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人尊为“开漳圣王”的唐代首任漳州刺史陈元光将军，是漳州的创立者，这是不争的史实。但是，新、旧《唐书》上均未为其载立传记，这未免让后世人感到疑惑和遗憾。其实，纵观历史长河，正史无传的历史名人不独陈元光一人，比陈元光职位更高，且也于野史、方志、家乘不乏记载，但却同样是正史无名者大有人在。陈元光唐史阙载的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漳州”只不过是大唐帝国在其广袤疆域东南边陲“炎荒”之地的新置州郡，堪谓海滨僻壤，鲜有“知名度”可言，其档案资料亦较难存入数千里外的都城长安；更何况陈元光之祖、父辈，原为隋代归附于唐的“前朝降将”，也难免有人另眼视之；再者唐代“刺史”一职亦仅位列四品，当然算不上为“显贵之身”。鉴于上述多种因素，后代史官未必能了解到“开漳”之由来，以致陈元光于“唐史无人修列传”。但是，凡有史识者应不致认为唐史无传而去怀疑有否陈元光其人及其伟大的功勋。唐史虽然阙载“开漳”名贤陈元光及诸部属的事迹，但却又明确记载了漳州郡的“漳浦，垂拱二年十二月与州同置于治所”(见《旧唐书·地理志》)；又如《新唐书·地理志》亦记述：“漳州以南有漳水(在云霄)而为名”(笔者按：《新唐书》刊行于宋，其时漳州治所已经再次北迁至今芗城区又越四百年，故书中言“漳州以南”)。及北宋，有一位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漳籍人吴舆(官至奉议郎、潮州府通判)著有地理与政区专著《图经序》，较明确地记载：“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靖蛮、潮寇患，奏置州郡。敕割福州(唐中期改称隋闽州为福州)西南地，置漳州。治初在屯所漳水北，因水名州……”细思吴舆著《图经序》之时，上距陈元光殉职只不过三百余年，时间甚近，其所采用的史事、人物当然不谬，应是毋庸置疑的。迨南宋末由中央政府史官辑纂的官方文书档案分类汇编《宋会要辑稿》，其中的《礼类·二十》，有一篇近300字之多的《陈元光祠》，又较详尽地记载了宋代自神宗熙宁八年(1113年)六月追封陈元光为“忠应侯”始，此后多位宋皇又先后对陈元光及其父、母、妻、子、曾孙等人追赠的封号。此篇所载之事，迄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加封陈元光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同时还概括性地记录了陈元光生为名将，惠泽子民，殁享庙祀，奕代馨香的光辉形象和升华过程，资料弥足珍贵。此部官书档案《宋会要辑稿》的成书年代，距陈元光在世时间亦不过四百五十年，尤其属官书档案集，其所载之事更具权威性，固然可为信史。此后的近百年元代时期，汉文化曾遭严重毁废，文献资料散佚不少，尤其是地方文献更是首当其冲，能幸存的多是残缺不全。造成后人研读地方史事常遇文献断层，不得已而求助于族谱家乘、口碑野史。直至明季中期，社会基本稳定，各地官府复萌“盛世修志”活动。于是正德七年(1512年)由“赐进士、四川布政使、莆田周瑛纂修，赐进士、漳州府知府、武陵陈洪谟校行”的《大明漳州府志》出版，可惜印量较少，传世甚为珍稀。查阅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存的图书总目，仅记录了明正德版《大明漳州府志》已成海内孤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笔者尝两度随团赴台参与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得便亲睹并浏览了此部“孤本”漳州府志，还托人把此志书中的许多资料如《大明漳州府志·卷十四·礼纪·陈元光传》等篇章进行拍照，并复印返原携归进行研读。该篇传记对陈元光其人其事作概括性记述与评价，是迄今所见记载陈元光传略的最早官方文献资料。阅该部志书之《序》，方悉书中资料有不少是采撷于“旧志”、“宋志”。由然可推测唐、宋时期都曾编修过漳州府志。莫道至今“古志”全无踪影，就连明代正德之初州官修志之时，也仅能获得“旧志”、“宋志”中的部分遗篇残稿。所以说，正德本《大明漳州府志》中录载的陈元光传记，极有可能直接沿自“唐志”、“宋志”，决非后人臆想杜撰。此后的明万历至清乾隆乃至之后，福建各级地方政府陆续成书的《闽书》、《八闽通志》、《福建通志》、《漳州府志》等多种版本的地方志书中的有关开漳史事，特别是对陈元光的行状纪略，则多采录于氏族中所编的谱牒资料(或因“旧志”缺佚所致)。较之“正德志”所载，尽管有详略之异，但这些地志家乘，对陈元光“开漳”、“建漳”的历史功绩之肯定与彰扬，却是一致的。而追寻陈元光的故乡河南光州(梁置光州，领定城、光山、仙居、固始、殷城五县)固始县，却由于开漳史事《唐书》阙载，其故乡亦仅存陈元光的前几代祖宗坟墓与祖祠于该县陈集乡(据正德版《大明漳州府志》记载，陈元光的原祖上辈原籍“河东”，后居固始)，还有固始县安阳山顶的大庙，祀陈元光祖母魏敬(今称“云霄庙”)。豫省文献上现存的最早记载是清乾隆《光州志·忠义烈传·陈元光》，始见载述“陈元光、字廷炬，弋阳人(光州曾于隋代一度改称弋阳)，生于显庆二年(公元657)二月十六日”。此外还有粤省于清代及近代所编的《潮州府志》或《陈氏家谱》等资料，亦记载着陈元光的史事，对其功绩的褒扬与闽省诸书基本一致；唯对陈元光之籍贯却说为广东。经查核相关资料，知其误将同时代的番禺县另一位同名姓的陈政，臆想为陈元光之父，故有粤籍之错谬。其实此说并无任何可靠资料堪为佐证。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历史上确有陈元光其人其事，他被后世尊为“开漳圣王”是有因有据，名副其实的。(方群达）（责编：冯川叶）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孩子取名时，姓氏不变。那么，你知道在过去，和自己同姓或者某些姓氏是不能结婚的吗？结婚的话，得不到家人的祝福，想到两个互不认同的姓氏结婚，也不会幸福。当然，这个说法早就不成立了，不过现在我们去了解一下，姓陈的和什么人不能结婚。

