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

电视剧《家》剧照(20张)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小说描述成都高家公馆的大家族。在其中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底下的五房中长房有父母早逝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三个主角有不同的性格和个性。

简介

主题思想

作者简介

主要情节与主题

主要艺术特色

背景介绍

编辑本段简介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

电视剧《家》剧照(20张)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小说描述成都高家公馆的大家族。在其中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底下的五房中长房有父母早逝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三个主角有不同的性格和个性。

编辑本段主题思想

　　《家》以作者巴金青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为基本素材，带有自传性质巴金曾说：“要是没有我的最初二十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家》又不单纯是一部自传，而是对中国当年典型的旧父权制家庭败落史的现实主义的再现。　《家》的主题是，通过觉慧与鸣凤，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三对青年爱情上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不同生活道路为主干，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败落，和青年一代对光明和新的道路的追求和探索。其矛头不仅针对旧礼教，而且更集中地指向了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其腐朽没落，同时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热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祖籍浙江嘉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曾在四川广元县做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1914年母亲去世。1917年父亲也去世。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译著也很多。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年表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三岁

动身法国，先到马赛，后往巴黎，并开始着手创作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于同年完成。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四十岁

〔桂林——贵阳——重庆〕

春 在桂林遇美国归来的林语堂。靳以由福建回重庆途经桂林时在巴金处住数天。

四月 《火》第三部第三章以《田惠世》为题发表。

五月 月初，与萧珊从桂林出发至贵阳。8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

中旬，送萧珊到四川旅行。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憩园》。

下旬，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室，作矫正鼻中隔等手术，共住院十几天。据这段时间对医院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后来创作了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六月 上旬出院。住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十多天后住郊外花溪对外营业招待所。

离开贵阳到达重庆，住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与冯雪峰邻近，经常来往。

本月 译作《处女地》(屠格涅夫著)出版。

七月 《憩园》结稿。

八月 获知王鲁彦去世，作《写给彦兄》。

夏 何其芳自延安来渝，偕巴金至曾家岩“周公馆”拜访周恩来同志。

十月 《憩园》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初冬 开始创作《寒夜》，不久辍止。

十二月 月底，出席重庆文艺界座谈会，周恩来参加并讲话。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一岁

〔重庆——上海——重庆〕

一月 18日获知友人缪崇群于14日去世，急至北培墓前吊唁，4月作《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二月 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

五月 4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曹家巷文化会堂举行的抗协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郭沫若、胡风、老舍、邵力子、王平陵等百余人到会。

本月 开始创作《第四病室》。译作《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出版。

六月 24日，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巴金等二十四人发起的沈雁冰五十寿辰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

29日，柳州克复。

七月 27日，桂林克复。

本月 《火》第三部出版。

八月 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打电报到上海与三哥尧林联系。

28日，毛泽东到重庆，初次见到毛泽东。

抗战胜利初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老舍、夏衍、巴金等18人组成，任务是负责调查背叛祖国，投靠日伪的汉奸文人的罪行。

十月 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

21日，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会所举行会员联欢晚会，和郭沫若、胡风、叶圣陶、冯雪峰等人出席。周恩来应邀参加，宣讲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介绍延安的文艺活动情况。

初冬 重新开始创作《寒夜》，写一部分。

十一月 1日，由重庆到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肖珊因怀孕留在重庆。

在上海和生病的三哥尧林与索非同住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

十二月 8日，和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师生，悼念因国民党特务和军队袭击捣毁学校而遇害的师生。

三哥尧林病故，亲自安排入殓、安葬。三天后回重庆。

16日，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生于重庆。

17日，上海文艺界聚会，成立文协上海分会，巴金虽未出席，仍被选为分会理事。

本月 建国前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7htm

家，有房屋，家庭，家族，家姓等意思。它有多个义项。中国作家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中国大陆，1956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家》，孙道临、张瑞芳主演。香港无线电视在1971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中国大陆，1987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春秋》，陈晓旭、林达信主演。 中国大陆，2007年改编自上述小说的电视剧《家》。 歌手罗大佑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名称等。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巴金（1904—2005年10月17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志做社会活动家的他，却成为小说家、散文家。新时期之后历任多届作协主席，可谓德高望重。其作品感情丰沛，故三部曲式大部头之作甚多，后期作品用笔趋于沉实，其长篇小说《寒夜》堪称杰作。

