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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州，（今大名县东北大街乡一带）有“魏桥”，唐朝引永济渠绕城，夹河而成聚落。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州城西，却注魏桥，夹水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2]魏州在唐朝后期为魏博节度使治所，其前身——隋武阳郡，原仅辖二个小县：贵乡、昌乐、永济渠修成后，因控据魏桥水路枢纽，地位重要，才发展成统辖14个县、拥众数十万户的大郡。唐朝中后期屡为强蕃、官军所争。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马燧、李怀光与朱滔等战于魏州城下，滔堰永济渠水入王莽河故道绝官军粮道及归路，马燧退保魏县（今大名西北，原治永济渠南），双方隔渠水列营相拒，互争魏桥，最为惨烈。[3]

贝州，唐懿宗咸通（860－874年）以前城址在今清河县西北，永济渠在城东南十里，有“孔桥”。唐朝贮江淮租布甲仗于此，以备河北军用，号称“天下北库”。[4]孔桥北接冀、深、瀛（今河间县）、莫州（今任邱莫州镇）之间的华北平原中央地带的南北交通大道，南连博（今山东聊城）、济（今聊城西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及黄河重要津渡口：济州津、杨刘渡（今东阿杨柳村），恰与永济渠形成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故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武则天永昌年间（689年）原在永济渠东南30余里的清阳县缘地久积碱卤，遂西移于永济渠东孔桥置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又移于永济渠西岸[5]。懿宗咸通中贝州亦东徙，南临永济渠为城，以清河、清阳二县附郭，直至北宋，即今清河县西城关镇。[6]

内黄县（今内黄县西旧县村），永济渠在县北二百步，有“永定桥”。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朱全忠击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于内黄，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7]内黄当魏、贝去洛阳之要途，又兼桥渡之利，故有所争。

馆陶县（今南馆陶镇），永济渠在城西十里，有“永济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渡，自视作桥成，而过桥西。[8]又，德宗兴元初（784年）朱滔谋取汴州（今开封），使人见魏博节度使田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9]也是由于馆陶位在道中，又有永济桥之便。但是，馆陶县毕竟与运河还有十里之距，不如其北面的永济县跨渠为城来得方便，所以北宋以后县治北移永济。

永济县（今山东北馆陶东南肖城），此县城建置较晚，原来只是永济渠上的一座桥，因行旅客商住店、买卖，渐渐形成市廛聚落，称“张桥店”、“张桥行市”。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始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县，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170尺，深2丈4尺，穿县入临清，故以为名。[10]

临清县（今临西县），永济渠在县西门外，为魏、贝之间蓄积粮粟之地。唐末五代，凡欲取贝、魏者，皆先顿兵于临清。北宋因地处宋辽驿道，为迎候宋辽使臣曾设驿馆。[11]

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旧城西北），隋开永济渠时，地址在渠西北十里之外，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武城县迁至永济渠北义王桥西二里，扼义王桥东通德（今山东陵县）、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之道。[12]北宋末年，迫于河患，复徙渠东，即今旧城关镇。[13]

长河县，原在今德州市东，永济渠在县西十里，有“白桥”。城为水所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永济渠西岸置县，十年（815年）又在渠东置小胡城。[14]晋一度移德州治于此，旋废为长河镇。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复移将陵县治于长河镇，即今德州市。[15]

安陵县（今景县安陵乡），城东临永济渠（即今南运河），有“柏杜桥”。隋开永济渠时置曾县，然城址并不临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移至柏杜桥，于运渠西岸建新城。[16]

东光县，永济渠在县西二百步，渠上有桥名“白桥”。自桥西有路通景州弓高县（今景县），桥东北有道去沧州（今沧州市东南旧城），史称“白桥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王承宗遣兵2万入东光，断白桥路。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杨师厚亦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17]白桥显然是维系河北平原腹地与东部滨海地区之间地交通孔道。

