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漳，读音作zhāng(ㄓ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妊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妊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始祖为黄帝的长子。又据《左传》说，妊姓出自风姓，是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其一为妊，而谢、章、薛、舒、吕、终、泉、毕、过、祝十姓，都是出自最初的妊姓。因此，章氏推溯起来当然是五千年前黄帝的后裔，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

章氏祖先原居零陵(今湖南邵阳一带)，后有一支族人迁至龙城(今湖南湘乡地区)，为与原章氏一族有所区别，遂改加“氵”偏旁而称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漳水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水，河流名称。

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冀州，其川漳。”在奠基《山海经》中记载：“漳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淸漳水出焉。又水出南郡临沮。荆山，漳水出焉。”在《说文解字》中注释：“浊漳，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南漳，出南郡临沮。”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称漳水者，著名的有五条：

一称浊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长子县，东北流向至襄垣县北，东南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清漳水汇合。

二称清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昔阳县，南向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浊漳汇合。

三称漳江，亦称云霄溪，发源于今福建平和县博平岭山脉东麓大峰山，东向于云霄县接纳顶溪和南溪后注入东山湾，流向台湾海峡，注入东海。

四称漳河，位于今湖北省荆门、宜昌、襄樊三市交界处三国时期古战场的中心地带，为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沮漳河的东支，流过今湖南省桃源县城，形成“桃源八景”之一后汇入沅水。

五称漳江，发源于今贵州南部的黔桂边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是水春河峡谷的中下游河段，至龙王洞入地下暗河。

古代，居于漳水流域近岸的住民，从先秦时期至两汉之际即有以漳水为姓氏者，称漳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唐朝时期古漳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州，为州名，即今福建省漳州市地区。

漳州是古老的文化名城，早于一万年前就有中国古先民在该地区繁衍生息。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漳州被列入秦朝中央版图，隶属于闽中郡。汉朝时期以梁山为界，分属南越、闽越两个地方政权，延至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归于一统。

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将福州西南境区拆出，建漳州，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其后，在五代乱世之时，中原许多民众为避战乱灾祸，纷迁闽南地区，其居漳州地区者，有以居地名称为姓氏者，称漳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扎拉哩氏，亦称查拉里氏、贾拉喇氏，源于元朝时期女真扎剌儿部族，以部为氏，满语为Jalari Hala，世居瓦尔喀(今南自长白山、图门江以北，北自黑龙江下游乌扎拉地方以南，东海岸则自俄罗斯滨海地区南，包括赫席赫、鄂漠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等地，一说为乌苏里江流域)、乌拉(今吉林永吉)、扎库木(今辽宁新宾下营子)等地。清朝初期，扎拉哩氏族有将领扎拉哩·阿布善，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尔喀，参与郑成功的军队作战，在攻漳州过程中阵亡，被康熙大帝追赠为云骑尉。扎拉哩·阿布善的后裔子孙中，有悼念先祖战功事件者，以阵亡之帝为姓氏，称漳氏。满族扎拉哩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后多冠汉姓为张氏、漳氏、詹氏、年氏、白氏等。

据史籍《满汉名臣传》记载，满族卓佳氏，满语为Jogiya Hala，为满族脱谱姓氏。清朝中期，卓佳氏族有将领卓佳·常泰，满洲正蓝旗人，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从征蒙古准噶尔部，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又从征大小金川，他作战骁勇，皆立有战功，乾隆大帝对其很是赞赏，累官升迁至福建漳州总兵。在卓佳·常泰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作在为姓氏者，称漳氏。满族卓佳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多冠汉姓为卓氏，唯有卓佳·常泰家族例外。

