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率美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张善孖嘉其行，画《飞虎图》赠陈纳德。陈纳德很喜欢这幅画，随即将美空军援华志愿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做了许多旗帜和徽章分发部下，以鼓舞战士。现该图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

张善孖善画虎之各种形态，作品精妙沉雄。他笔下的老虎不但威猛，而且有妩媚温柔的一面，他作有《金陵十二钗图》，画的是十二只极具女性气质的老虎，各摘《西厢记》句题之。如“临去秋波那一转”、“羞答答总不把头抬”、“终日价情思睡昏昏”等以寓美人猛虎之意，颇为人称道。他住苏州网师园时，还特意养了一只小老虎，以作绘画观察之用。小老虎和他一样，只吃素不吃荤，夜晚即睡在他的床边，成就了一段“人虎相处”的佳话。

画艺和名气都在二哥张善孖之上的张大千，不愿压倒二哥，故很少画虎，即使偶尔画之，也是为了消遣自娱，从不送人，更不出卖。

1935年春的一天，兄弟俩在一起喝酒，喝得酒酣耳热之际，张大千对二哥说：“我今日作一幅画，你来补景题诗，以表我们兄弟之谊。”接着，他画了一幅六尺中堂《虎啸图》，画毕，酒力也涌上来了，笔一扔，就被人扶着休息去了。

此画用笔老辣，构图奇特，画面上枯松倒挂，怪石嶙峋，一只斑斓猛虎迎风长啸，神态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风格与其兄迥异。

此事不胫而走，第二天就有一个画商找到张大千，愿以高出其兄十倍之价收买其虎作。”

碑：刻在石头上的家谱（一）

一

村南面的南沟梁上，有两块石碑。

碑文为竖排，同为清朝同治六年（1868年）所立。据村民记忆，两块石碑所刻名讳，为表叔父邢文玉祖先。

据石碑所刻名讳排序，参照表叔父邢文玉保存的“疏折”，整理成下文。

其一为：邢福照，石氏生一子为：家骑。

家骑，祁氏生一子为：步昌。

步昌，田氏生二子：长子旺忠，次子富忠。

旺忠，弓潘二氏生二子：长子贵生，次子云生。

富忠，冯氏，子孙不知。

贵生，芦潘宋三氏生一子：成春。

云生，张氏生二子：长子计春，次子喜春。

成春，宋氏生一子：明玉，小名小虎子，我习惯称小虎伯伯，孔氏生三子。

计春，降氏生四子：长子双玉，小名牛子，我应称其伯伯，石氏生三子。次子安玉，小名二土牛。三子良玉，小名三土牛，杨氏生二子。四子全玉，小名四土牛。

喜春，冯氏生二子：长子五玉，王氏生三子。次子文玉。

其二为：邢家旺，白氏生四子：长子步亮，次子步宽，三子步明，四子步林。

步亮，韩氏生二子：长子执中，张氏；次子全中，牛氏生一子：贵荣。

步宽，白氏生二子：长子体中，武氏。次子尚中，胡氏。下有一子：贵福，不知为武胡二氏谁生，待考。

步明，赵氏生三子：长子启中，李氏。次子致中，岳氏。三子正中，王氏。下有四子：贵祯、贵生（卢氏）、贵禄、贵祥，不知为李岳王三氏谁生，待考。

步林，王田赵三氏生三子：长子运中，次子达中（武氏），三子诚中。

据表叔父邢文玉“疏折”记载，他们最“远”的祖先为：楼，邢氏生二子：长子元章，宋李二氏生二子（长子朋，王氏，子孙不知。次子威，王氏，子孙不知）；次子荣章，氏子不知。据我推理，以上所列名讳，应在家骑、家旺之前。

又记，在表叔父邢文玉“疏折”上，还有“贵根田氏”四字，可能系贵字辈。

又记，据表叔父邢文玉记忆，步字辈还有步弓、步月等人。这是其一。其二，家骑与家旺，可能系同胞兄弟。

二

在村西的西梁上，准确地讲，在火车站对面的秃子沟，有块坟地。坟地有棵大柳树，树前有块“蛟龙碑”（村民将碑额上盘着石龙的石碑，统称为蛟龙碑。据我理解，蛟龙碑并非普通村民“权利”，一般为皇亲国舅，或具备一定官职，才有资格立此碑），碑文为竖排，以下实录碑文。