截止于北宋末年，汴河沿岸的州府县城共有14座，镇11座，除开封、雍丘（今杞县）、应天府（今商丘县）、虹县（今泗县）四城起源较早，汉代就已筑城，其余皆随通济渠——汴河开通而出现。汴河沿岸城镇位置的选择也是既考虑到汴河航船上、下行的航速和航程，较均匀地分布；而且多就水陆交会点设置，城镇内普遍建有横跨运河的桥梁，以利南北往来。这一点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20]成寻的日记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舞之声很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当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过三十石，南京应天府不能超过五十石，反映沿河城市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无论从空间位置、或是时间规定上，无疑都是唐朝中期以后市坊制度解体和夜禁制度驰废的结果，也是刺激沿河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汴河水运码头和桥渡职能的限制，汴河沿岸的城市布局形态亦呈现跨河为城，以一条市街为主干，有别于北方平原一般州县城市的特点。

宿州，最初只是一座桥，名埇桥。中唐以后自宋州取东南直路入淮成为正途，“埇桥为舳舻之会”，[21]路扼彭城（今徐州），西接睢阳（今商丘），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水陆之冲。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置州，跨河为城，临河街巷分布着馆驿、酒楼和仓储，每日众多官私船只停泊城内。咸通九年（868年），庞勋乘夜攻入城内，一次劫获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22]可以想象其城内运河的容量甚为可观。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就草市买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23]南宋之际，宋金屡次交兵于淮、汴之间，皆为争夺宿州控扼的主动权，宿州城受到摧残破坏。宋金隔淮而治以后，金人曾重修宿州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09年）楼钥出使北行，路程所见就是刚刚修过的宿州城，他写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宿）州城新筑，雉堞甚整，闻是五月下旬上畔指挥重修……城中人物颇繁庶，……大寺数所，皆承平时物。酒楼二所甚伟，其一跨街，榜曰‘清平’，护以苇席，市肆列观无禁。”[24]“皆承平之物”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推想金朝之重修只在培筑城垣，宿州城内结构未有动改。今天所能见到的宿州市老城区是明朝初年缩筑的，周回只有六里，主要建筑和城市布局仍遵循宋金旧址。[25]今东西横贯全城的红旗路（旧中山路）是主干商业街，高出两侧地面15～2米。据当地老人讲：此街即建在隋堤上。紧傍其南侧20米处，有一平行的东西向小街，现仍名“大河南街”，当是以旧在汴河之南而得名。宿州老城为一东西狭长型轮廓，多东西横街，南北纵巷甚短，只有淮海路贯通南北，或许其与红旗路相会的十字路口（此地地势最高）就是埇桥故址，也是符合当时水陆交通区位的。汴河虽然堙废了，但是东西向陆地交通干线的传统优势并未减弱，从而制约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形态，仍然保持沿河城市布局依从河流走向延伸的特点。（见附图）

灵璧县，灵璧一名早在楚汉相争之际就出现了，项羽败刘邦军于彭城，“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26]不过那时的灵璧在今濉溪市境内，不在今县。汴河开通以后，宿州和虹县相距过远，往来的船只不得不在中途停靠过夜。地点选择在位置适中、又是运河两岸唯一有石质山丘的南麓，即今天县城所在的位置[27]。慢慢地这里开始出现为过往船客服务的店家，有桥相连，起名为零壁（意为孤独零丁的村落）。北宋汴河的繁忙也带来了昌荣，零壁发展成镇市，买卖的兴隆竟使政府在此地收取的商税（熙宁十年税额2156贯）超过了所从属的虹县税额（2042贯）。为了便于管理，哲宗元佑六年（1086年）不得不把零壁镇升为宿州属下的一个县，[28]后又因此地产磐石，改零壁为灵璧。南宋两次北伐，皆与金人争夺灵璧城，居民流散，城郭为墟。元代，自徐州南下扬州的陆路取道楮兰（今宿州东北楮兰乡）、三村（灵璧西北，久沉于水），经灵璧东去虹县（今泗县）、青阳（今泗洪县），而不由宿州，[29]灵璧的地位因驿路所经又有回升。

