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源

　　客家人之根在汉族。

　　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象中州的河南话。根在河洛并不是指所有客家都出自河洛，其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2迁徙原因

　　客家人的迁移包括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人的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就迁徙行为而言，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与迁移过程的历史相对应，迁移原因在各时期各不相同。总概各种迁移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a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即推因。

　　①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的逆向发展，这是经常发生作用的根本因素。

　　②战乱。残酷的战争使繁华的城市和富饶的乡村化为废墟，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乱中丧生，剩存者为寻求安定的社会环境，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各地，这是大规模突发性迁移的根本原因。

　　③官职迁调定居。

　　④游学、经商

　　⑤争斗，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等。

　　b与移入地有关的因素，即“拉因”。

　　北方开发早，南方开发迟。面积辽阔，人口稀少而战乱又少的南方有着南迁汉人定居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如广东梅州在南宋时，“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加上唐宋时期在南方百越地区推行“毋赋税”政策。这些对北方逃难的汉人看来，可谓“世外桃源[fontcolor=black]”，而纷纷定居于江南、岭南地区。

　　c与介入障碍有关的因素，即“中介因素"。

　　客家先民从河洛、中原迁至江南、岭南地区，就交通条件，虽极为困难，但也不是无路可走。从秦代起，就有驿道;从隋代起，就有运河水道，特别是东南道路和岭南道路;从宋代起，就有“塘铺”等。

　　东南道路以大运河为主干，把关中、淮南、东南连接起来，并延伸至今赣、闽等地。入岭南道路有4：一由荆襄道路南下湖南，经湘水、灵渠、桂江、西江进入珠江三角洲;一由湖南越大庚岭沿浈江、北江南下；一由长江、赣江越大庚岭沿浈江、北江南下；一由福州沿海岸西南行至粤东。道路的畅通为历代客家先民南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封建政府的拓垦，如康熙23年的“迁海复界”，康熙51年的“湖广填四川”等，也为客家人的再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d与个人心理、生理有关的因素，即“已因”。

　　迁移者是具有特质的人，而不是迁出地的平均人，体现为富有冒险精神、不满现状等等，与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如把身体矮小者称为“末朝人”的实质。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典故趣事: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历史名人: 汪中 汪琬 汪精卫

汪姓当代分布

汪姓族人自得姓以来，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繁衍到了全国各地，而且是人口众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人员杜若甫、袁义达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1982年全国人口05Z，随机抽样资料，以及1970年台湾省出版的《台湾地区人口之姓氏分布》一书进行统计显示，汪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038％，据此推算全国当有近500万人姓汪，按人口多少排列为第57大姓。尤以安徽多汪姓，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44％；其次为湖北、四川、江苏、湖南、浙江等省。上述6省汪姓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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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姓起源

汪姓来源

一、出自汪芒氏。

商时有汪芒国，国君为防风氏，漆姓，守封禺之山。《古今姓氏书辨证》说汪姓“出自古诸侯汪芒氏后裔”，《通志·氏族略》也说：“商代有汪芒(又作汪罔)国，其人以国为氏。”相传汪芒是巨人之国。防风氏身高三丈。当时大禹在会稽召集天下诸侯，防风氏迟到了，结果被大禹处死。国人后来迁居湖州的山里，称汪芒氏。战国时楚国灭越，汪芒氏也被攻破，后来逃到安徽南部的歙县一带，改姓汪氏，即安徽汪姓。 二、出自姬姓，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后。春秋时，鲁成公的庶子满因食邑于汪(在今山东省境内)，其后人以邑为姓，即山东汪氏。清人张澍《姓氏寻源》说：“汪氏之先出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以为氏。”鲁国为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之同姓封国，周族的始祖为后稷，传说是因姜螈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始姓姬。周武王克商后建立了西周，为了便于统治这广大的新疆土，必须建立属国以拥护王室，于是采取了分封制。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有其兄弟15人，同姓14人，周王室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了大小诸侯。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封为鲁侯，建都曲阜(今山东西南部)，鲁国第21位君主是鲁成公，成公庶子(旧称妾所生的孩子)姬满的封地在汪，其后代便以邑名“汪”为姓。关于汪姓为鲁成公之后，清代学者汪琬《尧峰文钞》卷一《汪姓缘起考》中记述了其神奇经历：“吾汪当从姬姓裔为正。又按旧谱，鲁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后子孙遂氏之。……吾汪氏之得姓，当从食采为正。盖始则以采地为氏，继则以氏为姓也。”就是说鲁成公庶子生下来时，左、右手上分别写有“水”、“王”二字，因此取名为汪，其后子孙以汪为氏，继而以氏为姓。安徽《祁门县志·氏族考》记载得更富传奇色彩：“汪氏得姓始于颍川侯，姓姬名汪，鲁成公黑肱之次子也。始母夫人姒氏，梦游汶