自然情况：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丛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名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祖父李镛、父亲李道河，均做过满清官员。巴金排行第四。

1909年5岁的巴金进私塾认字。16岁时，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期间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和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等外国作品。192 1年参加编辑《半月》刊，组织“均社”，参加些革命性的社会活动。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新诗《被虐者的哭声》、散文《可爱的人》等。翻译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这是他第一篇译作。

1923年春，离开四川赴上海，在上海南洋中学念了半年书，考入南京 东南大学附中。1927年1月赴法国留学。1928年12月，归国回到上海，是年翻译的《托尔斯泰论》载于《东方杂志》，首次署名巴金。

1929至1933年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4年底赴日本。1935年4月6日，住处被日本警方搜查，并被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14个小时。同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1936年10月初，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与茅盾编《呐喊》；后上海陷落，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1944年5月，在贵阳与萧珊(原名陈蕴珍，1917生，浙江宁波人)结婚。

1949年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1972年，巴金夫人萧珊病逝。

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2005年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推荐于 201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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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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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小说家简介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小说简介: 小说《家》的写作年代是1931年，写的是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巴金感悟：“《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27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着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t0ngzh zh6, ruler)，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太爷直接管着他们。

　　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哥觉民的支持。

　　主要人物性格及特征：

　　1．觉新

　　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画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因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

　　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有什么旨意、决定都要觉新向下传达，并责成他去贯彻执行，而觉民、觉慧对高老太爷的旨意和决定有什么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气首先发泄在觉新身上。另外，高老太爷得到下面的反馈信息后，如果认为贯彻得不利也要训斥觉新。觉新又是联系高家和张家、周家、冯家等大家族的纽带。在觉新看来，他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两大主义使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

　　“持中贵和”是觉新一直坚持走的一条道路。觉新是《家》里面唯一“真实的人物”。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人道，善良，忠厚，仁爱，性情温和，处事稳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尊敬长辈，疼爱妻儿，关爱弟妹，同情“下等人”。老一辈把他视为得力助手，“祖业的继承人”，喜欢他；少一辈把他看作可信的依托，敬爱他。而他呢，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尽量地让双方矛盾不被激化，采取了中立的做法。他虽然也接受了新的教育，然而封建传统思想在他思想中留下的深厚积淀使他无法割舍与旧家庭的情感。于是，觉新式的“两重人格”便油然而生。他最终无法跨越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家庭而获得一种健全的、进取的、独立完善的现代人格，他最终只能成为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觉新性格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悲剧。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

　　2．觉慧

　　觉慧，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

　　“五四”新思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给了他们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觉慧便是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讨厌别人说自己坐轿子，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把他当作有钱人的纨绔子弟。他大胆地跟鸣凤示爱，希望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渴望推翻这腐朽的封建制度；他公开支持觉民抗婚，主张青年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黎明周报》），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他敢于怒斥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

　　当然，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时，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想法很幼稚，其实高老太爷即使不死，他们祖孙两代人的隔膜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作者对觉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

　　3．高老太爷

　　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

　　高老太爷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体化、形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家》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比如年夜饭的微笑，临终前的忏悔，对觉民婚姻的最终成全等，既表现了他面对强大新生力量的幻灭感，没落感，也表现了亲情未泯的一面。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

　　4．觉民

　　觉民，一个积极进步，逐渐上进的新青年，他的性格介于觉新和觉慧之间，他比觉新少了思想上的落后，又比觉慧多了遇事、抉择时的沉着和稳重。他温和稳健，不好激动，不爱参加社会活动，对学生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但作为五四新思潮唤醒的年轻一代，他向往民主自由。当祖父为他一手包办婚姻的时候，他毅然离家出走，公开反抗，表现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琴成为小说中唯一的一对胜利者。像觉慧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斗士，也跨不过阶级的鸿沟，忘不了主人与奴才的差距，在年初九舞龙人的惨叫，求饶声中，他表现出麻木的神情：“太平淡了，小时候看起来倒有趣味，现在却不然”。在他的心目中，下人们的痛苦，算不了什么。

