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典足村位于温水镇东南部，东抵梨元村，南抵仙源镇骑龙村，西抵沙坝村，北抵娄底村。耕地总资源6315亩，其中临时性耕地4550亩，常用耕地1765亩（田1020亩，土745亩）。退耕还林907亩。现有人口3363人。

在温水镇典足村广泛流传枣子岗杨应龙皇城遗址之说。相传，杨应龙返叛明朝，准备在典足坝枣岗修筑皇城。

枣子岗（称官府殿）位于典足坝内高高耸起的山梁上，东面洋山，悬崖峭壁，西面为沙坝，也是悬崖峭壁，北面有一条经石夹口通往山上的小道，南面是通往五四村的一条山路。山中突显一平地，平地内壁葬有五所坟墓，墓碑也不复存在，无从考证。其中让人费解的是，枣子岗上全是石灰岩层，墓的石块从何而来，古人用什么方法将如此笨重的石块运上山的。

杨应龙（1551－1600），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地方政权的第二十九代统治者，后因背叛明朝被杀。明代时，在播州设立宣慰使司，驻地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瞟骑将军。万历十四年，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

杨氏历代统治播州，时任四川总督的李化龙除增收国家税赋外，还私自增加播州的税赋，要求杨应龙长年向其进贡。但杨应龙不允，便派其子前往四川谈判，其子被杀，并将头悬挂于城门，杨应龙震怒，发兵讨伐李化龙。李化龙便向朝庭说杨应龙反叛，朝庭派兵，并钦点李化龙挂帅，对杨应龙部进行围囤。明军兵分八路，刘_受命担任最为重要的綦江一路。

杨应龙知道刘_的厉害，增兵扼守要害。1600年正月，诸将攻克丁山、铜鼓、严村，直捣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峒内地势险峻，杨应龙部将穆照率兵数万连营把守，诸将颇为忌惮。刘_分兵攻其三面，大战于李汉坝（今梨元坝一带），生擒其首领，敌军逃跑入峒。明军乘势攻下三关，直捣峒前，纵火焚烧，叛军死伤甚众。明军攻克三峒，擒获叛军将领穆照、吴尚华。

三月后，杨应龙兵败于海龙囤（位于遵义县太平乡龙岩山东，又名龙岩囤），所有与杨氏家族有关系的人均被诛杀，共二万余人，仅杨应龙幼子杨奉禄被一侍女所救，从海龙囤古堡后山崖逃脱。

穆氏家谱中称：“公元1600年，杨端第29代孙杨应龙造反，将我穆家军中两祖招为驸马，我族人已卷入其间。廷常祖亡于战乱，其子穆_为播军中管粮草的小头目，携家眷逃离习水典觉凤凰庄（明时典觉泛指温水一带）。”杨应龙修皇城之说不足信，穆照修军囤尤有可能。

典足村附近有丹霞谷旅游度假区、四渡赤水纪念馆、土城古镇、三岔河景区、习水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有黔北麻羊、习水麻羊、习水红茶、习水红稗、习酒等特产。

杨应龙（1551－1600），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地方政权的第二十九代统治者，后因背叛明朝被杀。

　　明代时，在播州设立宣慰使司，驻地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瞟骑将军。万历十四年，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

　　杨氏历代统治播州，势力盘根错结，早有不臣之心，他认为四川官军弱不经战，非常轻视，久欲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杨应龙为人狡诈多疑，好以诛杀立威，结怨甚深，所辖五司七姓不堪其虐，纷纷叛离。杨应龙听信宠妾谗言，杀妻及岳母，妻叔张时照向明廷告其谋反。万历十八年（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也上奏杨应龙不法诸事，力主勘问。此时，松潘地区动乱不安，播州壮兵不断受调到外地协防，四川巡抚李化龙奏请暂免勘问。黔蜀两省意见不一。万历十九年，叶梦熊重议勘问，奏请播州改派流官治理。李化龙与之相左，遭致怀疑与斥责。

　　朝廷诏命黔蜀两省会勘，杨应龙当然愿赴蜀而不赴黔。二十年，杨应龙赴渝受审，依法当斩。时倭人进犯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坚持严提勘结，杨应龙抗命不出，朝廷下令进剿。二十一年，王继光会兵进剿，抵达娄山关。杨应龙诈降，暗地遣兵据关冲杀，官军大败且死伤过半，王继光被革职。二十三年，兵部侍郎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请令杨应龙至秦江听勘。杨应龙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并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朝廷允准，以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渝作人质。不久，杨应龙闻次子死，拒缴赎金。二十四年，杨应龙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朝廷震怒。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

　　此时，明朝援朝抗倭战事已经结束，万历皇帝决心平定杨应龙叛乱。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杨应龙于官军集结前率兵八万陷案江，纵兵血洗秦江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

　　八路大军中，刘珽绰号刘大刀，是平倭名将，夙有威名，所部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以重点屯兵于此，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畏惧刘珽，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珽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珽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

　　平播之役宣告了割据播州，传位29代，于公元724年即已建立的杨氏世袭统治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