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县辖5镇、2乡：乐昌镇、高显镇、史村镇、曲村镇、里村镇、杨淡乡、北董乡。共158个行政村。

展开山西省地图，沿着千里汾河而下，至临汾盆地南端，汾水折而向西注入黄河。就在这回环转弯之侧，有一块“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这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曲沃县。

境内乔山、绛山南北对峙，天赐屏障，宛如长幅历史画卷；浍河、滏河东西贯穿，恰似两条银带，飘曳在4379平方千里的绿色原野之中。这里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土壤肥沃，宜植麦棉。这里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纵有同蒲铁路和北昆公路贯穿南北；横有晋韩公路与动工兴建的侯月铁路，并行东西。为曲沃这块古老文明的钟灵毓秀之地，插上了经济腾飞的双翼。曲沃县辖5个镇、2个乡：乐昌镇、史村镇、曲村镇、高显镇 、里村镇、北董乡、杨谈乡。

县内里村西沟遗址，同闻名于世的丁村遗址同属一个文化层，证实先民远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在此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如今， 南林吏村一株古老的银杏树，虽历尽沧桑，仍枝叶繁茂，超脱升腾，以植物圈“活化石”之称，留下了历史遗迹。曲沃人民忠厚温顺，谦恭礼让，勤劳俭朴，耕读传家。生之于斯，长之于斯，世世代代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物质与精神财富。

曲沃乃“天府雄风、三晋重地”。这里的山、河、平原，风物宜人的自然环境，成为2800年前晋国建都的条件。武公据之以兴晋，文公依之而称霸，出现了“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升平景象。作为晋国古都的曲沃， 当时的农业已种植小麦、大豆和谷子， 使用铁铲、铁犁和耕牛。手工业有冶炼铸造，纺织印染、制革制陶等。商业出现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巨贾。晋国的昌盛本来该给曲沃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然而， 沧海桑田， 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 曲沃自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建县；在封建制度的束缚和频繁的战争中走过了漫长的1400余年。

历史给予了一个偶然的机遇，曲沃人民驾驭了这一机遇。明万历年间，县人张士英从福建引进烟草种子及栽培技术，经逐步种植推广，全县植烟面积最多时达17万余亩，约占耕地面积的27％，年产烟叶7 000余吨。旱烟作坊随着烟单种植也应运而生，多达百家，年产烟丝5 000余吨。其质甲于三晋，驰名中外，曾远销蒙古的乌兰巴托， 苏联的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一业兴而百业荣。清代中叶，县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座商几近千家，其中票号、钱庄有72家， 同与旱烟共兴衰。烟草种植与早烟生产成为曲沃经济命脉的支柱。随着时间的推移。旱烟加工渐次让位于卷烟生产，在此转折关头，由于烟农未能熟练地掌握烤烟叶的技术， 经济效益不高，致使烟草种植处于萧条地位。

近百年来，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至解放前夕， 曲沃经济已濒临崩溃。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新中国诞生后， 在中国***领导下， 曲沃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期，建国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过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曲沃向为缺粮县。新中国建立后，历届政府重视农田建设、兴修水利、科学管理，粮棉产量不断提高。1988年，粮食平均亩产209kg,棉花平均亩产47kg,比1949年分别提高3．07倍和1．62倍。1978—1987粮食年度共售给国家商品粮13．48万t，并成为全省商品粮生产基地县。还涌现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王德合、常修文、于孝蓬、张效兰。工业，在新中国建立后，发展速度较快。至1988年，全县已有矿冶、机械、卷烟、化工、制革、建材、汽修、农机、五金、棉纺、服装和加工业等门类。其中曲沃卷烟厂是全省两个卷烟厂之一，年上缴利税近千万元， 占县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其产品飞虹塔牌卷烟于1988年在北京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参展；机电厂生产的汾水牌液化石油气钢瓶，被评为部优产品；拦（？）山铁矿生产的精矿粉， 品位达66％以上， 全部销太原钢铁公司；大理石厂产品“墨玉”， 质量上乘， 是珍贵的建筑材料。全县工业总产值10281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52％， 比1949年增长36．66倍。1988年， 商业网点2328家， 社会商品零售额9 574万元，比1949年增长828倍。1988年，地方财政收入2 072万元， 为1972年的5．42倍。职工年平均工资1162元， 农民纯收入年人均439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27倍和7．6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品购买额353元，储蓄余额327元。经济繁荣带来文化的发展。 国内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唐风》， 即是西周、春秋间流行于曲沃一带的民间诗歌， 留下了当时的文化倚影。 自宋至清， 曲沃有进士百余人，被誉为三晋文化之乡。历代县人著述甚多。元代名医许国祯著《御药院方》， 清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柞校订《大清律》， 兵部尚书贾汉复纂修《河南通志》， 吏部主事崔致远写成《易注》。还有著名学者顾炎武，旅居东韩村宜园撰成巨署《日知录》， 留下“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千古名句。而源远流长的晋文化， 则给曲沃留下大量文物宝藏，有“地下博物倌”之美誉。古“新田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 已发掘出土的文物5万余件。其中有被誉为“世界最早的大豆”， 有统一封地时周成王赐给叔虞的“害孳方鼎”， 有曲村西周墓出土的中违父奁， 有音色优美的东周青铜编钟， 有金代的砖雕舞台和戏剧陶俑。这些国之瑰宝，凝聚着先民的智慧， 刻印着历史前进的轨迹。新中国建立后， 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更大发展。1984年获省人民政府赠的“兴学育人”金匾。县图书馆、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单位。1988年， 全县有高级技术职称的43人， 中级459人。在全国各地的曲沃籍总工程师、教授、作家、编审、副厅级(副师)以上的学者、干部73人。省级以上劳模52人。

