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历史悠久。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第一次迁徙高潮源于两晋“永嘉之乱”，来徽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九族。第二次迁徙高潮行于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来徽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24族。第三次迁徙高潮起于两宋“靖康之乱”，来徽的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15族。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朝代上看，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57个，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洪、余、鲍、戴、曹、江、孙、毕、朱、巴等姓次之。外地大姓迁徙徽州主要在汉、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等朝代，迁徙最多是在唐代，共有24个姓氏家族；其次为宋代，有15个氏族。这与上述中原氏族三次入徽大迁徙是相一致的。迁徽大族原籍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等省。可见，中原地区是徽州氏族的主籍地。

都是到，秋天到黄山走一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在安徽不止有黄山，还有一个古老的徽州村落，景区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结合，非常具有人文历史的一个小村子，徽派建筑沿着小河流林立，船形村依山傍水，水至今还很清澈，涓涓细流不停歇，风水应该是极好的。徽派建筑加上小桥流水人家，美妙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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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是胡姓聚居的村落。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称，景色幽美。传说中这里的人家绝大多数都姓胡，有一家姓丁，像船锚一样把船钉在这风水宝地。胡家祖上就出了很多人物志士，人杰地灵。明清两代的箭镞保存较好，胡氏宗祠，奕世尚书坊都保存完好。

来绩溪，主要就是为了来龙川。距离县城10公里左右，公交车可到。景区不大，逛一圈1个小时左右，有1600年的历史，房屋和街道小桥都是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当地的徽派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这里现在人少景美，在路边慢慢走着，暖暖的太阳，个人认为有点味道。皖南的秀山秀水，细品另有风味。

这里是龙川很安静的一个小地方，历史文物什么的保留的蛮多的。当时看到胡氏宗祠木门上的雕花，真真被震撼到了，栩栩如生。如果有幸在晚上，躺在大桥上看星空，那将是很美很美。这里原来是叫坑口村，自某涛成为某人后，当地就觉得这名字太磕碜人了，于是就改成了龙川。

古代牌坊分三等，御赐、恩荣、圣旨。1，御赐是指皇帝下诏，国库出银建造。2，恩荣是指皇帝下诏，地方出银建造。3，圣旨是指地方申请，皇帝批准然后由家族自己出银建造。建于明代，上面的书法据说是文征明的手书。上面雕刻图案的具体意义记不清了。

龙川水街。高端是龙堤，铺着鹅卵石，代表龙鳞。低的是凤街，铺的是平石板。代表龙凤呈祥的意思吧。我觉得卧虎藏龙里俞秀莲的镖局和祠堂的构造很像，不知道是不是取过景。

徽州地区自古多雨，遇见当地人告诉我，一年365天，可能有雨的时间要有280天以上，加上5月到7月还有梅雨的影响。不过我自身的经历看来，这边的雨多半是阵雨，一阵一阵，所以千万不要过于担忧，也不要担心因为雨会打扰游览的性质。其实古徽州建筑在雨中雨后反而更美。

有人觉得相比西递宏村南浔这些古村落，绩溪龙川有些小了，花几十块门票去不值得。不过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冲中国“龙脉”这个噱头和胡氏故居的吸引，完全是值得的。参观下来也印证了我的想法，确实小也有小的美，精华。当然如果时间真的很紧张，确实也可以忽略，因为徽州的建筑物大体是相同风格的，但是村落的布局，和背后的故事却不尽相同，就看你如何取舍了。

值得提的一点是，下雨天的龙川其实更有气质，更美，不要担心雨天会影响你的行程。避开旅行团的最好方法是9点之前进村或者待到中午以后，那时的人流量会少很多。

1、汪华

汪华（586年～649年） ，原名汪世华，字国辅，一字英发，歙州歙县登源里（今属安徽绩溪）人，隋唐时期割据势力，唐朝大臣。

隋末天下大乱之际，汪华为保境安民，起兵统领了歙州、宣州、杭州、饶州、睦洲、婺州等六州，建立吴国，自称吴王。

实施仁政，吴国境内百姓安居乐业，在群雄争霸、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国安宁祥和；武德四年，汪华审时度势，说服文臣武将，主动放弃王位，率土归唐。

唐高祖李渊授予上柱国、越国公、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政；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授予忠武大将军、参掌禁军大权，委以九宫留守，辅佐朝政，位极人臣。逝后，唐太宗赐谥忠烈，予东园秘器。