　　5．女性形象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温和贤惠，善解人意，待人谦和，柔情似水。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

　　梅芬，高家的亲戚，具有林黛玉性格的女子。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

　　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在家中地位低下，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有“灰姑娘”心态。她暗恋三少爷觉慧，对觉慧的爱情，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虽然觉慧也爱她，但不合理的制度不允许她们相爱。她幻想能继续给三少爷做奴婢，也是一种幸福。谁知，她根本没有爱的权利，连选择身份的权利也没有。两个老太爷竟决定了她的终身，这对鸣凤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她既然敢大胆地打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以一个丫头身份去爱一个“少爷”，就足以说明她已具备叛逆性格。她不甘任人摆布，想求助别人摆脱厄运，一切求助，带来的结果是绝望。她本来挣扎着为一种新生活而努力，但却随着希望的破灭而破灭。她不甘受蹂躏、受糟蹋，勇敢地为爱情献身。她求新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她要用死回击这个旧制度的压迫；用死达到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境地，她挣扎的结果是被挣扎着的旧制度所扼杀。鸣凤的投湖，是一次令人扼腕的悲剧，然而《家》中的悲剧又何止这一出，她只是用生命的全部做了最激烈的诠释。女子刚烈的贞洁犹如那投在湖面的皎洁月光，晃眼而长久。主仆之间的爱慕在那个背景下是决然不被允许的，所以鸣凤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控诉自己的不甘。

　　小说中另一位重要女性——琴，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她与觉民大胆恋爱，努力追求婚姻自由。琴的抗争，因卫道们的妥协和同盟军的支持，最终逃脱厄运。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形象。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妇女对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作者这一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

　　在高家，在卫道们的欺压逼迫下，出现了一群屈从者们，最典型的代表是觉新，他是旧制度的牺牲者，但又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者角色，令人可怜。陈姨太是另一类型的屈从者，她同婉儿的命运一样，但婉儿心怀积愤，她却怡然自得，时常扮成高老太爷的衷心拥护者。陈姨太，有着扭曲的人生，人生的扭曲导致心灵的扭曲。她是高老太爷买来照顾他的生活的。在那样的制度下，陈姨太不得不依靠高老太爷而生存，甚至仗着高老太爷的势力做坏事。在宗法上，她极力怂恿觉新、觉民的悲剧婚姻，在礼教上，主张瑞珏离家，以免“血光之灾”，使得瑞珏身亡；在家训上，当老太爷教训儿子时，她给老太爷捶背，虽不便多说，但行动上是支持高老太爷的。其实，她是旧制度的牺牲者，也是维护者。

　　四婶、五婶等人，屈服于宗法、礼教、家训，虽一方面受旧制度迫害，但又用旧制度迫害别人。如果说陈姨太可恶的话，那么四婶、五婶是可悲的。四婶、五婶出身旧式家庭，他们的言行无不带有旧制度的烙印。在旧制度统治下，女人要讲“三从四德”，就连丈夫有过失，五婶也不敢反抗，只是将丈夫告到太爷处。但是，她们也是旧制度的助纣为虐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婶给女儿裹脚，她的作为使淑贞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严重创伤。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诞生

〔成都〕

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沿用至今。

原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他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大哥李尧枚(1897——1931)，三哥李尧林(1903——1945)；二姐李尧桢(1898——1915)，三姐李尧彩(1899——1924)；十四弟李尧椽(1913——），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1917——）；九妹李琼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继母生，1916——）。(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成都——广元〕 五岁

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僮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大妹(九妹)琼如生。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广元〕 六岁

夏 二妹(十妹)生。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护。

十二月 26日(农历庚戌年11月25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约本年，对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对母亲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间偷吃“发物”黄瓜的奶妈一事，亦产生不快。这期间，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

约本年，留学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三叔曾任南充县知县。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广元——成都〕 七岁

上半年，女佣杨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嫂》。

父亲辞官，随父母回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先生姓龙(或姓邓)，具有“新党”思想。

六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掀起保路斗争高潮。至7月初，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十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十一月 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家中制做大汉旗。