纵观曲沃历史， 光辉的业绩已载入史册。然而，放眼神州，横向比较，岂容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谱写曲沃未来的历史， 仍需杨长避短， 重展宏图， 策马扬鞭，自强不息。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其实，经济建设何尝不是这个道理。知己， 差距何在从总体上讲主要有二： 曲沃财政虽属盈余县，但余数寥寥，办工业拿不出多少钱；教育比较发达，但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有800余人， 实在说人口素质还是比较差的。很难设想，少资金，缺人才，怎么能加速经济建设的步伐而这两条恰恰又不易被人们所认识。因此，要开拓前进，必须同满足于现状的传统观念决裂，从小农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挤出点钱来办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千方百计， 开源节流，积累资金。有了较多的财力，有了一定数量的德才兼备的人，振兴曲沃， 经济再次腾飞，何难之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欲启动经济，须从县情实际出发，研究解决农业综合开发和矿产资源开采这两个课题。境内农业资源比较丰富， 尚有草地、滩涂、温泉、水面有待开发， 以及占现有耕地面积2／3的中低产田有待改造； 另外，还有近6万亩宜林面积有待利用。其次，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 有煤、磷灰石、铝矾土等矿产均未开采利用。从深度开发看， 组织好农副产品深加工，那潜力则更大。这就是曲沃经济第一步起飞的“希望之路”。

今天是昨天的发展，明天是今天的继续。昨天，曲沃人民曾在这块土地上谱写过光辉灿烂的诗篇。今天，只有善于认识县情，科学决策，充分发挥19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历史沿革

　　曲沃为古晋都地。曲沃之名，始于西周初期。古晋国以绛山为宗，绛水（今沸泉）出绛山之南，沸涌而东，折向北经青玉峡，东流白石山，悬而为沃泉（今景明瀑布），九曲而北入于浍，萦回盘旋，西流入汾。取其曲，取其沃，得名曲沃。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成师（桓叔）于此，号“沃国”，历桓叔、庄伯、武公三世，公元前678年，武公灭晋自代，定都于此。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为世子申生筑城，亦名太子城，即今曲沃城。秦汉为绛县，东汉改绛邑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置曲沃县，县名自此历代无更改，当时县址设“曲沃古城”（今县城西南1千米处）。

　　1958年11月，由曲沃、新绛、汾城及乡宁县关王庙乡组建侯马市；1963年5月，恢复曲沃县，县政府驻侯马；1971年8月，析出5个公社建侯马市，曲沃县与侯马分置，县址迁回新城。（出处）

　　？年，曲沃县辖：城关镇、高显镇、史村镇、曲村镇、杨谈乡、里村乡、西常乡、下裴乡、北董乡、苏村乡、安居乡。

　　2000年，曲沃县总人口222391人，各乡镇人口： 城关镇 33767 史村镇 21585 曲村镇 24380 高显镇 14940 里村镇 18414 苏村乡 17014 下裴乡 14959 北董乡 21366 西常乡 20157 杨谈乡 23643 安居乡 12166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人）

