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形象如何，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文化。不少著名的世界城市也同时是“文化都市”。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城市文化的竞争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管理者认识到文化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并正在着手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同时，着力带动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城市化高度发展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而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专家认为，通过创建和发展城市文化，能解决中国城市目前的质量低、效益差，产业结构雷同，竞争力弱等问题，提高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1]。

中国近年来音乐剧市场的热度也是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的。如今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新闻，比如“成都欲借力音乐剧《金沙》打造城市文化名片”、“东莞要打造音乐剧之都”、上海要成为“亚洲音乐剧新中心”等都显示出了城市的文化抱负，体现出中国城市在文化跨越中推动文化资源转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新考量。为什么选择音乐剧作为打造城市文化的“标示”或“名片”呢？笔者认为，这是在中国高级城市化进程中，音乐剧这种20世纪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现代舞台剧所具备的“艺术特征”和同时具备的“市场特征”所决定的。纽约、伦敦、多伦多、洛杉矾等城市，音乐剧的确已经成为打造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或“名片之一”。当然中西不同，音乐剧与城市文化构建的基本要素、具体做法、途径都会有所不同。

一、西方音乐剧作为城市文化的四个层次

音乐剧作为一种城市文化，不仅仅是修建几个豪华剧场那么简单，它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软件类的内容。其实，城市文化中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因素，即使有些以物质财富的状态存在，但它也主要是指物化中的精神，而不是指物质本身，就像我们所言“百老汇”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一方面，城市文化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培育城市文化要注重多元化的交叉，既要融合城市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色，也要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一个由内向外的文化价值系统[2]，第一个层面为“表层的物质文化”；第二个层面为“制度管理文化”；第三个层面为“行为文化”；第四个层面（最高层）为“文化价值观念”。如果一个城市要把音乐剧打造为一种“城市文化”，也必然体现着以上这四个层次。

“表层的物质文化”或“物质器皿层面”，体现为音乐剧的剧场建设，反映着城市音乐剧文化构建的直观形象与景观特色。伦敦西区及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环境都有一个以“剧场群”为标志的“文化市场”。做一个并不十分恰当但却容易理解的比喻：百老汇剧院街的形成有点类似于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形成。北京三里屯第一家酒吧的出现或许只是个偶然，但它的成功及随后酒吧在三里屯的蜂拥而上绝对不是偶然。酒吧消费的聚集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它本身就暗藏着对西方文化的消费需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一条商贾云集、货物聚散的普通街道上的零星一两家剧院到迅速崛起的剧院群落，从房地产投机商到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加盟，从色情业的聚集地到传播美国文化价值的地方，百老汇终于形成了。如今的“百老汇”实际上有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地理概念，指纽约市时代广场附近12个街区以内的30余家剧院；第二层含义是在百老汇地区进行的演出；第三层含义是整个百老汇这个产业链，这样的产业也包括在纽约市以外的地区，主要以演出百老汇剧目为主的这些剧院及其产业链。

“中层的制度管理层面”，反映音乐剧组织制度为载体的制度文化，体现为政府、行业协会对于音乐剧行业、音乐剧演出的一套健全的演出经营管理机制和制度。欧美音乐剧是一项成熟而规范的文化产业。一方面，有许多配套的专业音乐剧机构，其中包括多个有着特殊职能和功用的相关协会、公会、联盟等，比如：美国戏剧之翼、演员公会、剧作家协会、舞台剧导演和舞蹈编导协会、舞台设计艺术家联合会、剧院代理人和经理人协会、美国戏剧演员理事会和美国剧院和制作人联盟等。这些机构除了担任一年一度的托尼奖评奖外，都有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还有一套健全的演出经营管理机制和制度。否则，音乐剧制作和市场营销的诸多措施都是无法实施的。这其中有公会演员实行演员招考制和聘用制，演员中有明星制，创作者们遵循版税制或利润分成制，演出的中心是制作人制（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演出实行试演制等。