碑正中至上而下有一行大字：恩奖寿官邢公讳新荣字表正郭孺人之墓。其中“讳新荣”与“字表正”分两行并列。大字右面有一行字：男一德郭氏孙善书田氏、善才张氏曾孙如圭、如璧。大字左面有一行字：女适韩门婿韩高华外孙银、镒。

碑刻名讳，为邢姓新荣，字表正，爱人郭姓，敬称郭孺人。由碑文可知，“老人”有一子一女，子名一德，郭氏生二子：长子善书田氏，次子善才张氏。一女名不具，适韩门，意为嫁给一位姓韩的男人。这位韩姓名讳高华，生有二子：长子韩银，次子韩镒。

石碑最右面贴边处有一行字：集贤乡路村二都四甲人寺庄村。与“集”同高，在“集……”句左面有四字：辛山乙向，为此坟坐标方位。

石碑右面贴边处有一行字：大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应钟之月上浣榖旦。榖旦，即谷旦，上午或早晨之义，取意为吉利的日子。榖：音同鼓。

据村民记忆，此碑所刻名讳，为表伯父邢教苟祖先。

2007年国庆节前一天，我正好从京城回村，碰见表伯父邢教苟，谈及此事，他说他父亲名讳邢如意，与碑上所列如圭、如璧为同胞兄弟：长门如圭，小名喜成，田氏生一子，润安，薛氏生一子，根全。次门如璧，氏子不知。三门如意，小名喜元，郭氏生一子，教苟，李氏生三子。

大可浅见：恩，为皇恩。奖，为奖励。据村民讲，过去村民可花钱捐官。此处的奖，似乎与金银有关。寿官，可能是清朝一种官职，可能与“亡人”年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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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像是大风堂，那就是张善孖的？

但看完画后，结论就是，要么是假画，要么就是地方二三流画家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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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张善孖的，那这画的画风和张善孖的差距未免有些远了……而且好几处不是一笔完成，是接的……而且笔锋差距很远……

话说，是不是先用深棕色打了遍底子再描的黑，到末梢处再提扫的？

看看这两处，一处荫的像肉虫子了，一处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更重要的是，那个松枝和草丛有层次感吗？有力道吗？

张善孖本人的画作可以看看，看看这竹叶和草叶的画法，明显不一样。

但如果是画家作品，就这么明显的接驳痕迹，再加上这种草木的画法，撑死也就是一张画几百到数千不等的价位，按尺卖是没可能了……

如果这画家是哪个美院毕业的，那真抱歉了，他这肯定是西画底子出身，这画还得在多练练笔力和用墨的层次……

但不论如何，画这画的人年纪也就是四十左右最多了……

而且，虽然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但太匠气了，落了下乘

柴祖舜 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怎样绘素描头像》《怎样画素描人像》《走兽画技法》等艺术图书，广受专业人士和艺术爱好者的欢迎。同时，柴祖舜开始专事国画，致力于少年时就喜欢的虎画创作。他认为龙是中华的象征，虎代表了民族的气概。他从传统雕刻的夸张变形中汲取养料，兼收历史上画虎名家高剑父、张善孖等人之长，将西画中对结构明暗的把握和对色彩的冷暖的控制体现在画面中，形成自己的“龙虎风貌”。他先后创作过四五幅巨幅长卷《百虎图》，生动描绘老虎在春夏秋冬嬉戏、舔犊、示爱等充满温情的生活场景，实则以虎喻人。近年来，柴祖舜又探索在泥金笺上作泼彩山水，试图表现“大象无形”的画境。

十二生肖的列表

送走鼠年，迎来牛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文化可谓独具特色。生肖文化是怎么来的？十二生肖的排列又是依据什么来定的？

蒋伟，中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书画院特聘画师、上海交通大学书画艺术研究所常务理事。近年来致力于生肖动物创作。