　　曲沃县辖5镇、2乡：乐昌镇、高显镇、史村镇、曲村镇、里村镇、杨淡乡、北董乡。共158个行政村。

2007年的一年曲沃全县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道改造，相信曲沃的明天会变的更加美好 伊朗补充

侯马一中宏志班有4个。根据侯马一中官网得知侯马一中有54个教学班，其中4个宏志班，剩下的都是普通班，3300多名学生。现有教职工176人，其中专任教师139人，侯马一中1956年创于山西的公立高中、全国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德里大明张氏家族，祖籍陕西同州雁羌村，即今大荔县东埝桥村。雁羌村始祖张载，其嫡裔张仁美配魏氏生三子。于元末避兵东迁河南。长祖仲文公迁居永宁县（今洛宁县）邑南金门川德里村，传至三世时，琇、珷、珍、玹、兄弟四人，分为四门，是为永宁张氏南门；次祠仲武公迁居永宁县东北刀环川大门楼村（今大明），是为永宁张氏北门；三祖仲昆公迁居洛阳邙山岭，其后裔失考。张氏家族自始祖居永以来，分为南北两门，迄今已历六百六十余年，衍传二十五世，约三万余众，已成为洛宁张姓中最大的一支，且分布极广，仅在豫西地区迁徙分布已达五十多个村镇，他省外县者不计其数。据初步考查分布在我县的主要聚居村有德里、新寨、寨根、陈吴、禄地、下王召、观湾、金山庙、小山底、大原、陈宋、磨头、礼村、中方、西山底、秀才岭、柴窑、张家岭、下高村、大明、城村、茶房岭、刀环、后坡、杨岔等，以及洛阳市、渑池县东西杨村、李家沟，义马市千秋、石门，宜阳县南驿头，栾川县狮子庙、南沟 、张村，内乡县，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山西省侯马市，湖北省武汉市、竹山县、均县等地。

学籍要求。根据查询侯马锐易官网可知，学籍要求:学生需在侯马市户籍所在地或父母工作单位所在地具有稳定住所，持有居民身份证。侯马锐易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是一家以从事教育为主的企业。

　　娟儿，名叫王建娟。据族人说，与我是同族一脉，可遍查《太原王氏族谱》，却没有任何记载，辈份便不好确定。也罢，反正是同族，没有必要细追根源。这正是：“华夏王氏出同门，一脉相承根连根。莫问芳名系哪支，都是宗族古来身。”

　于是，我把娟儿认作侄女，亲切地唤她“娟儿”；娟儿把我看作长辈，亲切地喊我“大爷”。从此，娟儿成为了我的贴心“小棉袄”。

　有人说：“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连结，是因为冥冥中的那一种缘，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的确，相识是偶然，也是缘分。缘分是个抽象的概念，摸不着，看不见，猜不透。但缘分是一种自然，不是刻意的，刻意追求来的东西是无缘分可言的。也有人说：“缘分天定。”我从来不相信天命，但我知道，每一分缘都是难得的，求之不来的。所以，我始终尽力善待缘分带来的一切。