汪华集儒释道于一身，文韬武略，拥有非凡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自唐至清，唐玄宗、宋徽宗、元世祖、明太祖、乾隆帝等历代帝王多次下诏，视为忠君爱国、勤政安民的典范表彰；赵普、李纲、苏辙、岳飞、朱熹、文天祥等历朝文臣武将赋诗题词，把他作为千秋楷模来赞颂；

江南六州百姓奉其为神，拜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太平之主”，建祠立庙七十余座，四时祭祀，千年不辍。

2、朱熹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3、戴震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又进而阐明义理，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有所抨击。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梁启超、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4、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在中国***“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5、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

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汪华

——朱熹

——戴震

——陶行知

——胡适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

徽州文化，总带着一种风韵！带着一种传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样发展的？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山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于山伐，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铸就徽州文化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人民被迫举家迁徙。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诘龋即罅ν菩欣褚堑嘉难а拧保晌罩莸纳缁岱缟小Ｓ谑牵性幕ソフ季萘酥鞯嫉匚弧Ｈ欢⒉荒芩担性何木腿〈说钡厣皆轿幕/p>

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辅郡，即畿辅之郡。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徽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明清时期达到高潮

这种交流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其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徽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历史记载的徽商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转型的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中，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构成了徽学研究的深厚根底。而对徽州文化史的探索，无疑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继大型学术丛书《徽州文化全书》出版之后，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问世，不啻为徽学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来源：徽州门户网）

不是“无徽不成商”，而是“无徽不成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徽”不是指“安徽”，而是指“徽州”！“无徽不成镇”说的就是徽州商人善于经商，他们往往以宗族、同乡等为纽带，远离家乡奔赴外地经商。因为徽商拥有先进的经商手段，童叟无欺的经商理念，所以只要他们聚集的地方就都会形成繁荣的集镇。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为三大商派之一。

徽商起源于东晋，脱颖于唐宋，发展于元末明初，鼎盛于清代前期和中期，衰败于清代晚期，前后长达600余年，在中国商界称雄300余年。

1、《徽商》的兴起：

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

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2、《徽商》发展历程

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

明代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

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长性更强。

此后，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2]  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因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兴起，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1、徽商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2、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曾称雄国内商界500年之久。

3、潮商

潮商的雏形在中原移民陆续经莆田进入潮汕后开始出现，而后因地少人多原因又继续往南洋前进，于明清形成世界级海盗团体，1850年鸦片战争前后，潮州商帮出资帮助清朝清剿太平军。因此曾获鸦片专卖特权。

4、甬商

粤商是诞生和发展于岭南地区,然后扩散到国内各地区、世界各国家的商帮。岭南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粤商;近代中国的开放推动了粤商的崛起;20世纪前期民族工商业的振兴,使粤商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粤商在成长、发展、壮大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

参考资料：

——徽商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胡锦涛（19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绩溪瀛洲镇龙川村（坑口）人。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从小在歙县外婆家长大。

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

胡雪岩（1823—1885），著名徽商，人称“红顶商人”。名光墉，字雪岩，绩溪人。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绩溪上庄村人。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音韵学家、思想家。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区）人。

方腊（？-1121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又名方十三，歙县人。

程大位（1533—1606），明代数学家。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人。

汪机(1463—1539)，新安医学奠基人。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

吴承仕（1884—1939），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歙县人。

弘仁（渐江）(1610—1664)，新安画派创始人。俗姓江氏，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出家后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

汪士慎（－1759），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休宁人（一说歙县人），流寓扬州。与金农相友善。笔墨习染，逐臻妙境。

毕升(？-约1051)，北宋徽州(今安徽歙县)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

渐江（1610～1664） 俗姓江，名韬。字无智，号渐江。释名弘仁。歙县人。新安画派创始人。

王茂荫(1798-1865)，安徽歙县人，清代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进士出身，历任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并两度出任御史。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字相存，别号虹庐。歙县人。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安徽婺源县人，京张铁路设计师。

柯庆施（1902-1965），歙县水竹坑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书记。

苏雪林（1897—1999年）:女，文坛巨匠。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社会学家，著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社会学著作，安徽歙县人。

洪雪飞（1942-1994），歙县人，著名昆剧，京剧大师。

汪华（587年-649） ，歙县登源（今绩溪汪村）人，隋末毅然起兵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保六州免遭兵刃，得割据之实，为政宽宏，政清人和，后被唐朝封为汪国公。

江瓘(1503--1565)，字明莹，安徽歙县篁南人(今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著《名医类案》12卷刊行于世，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医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