以下是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十二生肖文化，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更具特色的文化之一，因其通俗性兼趣味性沿用至今。身为中国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之一份礼物，就是生肖属相。生肖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关生肖的创作越来越多。我本人主要致力于生肖动物的绘画创作，将其与山水、花鸟、草木集中展现在一起，力求在传承海派风格的同时，探索以动物入画背后的人文内涵。今天的演讲，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生肖文化。生肖文化的起源十二生肖，是我国计算年龄的。 生肖文化，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知道一些。生肖文化流传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围绕它有各种，很多时候莫衷一是。所以，我先来谈谈生肖文化的起源。生肖之“生”，乃指“生辰”，“肖”意即“像”。大量文献说明，十二生肖发源于中国，萌发形成于先秦时期，确立于东汉。生肖文化最初起源于先民的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也是早期天文学的结晶。今天，在一些流传下来的岩画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动物图案，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统时代。在当时，这些图案主要是图腾，或者是象征性的一种说明，还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有关生肖属相之说最早见于中国之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普遍使用生肖。南朝梁陈时期的诗人沈炯曾作《十二属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这首诗在首字按序嵌入了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生性特点，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明朝才子胡俨也曾作诗一首：“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实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徙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邱。舞阳屠犬沛中市，平津放豕海东头。”诗中首联的“鼷鼠”即水鼠，“牛女”即牛郎织女。第三联中的“骊龙”是龙的一个种类，其颏下有一颗，故谓之“骊珠”。第四联提到的“羝羊”即公羊，“触藩”指羊用角去撞篱笆。第五联说的“祝鸡”指呼唤鸡。第六联的之一句，指被汉高祖封为舞阳侯的名将樊哙，他曾在江苏沛县以宰狗为生。最后一句是指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这位丞相当年曾在东海放过猪。胡俨以历史典故写十二生肖，可谓别有生趣。与生肖文化相关的是中国古代天干地支历法。天干地支，简称为干支，源自中国远古时代对天象的观测。经过演变，简化为今天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十天干指的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指的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两者按固定的顺序相互配合，组成了干支法。依次“干”“支”两组号各取一字，一一搭配，由“甲子”至“癸亥”，六十年轮完干支组合序列一个周期，称为“花甲”。从上一个甲子到下一个甲子，正好是60年。这在人均寿命比较低的古代，差不多是长寿、的一生了。进而，人们又将十二地支配以十二种动物，用作相关年序代号，使之趋于形象生动，达到利于记忆、推算之目的，“十二生肖”由此形成。除了以“干支”来纪年，中国古代还用其来纪月、纪日、纪时。因每月天数恰为十进制，一年又恰为十二月，故分别以“干”纪日，用“支”纪月，且将“十二地支”用于纪时，分一昼夜为十二时辰，每一时辰等于现代时间中的两个小时。现在我们看古装电视剧会发现，古代人常常说“时辰”，就是这个缘故。生肖文化与五行、八卦等也有 。比如，子（鼠）属，北方；亥（猪）属，北方。寅（虎）属阳木，东方；卯（兔）属阴木，东方。丑（牛）、未（羊）属阴土，等等。生肖文化的起源几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样古老，它是组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因子，古历法的诞生、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五行哲学观念的产生都包蕴其中。此外，生肖的隐含意义中还 着中国人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这从人们赋予十二生肖的隐含意义可见一斑：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老虎代表、兔子代表谨慎、龙代表刚、蛇代表柔韧、马代表勇往直前、羊代表和顺、猴代表灵活、鸡定时打鸣代表恒定、狗代表忠诚、猪代表随和。

◇蒋伟画作：《十二雅集》

十二生肖排序有何讲究上面简单梳理了一下生肖文化的起源，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谈谈生肖排列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十二生肖，是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有许会问，十二生肖为什么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排列顺序？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搭配原则，乃是解析中国“十二生肖”之又一难题，自古迄今，探研者众多，结论却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仅列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中国宋代学者洪巽乃“奇偶说”代表人物。他认为，“十二生肖”排列与《周易》之哲学相关，其日：“子、寅、辰、午、申、戍，俱阳(阳即指阳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奇数以写名，鼠、虎、龙、猴、狗皆五指，而马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地支)，故取相属之偶数，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意思是说，十二生肖以十二种动物足趾之奇偶与地支相配而成。明代叶世杰试图以“十二生肖”动物“不足之形”释其入选原因。他认为，“术家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胃，猪无筋，人则无不足”。