问：陈不娶什么姓？

答：陈姓和任何姓氏都可以结婚。其实现在姓氏可以通婚，没有太多禁忌。

古代认为不能通婚的姓氏。

1“秦”与“岳”姓。看到这两个姓氏，也许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是的，是因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从此，在岳的族谱中，不再允许与秦通婚。乾隆年间，有个状元在岳飞墓前留下一句动情的话：“人在宋后少名，我上坟要姓秦。”

据媒体报道，在今天的合肥，有近万名岳飞后裔被明确记载在族谱中。但在改革开放前，越国男子不得娶秦女子为妻。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好转，但直到现在，通过族谱，上面还是没有娶秦。

2、“岳”姓与“”姓。如今，凡是姓万艳的，都是女真人的后裔，也就是满族人。

据媒体报道，在合肥，族谱记载的岳飞后裔有近万人。一直以来，越男不准嫁秦，新中国成立后才放宽了这一家法。但如今，几乎没有与秦通婚的。女真人第一次光荣建国，就是建立大金国，灭北宋，与南宋抗衡。后来，在对南宋的战争中，万艳韩综和万艳宗弼与南宋的岳飞并肩作战，被称为岳飞的忠君。正因为如此，两个种族成了世界的敌人，再也没有结婚。

3“潘”和“杨”。这个渊源就是当年和的故事，更有甚者，年轻家族把“不与潘通婚”写进了家谱。其实他们都被历史上的这些故事弄得很惨。正史上两家没有不和，潘仁美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