　说起与娟儿相识相知的过程，还真有一种缘分在里面。

　那是2006年的一天，因续修县志，娟儿陪同县志办主任方海滨、原农工部长杨遵义，前往与故乡河北省临西县一河（卫运河）之隔的山东省临清市烟店乡王集村，寻根求本。在那里，查看了我们王氏家族十几次撰修过的家谱，追踪祖先的踪迹年代。因我们王氏乃太原之名门望族，族谱支脉清晰、齐全，从修志的角度来说，是县志不可多得的地方资料。说起王氏渊源，王集村的王氏族长提到我的名字，说是在续修家谱过程中，作出很大的贡献。一听到我的名字，娟儿和方海滨、杨遵义都立马想起在报纸上曾经看到的文章，便滋生了结识我的欲望。族长介绍了我的简要情况，并拨通我的电话。电话中，当我了解到要将我的传略和业绩收录到县志“人物”章节的意图后，十分高兴，一口答应了要求。为及时将资料发送过去，方海滨让娟儿给我通了话。娟儿哈哈一乐，干脆利落地说：“咱们可是一家子，有事尽管讲，我一定帮忙。”说完，便把邮箱地址发到我的手机上。虽然同娟儿通话只有简短的一分多钟，她那热情直爽的话语却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当天晚上，我便与娟儿取得联系，把个人资料从邮箱发过去。娟儿当即告诉我所有的“密电码”（包括QQ号），也索要了我的所有“密电码”（包括QQ号）。由此，我与娟儿便开始了经常的电话、信息联系，一有空闲，更是在QQ空间里神聊，常常是一聊就是大半夜。聊天过程中，每每能够使我有效摆脱心态的疲惫，得以将自己内心的忧虑和苦闷释放出来，获取一种快意和轻松。当时，虽未与娟儿谋面，却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言谈话语达到心有灵犀的程度。同时，从敲打出的字里行间，也互相体味到一种微妙的心理诉求。因而，只要我感到身心疲惫或烦恼忧愁的时候，就会邀请娟儿网上聊天。娟儿就是不说话，只要打出一个笑脸，一个符号，一束鲜花，指间的情愫立马会传进我的心灵深处，带来意想不到的慰藉。同娟儿聊天，节省的是银子，体味的是快乐，感受的是幸福，凝聚的是情感。

　2007年3月，父亲不幸去世。安葬完父亲之后，我在县城博利饭店安排了一顿饭，特意邀请娟儿参加。走进饭店大厅，一个姑娘映入我的眼帘，只见她身材娇小，风韵天然，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无拘无束的活泼劲儿，十分惹人喜爱。第六感官告诉我，这一定就是娟儿。果不其然，这就是娟儿。娟儿满脸是笑地说：“一家子，你好啊！”声音甜美，水晶石一样透亮。我也笑着说：“一家子，你好，终于见面了！”娟儿格格地笑着说：“是啊，是啊！”我伸出手来，握住娟儿那只白晰、纤柔、汗浸浸的小手，久久没有松开，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涌入心海。娟儿的笑脸仿佛一朵鲜艳的花儿，立刻挂在我的心头，心底深处不由地滋生一种亲近感。宴席间，娟儿落落大方地倒茶、敬酒，俨然一位主人，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临别，娟儿与我约定，下次回来到她家去做客。

　初次接触后，与娟儿的电话、信息、QQ联系更加多起来，我也从心底里时刻关注着她的进步和成长。时隔不久，我和老伴又回到故乡。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县城去看娟儿。娟儿接到电话，欣喜万分。一进县政府，我就远远地看见娟儿已经等候在楼下。在娟儿的办公室，我们谈工作、谈家庭、谈事业，畅意无限。由此，娟儿成为我的义务宣传员，更成为我联结众多文友的桥梁和纽带。

　一次，与娟儿网上聊天时，我把临汾电视台摄制的专题片《东方之子——王友明》（上下集）传给她，想让她独自欣赏。娟儿倒好，逢人就说就讲，还在一次老县长宗振荣作品研讨会上播放，闹得故乡文学圈里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

　于是，引来2008年3月15日、16日，《冀南文学报》联袂育英、春雨中学，借我返乡省亲之际举办散文讲座活动之邀。那天，娟儿早已等候在我下榻的泰山大酒店，那一刻，充溢我周身的是故园情的温暖，令我感受到的是亲人的盛情，心底翻滚奔涌的是感动的狂澜。那天晚上，我没有让娟儿回家，叫她与女儿住在一起，目的是想有机会多与她聊聊天。同娟儿聊天，大多时候是她一个人在说，唧唧呱呱，像只巧嘴八哥，我很少有插嘴的空儿。每每听她说话，我都会目不斜视，洗耳恭听。真的，与娟儿聊天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是一种幸福的意境，是一种心态的满足。

　讲座活动期间，娟儿跑前跑后地招待我们一家，还以“秘书”身份，全程陪同，帮我提包、端水，还要照顾外孙阳阳。每到一处，我都能感受到娟儿的细心服务所带来的暖意。

　父亲一周年忌日那天，娟儿带着父母，陪同十五六位文友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专程驱车从县城来到我的故乡小村，参加祭奠。看着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我的心顿时被乡谊友情的潮水浸泡起来。这是一份难以忘怀的盛情，凝结着亲人、朋友们的深情与厚谊！