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李诩则认为，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与上天二十八宿星象位序相关。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值十二时展，每个时辰二宿，子、卯、午、酉三宿，每宿各有所象。二十八宿所象动物按天空次序持列，由北而东、而南、而西进行周转。上面几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或许综合起来，是比较完整的解释。与十二生肖排列有关的，还有一个人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是：为何老鼠排在生肖列表的首位？ 这个，也有不少故事，但其实这样的排列是有讲究的。我们通常讲的十二生肖，蕴一张一弛，一阴一阳，一动一静，奇偶相得的原理。按照洪巽的说法，十二生肖中的动物，无论两足抑或四足，大多前后足趾数相同，“惟鼠前足四趾而后足五趾，奇偶同体，兼备，故置‘十二生肖’之首”。意思是说，老鼠前面两只脚各有4趾，后面两只脚各有5趾，在十二生肖中，只有它是这样的，可谓独树一帜。老鼠的这一特征合之说。无独有偶，明代学者朗瑛在《七修类稿》中也称，鼠前足四爪，偶数为阴，后足五爪，奇数为阳。子时前半部为前夜之阴，后半部为当天之阳，正好用鼠来象征子。清代刘献延《广阳杂记》引卿《松霞馆赘言》：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子时为夜，天还未亮，正是老鼠出没的时间。可见，老鼠排在生肖首位，与天干地支、五行有关。那么，牛为何排名第二？除了，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种说法是，“鼠咬天开”，天开之后，接着要辟地，“地辟于丑”，牛耕田，该是辟地之物，所以以丑属牛。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奇偶说”而来的，牛是四趾(偶)，排在鼠之后，虎之前。也许有人要问，兔、羊等也是四趾，为何牛排在前面？这或许与牛在古代劳动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很大关系。 牛的诗作也有很多，比如，李白的“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张籍的“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而由牛郎织女引申的诗作就更多了，比如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然这里的牛已经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牛了，但也说明，“牛”这个字被广泛使用。而鲁迅先生的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也成为我们自强不息的美德与精神的象征。好几年前， 上曾有好事者提出应该重新变更十二生肖——让为人贬损的“鼠、蛇、鸡、猪”，让更显吉祥的“狮、鱼、凤、鹤”上岗。当时就有媒体批驳其荒谬。十二生肖由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配组成，蕴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如果脱离文化光谈生肖，则只能沦为笑谈。

生肖文化的传统题材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以上我把生肖文化简单梳理了一下。当然，这些是比较粗略的，只能提供一个概貌。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海派生肖文化。因为我是画家，所以主要从绘画的角度来谈海派生肖文化。何为海派生肖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体现海派特点的生肖文化。由于生肖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本地文化结合，由此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当然，“海派”并不局限于上海，但是从上海起源并发展壮大的，因此上海这座城市的主要特点，如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等，在“海派”中得到集中体现。我们说“海派”画派，不能单纯理解为上海人的东西，而是多元元素在这里碰撞、发展并形成独有的风格特点。海派生肖文化的巨大影响，一直波及现当代。从事此类创作的画家众多，诞生了不少生肖文化优秀艺术作品。如：陈老莲、任薰、任熊、任伯年、任预（海上明清四任）、虚谷、胡公寿、张子详、张聿光、张大千、张善孖、徐悲鸿、程璋、江寒汀、戈湘岚、刘旦宅、程十发、朱文候，熊松权、吴寿谷等，这里列举的主要是从事十二生肖动物创作较多的画家。从绘画角度说，海派生肖文化类型基本分为三类。一是传统型。主要是靠师生相传，走的是中国传统画派的路线。二是同源型。比如书画同源，一些人以书法入画，在其书法作品画。三是中西结合型。即将的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三种类型在生肖文化画中均有体现。比如，创作《六松鼠图》的程璋就是一位创新派画家。当时的画坛被吴门四王的画风所笼罩，大家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程璋参用绘画技法，创新画法，结合写生，在风行画派之外自创新貌，在近代画坛上可谓独树一帜。有人曾问我，为什么喜欢创作生肖画？在我看来，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无论是寒林雪原月夜中踟蹰的寅虎，抑或是冬雪初融春溪乍开悄语的一对子鼠，融入了大自然之中，有着特写式的构图所不能替代的意趣。这类艺术思维，或许是眷恋山林丘壑、鸟语花香的幽景，又抒发了亲近动物的情感。因此，我把创作每一幅生肖画视为一种乐趣。在绘画中，我有机地吸收了西画的元素，融合了海派的精华。不求巧饰求真趣，飞禽走兽也娆。在盛世盛年的今天，生肖文化的传统题材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对画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生肖画，不能不了解生肖文化。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必须做到笔笔有来历，经得起咀嚼。很多前辈就是严谨治艺的典范，比如徐悲鸿为了画马，是下了苦功夫的。看起来寥寥几笔，功底在里面，他的兴趣在里面，他的艺术总结也在里面。为什么中国画难学？因为它是综合性的，是靠长期积累打磨出来的，很难“短平快”。