4、“朱”姓和“李”姓。两家可以说是世仇。唐朝末年，军阀朱温造反，建立后梁，宣布唐朝正式灭亡。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所灭，导致明朝灭亡。所以两个家族在死亡时代是不能通婚的。

5、“吴”姓和“潘”姓。历史上这两个姓氏不允许通婚，只是因为潘金莲等人0755和79000有不正当关系，杀了武大郎。原本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对清河县的二盘家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为此，的直系子孙史不得不专程赶到清河，代表祖先向两位后人道歉。他当时的诗至今还贴在武陟祠堂里：“梁山泊施耐庵杜撰，潘武冤屈。数百年来，时嘉的文章和绘画一直受到批评和赞扬。武陟寺破了案，时嘉欠了时嘉的钱。”

6“水”“火”的姓氏。这两个姓氏的祖先分别是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在古代，他们是两个不可调和的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不能在后世通婚。

7、“陆”姓和“吴”姓。宋朝的时候，一个叫吕蒙的穷书生考了状元，后来当上了宰相。但是在他任职期间，他和一个叫吴的官员发生了冲突。后来退居他乡，却被姓吴的官员在皇帝面前污蔑，导致陆全家被迫逃亡。此后，这两个民族世世代代被禁止通婚。

以前的人有点封建，所以觉得，其实没有姓和不能结婚的姓。只要你们互相喜欢，互相理解，就可以结婚。也许你很幸福。

中国一直有把正史埋在言情小说里的传统。1925年，上海出版了著名鸳鸯蝴蝶派徐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书上说：原是海宁老之子，雍正改包换来。龙长大后得知此事，以南巡名义前往海宁探望亲生父母。证据：在位六十年间，甘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去海宁，每次都住在陈格老家的三三三五四角园，并将“角园”改为“安澜园”。

第二，海宁陈氏家族有两块牌匾，分别名为“艾依莉堂”和“春晖堂”，是清朝皇帝赐的。“爱太阳”或“春晖”都是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游子吟中的典故。

第三，雍正做太子的时候，子女不多。为了省钱，胤_可以不择手段地把女儿“换”成儿子。

证据4。被撤换的雍正的女儿，被陈家带回海宁。长大后，她嫁给了当今朝臣、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普。所以当地人把姜夫人住的楼叫“公主楼”。

第五，清代以海宁陈氏最为出名，名目繁多，出场无数。如果没有甘龙和海宁陈家的这种关系，陈家怎么会如此受宠？历史学家孟森引用历史事实驳斥了上述说法，认为是海宁陈氏之子的传说是不可靠的。

首先，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为了安抚江南人民，甘龙也像他的祖父康熙一样，先后六次南巡，前两次都以浙江杭州为终点。自第三次南巡以来，甘龙已连续四次来到海宁，主要目的是考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堤工程。

在海宁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真的没有比“角园”更适合迎接乾隆皇帝的了。“转角花园”不仅漂亮，还能听到潮水的声音。所以深受乾隆宠爱。回到北京后，我在圆明园复制了一个安澜园。

其次，陈家的两块匾额“艾依莉堂”和“春晖堂”并不是甘龙题写的，而是其祖父康熙皇帝所赠。这两块牌匾与无关，更不能证明是陈家的儿子。

第三，根据皇帝家谱玉牒的记载，乾隆出生前，雍正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弘惠、潘虹、宏运、弘石。乾隆出生三个月后，雍亲王又得了一个儿子朱虹，后来又生了洪湛等四个儿子。不存在孩子不多的问题。况且按照清朝皇室的规矩，皇帝的孙子出生了，要马上向皇帝报告。怎么才能换呢？