　待我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娟儿又给我打电话，软磨硬缠地让我到她家做客。这次实在是不能再失信了，我如约来到娟儿家。娟儿的父母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家宴，盛情款待我们一家。就是在那天，我与娟儿改变了彼此的称呼。在故乡逗留的一周时间里，不管到哪里走亲串友，我都把娟儿带在身边。娟儿的嘴巴很甜，姥姥、舅舅、妗子、大爷、叔叔、阿姨喊得特别亲切，一点儿也不见外，看到什么活儿，也是争着抢着干，走到哪里都倍受欢迎。老伴高兴地说：“这样真好，咱们又多了个闺女！”

　在我离家的前一天，娟儿骑着电动车，跑了十几公里路，把《冀南文学报》《祥瑞信息报》报道我散文创作讲座活动的专刊，送到我的手中。捧着这份独特的“礼物”，我感到沉甸甸的，因为版面上跳动着娟儿和文朋好友鲜活、滚烫的心，字里行间饱浸着文朋好友真挚、淳厚的情感。与娟儿分别时，一首小诗悄然涌入脑海：“急急回故乡，绵绵情谊长。才读玉兰秀，又闻杜鹃唱。天暖心意惬，地绿饭菜香。相聚觅知音，别离情激昂。”

　那次故乡之行，在我心底里留下的许多感慨与感动，伴随着我归来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走进一段岁月，凝聚成人生旅途上一道别致的风景和今生永远不能释怀的情结。

　自打那时起，在娟儿的牵线搭桥下，我与《冀南文学报》以及宗振荣、杨继平、方海滨、杨遵义、梁振波、王树强、王书亭、耿志洁、赵津铭等文友，结下不解之缘。提起娟儿，大家赞不绝口。有感于此，我特意为娟儿写了一首嵌名诗：“飒爽巾帼属小王，卷帙浩繁系大方。韶华中流已建树，岁嫩高标更激昂。老翁飞唾夸娟秀，归家余音依绕梁。夙志不因褒奖减，攀登只在白云乡。”别看娟儿年龄小，知识掌握的可是不少，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论做什么事儿，分寸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

　2009年4月1日，我再次回到故乡。一打电话，才知道娟儿已经离开县志办，在万和宫谋到了差事。我不顾旅途劳累，前去万和宫看娟儿。娟儿闻听十分兴奋，早早就作好准备。在娟儿和好友杨遵义的陪同下，我们尽兴地游览了万和宫的所有景点。游览中，我有幸见到了万和宫的投资者、战友王殿明。晚饭，是在万和宫吃的，娟儿一直相陪。7日，娟儿特意把我和老伴邀请到她们家做客，好友杨遵义陪同。娟儿的父亲王桂祥、母亲丛玉玲都是爱干净的人，整个小院里里外外打扫地干干净净，给我一种清新愉悦的感觉。我们就在小院内合影留念，留下了一份亲情，留下了一世情感。娟儿的父母弄了一大桌子美味佳肴，盛情款待。由于娟儿的父亲王桂祥曾经当过兵，有着共同语言，我们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共同话题。

　在我离家的头天晚上，已经是7点多钟了，突然，娟儿披着一身浓重的夜色来到我的面前。娟儿说：“白天就想过来，因万和宫里的事情较多，未能成行，忙完手头的事儿，天就黑了，我怕明天有事送不成您，就晚上赶了过来。”娟儿不顾天黑，更不顾乡村土路难行，骑着电动车来看我的举动，令我深为感动。我搬了两个小凳子，放在北屋门口的水泥台上，与娟儿畅谈起来。不知不觉，时针已指向夜间9时许，娟儿起身要走，我极力劝阻，她说明早还有事，边说边推车走出家门。当时，我带的车外出未回，家里又没有自行车和电动车，无法前去送行，只好望着娟儿独自踏上回去的路。看着娟儿的身影消失在暗夜之中，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不一会儿，车回来了，我立即驱车，沿着必经之路追去。夜很黑，路不平，汽车颠簸着行进。我不停地打娟儿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我悬着的心提得更高了。车行至半路，突然我的手机响起来，打开一瞧，是娟儿打来的。她告诉我，已安全回到单位，让我不要挂念，这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事后，我对娟儿说：“你一个女孩子，黑灯瞎火的，独自行走于乡间小路，我岂能不挂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的父母交待？”娟儿以十足自信的口气说：“大爷，您放心，我经常走夜路，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敢劫我。”我哈哈一笑：“鬼丫头，净说大话。”