二郡望：

零陵郡：零陵、永州是两个重要的古地名。永州在隋朝以前称零陵。隋朝以后，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零陵得名于舜葬九疑。《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说的零陵，实际上就是舜陵，或者说是舜陵的别称或美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零陵县，也有纪念舜帝之意。三国时期孙吴国置郡，为黄盖之族所建。唐朝初年废黜。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废除州、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因郡西南有“永山永水”，将零陵郡改置永州总管府。从置永州总管府到现在，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已经存在一千四百多年了。1949年10～11月，永州各县先后解放，永州专区于10月正式成立。1950年5月，永州专区改名零陵专区。1952年11月，衡阳、零陵、郴州三个专区合并为湘南行政区。1954年7月，湘南行政区撤销，原零陵专区所属各县，除新田划归郴县专区外，其余县全部划归衡阳专区。1962年12月底，恢复零陵专区，专员公署设零陵县芝城镇(今芝山区)，辖八县：零陵、东安、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原零陵专区的祁阳、祁东二县划归衡阳专区。1964年5月，划零陵、道县的十二个公社和九个国营林场，设置潇水林区管理局。1968年9月，改零陵专区为零陵地区。1979年，零陵县东风镇改名永州镇，由地区直接领导。1982年1月，改永州镇为县级永州市。1983年2月，祁阳县重新划归零陵地区管辖。1984年6月，撤销零陵县，恢复县级冷水滩市。至此，零陵地区辖永州、冷水滩两市和祁阳、东安、双牌、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等九县。1995年11月21日，国务院以国函[1995]110号函批复湖南省人民 ，同意撤销零陵地区和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设立地级永州市。原县级永州市改名芝山区，原冷水滩市改名冷水滩区。地级永州市辖原零陵地区的九县和芝山、冷水滩两区，市委、市人民 驻芝山区。1997年7～8月，市委、市人民 先后迁驻冷水滩区。

龙　城：即今湖南省湘乡市。湘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秦朝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郡。后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封长沙王的儿子刘昌为湘乡侯。自此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时改长沙郡，原湘乡侯领地改为湘乡县。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皇帝刘欣将涟水流域赐给长沙王子刘昌，封他作湘乡侯，这是湘乡建置之始。东汉建武初年，原湘乡侯领地置湘乡县，原荆州零陵郡，县治就在今市城。三国时期孙吴属衡阳郡，并为衡阳郡治所在。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442年)并连道入湘乡县，县域扩大，仍属衡阳郡。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衡阳郡，将湘乡、湘西、衡山三县合并为衡山县，属潭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潭州总管府为长沙郡。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衡山县复置湘乡县。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升为湘乡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湘乡州降为湘乡县。清代，湘乡县属长沙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府州建制为道，湘乡县属湘江道。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废道制，湘乡县直属省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属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邵阳)，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4月改属湖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益阳)。在习惯上，湘乡有“新湘乡”和“老湘乡”的区别。将现在的湘乡称作新湘乡，将1952年拆县前的湘乡，称作“老湘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乡县属益阳专区。1952年，湘乡县划出现在的双峰县全境及涟源一部分，余下仍称湘乡，次年11月湘乡改属邵阳专区。1965年7月改属湘潭专区。1983年2月湘潭撤地建市，湘乡改由湘潭市管辖。1987年3月6日，湘乡县正式改为湘乡市。

漳　州：即今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武后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建制。秦、汉时只在闽粤通道的盘陀岭设蒲葵关；晋朝初年在梁山下建绥安县；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年间在荆城(今靖城)建兰水县；梁大同六年(公元504年)在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唐朝高宗总章(公元668～760年)年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常连结一起反抗唐王朝。至唐仪凤(公元676～679年)年间，唐高宗诏令玉铃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二千多入闽，并统领岭南行军奋力征战。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率领其众，平定了闽粤边境，在云霄县的漳水之北且耕且。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州治最初设在云霄县的西林，因旁漳江，所以定名为“漳州”。同时，在绥安故地设置漳浦县。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福建漳浦)，到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迁往龙溪(今福建漳州芗城)，改称漳州郡。元朝时期改称漳州路。明、清两朝称漳州府。民国初年并为汀漳龙道；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改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福建省第六行政区，又叫龙溪专区；1969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7月实行地改市、市管县行政体制，原来的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漳州建置后，沿革多变，管辖范围和县份不一。唐垂拱年间时，分出泉州所辖龙溪县一部分隶漳州，分置漳浦和怀恩两县；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废怀恩县，割龙溪县来属。宋朝乾德(公元963～968年)时，领县除龙溪、漳浦外，还有龙岩、长泰，共四县；元时增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增加漳平县；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析出平和县；明嘉靖九年(公元1734年)龙岩分出升为直隶州，并管辖漳平、宁洋两个县，漳州府范围剩下七个县。民国以后，从漳浦分出了云霄县，划漳浦和诏安的一部分建置东山县，复从龙溪县分出了华安县，这时管辖又增加为十个县了。1951年6月1日，在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建立了漳州市；1960年春，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市；1985年6月，地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区。1993年6月，龙海撤县建市(县级市)1997年1月，龙海市、芗城区各划出一部分辖区成立龙文区。漳州市遂辖八县一市二区，即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南靖、华安、长泰县和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