在我看来，任何作品都必须从主题塑造出发，从古老的中华文化宝库中吸分，强化自塑意识。绘画要靠技术，但它更是一门艺术，需要在更次和格调上实现的理想。因此对于创作，态度一定要严谨，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要令人赏其画作，有如品尝佳酿，趣味隽永；又如品饮茗茶，清香阵阵，回味无穷。今天，生肖文化在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生肖金条、生肖金币和生肖纪念币受到市场追捧。比如，《中国纪念币》采用汉代画像石的传统技法，通过使线刻和体积塑造为一体，展现出中国雕刻艺术特点。又如，《十二生肖系列纪念币》采用齐白石、徐悲鸿等绘画的名画设计，通过浮雕雕刻，再现了这些独具匠心的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此外，生肖设计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创作，而是越来越多融入日常生活的商品设计中，从指甲钳、茶杯、小电风扇、零钱包、打火机，到茶叶匙、刀架、水壶，寻常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通过融入生肖元素而提升了附加值。中国生肖文化也吸引了国外设计师的目光，美国一个玩具设计师就设计出十二生肖公仔，深受欢迎。在许多外国人的心目中，生肖文化是“中国年”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起源于中国的生肖文化，已经与我们的、文明深度，渗透到亿万人的生命记忆和习惯中，渗透到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中，也渗透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人生重要历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生肖文化是生长在中华土壤中的传统文明之根，是流在我们身体里的文明血液。

：日报·上观新闻

以上就是与十二生肖的列表相关内容，是关于生肖的分享。看完十二生肖相生相克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之所以张大千什么都画，就是不画老虎，主要是因为他的哥哥张善孖。他的哥哥张善孖是个“虎痴”，平生最喜欢画老虎。张大千无意间画了次老虎，被其他的人看到了，他们都爱上了张大千的老虎，而这样一来让张善孖很难堪，自己画老虎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不如自己的弟弟张大千。所以张大千为了维护自己哥哥的名誉，发誓以后再也不画虎，他想让自己的哥哥一枝独秀，这样的兄弟情也够让人感动的。

张善孖是张大千的哥哥，他非常的喜欢画老虎的，他的老虎画的很好，神情动作也十分的到位。而且张善孖为了画好老虎，还特地在家里养了只老虎。张大千涉猎的范围很广，他平时什么东西都画，但是因为自己的哥哥是个专门画老虎的人，他作为弟弟也不好意思去抢哥哥饭碗，因此平常画老虎就画的少。

而导致张大千发誓不画老虎的还是因为一件事情。当时张善孖和张大仙在院子里喝酒，酒过三巡，张大千借着酒劲想画幅画来给哥哥张善孖助兴，于是他随手画了一幅《虎啸图》。画完了后张大千真的是醉了，于是就被人架回房间休息去了。张善孖在大千走后就想提笔来夸赞一下他画的画。但是就在他打算写点什么时，有个日本人来拜访。他进来后看到了这幅画，当时就打算买下来。张善孖本来不打算买，但是日本人说可以借此机会让他弟弟出名，让别人知道张大千也会画老虎，所以张善孖就把画给卖了。