第四，大学生蒋廷锡之子蒋普的妻子所住的大楼被称为“公主楼”是一个虚假的故事。很多熟悉当地历史的人都不知道家乡有一座“公主楼”；连蒋家的后人都说不知道。

第五，海宁陈氏起源于北方渤海的高氏，后迁居江南。陈氏家族的真正发展在明万历年间、康熙、雍正达到顶峰，之后逐渐衰落。乾隆即位后，陈嘉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特殊照顾，更不用说以后了。总之，千万不能把传说当历史，把言情当历史。甘龙绝对不是陈海宁家族的孩子。

甘龙是雍正的第四子胤_。雍正十三年九月，25岁的甘龙继位。嘉庆元年，正月禅位于皇帝第十五子伊彦，成为真正的皇帝。嘉庆四年病逝，享年89岁。

这都是正史记载的，说起来朗朗上口。但是，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都知道，在这部小说里，甘龙被描述成浙江海宁的陈哥老的儿子。他这样写是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自晚清以来，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都承认这一点。人们不禁质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皇帝，甘龙是雍正帝的儿子吗？

虽然陈家后来也发现了此事，但他们并不畏惧胤_的权势，不敢声张。康熙死后，雍正继位为皇帝。他对海宁陈家好，海宁陈家成了徒弟。雍正死后，当年被雍正取代的孩子，即李鸿皇帝的第四子，成为皇帝。他还优待海宁的陈家。六次南巡，有四次都住在老的私家花园里，并亲笔在陈公馆题写了“馆”和“春晖馆”两个匾额。碑文都是儿子孝顺父母的意思。因此，后人认为甘龙名下的这两块匾额含有孝敬亲生父母的意思。因此，民间传说是浙江海宁人老的儿子。

然而，一些学者指出，甘龙访问海宁是为了考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堤工程。海宁是个偏僻的小县城，没有比陈嘉花园更适合皇帝居住的地方了。此外，陈嘉花园实际上离陈嘉的住所只有几英里远。甘龙在陈嘉花园住过四次，没有去过陈嘉的住处，一次也没有召见过陈嘉的孙子。如果他真的是陈嘉的儿子，他怎么能不见他的兄弟姐妹呢？

至于甘龙的起源，通过弄清楚他的母亲是谁，可能很容易解决这位皇帝一生经历的悬案。那么谁是甘龙的母亲呢？

先来看看野史的记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热河宫一个丑宫女在茅草屋生下了甘龙。传说雍正做太子的时候，有一天在热河打猎，打死了一只梅花鹿。他一高兴，就下令宰杀梅花鹿，喝了很多鹿血。因为鹿血有很强的壮阳作用，雍正喝了以后按捺不住，就随便带了一个叫李的丑汉侍女在别墅里发泄。

第二年，康熙父子来到别墅，传言李姓女子怀了龙种。正巧这个女人快要生了，于是康熙皇帝怕坏了皇室的名声，就命人把她带到一个草棚里，这个女人就在草棚里生下了甘龙。

这种野史的记载真是可笑又不靠谱。龙本人也曾多次以诗歌的形式表明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比如甘龙在《雍和宫编年史》的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侧路熟，我生时才记起亲人。”这首诗的意思是，当我在正月初七参观雍和宫时，我总是记得我出生在这里。

但是，有人会反驳乾隆的叙述。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候，有人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有异议。当时的官员关世明在去避暑山庄时写了一首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历史学家对的出生地众说纷纭，但根据清宫档案，落脚点应该是雍和宫，而不是海宁陈氏家族，也不是草棚或狮子园。

谁是甘龙的生母？其实清代《玉牒》和乾隆年间《实录》和《圣训》的家谱里都有明确的答案。《玉牒》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生死簿》手稿中明确记载，甘龙的生母是牛虎炉的。《实录》和《圣训》都有相同的记录。

乾隆到底是不是海宁陈家的儿子？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是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励精图治，出现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在民间，乾隆皇帝的身世被人传得十分离奇，传说他是海宁陈家的儿子……

离奇传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雍亲王府里一片欢笑，这一天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同一天，海宁陈家也添了一个小孩。

