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都德（1840～1897）

Daudet，Alphonse

法国作家。1840年5月13日生于普罗旺斯，1897年12月15日卒于巴黎。1857年到巴黎，在其兄历史学家艾尔莱斯特·都德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1860年进莫尔尼公爵办公室工作，有机会回到南方及阿尔及利亚等地游历。短篇小说颇有成就，最有名的是《磨坊文札》与《月曜故事集》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写过 12 部长篇小说 ，以《 小东西》、《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和《萨福》等最为出色。都德是左拉自然主义的信徒，也写过《富豪》、《努马·卢梅斯当》和《不朽者》等揭露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小说，不过他的作品以讽刺和怜悯的笔调为主，不像左拉的小说那样大刀阔斧、气势磅礴。42岁起患神经官能症，在后15年中带病坚持创作。

都德的作品带有他的出生地普罗旺斯地区的特色。其中《磨坊文札》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小东西》可以说是他的自传，尤其是第一部主人公埃赛特在法国南方的经历更是如此。因为写的是自己的切身经历，所以格外真实动人。

《达拉斯贡的达达兰》是一部漫画式的小说。主人公达达兰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便胡思乱想要创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对世界之大毫无印象，到阿尔及利亚猎狮，结果把毛驴当成狮子，又上了骗子的当，打死了一只修道院驯养的瞎眼狮，结果大吃官司，出尽洋相又赔光钱财，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却被家乡人当成英雄来欢迎。达达兰因此成了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庸人的典型。都德利用这部小说善意地讽刺了法国南方小城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刻画了南方人爱慕虚荣、浮夸怠惰的性格。

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

法国小说家。生于尼姆城一破落商人家庭，生活贫困。曾任学校监学(类似辅导员)。17岁时带着诗作《女恋人》（1858）到巴黎，厕身文学界。 1866年以发表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成名。这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作者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深厚的乡土感情。其中有几篇是美丽的童话，例如《塞甘先生的山羊》，叙述塞甘先生的一头温和而漂亮的小山羊,酷爱自由,不满足于后园的青草，偷逃到附近小山上漫游,勇敢地和狼搏斗,直到精疲力竭被狼吞噬。《高尼叶师傅的秘密》描述塔拉斯孔城开设面粉工厂后使当地磨坊的风车都停顿下来，但高尼叶师傅磨坊的风车却照旧运转不休，原来他用生石灰冒充麦子磨成粉。他的苦心却博得了居民的同情。《磨坊书简》 发表两年后， 都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这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以轻淡的风格叙述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它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因此，都德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是反映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最后一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 中国也有译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都德的短篇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1878年、1896年又先后发表了《故事选》与《冬天故事》。

普法战争以后，都德创作了长篇小说《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1872～1890）、《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雅克》 (1876)、《富豪》(1877)，《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福》(1884)、《不朽者》(1888)等。都德在《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中塑造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雅克》叙述一个贫苦男孩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 与 《小东西》类似。在《富豪》中，作者写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至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的社会风尚。《努马·卢梅斯当》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到部长的高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形象。《不朽者》主要是讽刺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究，他毕生努力奋斗，终于混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了被称为“不朽者”的院士，但他的论著却被发现是假科学。《萨福》写一个浪漫女子萨福的庸俗的爱情故事，曾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法格的批判。 都德是位多产作家，除著有大量小说外，1888年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1872)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都德的《最后一课》是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自1873年发表以来，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并常被选为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流传广泛，脍灸人口。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样一篇小说，在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是很易引起共鸣的。

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功能，因此，他极力强调小说要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这固然主要是针对创作小说而发，但可以说，近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翻译作品也是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宗旨的。

《最后一课》被介绍到中国来，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爱国主义。这可以从先后发表的几种译文上得到佐证：1913年1月发表的匪石译本将《最后一课》标明为 “教育小说”，1915年5月发表的江白痕译本则标明为“爱国小说”，两者不约而同都强调了作品的爱国性质及其教育意义；此外，胡适的译本和江白痕的译本还分别对小说的篇名作了改动，胡译为《割地》，江译为《小子记之》，显然，译名强调的是对丧权辱国的刻骨仇恨。这些细节已颇能说明问题，但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上述三种译本都非常郑重地在译文前加有按语，有的甚至还有跋语，这些“序跋”，更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翻译这篇小说的意图。