这画一卖可不得了了，没过几天就有画商来到了张善孖的家，想要买弟弟张大千所画的老虎图，而且愿意出张善孖十倍的价格，而且还不断的说他弟弟画的老虎比他画的好的太多。这样一来张善孖有点儿崩溃，自己画老虎画了一辈子，竟然不如自己弟弟酒后的随笔。张大千为了不让哥哥难堪，所以发誓以后不再画老虎，也不再喝酒。所以因为兄弟情深张大千才放弃了画老虎。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书画同源，中国古代书写绘画全用毛笔，写出来、画出来即是书法和绘画艺术。读书、藏书、书画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所以，书斋是以个人名义所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斋和西方的书房除了布置和装饰上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不同以外，在本质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传统的书斋是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而西方的书房则只相当于小小的私人图书馆，具有藏书和读书的功能。

　　书斋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重文、重史的传统。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这表现在朝廷不仅重视编史修志，而且重视以才取士，其中的“才”主要是指诗书的文才，留下了“文章千古事”、“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豪”格言警句。还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成为贤达，进入品级，或科举及第，从而进入国家的行政机关，进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以，中华大地读书的风气绵绵不绝，这是书斋产生的深厚基础。读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需要配备相关的文化和生活用品，久而久之，书斋便逐步从居室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功能和格局。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

　　汉代司马迁身受宫刑的奇耻大辱，满怀孤愤，足不出户，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究天人之变”，终于写出了鸿篇巨制的《史记》。实际上，司马迁的“工作室”，就是一个独特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书斋”，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只不过当时尚无“书斋”的称谓而已。至此，儒家的学者和诗赋的作家们，均有自己的书斋而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

　　三国战乱频仍，两晋崇尚空谈，学问和艺术之风稍逊，可谓书斋的低潮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尤其是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盛唐是书斋成熟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这一时期，书斋的标志——书斋印也应运而生了。

　　书斋印起源于从作为信证的官印和私印之中分离出来的专门的藏书印，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以上两方是年号印代藏书印）、唐代李泌“端居室”印，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等印，均颇有名，而其中李泌的“端居室”印、南唐李煜的“建业文房”印，已经从单纯的藏书印发展为书斋印了。

　　宋朝虽然在辽、西夏以及金的夹击下，在民族关系和军事防御上呈现屈辱和败退的状况，但经济持续发展，使宋朝有可能用大量物质产品向辽和西夏进贡。南宋偏安，但江南依旧富庶，继续靠进贡获取和平。这一时期，使得酷爱艺术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能够大兴文化事业。两宋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成就繁盛，文人墨客在相对长久的平稳阶段能够读书做学问，把玩艺术，程朱理学也在这一时期创立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是书斋获得同步平稳发展的时期。

　　元代王冕首先使用“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现代意义的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了。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书斋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强盛发达的时期，文化艺术，特别是市民文化较为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并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同时话本、拟话本兴盛，书法、绘画进一步发展，与之相伴的书斋也大为发展，其地位和格局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书斋印更加盛行。

　　清代由于“文字狱”血雨腥风的恐怖，文人学士转向研究考据之学，同时书画艺术继续发展并发达，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白话小说达到顶峰，文人和艺术家的书斋继续繁荣，并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书斋的格局最终定型。与此同时，书斋印在清代继续盛行，并一直延续到现代。

　　书斋和书斋印

　　书斋印：为书房或文房专门命名并制作的印章，多用斋、堂、馆、轩、楼、阁、屋、室、庐、庵等放在后面作为分类通用名称，而在其前面就是书斋主人表达自己意愿的个性化名称，一般是主人自己起的，也有师长或好友给起的。但甭管是谁起的，书斋的名字一定是体现主人的理想和愿望。