唐山丰南一带

孙氏排字辈:

世

守

文

明

广

宗

连

福

善

昌

焕

廷

鸿

作

秀

耀

国

凤

增

祥

永

沼

怀

恩

庆

全

成

佐

治

良

建

元

荣

殿

阁

秉

宪

景

家

邦

　　中国人的姓氏渊源流长，据说起源于太古母系氏族社会，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但先秦时代的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为同族集团的名称，氏是姓的分支，表示部落分支之名称，用于区别子孙之所出。由于人口增殖，迁居异地，身份技能的变化等，可以分裂一些支派，这些支派就是氏。氏是贵族宗族制度的代表和称号，夏、商、周三代以前，男子多称氏．女子多称姓，如孔子，于是姓，孔是氏，丘是名，因男子称氏不称姓，故叫孔丘，而不叫子丘。

　　姓氏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从土地和赐姓而来，天子就是赐姓命氏的人。黄帝对他的二十五个儿子创设了十二个姓。陶唐氏之后代封于刘地，其后裔以刘为姓。

　　二是以出生地为姓。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故以姬为姓。

　　三是以封爵、官职为姓。楚庄王少子，作上官大夫，后代就以上官为氏。

　　四是因事物或其他原因而得姓。

　　汉丞相田千秋年纪大了，出入乘车，人称"车丞相"。后人就以车为姓。葛是古姓，本来是琅琊诸县人，后屯迁居阳都，阳都本来有姓葛的，又搬去姓葛的，故姓葛的人多了，就用诸葛来区别称呼他们，从此就有了复姓诸葛。

　　由于部落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分支逐渐繁多，氏名称也大大增加．一姓可分成许多氏，一氏又繁衍更多的氏，所以姓氏都不是固定的，实际上姓氏合一或基本稳定，还是自汉朝以后的事。秦灭六国不久，汉又统一天下，做为维系周王室的宗法制度重要标志的姓氏有别制度，也随着王室的彻底坍塌而消亡。至此．中国的姓氏才合二而一，或言姓，或言氏，或姓氏兼言。实际上皆以男氏代姓了。这就表明，以后的子孙，都是男姓血缘关系的繁衍，正如明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黄帝以来之姓亡矣。""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一"，姓氏便成为维系传统之纽带，团结宗族之象征，于是尊祖敬宗便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们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保证。如果一个中国人，连自己的先租和父母都不敬爱和尊重的话，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

　　至今数百千年，迁徙到异地他乡华裔外籍人，现在他们还念念不忘他们的祖国、祖籍、祖先，常常来中国寻根拜祭，在他们的族谱上，还记载得清清楚楚，如日本的刘邦后裔原田家族族谱上所载："高祖皇帝之血统，严然存在之事，予实虽欲不感泣，岂可得耶，又想中华之国立，至汉以来；二千百四十余年，交待十三、四朝，今虽悠久。其间两国务有盛衰，然无不尽怀汉朝之盛时而慕之者，予常驰念于我高祖统政之故国，切切而不能禁地，于是刊本谱，同族其发欲为，其族谱之基，聊报高祖皇帝之余德也焉。"

　　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张、王、李、赵、钱、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这些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上古三代，姓和氏不是一码事。氏是从姓那儿派生出来。从汉代开始，姓氏混而为一。现代我们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考其来历，大致可分为12种类别：

　　1)以姓为氏。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权制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姬、姜、姒、姚等。

　　2)以国名为氏。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今天常见姓。

　　3)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复存在。

　　4)以乡、亭之名为氏。这类情况不多，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5)以居住地为姓。这类姓氏中，复姓较多，一般都带邱、门、乡、闾、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200个。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以林性传世。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孙以祖父字为氏，汉代时改皇父为皇甫。

　　7)以次第为氏。一家一族，按兄弟顺序排行取姓，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后代相沿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顺序。但也有例外。鲁庄公之弟庄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仲孙氏，因他有弑君之罪，后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孙。

　　8)以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职为姓的姓氏，丹从字义上看，也可以分辨出来，如籍、谏、库、仓、军、厨等。