　牵挂是人生的重要乐章。拥有牵挂，才会感到充实和幸福。如今，只要时间一长没有娟儿的消息，我就牵挂娟儿，想念娟儿。我经常给娟儿打电话，娟儿也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与娟儿，就像是放飞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多远，这根线总会攥在彼此的手里，系在彼此的心里。实际上，亲人和至友，就是用来牵挂和想念的。娟儿是我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更是我的挚友，我时常牵挂着她、想念着她。但凡写故乡的散文时，我大多要提到娟儿的名字，籍以提升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娟儿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普通得就像苍天落下的一滴水，大地生长出的一棵草儿。但娟儿却是非常优秀的女子，凡是熟悉她的人，无不跷指称赞。娟儿的家在尖庄镇西尖村，上有一哥，下有一弟，就她一个女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娟儿，个头不高，小巧玲珑，普通的外表里，始终深藏着一颗异常活跃的心，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不知愁是啥滋味；娟儿，性格直率，心里想啥嘴上说啥，干活麻利快，什么活儿在她面前，也不发怵；娟儿，爱说爱笑，就是干多累的活儿，心里有多不痛快，也能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的笑声；娟儿，总是以一身的轻松，一脸的幸福示人。有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我觉得，娟儿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她演的可都是轻喜剧，和娟儿在一起，就会感到年少十岁。

　娟儿也有忧愁的事儿，那就是找对象。许多亲朋好友牵线搭桥，未能成功；我曾经想当红娘帮助介绍一个，亦未能如愿。有成语云：“有情人终成眷属”。经过一段曲折，娟儿终于有了主儿，结婚那年，我没能赶回家，专门委托内侄女赵章梅参加婚礼，送上祝福。娟儿的婆家在司寨，也许是前世有缘，娟儿进门后，两位老人就把娟儿当成自己的闺女，而娟儿，自然把疼爱她的公婆当成自己的亲生爹娘，懂得孝顺。公婆是非常好的老人，和善勤劳，善解人意，对娟儿，疼爱有加；女婿张忠福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谈，勤快能干，对娟儿，知冷知热，小两口的感情，真是一个字，“深”！娟儿把公婆、妯娌、夫妻、邻里关系，处理得妥妥贴贴，从没有闲言碎语。娟儿天真活泼的性格，还经常为家庭带来欢声笑语。老公公得意地说：“娟儿是俺家里的‘开心果’。”听了此话，我满心欣慰。

　婚后，娟儿辞退了万和宫舒适的工作，随张忠福来到邢台，经营一家轴承门店。她不辞辛苦，起早贪黑，四处奔波着揽生意，就是怀孕了，也不肯休息，女婿张忠福多次劝阻，娟儿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娟儿那股倔强劲儿，令我打心眼里佩服。

　2010年6月初，我回家时，专程到娟儿的婆家做客，受到高规格、超热情的礼遇。宴席间，自然少不了对娟儿的夸赞话题。娟儿的公婆，始终是一脸微笑，一脸幸福。6月16日（端午节），母亲10周年祭奠那天，娟儿带着父母和公婆又来到我的家。他们说，参加祭奠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想同我好好畅谈一番。那天，我们畅谈地十分尽兴，娟儿的活跃劲儿，也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绝佳的印象。

　2011年初春的一天，娟儿给我发来信息报喜，说是腊月二十九晚7点08分，生了一个重达73斤的女儿，母子平安。读了信息，我觉得喜悦突然浸入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小家伙的诞生，为兔年新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为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唱响了大团圆的音符。这真是新生逢新春，喜庆又团圆，皆大欢喜啊！

　娟儿，从宝贝儿诞生的那刻起，浓郁的年味儿一定是在那个农家宅院里飘香了吧？虽然远隔千里，我仿佛闻到飘香的年味儿，仿佛听到宝贝儿洪亮的哭声……

　2012年初春，娟儿又生下一个儿子，实现了儿女双全的梦想。

　2013年的一天，我专程到邢台市看望了娟儿，娟儿和女婿忠福在一家大饭店热情接待我。我真的不想让娟儿破费，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开着电动三轮车送货，太辛苦了。可娟儿和忠福笑呵呵地说：“大爷，没有关系的，请您吃顿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娟儿和忠福开车专程把我和老伴接到尖冢镇西尖村的娘家，一帮好友相聚一起，其乐无穷。娟儿的公公说起儿媳妇的好处，竟然激动地流下两行泪水。那天下午，忠福开车把父母和娟儿及孩子，一块儿拉到我岳母家，来看望我们。我准备在镇上安排一桌饭，可他们说啥不肯去，硬是坚持回了家，留在我心底的是深深的不安与愧疚。