　　由书斋的功能所决定，书斋印逐步衍生出一些与之相关的印章，如别号印、收藏印、鉴赏印、校定印等。

　　别号印：是书斋主人姓名外的别名所使用的印章，如某某居士、某某山人、某某主人等，是主人性情和追求的体现。

　　收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收藏、考藏、珍藏、鉴藏、藏书、藏画、珍玩、秘籍、秘玩、珍秘、图书等所使用的印章，其中藏书印应用最为广泛，是主人文化艺术活动的真实记录。

　　鉴赏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鉴赏、清赏、珍赏、心赏、曾阅、过目、过眼、经眼、眼福等所使用的印章。

　　校定印：是姓名或斋馆下面加校订、考订、审定、鉴定等所使用的印章。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世事沉浮，物是人非。历史上那些才华盖世、一代风流的才子们，他们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书斋大多荡然无存，而斋馆印章却往往因其质地的坚硬、艺术的造型以及小巧的型体被人们钟爱而保留下来，并世代相传。即使有的印章本身已不存在了，但印章的印文（或称印稿、印蜕）因钤盖在书籍、书画上而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得知并联想到当年书斋的环境和主人在书斋中清雅的活动，也使书斋能够在文化史上不断有佳话传说。

　　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书斋印是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其次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建业文房”印。

　　书斋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除祖堂外，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场所便是书斋，但祖堂大多和中堂合一，所以，大体上书斋是民居之中惟有的精神场所。书斋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形成营造书斋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书斋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主人使用，如有儿子科举，就会另设一个稍小的书斋，供寒窗苦读之用。

　　书斋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籍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书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学问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也是文化在这里汇集，更是文化在这里传承。之所以有“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之说，就是因为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可以这样比喻：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社会科学院，而许多个体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斋联合起来，实际上就起到了社科院的作用，而且国家不用投资。诸葛亮的“茅庐”，造就了蜀国鞠躬尽瘁的宰相。刘备“三顾茅庐”，获得了人才和天下大计，才丰富了经天纬地、威武雄壮、扣人心弦、传播不息的“三国演义”。同时，许多民族的文化经典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乃至家庭，一定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约束。当一个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虽然仍有强大的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融合在书籍的字里行间，但躯体和大脑毕竟属于自己，书斋的主人得到了个性施展的空间，于是，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可以说，知识分子在继承前人精华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现实经历，加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造，在书斋里融合、发酵，最后，酝酿出崭新的、清醇的、甘洌的美酒。这些美酒不断地融进整体的民族文化，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如王维在“辋川山庄”写就的如画诗歌、黄公望开山水画之宗的《江山万里图》、曹雪芹的堪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严复启迪国人的《天演论》、鲁迅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徐悲鸿歌颂民族精神的《愚公移山》，真是不胜枚举。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可理解为“自然”。这就和20世纪初人类总结工业化进程破坏生态环境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认识相一致。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具有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东方文化越来越显示其超前的科学性。而在书斋的建造、布置和装饰上，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明代学者高廉所写的《高子书斋说》，不仅详细介绍了书斋的格局，而且浸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素。

　　书斋的格局和布置

　　高子说：书斋宜明朗，清净，不可太宽敞。明净则可以使心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到处种上青翠的芸香草，旺盛之后自然青葱郁然。旁边放洗砚池一个，更应设一盆池。靠近窗子的地方，养锦鲤五七条，以观其自然的生机与活泼。

　　书斋中设长桌一张，古砚一方，旧铜水注一只，旧窑笔格一架，斑竹笔筒一个，旧窑笔洗一个，糊斗一个，水中丞一个，铜（或石）镇纸一条。

　　左边放小木床一张，床下放脚凳一条，床头边放小几一张，上放古铜花尊或者哥窑定瓶一只，有花的时候将瓶里插满鲜花以收集香气，平时则将蒲石放在上面以收集清晨的露水，使眼目清爽。或者放鼎炉一个，用来焚烧印篆或燃香，冬天放暖砚炉一个。