“中层的行为文化”，体现为规范的以演艺企业为载体的规范的市场行为。百老汇的演艺企业主要分为三种：剧院经营商、音乐剧制作商、音乐剧经纪商等。音乐剧创作演出是一个系统概念，是由“生产”、“演出”、“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包括“成立项目工作组，确定演出项目”、“融资”、“创作”、“演员招考”、“项目制作”、“舞台试演和预演”、“舞台首演和公演”等阶段，有完整演出服务流程。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三点：一是“角色招考”，所有的演员都必须参加试听会的考试才有可能在百老汇的音乐剧中扮演角色，无论演员的名气大小无一例外，这也是目前为止寻找最适合演员的最佳体系。而且“百老汇的活动剧组”是“养戏不养人”，也不会以“培养演员”为己任，核心是直接找到最合适“角色”的成熟演员。一是剧目从“非定本”到“定本”的“试演或预演体制”，新音乐剧一般都要在百老汇公演之前进行巡回试演或者进行百老汇预演。还有就是首演时职业评论的加入，换句话说，音乐剧的演出市场有多种声音并存：商业的声音（演艺企业的广告宣传）、艺术的声音（专业评论）、观众的声音（大众判断）。

“深层的观念文化”，体现为本国、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城市精神、城市本质内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美国音乐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观，贯穿在百年百老汇的历史中，就连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也被巧妙地融进了美国式的幽默、娱乐和歌舞中。这种深层的观念文化也体现为百老汇多元化的音乐剧观：音乐剧有巨型、大型、小型之分；音乐剧有商业、实验之别；音乐剧有欧洲流水式、美国整合式等多种风格；音乐剧有营利性制作和非营利性制作之别；一些西方音乐剧演出团还有百老汇驻演团、西区驻演团、全美巡演团、欧洲巡演团、亚澳巡演团等不同等级的演出力量。可以说，如今百老汇多元文化的交融就体现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文化多样性。20世纪末以来，百老汇就有根据**改编的音乐剧，有沿袭传统音乐剧形式的音乐喜剧，有只舞不歌的音乐剧，有视觉奇观的舞台秀，有体现了先锋实验性的后现代音乐剧等。即便如此，美国音乐剧人也在呼吁希望百老汇音乐剧能够将美国音乐剧的现实精神进行下去，而不仅仅是“复排剧”或“同一题材变换形式后翻来复去的出台”。

二、中国音乐剧作为城市文化构建的基本构成

音乐剧作为打造中国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是一种应由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指导的文化活动，而且也应该从以上几个层面上下功夫。

体现“表层的物质文化”或“物质器皿层面”音乐剧剧场建设。聚集产生效应，这是城市的普遍法则。音乐剧剧场建设应该有意识的成为城市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并聚集到一定地区，建设文化中心，使城市的音乐剧活动有更多的“硬件”设施作依托。文化中心可能还是一个城市里高校、高科技产业、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集中的地方。而对于区域文化而言，集中剧场优势强强联合的“音乐剧院线”则显得非常重要的，比如目前中国已有或正在积极构建的“保利院线”、“北方剧院（场）联盟”、“西部剧院（场）联盟”、“东方百老汇院线”等等。

“中层的制度管理和行为文化层面”，与音乐剧创作与演出相关的体制创新息息相关。总的原则是政府扶持（推动、倡导）、社会参与、企业承办、市场运作、规范管理、专家指导、媒体支持、观众评判。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音乐剧创演的组织创新，涉及创作人员、演员个体和群体，比如对于创作人员的“聘任制”、“版税制”、“利润分成制”等；对于演员的“班底制”、“聘任制”、“明星制”，或是积极扶持新人等；对于演出组织的“剧团、剧场合一制”（剧场管理剧团）、“项目制”、“项目工作坊制”等。2、音乐剧创演的管理创新，主要指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中国尤其应该建立音乐剧行业协会，在行业维权和行业自律这两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公正地推动文化市场的有序化；政府指导行业协会构建演出行业的监管平台，在监管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中介性质的音乐剧演出行业艺术质量评估中心，积极开拓并培育音乐剧观众群体。3、音乐剧创演的经营创新，指音乐剧演出行业的产业链；扶植表演艺术相关行业，健全演出团体、演出场所、演出公司产业生态链。创建机制，促成音乐剧与相关产业作跨领域之合作，包括录音、录像、出版、观光等。

“深层的观念文化”最为重要，既体现为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观念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也能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化的音乐剧生态。这里涉及到了构建中国音乐剧生态或者城市音乐剧生态的问题。一方面，这个生态要以资源特点为基础，策划设计推出新的文化品牌，改善崇洋心理和文化依附感，熔铸民族个性；同时还要有于平司长所说的“对中国当代社会敞开怀抱的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在引进和原创上，打造多元化的中国音乐剧观，多元共生、尊重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中国音乐剧不是一两部豪华巨制造就的，也不是个别艺术家的“象牙塔”，更不能是“政绩工程”，要尽快走出“音乐剧就是赚钱的机器，音乐剧就是豪华大制作”的认识误区。