这海宁陈家指的是浙江海宁的陈世倌家，人们俗称他为陈阁老，在康熙年间曾入朝为官，并且和当时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雍亲王妃和陈世倌的夫人都怀有身孕。不久，两家先后生了孩子，雍亲王生了一个女孩，而陈家生了一个男孩。过了几天，雍亲王让陈家把男孩抱入王府看看。王命难违，陈家只好把孩子送进王府。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一个小丫头。久在官场的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声张，不久就辞官带着全家回原籍去了。而那个被换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随着这个传说的广泛流传，乾隆帝六次南巡甚至被说成是为了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而那个雍正换出去的女儿，长大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溥。蒋家是江苏常熟的大姓，雍正之女所住的那栋楼被后人称为“公主楼”。

中国历来就有俗文化压倒严肃文化，演义小说埋没正史的传统。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不断被吸收到文艺作品中。1925年，上海 出版了鸳鸯蝴蝶派大家许啸天的一部《清宫十三朝演义》。书中说：乾隆原来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用调包之计换了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嘴里得知此事，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因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好到陈氏夫妇的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

近些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连续不断地进入到文艺作品中，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从小便听说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因此《书剑恩仇录》紧紧围绕乾隆身世这条线索展开。不但如此，金庸还在书中杜撰了陈世倌的三公子，也就是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他在于万亭去世以后继任红花会总舵主，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而热恋陈家洛的香香公主则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身侍乾隆，欲助陈家洛一臂之力，不幸失败自刎，葬于“香冢”。

金庸先生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老老实实地告诉广大的读者，“陈家洛这个人物是我的杜撰”，同时他还声明，“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靠不住”。

史家考证

一般来说，凡是有影响的传闻逸事，不管它怪诞荒唐到何种地步，总是有某种合理性和或多或少的历史原因。

那么，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这种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乾隆在位六十年中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阁老家的私园——隅园中，并将“隅园”改为“安澜园”。

其次，海宁陈家有清帝御赐的两块名曰“爱日堂”和“春晖堂”的堂匾。“爱日”也好，“春晖”也好，用的都是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一诗的典故。乾隆若不是陈家的儿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情吗？

再次，乾隆的父亲胤禛为皇子时，生育不繁。由于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储位迟迟未定。出于争储的目的，胤禛有可能不择手段地将女儿“调包”成儿子。以至于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雍正之所以能登上皇位，是因为康熙皇帝看到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颇有英雄气概，有一代雄主之气象，于是为了让弘历以后继位，就把皇位传给了胤禛。

第四，那个被换走的雍正的女儿由陈家带回海宁，长大后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溥也甚得皇上恩宠，官至大学士。当地人遂将蒋氏夫人所居之楼称为“公主楼”。

最后，在清一代，海宁陈家科名最盛，名相迭出，宠荣无比。据传，当年陈崇礼科举及第之后蒙道光帝召对，得知他是陈世倌的后人，道光帝微微一笑说：“汝固海宁陈家也。”不久，陈崇礼即被擢升为盐运使。若无雍正、乾隆和海宁陈家的这层关系，陈崇礼怎会受到如此眷顾？

更有野史传说，乾隆自知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侍从自己是否像汉人。一位老臣赶紧跪下说：“对汉人来说，皇上确实像汉人；对满人来说，则不像。”乾隆听后很久没有说话，而且此后也不再提起此事。

对于上述说法，金庸先生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分别援引史实加以批驳。

首先，来看一下海宁陈氏家族的历史。海宁陈氏的先世为北方渤海高氏，后南迁到江南地区。陈家的真正发达在万历年间，其中，陈元成这一支，与传闻中的“海宁陈家”关系最大。陈元成之孙陈诜官至刑部尚书。陈诜之子陈世倌在雍正当朝时已历任巡抚，至乾隆六年以工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他就是金庸在小说中所写的乾隆生父。