　　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中间方长条木几一张（木几以江浙云林的木几最好）。墙上挂画一幅。书室中只有两类画可以挂：山水为上，花木次之。或者挂用来供奉的名画、云霞之中的山水、神像、佛像也可以。木几旁放炉一，花瓶一，匙箸瓶（即筷筒）一，香盒一，这四样东西的种类、档次有着很大的差别，仅凭博学高雅的人自己选择。但四者之中的炉具，则只有汝炉、鼎炉、戟耳彝炉等三种最好，炉的大小一般要求炉腹的直径不超过三寸。花瓶应用胆瓶，花觚是胆瓶中最好的，其次是宋瓷鹅颈瓶，其余的不可以用。墙壁上合适的地方，可挂一壁瓶，四季插花用。座椅则可摆六张吴兴笋凳，一把禅椅，旁边摆一拂尘、一搔背（搔痒用）、一棕帚、一竹铁如意。

　　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诗经旁注》、《离骚》、《左传》、《百家唐诗》、《三才广记》等书。

　　书法字帖方面，楷书则排列《钟繇荐季直表》、《黄庭经》；隶书则排列《夏丞碑》、《石本隶韵》；行书则排列《李北海阴符经》、《云麾将军碑》；草书则排列《十七帖》、《草书要领》、《怀素绢书千文》、《孙过庭书谱》等。

　　其他闲散方面则可排列《草堂诗余》、《正续花间集》、《历代词府》、《中兴诗选》等。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山居隐士长期需要阅读的，所以也是书斋中的必备之书。画卷方面，则可收集旧时作者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或者名人贤士的墨迹各若干幅，用来充实书架。如果没有什么事扰乱心神，人应该经常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高廉的“书斋说”，是中国古代书斋定型的典范，对现代的书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单纯地复制和模仿。实际上，高子的书斋是中等的普通格局，如果更加富有一些，应当没有床，而摆放巨大的书柜和博古架，室内的陈设将更加豪华。现代的书斋大都在楼房之中，成为空中的书斋，没有了庭院相依，离卧室很近，也不会有床，书架上的书籍也会有很大变化。书斋的陈设布置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但不论如何，书斋永远和文化人紧紧相随。

　　名人和书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屋外园中遍植芭蕉，以芭蕉叶子代纸练习书法，其书斋命名为“绿天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学老斋”，寓意为要活到老，学到老。

　　明代毛晋藏书之丰举世闻名，其书斋名为“汲古阁”，并刻有巨型藏书印一方。其印文为：“赵文敏书卷未方，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如把书卖掉，将败家声，则禽兽不如。

　　明代文学家张溥，天生愚钝，为加强记忆，每读文章，就工整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终于背诵如流。故其书斋取名为“七焚庵”。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故书斋取名为“惜字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书斋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如别号印为“七品官耳”，细看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蒲松龄应试落第后，喜欢请人到书斋闲谈，然后根据闲谈讲的故事加工整理写成小说。书斋即是“聊斋”。

　　闻一多青年时求学于外，暑假两月返回故里，依然苦读不辍，自称书房为“二月庐”。成为教授后，在研究学问时，常常通宵达旦，很少下楼，书斋名为“何妨一下楼”。

　　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毛泽东虽为领袖，但他酷爱读书，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个人藏书已达数万册。他常用的一方藏书印为“毛氏藏书”，为上海篆刻家吴朴堂所刻，毛泽东十分珍爱，后来他所有的藏书上均钤着这枚藏书印章。

　　此外，古来一些名人的书斋记录如下：

　　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现代书斋方兴未艾

　　进入了21世纪，有人认为：未来科技将高速发展，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现代生活使传统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印迹越来越淡，对新事物热情的另一面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冷漠，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笔者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观点却恰恰相反：在新的世纪，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现代书斋继承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尚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尊崇，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人们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审美情趣返璞归真，书籍永远不会被废弃。同时，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更多的新生的书斋主体——读书人，读书人不会消失，只要有读书人，就会有书斋。

　　第二，现代书斋基础雄厚。

　　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位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们有了多余的空间来营造书斋，人们有了多余的钱买书、买艺术品来装饰书斋。

　　第三，现代书斋与时俱进。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书斋的文化功能会愈加发达。网络的惊人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到万卷书籍。同时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集中地展示在世界面前，使现代的书斋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宠儿——电脑。

　　总之，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新的时代，书斋依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地。同时，书斋也日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