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韩国人姓金和姓李的特别多?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9浏览:2收藏

为什么韩国人姓金和姓李的特别多?,第1张

一、韩国人的几个大姓:

韩国人的姓氏以金(21%)、李(14%)、朴(8%)、崔、郑、张、韩、林为最多,姓名多由姓氏及双音节名字构成。

韩国妇女婚后并不随夫姓,但子女须随父姓。

二、姓金和姓李多的原因:

1、 由于李和金这样的姓氏属于古代朝鲜皇族使用的姓氏。它们就受到了地方权贵的青睐。

2、后来,越来越多的平民在冠以姓氏时,同样倾向选择这样的姓氏。

3、这韩国姓氏都源自中国,仿效中国姓氏的尊贵读法,是朝鲜宫廷和贵族在7世纪时引用的。(许多韩国姓氏都取自一个单独的汉字。)

4、为区分具有相同姓氏之人的血统,一个氏族的祖籍通常会附在姓名上。金氏具有近300个不同的祖籍地,如庆州金氏氏族和金海金氏氏族。

山东胶东半岛蓬莱、即墨、烟台、权氏先祖原来是在云南打完仗后迁来海防的军户

通过地图查找,在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范围内,只找到三个村名以权字开头的村庄,一个是青岛平度的权家村,剩下两个都在烟台市的福山区,分别叫做权家和权家山。如今平度那个权家村,权姓已经相当少(零星几户);而福山的权家和权家山村,则仍有较多的权姓人。在平度和福山之外的其他县市区,关于权姓的记载也不多。

烟台福山的权家村和权家山村,都位于张格庄镇境内。根据《福山区地名志》记载,权家山建村较早,相传,明洪武年间,权、王二姓相继由“云南” 迁此建村,因村周围皆山,权姓人支兴旺,故名权家山。权家村的权姓为明中期从权家山析出。除了权家这一分支之外,权姓在相邻的文家村以及福山城关也有分布。

百度山东青岛市蓼兰镇权家村:明朝洪武二年(1370年),胶东半岛洪水泛滥,南海与北海连成一片,洪水过后,政府移民,权姓始祖权平南由云南迁来建村,取名权家村。

权平南,顾名思义,因征讨云南叛乱而改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有很多的战士为了表示决心,改了名。

明朝初年,朝廷为了防御倭寇,认识到了“登莱濒海要地有三,而胶为最”(《灵山卫志》),于是在胶州湾两侧密集设置了大量的卫所,海湾以东有浮山所、鳌山卫,海湾以西,则有灵山卫,一东一西呈犄角之势,控遏胶州湾海防。

明代初期,青岛地区来自云南的移民数量较多。这些移民既不是云南土著汉人,更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受朱元璋派遣出征云南的汉族军士及其家属。

据《明史》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兵13万出征云南。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全境,便命沐英率军镇守,设卫、所分置军士,设军屯实行屯垦,自此,许多从征军士便在云南安家落户。云南文山权氏始祖权起龙就是因此落户当地,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就地落户了,陆陆续续的来了,也有呆了几年就移防到山东胶州半岛驻军屯垦,护卫海防的,这就是今天胶东权氏的来源。而征南的权氏先祖们,根据分支的信息判断,归根结底还是从山西大槐树迁到中原的移民,所以,也可以说是大槐树的迁民。

(一) 提及云南移民,由于史籍不载,源流无考,许多难解之谜不仅历代志书无载,在当代编修地方志书中亦未涉及。囿于习惯说法,许多人便把青岛地区的云南移民统统归到了山西省洪洞县那棵大槐树下。今青岛市所辖的5市7区中,几乎都有云南移民,所不同的是数量多寡而已。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如段村镇单家疃之《单氏族谱》:“明永乐二年(1404年),单氏自云南凤仪县迁至段村东偏北立村。”凤仪县明代属大理府,设有洱海卫,清末时改为凤仪县,因该族谱修于清末年间,故用凤仪县之名。再如华山镇牛齐埠之李姓,于永乐二年从云南威宁州迁来立村,到清代该州已隶属贵州省,而其族谱修于清代,故其族籍记为贵州省大定府威宁县。胶州市的800多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达112个。其中,建于洪武二年的16个村,显然与云南移民无关,因朱元璋派兵征云南是在洪武十五年,在此之前,云南由元朝所封的梁王和大理国统治,不可能向山东移民。其余的80多个村庄,大多为永乐年间来胶州屯垦的军户。胶南市的1104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有349个。其中创建于洪武二年的51个村,肯定不是云南移民,其余近200个村庄,大多集中在滨海的几个乡镇。平度市的云南移民尚无法统计,仅知明初在这一带有大嵩卫、鳌山卫和浮山所设置的许多军屯,其大多集中在平度的南部和东部。黄岛区的143个自然村中,由云南移民建村的有23个。这些村庄的云南移民,大多与明初灵山卫设防有关。青岛市的市南、市北、四方和李沧4个区现有的或已撤销的村庄中,半数以上是由云南移民创建或是后来迁居至此的。如市南区的青岛村、会前村、田家村、辛家庄,市北区的杨家村、夹岭沟、埠西村,四方区阎家山的阎姓、香李村的李姓、湖岛村的王姓、沙岭庄的曹姓、保儿村的王姓和河西村的袁姓等,都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李沧区由云南移民建立的村庄达半数以上。