灵璧县城垣始于北宋，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陈泰交始修《灵璧县志》以为：“自宋立县，历金元至明初尚未有城，弘治八年始筑城。”其实不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宿州之役，李显忠败金将肖琦于灵璧城下，“遂复灵璧，入城。”[30]乾道三年（1169年）楼钥《北行日录》也记载“灵璧两岸人家多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又，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宋将毕再遇和金兵战于灵璧，尝发誓言：“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31]由此可知宋代灵璧县城虽小而城垣具备，县署就在城内东南隅。又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嵩重修县志云，“设县之初，民居夹堤”，“（汴）河形久失，县治东西大路即其堤也。”这也证明明朝重筑砖城一仍宋金旧址，只不过把县署、馆铺移至城西街路北，而北宋城市初创时形成的运河桥与汴河十字型交通骨架仍然保存在县城东半部。今天的灵璧县东西长800米，南北不足500米，主要是一条东西大街穿城而过；距东门不远，为一短而弯曲的南北街与横街相交，两端各通一门。这条横街就是当年的汴河，那十字街口自然应该是城市的生长点——汴河桥的位置了。（见上附图）

类似的情况还有永城县，受运河交通机制的吸引，城市移至汴河岸侧，夹河筑城。[32]城垣东西狭长，中山街斜贯全城，高出两侧地面，也应该是昔日汴河之所在，受泥沙淤高而造成的。中山街在东关附近向北折曲，随即又回复到汴河原来的走向上，当是唐宋以后受某种偶然因素或建筑的影响。汴河在永城县的流向完全制约了城市平面布局和房屋建筑设计的主导方向，使永城县城市形态违法了中国北方平原城市设计一贯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定式。

虹县（今泗县），该城历史很久，早在二千年前，西汉曾设立了夏丘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移虹县治此，以临汴河，北宋因之。清朝乾隆年间因泗州被洪泽湖淹没，徙州治于虹县，取其地势高，不惧水患，虹县名称遂改。[33]

虹县城东南为一系列北北西向砂礓缓岗，高程为373米，使城东地势明显高于城西的徐淮黄泛平原。当年汴河不易开凿，只得偏向东北，绕行今枯河头，再折向东南。当地盛传隋炀帝乘舟东下扬州，行至枯河头，因水涩舟止，不得不“纳粟行舟”，即在缺水河段用稷子拌香油铺于河底，两岸由人拽船而进。文献记载虹县以东汴河河道唐宋时期也确实屡有兴作，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河南采访使齐瀚以江淮运漕经淮水波涛，有沉溺之忧，遂开广济渠下流，自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工，后以水流湍急，行旅艰阻，旋又停废，仍由旧河。[34]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宿、亳丁夫自泗州至虹县沿汴河修作踏道擗岸，其浅处为锯牙，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礓石三十余里，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徽宗大观中泗州知州胡师文因创开泗州直河，筑签堤阻遏汴水，兴师动众，费钱谷累百万计，寻复淤淀，生事功而坐降。[35]以上事例皆说明虹县城东的砂砾缓岗给汴河行水载舟带来很大不便，汴河不得不在虹县由东南流向折转东北。虹县城恰好处在两种不同地貌景观的分界带上，按照城市地理学观点，正是城址长久不废的原因所在。汴河河道的改向亦导致了虹县城市布局也是违背正南正北的传统主导方向。（见附图）

