲。大自然无意中孕育了这块土地，也无情的折磨着这块土地。大海无情，凶吉难测，面对种种灾年，先民们创造出了许多特殊的丧葬词语。如：

　　“老了人”和“回家”：在如东，成年人死了，不叫“死了人”而叫“老了人”。纯朴善良的如东先民面对死亡有着更超俗的理解，他们认为死去的人灵魂升天，不是一种结束，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是人“老”的另一种形式。而且人们相信，人死后12或14天的夜幕将下之后，死去的灵魂一定要到人间的亲戚、朋友家拜访一趟。于是，在算定的“回家”那天，亲戚、朋友们早早便歇了炉灶，（因为灵魂是要从烟 中进来的。）点燃高香大烛，备下几样酒菜，通宵不眠地等着……

　　“跑掉”在如东，如果不幸遇到孩子夭亡，也不称“死”而叫“跑掉了”。人们想像着孩子还如活着一样，到了另一处天地，那里无寒无饥，无病无痛，孩子只是跑向了那缥缈快乐的天地而已。

　　“打茶”在如东，当死者出殡之时，其亲眷邻里、生前好友必于灵柩经过的沿路摆上八仙桌，供上茶食、水果各四盘，米酒一壶一杯。灵柩见桌必停，小辈下跪磕头，接受亲朋洒酒祭奠道别，这就是如东方言中的“打茶”。“打茶”的路线越远，仪式越隆重，就越表示死者受到人们的尊崇。

　　从如东方言的这些丧葬词语中，体现出的是如东人的谦逊、文明、委婉、含蓄，表现出的是如东人兼容、温柔的性格共同点。

　　四、如东方言词汇的多元性构成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语言作为沟通的重要工具，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体现。如东方言词汇体现的是一种多元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如东方言古典性

　　任何方言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口语与书面语后多或少都保持某种一贯性。如东方言中的少数古语现象应该看成在悠久的发展演变中口语与书面语交融的历史孑遗。

　　箸：古文中常见，今义是“筷子”，在今天的书面语中很少使用。但在如东方言中， “箸”与“筷子”同时并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城乡家家户户的筷子总是插在一种砖灰色、略呈扇形的、镂空花纹的瓦罐里，如东人称此物为“箸笼”。虽然今天其材质和形制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仍称之为“箸笼”，而不叫“筷筒”。

　　釜：铁锅也。今天的书面语中难得一用，但在如东方言中却“硕果仅存”。如东地区的农家曾经使用过一种植物油灯，盛油的灯碗如一只小铁锅，支在竹架上，四柱方，一边有高高的弧形提手，如东人称之为“搁釜”即：竹架搁上釜。油灯出现在称锅为“釜”的二千多年前，其称沿袭至今，令人惊叹！

　　如东口语中还习惯把拖鞋称作“趿板儿”。“趿”也是古语词，在今天书面语中也极少用。“趿板儿”原指一种没有帮的木底鞋，这种鞋现已绝迹，但“趿”字却偏偏没有从口语中消失。从以上三例中不难发现，古语现象虽然在如东方言中是极个别现象，但却显出如东方言在发展形成过程中口头语部分保留了书面语的痕迹，是如东方言文化源远流长的佐证。

　　（二）、如东方言的文学性

　　如东方言的魅力无穷，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里甚至因想到周边地区的方言。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就存在着大量的如东方言，有些方言至今沿用，如：