十二月 8日(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军队哗变，城中秩序大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这消息使龙(邓)先生高兴，在家里成为大人们许多天的话题。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29日，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成都〕 八岁

一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家中做五色旗。

二月 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三叔颇感幻灭。

本年，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约本年，二姐患病，母亲曾请四圣祠医院的外国女医生来家治疗。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印象颇深。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九岁

大弟(十四弟)尧椽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岁

〔成都〕

七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在这些人中，得到了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一岁

〔成都〕

一月 15日(农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二岁

〔成都〕

大哥尧枚中学毕业，由家庭包办完婚，并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

继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

约本年，六叔李道鸿、二哥李尧林、香表哥濮季云合办复写的小说杂志《十日》，三个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个订户。他对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但佩服他们经营杂志的苦心。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三岁

〔成都〕

一月 4日陈蕴珍(肖珊)生于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

春 成都发生巷战，川军、滇军混战七天。这期间，二叔的两个儿子病死。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战事刚停止，父亲李道河病逝。父亲死后，更感空虚，向书本寻找慰藉，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许多古典小说。

父亲死后，大哥挑起了长房的生活担子，以忍受和让步来应付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大家庭内的矛盾加剧。

继母生二弟(十七弟)尧集(遗腹子)。

三哥尧林进中学读书。二妹(十妹)病死。

从本年起，利用晚间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香表哥是对巴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人。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十四岁

〔成都〕

秋 进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跟香表哥学习，持续两年。这期间，第一次直接通过英文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这两本书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五岁

〔成都〕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大哥从成都市内唯一的一家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购新书报。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

本年，曾向留学日本的两个叔叔学过日语，并颇有兴趣地听他们讲日本的一些情况。

1920年(民国九年) 十六岁

〔成都〕

二月 19日(农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产。祖父死后，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加剧了，造成的悲剧更多了。

下半年起，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未接到回信。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九月 同三哥尧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

冬 成都学界为反对军阀刘存厚开展请愿活动和集体罢课，巴金亦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冬 大哥尧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经病，时有发作。

本年起，开始向成都师范学校学生、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不久辍止。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十七岁

〔成都〕

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号出版，读到该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三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编辑部的青年朋友吴先忧以实行“自食其力”的行动，教给巴金“自我牺牲”精神，后来巴金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

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

五月 参加纪念“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自此，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七月 《半月》第24号于15日出版，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被禁止发行。

秋 参加《警群》月刊编辑工作，第一期出版后，因与《警群》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十八岁

〔成都〕

上半年 参加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第一期出版后即被警察厅禁止发售，但仍半公开地发行；此后用各种办法对付警察厅检查员的干涉和限制。该刊共出十期。在此期间，结识《学生潮》主编之一袁诗尧。袁当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成为***员，1928年被四川军阀杀害。

七月 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编)第44期上发表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本年及次年，先后在《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二十首、散文一篇，这是他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八月 23日，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该信署名李芾甘，载9月11日《文学旬刊》第49期“通信”栏，同栏还刊出编者的答复，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十九岁

〔成都——上海——南京〕

四月 三姐尧彩出嫁作继室，参加婚礼。

五月 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此时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秋 进上海南洋中学。

年底 去南京，住北门桥鱼市街21号。进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岁

〔南京〕

五月 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秋 结束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的半年补习，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

接大哥信，获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

本年至1925年在课余认真学习世界语，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书籍自修，并开始据世界语翻译文章。

本年，两次回原籍浙江嘉兴，住在一位年过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师的伯祖父家中。

本年，发表译文等近十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一岁

〔南京——北京——上海〕

年初 经友人秦抱朴介绍，开始给爱玛·高德曼写信，并收到复信。

六月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南京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巴金亦参加。这段生活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

八月 毕业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随即前往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在北京结识曾通信联系的朝鲜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经沈介绍住北河沿同兴公寓。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结核未进考场，在寓中读鲁迅的《呐喊》，得到慰藉。下旬返回上海养病。

三哥尧林进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念书。

九月 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发起人共十六人，为：真恒、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禅林、吕千、索非、一波、茹秋、种因、剑波、抱朴、不如。

本年，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二十篇。

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