(今山东汶上县，春秋时为鲁国中都邑)，观彩虹亘天，心知其祥，觉而有孕，孕二十五月而生子，握手三月乃开，左(手)有水纹，右(手)有王纹，合成汪字，遂以名之为鲁上大夫采邑，颍川因以为姓。” 三、少数民族汪姓

《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李朝实录》等书中，都记载有不少女真姓，多为多音节的姓，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开始将女真语姓改为汉字姓，这其中就有将古里申氏、汪古氏等改为汉”族汪姓的。《续通志·氏族略》载：元时翁观，即汪古，亦作黄掴、雍古部人以汪为氏。元代汪世显家族就是汪古部落之汪姓。 满族汪姓

《清朝通志·氏族略》载：汪，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刘庆华《满族姓氏录》称：清满洲八旗瓜尔佳氏、完颜氏等均有改姓汪的。今河北隆化县满族有汪姓。 土族汪姓

明洪武四年(1371年)，南木哥率部归附明朝，因功授指挥佥事。南木哥子叫汪失去加，取汪失去加之首字为姓，称汪土司。由此，其后裔及所部民众以汪为姓。 瑶族汪姓 古代明朝宦官汪直就是瑶族人。

另外，在土家族、回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中亦有汪姓。

四、翁姓改姓

翁姓避乱改姓是这一历史时期汪姓的又一来源。翁姓也是姬姓的一个分支，据《元和姓纂》记载，西周初年，昭王的支庶子孙受封于翁山(今浙江省定海县东，一说在广东省翁源县东)，其后以邑名“翁”为姓。唐德宗时期，翁氏有一个支脉何公由中原入莆，卜居莆阳兴福里(今莆田北高竹庄)，为入莆始祖。传入第五世，生下翁乾度。翁乾度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年)官拜郎中，娶妻陈氏，生六子。长子处厚，字伯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员外郎；次子处恭，字伯虔，宋太宗雍熙二年进士，官拜泉州法曹；三子处易，字伯简，宋太祖建隆元年与长兄同榜进士，官至剑南少尉；四子处朴，字伯（忄享），宋太祖开宝六年进士，官都曹长判官；五子处廉，字伯约，宋太祖开宝六年与四兄同榜进士，官至大理司直、监察御史；六子处休，字伯容，宋雍熙二年与二兄同榜进士，官拜朝散郎，韶州通判。翁氏六子齐荣，当时被誉为“满朝翁六桂联芳”，遂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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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姓迁徒史

汪姓迁徙史

起姓于安徽的汪芒氏的汪姓和山东以邑为姓的汪姓，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汪姓在南北方繁衍的中心地带。其中北方的山西省境内发展成了一大望族。东汉末年，汪文和迁居新安(今安徽歙县)，发展成为新安一带望族，唐代汪华封越国公。世居今安徽歙县，家族甚旺。宋代以后，汪姓迅速繁衍起来，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典型大姓。 迁入台湾

汪姓族人早在宋代就已登上了台湾岛，《台湾通志·人民志》关于台湾开发的一节中提到：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时，所辖领地靠海，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今澎湖)”，经常被周围岛上的夷人上岸来抢掠东西，杀掳人口。为防止骚扰，起初，每年遇有南风起时，汪大猷便派兵守卫防备，但是反复如此兵士疲惫，耗费军资，还是防不胜防。于是亲自登岛，造屋200间，派遣将领兵士分别驻守，夷人不敢再来侵犯。此事《宋史·汪大猷传》中也有记载，汪大猷当是汪姓入台第一人。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也曾自泉州渡海峡登岛，在其《岛夷志略》一书中，对澎湖