今泗县城区东西长约1公里，建筑形势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门之间的老街集中了全县最主要的商店、旅馆、饭店和影剧院，行人熙攘。此街北侧十余米又有一条同方向的大街紧邻，现已辟作穿过城区的干线公路，其地面明显低于两侧，形成相对高差3米多的南北陡坡。据文献记载：“汴水由虞姬墓经阴陵、鹿鸣二山入州境，穿城东注。西关外为西汴河，东关外为东汴河。”“城内汴河一道，穿泮河而东，长二百八十丈。万历四十四年……以城内汴河道淤塞，城外水冲反跳，乃于水口筑石坝以截其流，开通东、西水关，浚深内河，旧河道凿泮池，使河口往来无滞。由是潼、汴二水之赴于虹者，会城西，穿城东，出东水关南绕，复迤逦而西注，始旋转而东流。”[36]这条低于城内地面的行车干道就是当年汴河的遗址。经县文管会同志指引，找到了它的西端——西水关旧址，砖砌券拱式水门宽3米，拱顶离地面2米，门内水道已为砖填塞。今泗县城的老街当年可能是汴河的南堤，沿河形成市街，买卖业集中的传统迄今不改，还保存着“牛市巷”之类具有商业功能含义的地名。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会馆也邻街选址。城内汴河北岸依次集中着州县衙署、文庙、城隍庙等行政职能机构和受官府政权直接管理的科考、祀典场所。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郑刚中尝沿汴路西去陕西凤翔，留下一部记述沿途见闻的《西征道里记》，其中关于虹县的一段是这样说的：“虹县城因隋渠为壕，潴水深阔，城具楼橹。虹以西诸邑往往皆城，虹独坚密……隋渠自虹以上为陆，木已丛生，县以东水接淮口。”文意表明虹县护城壕水也与汴河相通，这与今日泗县城周围水道的形势是相符的。骑河筑城，城内行船，壕河相通的结构可能是汴河城市的显著特点。由此观之，汴河道上的宿州、虹县、灵璧、永城无论为州为县，皆遵其制。受运河流向和水运码头机制的影响，汴河城市沿运河走向的横轴拉得很长，而城市纵身相对很短。上述特点也影响了汴河故道上的村镇聚落，如：青阳镇（今泗洪县）、马翁店（今马公店）、通海镇（今通湾店）、静安镇（今大店乡）、蕲泽镇（今四铺集）、白禅（白善集）、柳子镇（今柳孜）、酇阳镇等，房屋建筑皆沿汴河而建，拉得很长。甚至影响了今天公路行车的速度和安全，交通部门正在着手改线，绕行村镇外圈，因为这些村镇房舍纵深不大，改线无需绕行过远。由于汴河淤废以后，河床改作车路，继续保持交通干道的功能，沿线城市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故能长久不废，很少有城址迁移的现象出现，这与前文介绍的永济渠——御河沿线城市的发展演变有所不同，虽然双方都处于易遭受洪水威胁的黄淮海大平原上。至于城市布局，则因为永城以西至开封间金元以降屡遭黄河溺荡，地面淤高，汴河形迹不存，旧城堙没，驿路改途。原来受汴河水运机制影响而出现的市街码头布局特点也渐渐丧失，故汴河西线带上的城市格局又转而服从明清北方平原城市方整的布局规律，不再显示运河沿岸城市的特点了。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沈万三”之弟名沈贵，字仲华，又号“沈万四”。沈贵二子：长沈德昌；次沈汉杰，生於延祐七年，卒於洪武四年。汉杰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之北周庄，二子：长沈玠，次沈琼。沈玠三子：长沈海；次沈广；再次沈京华。沈贵次子一支裔绪，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沈万三，元末明初人。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万三是对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富，字仲荣，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家，也是全国首富。如果大家到过古镇周庄，在您对古称秀色称赞不一的时候，或许您没有想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是富可比国的他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的。他经商与发财过程中在周庄、苏州、南京、云南都留下了足迹，但沈万三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蔫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周年镇志》卷二）。