　　樃槺：如东方言中形容器具长或大、笨重、使用不方便时的用语。如：这锄头柄太长，榔槺的，不称手。这与《西游记》第三回“美猴王正喜间，忽对众说道：‘汝等弓弩熟谙，兵器精通，奈我这口刀着实榔槺，不遂我意，奈何？’”③ 用法一致。榔槺在形容人粗笨不得体时有褒贬两种写法。褒义的写作“郎伉”，如第四十七回写猪八戒变一秤金时“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象。”④ 而贬义时写作“狼犺”，如第七十六回写唐僧说的一番话：“那呆子生得狼犺，又不会腾那，这一去，少吉多凶。”⑤ 等等。木樗：是对不灵活，痴呆板滞的人的贬称。“樗”本以为：臭椿树，树中下品，喻之于人，倒也贴切。第六回写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⑥ 这与如东方言中的寓意相同，如：这人木里木樗的，什么事也做不利落。没搭撒：多用作对没出息，不值得理睬的人的称谓，也指没意思，没趣。《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怕孙悟空又来偷金丹时，“行者作礼笑道：‘老官儿，这等没搭撒。’” 这里有戏谑味儿，而如东方言中的“没搭撒”多带有劝阻味儿，如：这人老不正经，别搭撒他！还表示无聊：我整天闷在家里，好没搭撒啊！有时也用作对人的批评，如：你怎么做出这种事，真是没搭撒的！滴 氵达：指说话噜苏、婆婆妈妈的不爽利。如：这老爹说话颠三倒四的，滴 达得不得了。《西游记》中也用得十分生动，如第二回行者对唐僧的噜苏生厌时“笑道：‘师傅果有些滴氵达’”当人子：作为后辈绝对不应该说的对长辈不敬或亵渎的话。《西游记》第七回写道：“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⑦如东方言中常用于教训一类的口语中，如：不能骂奶奶，当人子！菩萨要打头的！也作客气用，如：当人子！多承谢谢！（三）如东方言的思想性

　　从现存方言来研究先民的思想崇拜似乎向今天的人们透出远古神秘的气息。如东人常把“东西”说成“杲昃”，如将“这是什么东西”说成“这是什么杲昃”，这种特别的方言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与如东先民的原始崇拜有关。

　　从海安青墩、吉家墩新石器遗址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期，作为南通成陆最早的海安地区已有大量先民繁衍生息，并随着陆地向黄海的拓展东移，从而组成今天如东居民的主体，这一点从如东方言与海安、如皋方言的一脉相承能够得到印证，当然也包括“杲昃”“旮旯儿”等词。

　　古人造字有所谓“六义”说，而“杲昃”“旮旯儿”等词作为形声字均从“曰”旁是有原因的。随着群居部落的形成，人类在历史长河的哺育中产生了许多对自然的朴素的迷信感知，并将某“物”尊为“神灵”，以此作为区别于其他部落的标志，成为族徽，亦即所谓的“图腾”。在大量的古籍记载及神化传说中，太阳在上古思维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力，并被作为“出自汤谷,次于蒙记”的万能的神来信仰。值得深思的是，从玛雅文化到埃及文明，甚至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史！而从如东先民借“杲昃”“旮旯儿”等词似乎更加深化了这种崇拜。

　　古人对太阳运行规律的摸索中发现，可以用“立竿见影 视影知时”的方法来标方向、定节气、分时刻，便发明了圭表和日晷。太阳偏西称“昃”，“昃”也因指西方。古代星相家“五行说”认为，东方属“木”旭日东升便为“杲”，“杲”也因指东方。可见，“杲昃”本指地理范畴上的“东西”，久而久之，如东先民附会成指代物体的“东西”。无意中却给我们透露出先民对太阳崇拜的信息。这种对太阳的崇拜还可以从如东方言词“憋旮旯”中得到验证。如东人把角落或偏僻的处所说成“旮旯儿”、“憋旮旯儿”。把“他家住在某村的偏僻角”说成“他家住在某村的憋旮旯儿”。“旮旯”，从九，从日。九，虚指多数，古人对事物的数目，三以上则约称之以九。清汪中《述学·释三九篇》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⑧ 那么“旮旯”则是指被极多的东西遮挡而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总之，如东方言有其产生的背景，并且在发展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的语音语法特点。它是如东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口语文化，有的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充分展示了如东人民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精神，也充分展示了如东民众语言的文化魅力。