陈世倌的侄子陈用敷官至巡抚，那已是乾隆中期以后的事了。据此，孟森先生明确指出，海宁陈家仕宦之盛，发端于明朝末年，到康熙和雍正时达到了顶峰。乾隆即位之前，陈氏为相者多已谢世，陈世倌尚存，却并未得到乾隆皇帝的格外关照。乾隆六年(1741)升任内阁大学士的陈世倌，不久因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当面斥责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如此不留情面的呵斥，就是很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更不用说是传闻中皇帝的生父了。

关于陈家的两块匾额“爱日堂”和“春晖堂”一事，孟森先生肯定确有其事，但这并不是乾隆所题写，而是其祖父康熙皇帝书赐的。这两方匾额与乾隆毫无关系，更谈不上乾隆是陈家之子的证据了。

从乾隆出生的时间和当时的背景来看，其为雍正急欲抱养外姓之子为己子的说法也不合情理，且没有根据。

按照皇帝家谱《玉牒》所记载，乾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当时雍亲王胤禛三十四岁，已先后生育了弘辉、弘盼、弘昀、弘时四个儿子(但前三子均夭折)。乾隆出生时弘时已经八岁，而且就在乾隆出生后三个月，雍亲王又得了一个儿子弘昼，后来又陆续生育了弘瞻等四个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雍亲王偷偷摸摸换一个汉人的儿子，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时皇太子两次被废，且从此以后皇太子的储位一直空缺，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以雍亲王的精明和谨慎，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冒着给别人留下把柄的风险去抱一个汉人的孩子呢？再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一定会继承大位，而陈家之子就一定会大富大贵呢？在这“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微妙时刻，雍亲王决不会冒这个险。

另外，一个满族旗人在《皇室见闻录》中称：“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因为按清朝皇室的规矩，皇孙诞生时，皇子要立即派王府里的太监到皇宫的内奏事处口头上报给皇上，然后再由宗人府专门写折子奏报，以备皇上为皇孙取名；若雍亲王府当时已按时辰报生的是女儿，又怎么能过了几天再改为男孩呢？这从理论上来看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算传说是真的，乾隆是被雍正用女儿从海宁陈家换来的，那么这位真正的金枝玉叶的下落也应该有所交代。据说，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当朝重臣、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蒋氏夫人所居之楼被称为“公主楼”。可许多熟悉当地历史的人，都不知道家乡有座“公主楼”；就连蒋家后人，也都说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为讹传。

早在清军入关时，曾对顽强抵抗的江南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因此江南地区的反清情绪异常高涨。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采取了各种方法，如设立博学鸿词科，征调明朝遗民编修明史等，极力笼络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海宁陈家中科举人数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和统治者重视科举，极力笼络南方世族，借以消弭江浙一带士大夫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意识的政策有关。而到了乾隆时期，这种科举之盛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将此作为乾隆出自海宁陈家并眷顾陈家的根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六下江南

如此，支持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几条证据都被逐一批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乾隆六次南巡，四次到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氏的私园中，这是为什么呢？

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过六次南巡，并且前两次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以浙江杭州 为终点，还登上绍兴会稽山祭禹陵而还，意在炫耀国力、安抚江南民心。从第三次南巡开始，乾隆连续四次都到了海宁，主要目的是视察耗费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三个口门。如果海潮趋向北大门，则海宁一带的海潮首当其冲；趋向南大门，则绍兴一带的海塘坐当其险；唯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亲临海宁勘察。另一方面，海宁地方的地势和土质都不是很好，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负责的官员们在具体措施等问题上还有很大分歧。因此，乾隆每次南巡都要亲往阅视，以便更好地做出决策。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督责之下，海宁一带修建起了耗资巨大的鱼鳞石塘，成功地抵挡住了海潮的侵袭，对保护当地及附近地区的百姓、土地以及农业生产的安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海水冲刷，这座石塘的某些地段依然完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金庸先生小的时候，就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修的石塘边露营、玩耍。