　　元代末年，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沈家漾，有一户姓沈的殷实人家，

　　沈万三

　　谁知突然遭水灾，妻子染瘟疫而死。沈祐用一条渔船载起四个儿子，连夜逃到距南浔百里外的周庄镇。老大老二不幸夭折，只留下沈富和沈贵。有一次，老三沈富竟不辞而别，几天毫无音讯。当大家找不到他，他却兴冲冲回来了。说是到苏州城里去玩了，阊门那里做生意的人既能赚钱，又能到处玩，太有意思了。

　　躬耕起家

　　起初沈家在周庄耕种的是一片低洼地，只出产芦苇和茅草。但他们勤于耕作，使之成了产量颇高的熟地。　周庄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灌溉方便，历来是种植粮食和油菜，种桑养蚕的好地方。沈万三随父亲来到这里，主要也是依靠发展农业生产，“躬耕起家”，随即“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周庄八景之一“东庄积雪”，描绘的正是沈氏庄园当年的景色。东庄有着许多巨大的粮仓，每年都储藏着无以计数的粮食。

　　陆氏赠财

　　元代苏州富室陆德源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手里的巨额财产假如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寿终。　沈万三得到了陆德源的这笔巨资，如虎添翼。

　　出海通番

　　沈万三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把“东走沪渎，南通浙境”，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很快使自己成为江南第一豪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神盆聚宝

　　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

　　沈万三

　　在南京，他为朱元璋修筑城墙以及有关设施，还修筑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所耗费的钱财不计其数。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便是他当年的后花园旧址。奢侈的宴饮和富丽的服饰，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的一把玛瑙酒壶质地通明，类似水晶。中间有葡萄一株如墨点，称为月下葡萄，据说可以换取“嘉兴一郡盐钞”。

巩义康百万庄园导游词

康百万庄园背依邙山，面临洛水，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同时也是十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堡垒式建筑的代表。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 2001年，康百万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授予国家AAAA旅游景区。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家族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封赐而名扬天下。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靠漕运发家，土地兴家，留余治家，耕读传家。从六世祖康绍敬，到十八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清代中期的十四代康应魁，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机“尽忠发财”，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达18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民间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民国时期“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是中原的三大巨富。六、七十年代，河南康百万庄园、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的庄园，被称为全国三大庄园。左前方我们看到有豫商家园四个大字，康家把“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商业经营之中，富裕四百多年，堪称是豫商的楷模和典范。

康百万庄园总占地240余亩，共有19个部分组成。目前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作坊区、南大院、祠堂区等十大部分。有33个庭院，53座楼房、73孔窑洞、97间平房，共计571间，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明清时期整个庄园的全貌，目前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今天主要参观庄园的栈房区，主宅区，南大院。除此之外，康家还拥有自家的林场、木材厂……关起门来，康家可以自给自足、自产自销。2003年在主宅区的一孔窑洞内发现了一个藏宝洞，可以直接通到2公里之外的邙山金谷寨。各位领导这边请，我们首先来参观栈房区。

栈房区修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1885年~1892年），当年康家是利用门前洛河之便做漕运生意，而栈房最早就是作为船只行驶到各地之后装载货物用的停靠点，生意越做越大，栈房就不断完善，现在就成为了集仓库，办公，做生意为一体的商业中心。鼎盛时康家栈房遍及到全国各地，东到日本，西到兰州，南到上海杭州，北到京城天津。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康店栈房就是康家的一个总栈房。当年康家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统称为相公，分为四老相公，八大相公，三十二小相公，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管理结构，逐级管理各地栈房。走到这里，请大家抬头看上方这个算盘，它的长度是999米，寓意为康家的生意长长久久，此外，算盘挂在这个地方，也用于提醒来客，前方为康家的财务重地，无关人员不可随意出入。