青岛境内的明代卫所城墙,以即墨雄崖所保存相对完整,其余大多已经难寻古迹,灵山卫现今也看不到多少要塞痕迹,唯独在部分地名当中,还能看出历史的尘埃。

(二) 云南移民在青岛地区分布的地域大多在沿海一带。如即墨东部沿海的金口镇、田横镇和温泉镇一带,胶南的王台镇、红石崖镇、灵山卫镇和隐珠镇一带。特别是环胶州湾沿岸,云南移民的村落更为稠密,大多靠防倭之卫、所。崂山区王哥庄靠近“鳌山卫”,这里有云南移民居住的村庄34处,占总村庄的三分之一。崂山区的中韩靠近“浮山备御千户所”,这里的40个村庄中,有30个是云南移民创建的。云南移民的祖籍已不可考,已查实者大多来自乌撒卫。“卫”是明代的军事单位,乌撒卫的治所在今贵州省威宁县。据《登州府志》附录中之《乌撒考》中记载:“明永乐二年,朝廷曾将乌撒卫的大批汉族军士和军户调往山东,他们从陆路到重庆,乘船渡三峡顺流而下,直抵江苏的扬州,然后转大运河北至淮阴,弃舟陆行,取道赣榆、诸城、胶州而达即墨各地。”所谓云南移民乘船来山东,即指此而言。城阳区肖家村之《肖氏族谱》中亦有类似记载。有些云南移民并不是直接到达青岛地区的,如城阳区流亭村之胡姓和白埠村之杜姓,皆从云南乌撒卫迁往青州,然后又从青州迁来。崂山区乌衣巷村的徐姓,是从云南昆山迁居上海徐家汇,后又北上至崂山老鸹巷立村的。城阳区古庙头村的云南移民是从诸城迁来的。

(三) 明代的云南移民,对青岛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功不可没,特别是军民并肩屯垦戍边、同仇敌忾、共守海防的事迹,书写了明代青岛历史上最闪光的一页。明初,倭寇7次入侵青岛,使青岛百姓苦不堪言。从洪武二十一年(1382年)起,青岛沿海设置卫、所后,军寨、墩堡星罗棋布,形成了固若金汤的海上长城,使倭寇不敢轻易来犯,纷纷窜往浙、闽沿海一带。城阳区小寨子村的张姓,是从云南乌撒卫迁来的,在其族谱中,记有张徽、张清兄弟二人分别在鳌山卫和浮山所任军职,分守海隅。即墨市留村镇大村之《邵氏族谱》中,也记有邵氏兄弟自云南乌撒卫来山东。由于明代云南移民的大量定居,使青岛地区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新编《即墨县志》记载,仅明代因建立卫、所和军屯而迁入的军户达7万余人。丰厚的人口资源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为明清两代青岛地区的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青岛地区云南移民的祖辈都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他们的祖籍大多为安徽、江苏等地。这些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与青岛地区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风貌。青岛地区的某些方言、民俗与江淮地区极为相似,如咸菜在苏北称“盐渍”,而青岛地区的萝卜咸菜因是挂起来晾晒,所以称为“挂渍”(用方音读为“瓜荠”)。再如胶东的民间秧歌花鼓,颇有安徽凤阳花鼓的韵致。由于云南移民的特殊经历和处境,逐渐影响并形成了青岛地区敦厚、友善、睦邻、节俭的民风,并且铸就了青岛人讲义气、重友情的性格。

黄济显、李景智在《寻根追源即墨人》一文中称,从公元1127年到公元1368年这241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明朝建立之后,即墨地区人口的减少主要牵扯三件事,一是靖难之役,二是永乐扫北,三是唐赛儿起义。

移民主要来自云南乌撒卫

朱元璋力主休养生息,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山西成为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很多山东人的口头禅都是,“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而事实上,大多数即墨移民并非来自山西,而是云南。

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记载称:“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黄济显、李景智在文中称,以上三姓均属于零散移民。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一文中称,明代初期,移民即墨的主流是来自云南的军户。鳌山卫镇有37个自然村是明洪武、永乐时建村的,其中23个村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明初建村数的62%。田横镇明初建村35个,其中25个村的族谱记载其先祖是从云南移民来的,占71%。