　　9)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匠、屠等。

　　10)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11)以谥号为氏。

　　12)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这几年看了很多家谱，时不时会碰到“迪功郎”这个称呼。这次看《暨阳安俗赵氏家谱》，又出来一个“迪功郎”。为让赵氏后裔知晓祖上的历史，这里说说什么叫“迪功郎”。

百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迪功郎，是古代的官名，始于宋。《宋史·职官志八》：“迪功郎……为从九品。”《明史·忠义传四·吴畅春》：“（吴畅春）手刃数贼，被执不屈死。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清俞正燮《癸巳存稿·碧云岩题名跋》：“（宋）诸州上中下县簿、尉，俱从九品迪功郎。”亦简称“迪功”。《宋史·职官志九》：“《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自开府至迪功凡三十七阶。”明代方孝孺《王处士墓志铭》：“谷城之王，世以善闻，迪功肇台，寔蕃子孙。”

由此可知，迪功郎在宋、元、明三朝确实是官职，其官阶在37阶，属于最低级别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务员体系中的科长。但是到了清朝，迪功郎已经不再在官阶里，迪功郎不再是官了。据查，清朝时，以改革著称的雍正皇帝，在其登位后，就颁布了垦荒造田、兴修水利等多项重农务本的新举措。为了在农民中树立楷模，雍正皇帝要求各州县每年必须在各乡中举荐一两个德高望重的老农，由皇帝钦加特授他们八品顶戴，即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劳模”。

所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迪功郎已经不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荣誉。

前几年我在看山下湖长乐老家谱，就看到过一个乾隆年间[传记时间为乾隆三十三年（1767）]的迪功郎。家谱行传这样记录：“新五十六公，讳其英，字杰凡，迪功郎。”然后看他的传记，却只字不提迪功郎，叙述的是以下内容：

这个姓何的迪功郎，我们尊称他为“何迪功”。从何迪功的传记里，我们能找到他之所以能成为迪功郎的原因所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一方柱石”，即某个区域范围内的人中豪杰、中流砥柱，绝对是村里“德高望重”之人。从文字记载看，何迪功之所以德高望重，之所以名声在外，之所广结朋友，是因为他平时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是非分明、公正公平、孝顺睦族、爱国爱民。所以，当时诸暨县衙里的童县官，刚走马上任，就听说了长山有个何其英，于是他“锡以衣顶”。童县长“锡以衣顶”，正是授予何其英“迪功郎”的荣誉称号。

暨阳安俗赵村，即今暨阳街道赵四小区，在光绪年间也出了一个迪功郎，我们尊称他为“赵迪功”。家谱收录了一篇他的传记，记录时间为光绪癸卯年（1903）。写记传的叫吴忠怀，一定是赵迪功的朋友。因为吴不是赵村人，所以写的内容不是很详细，但对赵迪功的人品、功德的概括却是言简意赅。好在传记之后还附了一篇赵迪功六十大寿时，同宗赵怀恩为他写的一篇祝寿文（寿序）。两篇文章合起来，赵迪功之所以能成为迪功郎的原因，也就大致清晰了。

赵光升，字庆才，号祥夫。是清末农民百姓的杰出代表。他“自食其力，克勤克俭，朝出暮入”。他待人宽厚，诚实朴素，不贰不叁（中正平和，自立自律）、无诈无虞（我不欺骗你，你不欺骗我）。他一介不与，一介不取（廉洁守法，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一点都不要）。赵光升虽是农民，但他通过勤劳付出，实现了“家私颇丰”的物质条件。这颇丰的家私，全靠他平时的“布衣蔬食，淡泊自甘”。但是，他并非物质至上，在宗族修辑宗谱之际，他慷慨解囊，捐出自家多亩良田。他脚踏实地做人，自己这辈子甘为“田舍郎”，对儿子的教育并不是让他们去登“天子堂”，所以传记里说他“生有五子，优于农业，故教子之道贵以专”。这句话现在看来，怕是少有人能懂其中的意味，那其实是农耕社会最典型的“耕读传家”的精华。赵光升并不是想把自己搞成什么种粮大户，他只是想让五个儿子“优于农业”，懂得什么叫勤业，什么叫俭奉，什么叫持己，什么叫待人，什么叫持家。读书贵以专，种田也贵以专。赵光升的家教很成功，赵光升的福报也很成功。人在做，天在看，所以老天对赵光升一家也格外开恩，让他得到了连达官贵人都得不到的“过人之遇”（即超过别人的待遇），这个待遇就是长寿幸福、儿孙绕膝、父慈子孝、家庭和睦。