金银库是康百万存放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的地方。这里恢复了原貌，陈设了一些官窑瓷器，古董，金银珠宝，银票，合同珠宝箱，博古架，清式板箱，供各位游客参观。“康百万”是富甲中原的巨富，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应该就是金银细软的存放，为此，康百万庄园设有金银库、藏宝洞，逃生洞等，供自己富时藏宝乱世出逃。为确保财富的安然无恙，康家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康家人把金银库设在商业重地栈房区。金银库一个最巧妙之处是内外传唤，外传唤设在门外，内传唤设在三院房檐下，不仔细观察轻易不会被发现，如果一旦发现异样动静，外传唤立即通知内传唤，内传唤接到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财务的安全。在随后我们即将参观的主宅区里还会看到当年康家的藏宝洞，它和金银库的作用一样，都是主人珍藏财物和保护自身安全所需。

作坊区是当年康家主要的生产区域，内部主要恢复了当年康家纺花，织布，酿酒，舂米的场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各位领导通过三十米长的隧道我们即将到达主宅区。主宅区是主要人口生活、居住的地方，是整个园内保留最完整、最精华的区域，占地八千多平方米，有七个院子组成。上方看到“康百万庄园”五个大字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所题写。共有三道防御设施，第一道就是现在穿过的这条隧洞，上面是高墙和墙垛，大门一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第二道防御设施是上面的巡逻通道，家丁在上面日夜巡逻，保卫康家的安全；第三道防御设施是最上面的看家院，家丁居高临下时刻保卫庄园的安全。

进入主宅区我们首先看到面前这口古井名为“叶氏井”。原来这块地为叶家人的地，康家请风水先生来看地的时候看上这块地，想买的时候，叶家人却坚持卖地不卖井，因为水代表的是财源，没有卖财这样的说法，当年的康家用黄金堆满整座的井台，叶家人还是不卖，到最后，康家人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归属权还是叶家人的。

这边请，我们首先来参观第一个院子。上方悬挂这些匾额都是用于歌颂康家的。当年康家修黄河、建学校、免费施粥，被称为康善人。主宅区是康家主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它座北朝南、由东向西，由南院和北院组成。北院一字排开共五个院落，南院有两个院落。

大家现在所站的这个院子是康家第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于乾隆初年建造的，俗称“老院”，是中国典型的前堂后寝三进式四合院。我们看正面这幅楹联“志欲光前唯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意思就是说，想要光宗耀祖，必须读书教子，要造福后代最好的办法是勤俭持家。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豪华轩敞的大厅就是当时康家的主客厅了。“进入康百万，先看留余匾。”在此，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康家庄园文化的象征、镇馆之宝———“留余”。请抬头看，过厅正上方悬挂的这块别致的匾额就是康家的家训匾“留余”。前面这两个突出的篆字就是留有余地的“留余”二字，它上面的内容，开篇提到：“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里引用了南宋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句座右铭来告诫子孙凡事都要留有余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用尽占尽，把它留给需要它的人。又引用明朝进士高景逸的两句话“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可以说把留余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其实不单是它的内容，这块匾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造型像不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呢？这就是说，康家主人希望“留余”思想像一面旗帜代代流传。更为别出心裁的是，您看“留余”二字上留余天，下留余地，以此来告诫子孙后代，要上对得起国家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有人从读书的角度看，这块匾又像是一幅展开的书卷，让人想起开卷有益。这块匾是由巩县文状元牛瑄在1871年所题写。现在已经被列入中华名匾之一。

这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建筑，房屋构造有“厢不压正，西不压东”之说，后为正房，是长辈居住的地方，东西两边为厢房、耳房。因此，东厢房是长子居住的地方，西边的房子，比东边的房子要稍低一些，是次子居住的，耳房是下人居住的。