很多宗族的族谱也进行了记载,说是来自云南乌沙卫或是乌撒卫,这两处应为同一地方,因发音相似而混用。比如,金口镇南阡、古阡村的《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沙卫之乐古屯 。“乐哥屯”和“乐古屯”应该也是同一地方。而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始祖来自于云南乌撒卫的银子桥。这些军户应该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设立鳌山卫时,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第一批移民。而如今即墨通济街道办事处的张家西城、窑头等村的张姓的始祖就这一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

孙鹏称,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是在明永乐初年(1403年),因为“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而迁来即墨。比如,如牛齐埠的《董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而威宁州的治所正是在乌撒城。如今华山镇小埠《李氏族谱》记载称:明朝永乐二年,由由小云南毕阳县(当为今之毕节县)东门里 ,迁居即墨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另外,店集镇青山西村的《邵氏族谱》记载称: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戍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青山之前 。这里说的徐辉祖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儿子,这一记载正说明了迁徙是因为“靖难之役”。

据明朝万历年间的《即墨志》记载,万历初年,即墨县总户数为11231户,其中军户为6290户,占总户数的56%。岛城文史专家侯文程考证称,据有关史料记载,即墨市的1000多个村庄中 ,约有225个是由云南省移民立村的。这些军户并非少数民族,而是汉族士兵极其家属。他们很可能在云南娶了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生子,也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学者张彩霞在《明初军户移民与即墨除夕祭祖习俗》一文中称,在即墨有关于“高祖公”和“高祖婆”的传说,说的是一场洪灾之后,人类灭绝,一对兄妹在仙人指点下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始祖。这一故事与云南地区瑶族等少数民族传说结构相同。而在过去,即墨人过年祭祖时,所供奉的就是“高祖公”和“高祖婆”。另外,当老人去世后,即墨人还流行说“人死了是回云南老家”,祷告亡灵时说“吃饱了,向西南走吧”。

判断是丹阳权氏被派驻云贵军屯的后代,与文山权氏始祖权起龙有关。

清朝中后期闯关东到东北的大多是基本是胶东半岛的分支,半岛山多田少。

 

个人搜集整理资料,仅供参考

余姓源流余姓起源有三:

1 、据《风俗通》载,余姓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春秋时,秦国有个臣医叫由余,他的祖先是晋人,避乱于西戎。由余本来在西戎为官,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就留在秦国为臣。他为穆公谋划征伐西戎,使秦国成为西方霸主。他的后代子孙以其名字为姓,有的姓由,有的姓余, 同出一宗。

2、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据《国语》载,“潞、洛、泉、余、满五姓,皆赤狄隗姓。”

3、系铁木复姓所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代,出自铁穆氏宰相之家。相传铁穆宰相乃是忠臣,太祖听信谗言,要捉拿铁穆宰相的五个儿子。五子星夜出城,逃至贵州,见太祖亲领追兵前来,就躲在凤锦桥下。追兵到来时,有人见桥下水波动荡,提出可疑,太祖未加细查,随口说:“江中有水,水中有鱼,何必大惊小怪,快快继续向前追赶。”铁穆氏五兄弟逃脱后,原想改铁穆氏为金氏,最后决定改为余氏。“余”比金字少一横,又是“水中有鱼”的鱼字的谐音,堪称一字双关。

姓氏分布

历史上,余氏基本上是一个较典型的南方姓氏。余氏最早的发祥地应在今陕西凤翔至咸阳一带,具体播迁情况因缺乏资料,故难以详考。大致上讲,余姓于汉时迁入安徽的歙县一带,并落籍此地繁衍发展。汉以后,我国南方北方的余姓基本上都在繁衍,但北方要弱得多。余姓有不少迁居浙江、江苏、江西等地。魏晋南北朝时,余姓已成为新安郡一带的望族。又由于北方战乱,余姓南迁不可避免,部分余姓族人迁入湖南、湖北。唐代以后,余姓才迅速壮大起来,并形成东南一带两处望族。余姓迁入福建、广东等地,始于唐末宋时。明清之际,余姓不仅已遍布江南各地,而且北方各地的余姓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郡望堂号

1、堂号

“清严堂”:宋代余元一,是朱熹最喜欢的门人,最讲仁义理智信五伦,号“清严”。

“忠惠堂”:宋时余天锡是宰相史弥远的家庭教师。沂王无后,命天锡在王族里找一个比较有贤德的幼儿作儿子。天锡给他找来了贵庄,就是后来的宋理宗。理宗即位,封天锡为奉化郡公,死后谥“忠惠”。

2、郡望

新安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08年)改新都郡置郡,治所在始新(今淳安西)。相当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地。

下邳郡: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改临淮郡置国,治所在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辖地北至江苏新沂、邳县,南至安徽嘉山,东至江苏涟水、淮安和靖江市。南宋时改为郡。