由此可见，乾隆四度前往海宁，根本不是所谓的探望亲生父母，而是要阅视和筹划海宁的海塘工程。

那么，乾隆四到海宁勘察，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吧？

乾隆驻跸的陈家私园名叫“隅园”，位于海宁县城的西北角。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隅园占地有百亩之广，入门水阔云宽，园内有百年古梅，南宋时期的老树，风景宜人。在这偏僻的小县城，确实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比这“三朝宰相家”的私家园林更为体面的地方来迎接乾隆皇帝了。且这个园林景色可人，在园中就可以听到海潮的声音。难怪乾隆皇帝四度驻跸此园，流连盘桓了。

乾隆并不讳言驻跸陈氏隅园是“喜其结构至佳”，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越中第一保障———海塘。所以，在他初幸隅园之后，便赐名为“安澜园”，以志此行在使海水永安其澜。乾隆回京之后，在圆明园也仿造了一个安澜园，而且还写了一篇《安澜园记》，愿四海之内江河之澜皆安，曲折地表达了他不忘民生疾苦这样一个意思。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正史、野史以及其他同时代人所著的文集，就可发现，乾隆四次驻跸在陈氏家园，但从未召见过这声名显赫的“三朝宰相”陈家的子孙，更谈不上什么“升堂垂询家世”了。至于说他张黄幔偷祭死去的生身父母，则更是无稽之谈。

乾隆出自海宁陈家，乃汉人之子，是一个流传很久而且很有影响的传闻。近年来某些休闲性质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还仍然用它来媚俗，但是历史学界早已彻底摒弃了这个传闻，认为它等诸齐东野语，毫无根据。就连善于写作清宫故事的高阳先生也说，乾隆绝不可能是海宁陈家之后。

可见故事本来就是故事，不能和历史事实等同起来。(

《陈平》历史评价与正史事迹,《陈平》人物故事小传

陈平(公元前—前178年)，秦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户牖乡人。少贫，好读书，学黄老之言。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投魏王魏咎，为太仆。后归项羽，从入关破秦，封信武君。击降殷王司马印，拜都尉。汉破殷，惧诛，亡归汉。因魏无知求见，拜护军中尉，监护诸将。多权谋，屡献奇策。曾行反间计，离项羽、范增。高祖六年(公元前205年)，封户牖侯。策划高祖诈游云梦，缚韩信归。次年，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用其秘计得救。高祖卒，伪事吕后，徙右丞相，日饮酒，戏妇女，不预政事。吕后卒，与周勃等尽诛诸吕，迎立文帝。

[正史]

陈丞相平者，阳武①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②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敝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③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④。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⑤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病谢。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⑥三千户。

居顷之⑦，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⑧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 ⑨，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⑩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史记》卷五六

[注释]

①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②以故：找个借口。③假贷币：把钱借给某人。④内妇：娶媳妇。⑤赍用：花费。⑥益封：加封。⑦居顷之：过了一段时间。⑧让：责备。⑨坐略 ：犯了抢人家妻子之罪。⑩俎上：案板之上。

〔相关史料〕

初，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于临济，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平亡去。后事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楚，项羽使平击降之。还，拜为都尉，赐金二十镒。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①归项王;而挺身间行②，杖剑亡，渡河，归汉王于修武，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赐食，遣罢就舍。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③。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即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

《资治通鉴》卷九

纲三月，汉王渡河，魏王豹降。虏殷王卬。以陈平为护军中尉。目阳武人陈平，家贫，好读书。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为太仆。不用，去事项羽。殷王反，羽使平击降之;还，拜都尉，赐金二十镒。及汉下殷，羽怒，将诛定殷将吏。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羽，乃挺身仗剑，间行归汉。因魏无知求见。王与语，悦之。问：“居楚何官”曰：“为都尉。”即拜都尉，使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王闻之，益厚平。周勃等言于王曰：“陈平虽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时，尝盗其嫂。平为护军，多受诸将金。愿王察之!”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