三、结语：在市场中打造中国音乐剧

笔者认为，无论是建立健康的中国音乐剧运营生态，还是把音乐剧打造为某个城市的“地方名片”，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任务。

首先，音乐剧如何本土化最先面对的大问题，不是所谓的如何进入市场的具体操作方式的问题，而应该是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成熟的，有了自己原创精神、艺术品格的本土音乐剧不是简单的西体中用、中体西用、拿来主义等，也不是简单地“中国出题材、西方出形式，打造成音乐剧再返销西方”，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旧格局；而要对中国音乐剧创作进行深入探索，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有所创新，考量、探索出一条音乐剧的娱乐精神、艺术整合理念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国际形象之间如何互动的道路，以干预和改变中西文化交流的既有模式。与此同时还要关注音乐剧如何在中国进行规范地市场运作，打造音乐剧的城市文化品牌还需要从几个层次上面下功夫，中国的音乐剧需要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政府、行业协会、投资商、演员形成合力，因为中国音乐剧健康生态的构成需要创演主体、经营主体、监管主体、消费主体的共同努力。

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健康的演出生态，就是再好的、再花哨的营销手段也无济于事。音乐剧在西方是一项规范的系统工程，体现在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制作、运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国音乐剧的从业者要在引进西方音乐剧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善于学习，同时注意培育中国的观众市场。笔者希望中国音乐剧不要只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只有做中国一流音乐剧的美好理想，只有创作的激情和冲动……实际的结果是没有根基的原创音乐剧在中国成了高票价、短档期、高风险的“快餐演出”，“热量”高、“脂肪”高、“营养价值”却不值得推崇。笔者希望，中国的音乐剧真正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笔者也相信，音乐剧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能给中国舞台艺术创作和中国的演出生态带来切实的冲击和推动。

注释

[1]张汉《城市文化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作用研究――以三个城市街区为个案》，曲靖市城市文化网。

[2]任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慕羽：北京舞蹈学院

责任编辑：许健

灯光节既可以营造城市景观，又可以扩大城市传播力、影响力与知名度，还是旅游产业的助推力，已经成为城市营销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国际上不少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灯光节。纵观国际知名的灯光节，荷兰阿姆斯特丹主打滨水特色，游客可以乘坐灯火辉煌的运河游船顺流观赏被灯光装饰一新的城市；法国里昂灯光节堪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悉尼灯光节将灯光、音乐与创意元素融为一体，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视听享受……这些城市无一不是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来做文章，既打造出现代的文化节日，又丰富和彰显了城市文化内涵。

广州的灯光节亦是如此，只有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色，才能打造出深入人心的广州文化形象。要体现出哪些文化特色？一是体现出广州深厚的历史底蕴。广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千年商都和岭南文化中心地，这是广州文化的根基所在。去年灯光节期间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叹早茶”为主题的作品《一盅两件》和《雨打芭蕉》，正是因为体现出岭南文化特色，才得到满场喝彩。《雨打芭蕉》还作为广州与里昂建交30周年的友好标志，送到2018年的法国里昂灯光节展出。

二是体现出现代广州的创新与活力。灯光节的众多作品，是现代灯光科技与艺术创意的完美结合，既是文化实力的展示，也是科技水平的竞技。要通过高品质的灯光艺术作品，体现出广州科技实力与文化吸引力，引入更多有实力的灯光艺术家参与到广州灯光节中，方能彰显广州的活力。无人机表演、AR互动、互动音乐声光秀等都展现出广州科技、时尚的现代气质。

三是体现出广州城市景观之美。灯光依托于城市地标建筑而设，要结合广州的地理风貌，方能尽显城市美景。广州珠江两岸，古迹众多，美景如画，广州也正在打造“一江两岸三带”城市格局，全面提升城市景观。借广州灯光节举办之机，对珠江两岸的历史建筑和现代高楼进行整体外观整治改造，让璀璨灯光凸显大都市文化魅力。