赵村历史上并没有出什么高官，劳动模范赵光升，却以一个种田人的身份，获得了一个“迪功郎”的荣誉称号，并从此在安俗赵氏家谱上熠熠生辉。现在，对于寸土不剩的赵氏后裔来说，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依然珍藏在赵光升传记的字里行间。

谱牒引文：

赵光升世大兄行述 （名一百十六）

迪功郎光升翁六十寿序

　　有商辂和黄观

　　商辂为明朝唯一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者，还有一人名叫黄观，也曾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但因得罪明成祖，被削去状元名誉。

　　商辂：

　　所谓“三元”，就是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和殿试的状元三个第一名。明代，“三元”者只有商辂一人。

　　商辂，字弘载，淳安(属浙江)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县吏，他出生的时候，知府看见吏员们住的“小区”里有光。第二天知府问他们最近谁家有事，商辂的父亲告说生了一个儿子。知府很惊讶，嘱咐他的父亲：“你要好好的抚养，这孩子将来必大贵”。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商辂以浙江解元的身份进京参加会试和廷试，均取得第一名。其实严格地说，商辂算不上“连中三元”，他中解元的时间是宣德十年 (1435)，之后会试失利，等正统十年再次参加会试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应届生”了，留过级，中间隔了十年，所以不是一气呵成的连中“三元”。

　　商辂生活在明代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

　　一是在“土木之变”中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统十四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明廷上下动荡不安，有主张抗战的，像兵部左侍郎于谦；有建议南迁的，如侍讲徐有贞；还有站在一旁观望的等等，人心不一。此时的商辂刚刚进入内阁参与朝廷大事的决策，他是主战的。他和于谦一齐力阻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之议，最终使监国的郕王定下了固守京师、抵抗入侵的决心。

　　二是在英宗复位的过程中他不媚权臣。天顺元年(1457)，在总兵官石亨等人的主持下，被软禁了八年的太上皇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于谦等一批景泰朝的“骨干”遭到查办。但对于商辂，英宗却网开一面，把他召进宫里，安慰了一番，并命他起草复位诏书。谁知就在起草诏书的时候，因为没有依照石亨的意思写而得罪了他，石在皇帝面前污蔑商辂与前朝余党有勾结。英宗信以为真，下令逮捕了商辂。太监兴安在皇帝面前替商辂求情，惹得皇帝更加生气，而兴安却丝毫不惧，说： “当初有人建议南迁，如果不是商辂等人，陛下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于是皇帝把商辂放了，但是不再让他做官了。

　　三是是非分明，力主恢复郕王的帝号。商辂被英宗削职为民，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成化三年(1467)，皇帝将他召至京城，恢复官职。之后，成化帝想恢复郕王的帝号(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的称号而重称郕王)，但朝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致使成化帝一直犹豫不决。商辂力排众议，他说郕王在非常时期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应该得到肯定，恢复名号属情理之中。成化帝这才下定决心。恢复郕王的位号是明代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肯定了景帝和于谦等人在“土木之变”中的巨大贡献。

　　四是不畏生死，力斥专权的宦官。西厂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增设的特务组织，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力都超过了永乐年间设立的东厂，西厂的“厂长”(提督)是太监汪直。商辂与其他大学士一齐上书揭露汪直的胡作非为，建议皇帝尽快查办他，否则天下的安危就说不定了。皇帝很生气，说用一个宦官就能影响天下的安危吗？派太监怀恩严厉责问到底谁是主谋。

　　商辂对怀恩说：“朝臣没有大小，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就把我们全抓起来审问好了；汪直擅自查抄三品以上的京官；大同、宣府属边城要害，守备一刻也不能懈怠，而汪直一天之内就逮了很多人；还有南京，是朝廷的根据地，有留守的大臣，汪直说抓即抓，这样下去，天下会太平吗？”怀恩如实奏报，皇帝无奈，只好罢掉了西厂。

　　汪直虽然“下岗”，但依然被皇帝宠幸，他向皇帝谗言商辂曾经受过别人的贿赂。商辂心里很难受，而此时又有人在一旁为汪直歌功颂德，并叫嚣恢复西厂。在这种情况下，商辂觉得自己只有辞职了。也许是宪宗对他已经久存不满，就批准他回家了。商辂走后，再也没有人敢出来和汪直对抗了。