目前发表的《最后一课》的最初译本是由匪石翻译的，发表在1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2卷1期上。译者生平不详，以“匪石”为名者大约不会很多，故未知是否即南社成员陈匪石。据郑逸梅先生《南社丛谈》载，陈匪石早年曾留学日本，“庚辛之际，新学渐盛，他任课幼幼学堂，时以国家积弱之故，与列强国力外张之由，勉励学生，谓：‘学必有用于世，始名为学’。”从上述记载看，陈匪石从日文转译此作也是有可能的。其译者按语曰：“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兰西与普鲁士交哄，法人大败，普军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攻法之巴黎，法人力竭不能御，乃为城下之盟，赠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我国庚子赔款矣。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那恋两省之地与普。时文学大家都德目击其事，然伤之，乃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然，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言虽鄙俚，含有精意。法国小学教师，咸定为课本，授之儿童云。”这篇按语言简意赅，既交待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又深深寄托了对法国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爱憎是很分明的。译文纯用白话，通俗明了，但对原作却略有删改，如“我”上学前在市政厅遇见铁匠及其徒弟的情节即被全部删去。一般来说，翻译作品，尤其是寥寥二、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很难引起什么反响，但匪石的译文发表后仅两月，即有人赋诗发表读后感，其诗名《〈最后一课〉题辞》，作者健铁，诗曰：“柏林书到意苍茫，汉麦先生辍讲章。四十年来求学地，知从何处话兴亡。凝神端坐睨诸生，忍泪念愁哭不成。祖国文章君识否，山残水剩最凄清。一声木铎日轮高，却怪先生新换袍。稚子亦知亡国恨，春风和泪看胡桃”（载1913年4月15日《湖南教育杂志》2：6）。

诗作语气沉痛，但又不乏愤激，说明作品在当时深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第二种译文是胡适翻译的。胡适于1910年7月考取第二届庚子赠款留美官费生，遂赴纽约康奈尔大学深造，《最后一课》即译于美国，于1915年3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春季号上。据该报编者注明，胡适此译作曾刊登于上海某报，此说如属实，则胡译首次发表大约也在1913年左右，因为胡适译文后注有 “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的字样，从时间上推算，发表之日当和匪石译本基本同时。此外，胡适的“译者按语”在内容上和匪石基本相同，甚至连造句遣词也大致吻合，这种雷同现象颇令人迷惑不解。胡适的翻译，素来删节极多，曾被人讥之为“胡译”。这篇译文在三种译文中也是删节最厉害的，大凡无碍基本情节的景物描写，人物语言等等均遭删节，以后曾有人在《洪水》杂志上引法文原作对胡适的这篇翻译大加指责。尽管如此，胡适的译文在语言上是比较规范的，在当时也比较受欢迎，1917年收有《最后一课》的（胡译）《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至1940年累计重印多达21次，由此不难揆察胡适译作影响之大。

继胡适译本后，江白痕在1915年5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也发表了《最后一课》的译文。江白痕其人不详，他发表作品不多，偶尔在当时的报刊上能看到他的译作。他在译文前也加有一段按语，曰：“普法战争后，法人割亚尔萨斯、罗亨二州以和，而亚尔萨斯人常不忘其祖国，今观是篇，对于祖国文字三致意焉，法人爱国之情亦可概见。”文字之间，可以看出充溢着对祖国的眷爱，其翻译此作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和前述两种译文不同的是，江白痕系用文言翻译，然译文却十分忠实原著，基本是逐句翻译，当可说是对《最后一课》的首次全译。

除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后一课》精湛的艺术构思也常为人们所赞赏，难能可贵的是中译者们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匪石和胡适曾分别在译文后特附跋语，对都德的艺术技巧赞叹不已，兹抄录胡适“跋语”之一节，以见其仰慕之情之一斑：“此篇佳处，在于设想之奇。夫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恸，是何等重要问题？而乃以孩童语气出之。全篇所写，是一蒙学堂中琐屑之事，计时不过半日，而读者心目中俨然想见异族之威，亡国之憾，真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此短篇小说之上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