　　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既有多层面建筑风采，也有浓郁的文化品位与人文情怀，由于名气大、品位高、影响深，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价值与名镇、名村、名街、名寺、名居、名园等一样，也是一个值得分类厘清、深入探讨的主题。一座名楼本身就是一个文脉遗产累积的过程，它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延伸了城市生活的时空，丰富了城市文化的景观。名楼遗产无疑有益于人们用地域文化优势提升城市文明，用远久历史文脉延续城市文化，用名楼突出的普世价值激活城市活力，这是我们已经做了或正在努力的方向。

历史文化名楼的文物价值

历史文化名楼首先要是建筑文物，需要整体保护、具体修缮和立体维护。建筑文物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珍贵历史遗存物，是一个精神符号。城市需要历史名楼这类文化遗产，就是要以高雅质朴来弥补浮躁喧嚣，以精神情操感召文明素养。

历史名楼类文化遗产对城市是一种丰富的滋养，用清雅古朴改变城市的视觉形象，让人们享受到市容古雅视觉之美。利用历史文化名楼疏导和化解“城市文化病”无疑是城市文化功能中的一剂良方，对“宜居城市”、“都市文化”有着独特价值。历史名楼常常是一处地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也是时代发展和城市历史演变的见证者、旁观者。

历史文化名楼也是一个城市的镇城之宝，是一座都市的文化标志。如果说佛塔是一个平面建筑制高点的标志，而阁楼就是文化源流延续的历史标志。历史名楼不是宗教景观，而是文化景观。现在一些地方将佛塔与楼阁混为一谈，用佛塔代替楼阁这是需要区别的。至于寺院里的藏经楼、钟鼓楼、僧楼等只是衍生的附属建筑，例如苏州寒山寺的“夜半钟声”的钟楼，即使意境深幽，也不能列入名楼之内。

一个城市总需要不能忘记过去，而历史文化名楼就是过去登高望远的瞭望塔之一。名楼不仅是反映一个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也是体现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缩影，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历史形态。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有些是毁灭后近些年又“重建”而不是“复建”的，大多不能进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我们首先必须厘清“复建”与“重建”的概念。在文物保护界，“复建”是对古代建筑的复制，必须按照文物的原形制、原结构，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即“四原”原则)。“复建”十分强调“原真性”，所用数据都必须是来自原文物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复建”出来的建筑可以归为文物。“重建”与“仿建”对原真性和“四原”原则没有硬性要求，因而建成的建筑不过是仿古建筑，只有与文物本体相似的外形而完全不具备任何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比如北京永定门城楼重建后不仅偏离原址还偏离中轴线，这就是“复建”与“重建”、“仿建”本质上的区别所在。有人说复原、重建的古建筑不能以假古董视之，新复建的永定门就是文物，这个观点无疑背离了“古建文物是实物的史书、历史的见证”等基本价值认定标准，是值得商榷的。

按照文化遗产代表性建筑必须满足历史真实的根本性原则，历史文化名楼屡屡改建但必须保持原真性，特别是遗址类名楼更受关注。当然，如果是出于保存历史文脉的目的，建立一个纪念馆性质的文化名楼，搜集汇聚各类文物、文化符号，即使借文物遗址或文化遗产地的名气重新搞一个文化产业品牌也可理解。而如果专注于挖掘商业特质或旅游收入，则是另一回事了。“复建”或“重建”如果搞得好，能找到一个与当地旅游文化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并与其他城市文化景观连成一串，也许能成为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一个支点。

当下公众理解的遗产保护价值多是建筑形态，事实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文化内涵的继承。这既是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人文素养的浸染。正如国际上对名人故居类遗产的保护，都非常注重文化细节和参观者的举止要求，把名人的创新思维、哲学基础、核心思想与独立批判意识等人文精神都视为遗产保护的价值。

历史文化名楼作为文物实体或遗产载体，其教育使命和精神属性决定了它的价值潜力。提升其价值的含金量，既要不落窠臼俗套走在老路子里，又要配合城市改造带来转型新动力，确实需要多元化的认真思考，不能急功近利地显摆政绩，这是塑造人文精神提升城市品格的文化大事，切忌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炫目的历史文化名楼，所以它不是一个城市独属的印记，不是对当地经济有促进就可以随意处置的。我们要将历史文化名楼从一般生活家园保护提升到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水平来认识。