　娟儿的心特别细，我和老伴的生日都在农历三月份，女儿冬云的生日在农历九月份，每年她都记得牢牢的。生日那天，一大早准会接到她或打来的祝福电话或发来的祝福短信。听着她甜美的声音，阅读她诚挚的祝福，我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

　这两年，娟儿和女婿忠福在邢台市某庄园，开了一家古法自酿纯粮酒门店，倍受欢迎。

　2016年5月26日，庄园领导让她写一篇文章，意欲在网站上进行一下宣传，以扩大影响。娟儿打电话嗫嚅着向我说起此事，我当即批评她说：“傻丫头，有事尽管直说，吞吞吐吐地干什么？”她哈哈哈地笑着说：“知道您忙，我不好意思开口。”我爽快地说：“你大爷是作家，这样的事情理应你大爷来完成，只是举手之劳，有啥不好意思的。”娟儿笑得更来劲了：“我就知道大爷肯定会帮我。”两个钟头之后，我就写出一篇1200余字，题为《醉客倾心几度闻》的文章，发到娟儿的微信上。第二天，娟儿欣喜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文章一发到网上和微信朋友圈，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许多读者一再追问，作者是谁，能有如此好的文笔。我淡然一笑说：“只要能够帮助到你就行了，没有必要告诉我的名字。大爷化用一首小诗送给你，‘小城梁酒味最真，醉客倾心几度闻。今日一杯偿所愿，东篱无复有愁云。’祝福你们的事业蒸蒸日上，财源滚滚！”娟儿连声说道：“谢谢大爷！谢谢大爷！”我佯装生气地说：“又来了，你要是总这样客气，以后你的事我可是就不管了！”娟儿马上甜甜地说：“大爷，下次不敢了！”

　7月9日，我收到河北省散文学会寄来的会员证，便欣喜地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娟儿看到后立即发来微信：“大爷，您又加入河北省散文学会了，以后就又有您忙的了！多多注意身体，一定要劳逸结合哦！祝福我姨你俩身体健康！大爷，您肯定能拿更多的大奖！”之后，天气开始炎热起来。娟儿又发来微信：“大爷！最近几天高温，多喝点菊花茶、绿豆粥，可以降暑，红豆薏仁汤，可以除湿气，少吃冰冷食品，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照顾好自己，愿我的问候能给您带来丝丝凉爽！”读着这暖心的话语，我真的感受到一股凉爽的惬意。

　最近几天，我突然头晕目眩，便前往侯马市内侄女赵章云所供职的平安医院输液治疗。娟儿不知道怎么得知了消息，心急如焚，又是打电话，又是发微信，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今天一大早就发微信给我：“大爷！怎么样了？还用每天输液么？还在章云姐姐家么？还是在医院？还是在临汾呀？还头晕不呀？”一连串的问号，浓缩着娟儿深切的牵挂之情。

　娟儿这个贴心“小棉袄”，就是这样时常给我带来女儿般深深的感动和幸福的温馨。

85%以上。根据查询侯马一中官网显示侯马一中的升学率与当年考生的实际成绩有很大关系，该校高中学生的升学率在85%以上。侯马一中始建于1956年，现址位于文明路，占地面积300亩，该校共培养毕业生11500余人，高考达线率稳步上升，连续多年位居临汾市同类学校前列。

侯马一中中考录取分数线2022是604分。

1971年开始增办高中班，1988年初、高中剥离，遂成为一所单办高中。侯马一中原是4轨制，经多次扩轨，现已达到14轨制。2014年，侯马一中有54个教学班，3300多名学生。现有教职工176人，其中专任教师139人。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先进，办学条件优越，环境优美，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现有教学楼4栋，学生公寓楼4栋，师生餐厅楼1栋，科技楼1栋，图书馆1座，集行政办公于一体的行政楼1栋，报告厅2个，教学音像监控室1个。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