这是庄园最高的建筑，也可以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康家的历代长辈都在这里居住。在此请欣赏一下目前康家保存下来最精美的一张顶子床。它是用金丝楠木雕刻，由十个能工巧匠，耗工1700多个工时，做了将近五年时间才做成的。采用透雕、镂空雕的雕刻手法，有80多种图案。床柱的雕刻，都是竹节型的，象征竹报平安、节节高。中间雕刻的有福禄寿三星，象征“三星高照，福寿安康”。最上面一层雕刻有一官员骑高头大马，两边有整齐的仪仗队，象征青云直上。第二层雕刻春、夏、秋、冬，象征四季平安。第三层雕刻有礼让、课读、对弈图等人物故事，下面雕刻有小孩戏金鸡、麒麟送子图，有“吉祥如意”之意。总之，雕刻这些人物、花卉图案象征意义是多子、多福、多寿，是人们良好心愿的反映。这张床的另外一个精妙之处，是它可以自由拆卸，它由37个部分组成，通体没有用一颗钉子，完全是铆上去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组合家具。您请看，下人临时休息的地方就在脚踏板前面长方形的这一块地方，因为他们侍奉老人要随时听候老人使唤，所以就睡在老人床前，随叫随到。这张床可以说是木雕的杰出代表。

这个藏宝洞是2003年4月份发现并挖掘的，是从康家第十九代康素禅女士口中得知的。经勘察测量之后，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只挖了50多米。藏宝洞设计巧妙，具有两个用途：富时藏宝，乱时出逃。这个洞里面是洞套洞，窑套窑，洞洞相连，巧设机关。据说有两个出口，一个通到2公里之外的康家军事要塞————金谷寨上，另一个通往邙山岭上，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原战争年代居民的处境与中原建筑的特色。时机成熟之时，我们将继续开发，到时大家可以一睹藏宝洞的神秘风采。

一院的参观到此为止，下面穿过这条过道我们到第二个院落秀芝庭院参观，大家里面请。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窑洞的代表————三层窑楼。这种形式在中原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称它为窑楼，一方面大家可以从外观上看到是上下三层的，上面两层均用木制棚板隔开，用来存放货物,一楼住人。这个院子是康家优秀子女居住的庭院。院中枣树近200年，寓意早日成才。大家将要看到的是庄园的活文物，300年的葡萄树。这棵葡萄树是清朝乾隆年间种植的，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葡萄作为藤类植物能够长成树非常罕见，而像这样一棵枝干穿墙而过覆盖两个院落的葡萄树在全国其他地方就绝无仅有了。这棵葡萄树虽经300年风雨沧桑,却依然枝繁叶茂，每年硕果累累，而且品种是新疆的无籽葡萄，成熟季节在每年七月中旬，届时我们将举办“葡萄节”，欢迎领导到时候过来免费品尝。

我们看到面前这对门枕石是庄园的石雕代表。整块青石分三层雕刻，最上面一层雕刻的是雌雄卧狮。常见的狮子都或蹲或站，怒目圆睁，威风凛凛。这对狮子却俯卧下来，显得温顺可爱。一来显示主人家生活富足、守卫森严，连自家狮子都吃的饱饱的，不用起来看家护院。其次还显示家训低调、留余、不张扬。第二层是一组人物故事。与门上对联相呼映。上联是：“处事无他莫若为善”，我们都知道“百善孝为先，孝以善为本”，因此门枕石上正面雕刻的就是一幅“尊老爱幼”图。内侧雕刻的则是“妯娌和睦”图，“隐寓家和万事兴”。下联是“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相对应的就雕刻了一幅“拜师求读”图。读书要知礼。第三层雕刻的是一组中国传统的图案，正面雕刻“凤凰牡丹”，隐寓荣华富贵；内侧雕刻“麒麟送子”和“金鸡报晓”图。他们通过雕刻在门枕石上的这此内容，让后代子孙进进出出都能看到，并且还要做到，身体力行。