(台湾)的地理环境、社会状态作了详细的记述。而汪姓定居台湾在清代，始迁者多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广东人。台北三垂

镇《汪氏族谱》称其来自福建，“汪姓起家新安(即歙县)，后自歙县徙婺源，自婺源徙休宁(今安徽休宁县)，而后入闽，居泉州之天马山”。后由闽入台。 康熙四十至五十年 (1701—1711)，汪仰瞻入垦竹北——堡苦令脚 (今新竹市古贤里)；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汪玉润居台湾府，是年中武举；

雍正七年(1729年)，泉州人汪东文开垦于翠竹北——堡旧港庄(今新竹市)；

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人汪淇楚开垦于竹北二堡红毛港(今新竹县红毛乡)；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广东人汪复隆开垦于今苗栗县卓兰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汪春源居今台南市，是年中举人。

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如今的汪姓已发展成为台湾较大的姓氏之一，1954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对台湾姓氏进行了一次调查，在当时台湾的737种姓氏、828804、户居民中，汪姓有1259户，按户数的多少排列，居第

74位。在分县统计资料中，汪姓人在台北有205户，新竹5l户，苗栗8户，台中l户，南投79户，彰化176户，嘉义171户，台南76户，屏东5户，花莲6户。以城市统计台北市104户，基隆市160户，阳明市38户，台中89户，台南80户。其中以台北县和基隆市为最集中地。 迁入港澳

香港、澳门与内地地缘邻近，为内地居民的迁入提供了方便，这两地的汪姓族人中的一些人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香港德昌电机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汪穗中，籍贯上海，公司主要经营、产销各种微型发动机，是世界三大微型发动机制造商之一，1996年拥有财富3亿美元。香港太平协和集团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汪世忠，祖籍广东东莞，生于台湾，与兄长汪世昌、汪世华共持有70％多的太平协和公司及美国协和集团股份。1979年被派往香港成立太平协和公司，经营液晶体显示表及手表元件贸易。后又到深圳设厂，其生产的天霸表、海霸表曾在大陆十分畅销。另外，还经营零售百华、物业发展和电讯服务，其中零售百货以中国大陆市场为主，目前，在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宁波等地均设有商 场，估计资产约3亿美元。

徒居海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内战不断，水旱频仍，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度日，而在此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和开发，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人民纷纷迁往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谋生，这其中不乏汪姓族人。移居海外汪姓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当地扎下了根，有的还做出了较大成绩，如泰国的汪东发，祖籍广东揭阳县，为泰国两仪糖业集团董事长。两仪集团是泰国最大的糖业集团之一，约占市场的15％—Z0％。除了糖业之外，两仪集团还经营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及采矿业等，1996年时家族财富已达10亿美元。如今，汪姓族人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各地。

汪姓家谱介绍

家乘即家谱，又称家传、氏谱、宗谱、族谱等，是专门为记录历代家族成员及其血

缘关系编写的书册，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家族内部子孙的繁衍，一个家族会不断发生分化，分出不同的世代和支系。这种同一血缘的延续与分化，最初是靠口头记忆和传承的，从文字产生以后，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文字记载族系的繁衍·传承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明清以后，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婚姻等方面注重出身门第，强调血缘关系的尊卑，修谱之风兴起，不但官方专设谱局编修各姓族谱，而且民间也广修家谱，此时的汪·姓家谱亦不在少数。隋唐开科取士，旧士族纷纷衰败，许多族谱在乱世中散失。到了宋元明清各代，私修家谱又风行，民间撰修有大量家谱，几乎每家每户都修家谱，并且每隔几年还要重修，但由于兵燹水火等因素的影响，保存下来的族谱并不是很多，且多为清以后的。《中国家谱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编，199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收录现存全国各地图书、档案部门的汪姓家谱259种，《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图书馆编，200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的汪氏族谱131种，其中明代编修的有50种之多，这在全国所有姓氏族谱中是少有的。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百万人口到哪里去了？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