　　商辂赋闲在家，有“同事”曾去探望他，见他儿孙满堂，不禁感叹道：“我与你同朝为官十多年，从没见你错杀过一个人，这或许就是上天对你的报答吧！”

　　成化二十二年(1486)商辂去世，终年七十三岁。皇帝赠其为太傅，赐谥号文毅。《明史》本传赞曰：“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民间也有“我朝贤佐，商公第一”的赞誉。有明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1640)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在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要见证。

　　魏藻德，顺天(今北京)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 “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弃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悖君臣大义，但不啻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稍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明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弃和谈，能让王朝喘口气的一线机会丧失。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明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掏出一百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他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续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儿弄去呀？

　　没钱，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了。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明廷进行了最后一场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对于这首《临江仙》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演义》开篇即是，或许人们会认为这首词是罗贯中所作，其实不然，此乃明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是其《二十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重批《三国演义》时将这首词添加在小说之首。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状元。传说上一届他就考中了状元了，但是因为发生了火灾，他的试卷被烧毁了，没有了“成绩单”，被吕柟取而代之。但杨慎到底是人才，这一届倒运，下一届再考，状元还是他的，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意气风发。杨慎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进士，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便仿照古人作《古战场文》、《过秦论》等。如此才华，可以排除杨慎是依靠父亲的关系中的状元。

　　嘉靖三年(1524)，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因“大礼仪”辞官回家，之后身为修撰的杨慎继续抗争。所谓大礼仪是指：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其堂弟继位，即后来的嘉靖帝明世宗。嘉靖即位不久，想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帝。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都认为不合法统，应该称正德的父亲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伯考”。同时有一些人如桂萼、张璁等则奉迎皇上，主张称兴献帝为“皇考”。双方斗争激烈，杨廷和因此于嘉靖三年被迫辞官。之后世宗追尊其生父生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采张、桂言，去“本生”之称。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力争，世宗发怒，将一百多人下狱，十多人遭廷杖而死。这就是对嘉靖朝政治影响极大的“大礼仪”。杨慎时任翰林学士，他率朝臣跪伏宫门力争，受到杖责，并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杨慎在云南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二岁去世，其间因为父亲生病和去世回过四川。七十岁的时候他想叶落归根，但是人还没有到家，就又被逮回去了，最后病死在戍所。

　　杨慎在云南的流放生活，是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其所作的两千多首诗中，以思乡为主题的比较多。临终前他写了一首《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表达了自己不能归乡的遗恨，感人至深。

　　《明史》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嘉靖帝死，隆庆帝(穆宗)继位，杨慎被平反，追赠其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谥文宪，这也算告慰了他的在天之灵吧！

　　黄观：黄观书法作品

　　黄观（1364— 1402），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金墩人。莆田黄石清浦下墩校书郎黄远玄孙，儒士黄棣曾孙，贡生黄璋长孙，黄古子。因行贷至池州家贫不能归，其父黄古赘居贵池上清溪许家，遂从许姓。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应会试，中会元。是年，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元扰，边境元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他自幼勤奋、治学严谨，注重时论，不尚浮文。从秀才到状元，经过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赞誉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洪武二十九年（1396），黄观升任礼部右侍郎（正二品）。经朝廷恩准遂复原姓。

　　建文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改旧制，黄观任右侍中，参与重要国事奏议。是时，燕王朱棣自恃皇叔，态度傲慢，入朝不拜惠帝。群臣畏其权势，缄口不敢言，唯独黄观当面顶撞朱棣曰：“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礼；龙颜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致使朱棣怀恨在心。

　　建文四年，朱棣以讨伐齐泰（赐名）、黄子澄为名，号称“靖难”，起兵北平府（今北京），直逼南京，并公布“文职奸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其间，黄观在长江上游督促各地赴援，当船行至安庆下游罗刹矶时，得悉惠帝已死，燕王已即位，自知大势己去，乃投江自尽。

　　黄观死后，朱棣余怒未消，黄氏九族受诛，亲朋受监禁，谪戍者达百余人；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黄观始得昭雪，补谥“文贞”。在黄观的故居贵池上清溪建“黄公祠”，在县城复建状元坊；清末，在南京秦淮河畔建金墩黄公祠；据金墩清江黄观家谱载，翠屏山发现的黄观墓是黄观衣冠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