垂花门楼最上面绿颜色雕刻的是三狮舞绳图，取谐音也就是五世同堂，绳子缠缠绕绕无尽头代表富贵不断头，狮子舞绣球好戏在后头。下面四个篆体大字“端洁退让”，教育后代子孙做事要正直清廉，谦虚礼让，这也是康家的家训。这边请，来看一下家谱。下面我们简要了解一下康家的发展史：康家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洪武年间,始祖康守信随母亲赵氏从山西洪洞县迁至洛河边，为了维持生计，在洛河岸边开了一家小店铺，取名为康家店，主要经营餐饮、住宿之类的生意。因为讲究信誉，对人谦和，这个店铺慢慢有了名气，在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这个地方正式根据康家店铺的名称更名为康店，现在康店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康守信的后代。家族生意从第六世康绍敬开始慢慢有了起色，他任山东东昌府大史，管理地方盐业和水陆交通。盐业自汉代以来都由国家专营，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官督商办，使官与商交往甚密，为康家后来经商山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到十二代庄园主康惠时，与明朝皇族后裔联姻，获得丰厚经济基础，实力大增。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意发展到十二代康大勇时有了重要转折，这个时期是清朝初年，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漕运，康大勇紧抓机遇，毅然改变传统仕不经商的世俗观念，开辟了自家的船队，当时的康家大小船只应有尽有，最大的船叫做“太平船”，一次可装运粮食、货物20万斤,在山东和河南之间贩盐贩粮康家的土地在这个时期已达到数千亩到十四世康应魁时，他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机，贿通清廷百万大军的将领勒保，供应全军十年的粮食、棉花、布匹，发了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家族生意已经遍及豫、陕、鲁三省十八县，船行洛、黄、沂、泾、渭、运六河，土地达18万亩，家产达到鼎盛时期,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匾额。这个时期的家业之大被形容为“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但是，任何一个庞大的家族，有兴盛也必然有衰落，康家也不例外。康氏家族的衰落有几个因素：首先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康家所有船队在清军实行的“坚壁清野，划河圈地”运动中全部被凿沉入江底，康家从这时开始无法再进行大规模经商活动。其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路过康店，由康家独自出资迎驾两宫，花费十分巨大。解放后，家族一些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然大部分都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康家后代也是人才济济：其中19代王国权，原名康午生，曾任我国民政部副部长；20代康定军现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在这个人物系列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康家后代高级知识分子居多。

现在我们来到了北边院落的第四个院子，看到一张石桌，它是康家人当年仲秋节拜祭月亮时所用。更为奇特的是在石案的底部还镌刻着一段发人深思的铭文：“顽然一块石，谁道有精神，岂知经镂刻，还能见天真……”康氏家族在赏月、拜月、祭月的时候就借用铭文来提醒警示子孙，这段文字称“石案铭”。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长期的雕琢会变成美玉，一个人只有经过坚韧的磨练，不断进取，才能成功。这就是石案铭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揭示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成材”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康家当年的石屏窑，窑壁上镶嵌着十六块青石雕刻石屏，宛如一幅幅中堂画，悬挂在墙壁上。碑文的内容主要记载了清朝咸丰年间，康家第十五代康道平组织团练，抵抗捻军，保一方平安之后，当地的社会名流，为其歌功颂德的颂词。因此这孔窑洞也被称为功德窑。十六块碑文的书法艺术在过去甚至现在的中原地区都堪称一流，真、草、隶、篆、行各种字体应有尽有。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河南闹饥荒，财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迎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是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您请看正面墙上这幅会恢宏壮阔的《东周迎驾图》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而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达巩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间，当时的庄园主康家第十七代掌门康建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赞道“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如果说此前的“康百万”只是民间绰号而广为流传的话，此后“康百万”就成为皇封借慈禧的金口而名扬天下了。

南大院是当年康家用来接待达官贵人的官院，是康家发展鼎盛时期的象征，也是一座展示康家品位和修养，和处世风格的重要场所。

“康百万可称得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豫商代表人物。无论是经营之道，文化传承，还是民间形象上都堪称豫商的楷模”。经过景区大规模宣传，吸引了众多游人的参观，使广大游客深深领悟到“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