　　对方言的研究应该是一项涉及面广、涵盖量大的复杂过程，对如东方言词汇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本文作了一些尝试性阐述，显然是不完备的，还有待我进一步挖掘、整理、探索。

　　注释：

　　①如东县编史修志办公室；《如东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478页。

　　②如东县编史修志办公室；《如东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88页。

　　③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第11页。

　　④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第227页。

　　⑤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第362页。

　　⑥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第26页。

　　⑦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第29页。

　　⑧吴泽炎 黄秋耘；《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005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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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胡明扬；《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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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吴承恩；《西游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

　　12、吴泽炎 黄秋耘；《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

　　13、张积家 和秀梅；《心理学报》；2004 年第 36 卷第 6 期

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仍，加之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为避乱纷纷南迁，江淮和江南地区受到中原汉语的冲击，尤以长江两岸为重，江淮间是主要战场，作为战争手段，军事家往往采取迁民或屯垦的措施。江南镇江以上则是南来难民的主要停留地区。聚居甚众。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最能引起语言变化的因素。自此以后，江淮之间逐步演变为江淮方言，甚至扩大到南京镇江一带。后来宋朝南渡，历史重演，北人再度南迁，江淮之间为要冲，战争和人口变动促使语言发展，致使江淮方言与吴方言拉开距离，遂成本省三种方言鼎立的局面。

在江淮语言史上，通语和方言的消长，随着帝王都邑的转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曾有两次大变动，六朝时期的建康话和明代的南京话都曾上升为全国性的通语。

四世纪初，东晋政权在建康建立，北方大批南逃的人渡江集结于建康，并进而成为都城的主人。这些从以旧都洛阳为中心南来的人带来洛阳话，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外来语逐步成为建康的官话，士民在公共场合须说洛阳话。本来建康的本地话是吴方言，自从中原来的洛阳话入主以后，经过长期的融合，建康土语逐步被吸收，到南北朝时已基本演变为中原通语。南北朝时的语言学者颜之推云：“自兹（按指三国魏）厥后，音韵锋出，各有风土，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氏家训·音辞》）金陵话与洛阳话相提并论，其实金陵话来自洛阳话，当时南北两大都邑的话是基本相同的，都是高于方言的通语，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行全国的共同语。建康方言自来被称为南方官话，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奠定基础的。但是当时南来的人以过江为安，所以大量集中在沿江南岸。江北地区，特别沿江北岸扬州、泰州、如皋一带，吴语并没有很快蜕变，直到隋炀帝游江都（扬州）时，还“好为吴语”。“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问大有人图依（按胡三省注云：吴人率自称为依），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胡注：长城公，陈叔宝，叔宝后沈氏），且共乐饮耳’”。（《资治通鉴》卷185）正如王导在建康时好为吴语，可知隋末扬州尚有吴语的存在。 明代初期建都南京，南京又成为帝王都邑，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话也就因之取得官话的地位，江淮官话也就是全国性的通语。官吏、商人和知识份子必须学会官话，才能较好地到外地进行语言交际，这是势所必然的。加之明初官修《洪武正韵》，颁行全国，作为读音用韵的标准，在当时享有很高的权威。此书的语言基础当是以南京话为主体，走“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老路子，这就加犟了南京话作为通语的地位。此外，南京在地理上和语言系统上都接近中原话，比观《洪武正韵》和《中原音韵》的异同可知，中原汉语自古为全国通语，这是南京话可以作为全国通语的重要条件。这时的中原话和北京话都已失去四声中的入声调。

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如利玛窦、金尼阁等，他们看到中国的方言分歧，同时也发现有官话的存在，学会官话对于在各地传教最为方便，据研究，他们认为当时南京话就是官话。利玛窦和金尼阁都在南京学过汉语，并分别着《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用他们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拼写汉字，采用汉语传统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是符合当时南京话的，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还认为南京话是汉语的代表。虽然明清以来，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官话的语音以北京话为标准，成为普通话的前身。但是，就汉语的传统和历史地理的地位而言，南京话始终有其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