吴兴郡: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相当于今浙江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县地。

姓氏家谱

山东:泗水余氏会通世谱五卷外纪一卷

江苏:镇江京江余氏宗谱四卷、镇江余氏宗谱四卷

浙江:淳安遂安西涧沣南余氏族谱三卷、象山峰北余氏宗谱一卷、长兴麻圆余氏宗谱十二卷绍兴会稽余氏支谱十卷首一卷、常山余氏宗谱七卷

安徽:余氏族谱(卷数不清)、徽州新安余氏世系像谱不分类、休宁余绍贤堂族谱三十卷潜山余氏宗谱三十卷首一卷

福建:安溪余氏族谱不分类、长乐余氏世谱家传不分卷

江西:抚州梨溪余氏宗谱(卷数不清)

湖南:新洲余氏宗谱二十九卷首六卷

广东:余乐族谱三十卷、曲江余氏族谱四卷

四川:长寿余氏族谱一卷、荣县余氏族谱四卷

历史名人余栋臣:著名的反洋教英雄。1890年、1898年两次在四川举行反帝起义,焚教堂,打击反动教士,影响30余县,震动朝野。

余象斗:福建建安人,著名的通俗小说编著者和刊行者,经他编著和刊行的小说有《四游记》、《列国志传》、《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等。

余靖:曲江(今属广东)人,官至工部尚书。他以敢直言著称,在宋仁宗天圣年间,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并称“四谏”。范仲淹被贬时,朝野百官不敢吭声,惟有他出来为范仲淹主持公道,结果一同被贬。后任右正言,多次上书建议严赏罚,节开支,反对多给西夏岁币。他又曾三次出使辽国,因用契丹语做诗被劾。不久又被起用,加集贤院学士,官至工部尚书,著有《五溪集》。后来,广州设有一座“八贤堂”,余靖即为“八贤”之一。

当代名人余光中(1928- )

生平简介

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1928年重九日余氏生于南京。青年时于四川就学,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修读外文。1945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蓝星诗页》。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0年五月到台湾,九月以插班生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两年后毕业。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10月,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1956年与范我存女士结婚,后育有四个女儿。年间先后任编译官及大学教职。1958年到美国进修,获爱奥华大学艺术硕士,毕业后回台任教。先后任教于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期间曾两度赴美任多间大学客席讲师。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荣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1974年到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九月离港回台,定居高雄市,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研究所所长。十月获 新诗推荐奖。1988年起余氏担任梁实秋文学奖翻译评审一职,对之策划、推动所耗心血非常多。1991年十月于香港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会,并接受该会颁赠的荣誉会士衔。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主要诗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敲打乐》等;诗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著有 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大陆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

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事实上,要谈论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真是谈何容易。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余氏之祖——由余(繇余)

由余,一作繇余,春秋时秦国大夫,其祖先为晋人,后流亡入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由余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便留秦国为相,很得穆公信任,他助穆公征伐西戎,攻灭十二国,使秦国成为西方霸王。他的后世子孙遂以其名字中的余为氏,称余氏。

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后来他去了西戎,他的事迹,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记载,首先来说他对秦国的贡献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国在春秋中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秦文化有一个特征就是“拿来主义”,春秋初期的秦国文化是比较落后的,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文化所奉行的伦理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周人的礼制,所以秦国在穆公时代,基本上所认为比较珍贵的东西,还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所崇奉的宫室,财货,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秦穆公向他展示秦国的宫殿珍玩,由余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穆公感到比较奇怪,说中原华夏国家治理,靠的是诗书礼乐法度,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救世于混乱,戎夷没有这些,要治理好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说:恰是中原华夏有诗书礼乐法度所以才那么难以治理,自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从这方面来看,由余自戎使秦,与穆公的这段对话,反映了秦在春秋时代一方面积极吸收周文化成果来建立制度文化层的同时,还在不断在与戎族的交往斗争中,拿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这一点给后来秦国能够彻底的实行商鞅变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心态基础,秦穆公认识到由余是个人才,如果让他在戎,则会成为秦国的祸患,于是设计让由余归顺了秦国,秦穆公三十七年,秦采纳由余的策略,转变进攻方向,全力攻伐西戎,灭掉十二个西戎小国,史称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因为西周亡于西戎,所以秦穆公的对戎战争虽然没有像齐桓,晋文一样取得中原霸主地位,但是周天子还是一样派遣召公向秦穆公致伯,承认秦的西方霸主地位,大大提高了秦国在诸侯中的影响和地位,在左传等史书中,秦国的历史自秦文公开始见于《春秋》,但多不书国君事迹,而自穆公称霸,“秦伯”之号开始频繁出现,这也可以算得上是由余对秦的功绩,最关键的是,穆公向西扩张,给尚处在发展阶段的秦国一个比较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发展空间,为400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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