历史文化名楼的文化品位

历史文化名楼品牌的深度打造，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品位的存在和传承。名楼富有文化内涵，城市和市民享受到文化之美和德行馨香，其文化品位都得以提升。名楼也润物无声地提升着城市文化品位，巩固了地域文化的品位。

名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品位需要历史(时间)和文化两方面的检验。不是通过自说自话、自我肯定打造出来的楼阁，在瞬间或短短几年就能提升文化标志。文化需要长年累月地积淀，细嚼慢咽地认真品味，而不是狼吞虎咽图一时之快，新建的文化标志性建筑与保护历史人文资源不是一块天地，后者没有对文明积淀的尊重与敬畏。我们对名楼不能只讲初级文化开发的故事性、趣味性、互动性，而不讲高级文化境界的独特性、地域性、民族性。“雅俗共赏”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才会保证文化的导向。

例如湖南岳阳楼反思自省的忧患文化，历千年不衰；山西永济鹳雀楼黄河横流、天人合一的灵感享誉古今；湖北武昌黄鹤楼崔颢、李白登楼尽收眼底的吟诵名扬天下；江西南昌滕王阁王勃长天一色的胸襟声闻四海；云南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美誉华夏；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传奇与寻仙信仰长久不衰；海市、山月、落霞、碧波、丹崖等等都与名楼名阁一起表现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热爱。历史文化名楼从单体艺术遗留物扩展到文化遗产群体，呈现出主题丰富性、风格多元性、视角独特性和背景包容性，特别是诗章文赋为一座名楼、一座城市增添了无穷魅力，使人心态开放，崇尚自由，宽容神怡，文雅安闲，从而延伸出名楼画派、名楼诗家、名楼乐赋……“形”与“神”在不断传唱中延续着名楼的鲜活生命，唤起着名楼文化的保护记忆。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外显， 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城市形态和特征，是城市内部与外部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显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它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市容市貌、市民素质、社会秩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城市文化建设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继生产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后迎来的城市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城市品牌化的过程。

关于城市文化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定义思路，其一是从文化的定义推理演绎，例如台湾学者张丽堂 （1983）援用了泰勒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将城市文化定义为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又如郑卫民（2005）援用了广义文化的定义，认为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其二是从城市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定义，例如《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它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刘国光，1991）。又如秦启文（2004）认为，城市文化是指生活在城市区域内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所共同创造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道德规范，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或城市特色）的典章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技术和艺术成果。

而由于城市文化的复杂性，许多学者通过明确城市文化的具体所指对象而达到利于学术研究的目的。2011年1月，由城市文化领域著名学者、原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世纪坛序总创意人朱相远先生组织创办的中国城市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组建了我国城市文化专业研究机构。

《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属物质的或有形的器物用品，如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后者则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刘国光，1991）。

杨东平（1994）在《城市季风》中通过比较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认为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城市文化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予以认识：1）城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城市社会的变迁是一个文化大题目，它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建设和人文景观；2）城市的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这是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对城市现代化程度的观测；3）城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这是按文化的狭义或常义所反映的城市文化状态；4）城市的人口构成和文化素质，这既是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最活跃的动因，也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指标；5）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是城市文化的深层基础。

任平（2000）通过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城市文化发展状态，强调了后现代城市文本认知方式对城市文化内涵理解的深刻影响，认为城市文化是每一个时代的时尚总汇，如建筑时尚、服饰时尚、饮食时尚、知识时尚等。城市文化是城市人格的表现，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她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与人格的光辉，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审美的等等文化的集中表现。

倪鹏飞（2004）则在研究城市竞争力中将城市文化列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城市文化载体的内涵体系由五大系统构成，即理念文化、行为文化、产业文化、人文景观文化、自然景观文化。

朱柏林（2005）根据城市发展的特征，认为城市文化指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形态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其中，形态文化指地理区位生态特点、城市规划布局、建筑特色、标志性建筑、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等；经济文化指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特色、经济资源优势、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社会文化指城市人口族群状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精神文化是指哲学、宗教、道德、文艺和社会心理等。

李坚等（2006）则抛开文化的经典定义框架，从更广泛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考察城市文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大视角文化：1）它是发生在城市里的文化现象(相对农村而言)；2）它是和城市发展相关联的文化现象；3）城市文化应当包括城市的生态地理文化、经济贸易、政治制度；4）包括城市的社会文化和城市的精神文化。

虽然关于城市文化的理解多种多样，但一般来说其都可以划归为广义或狭义的一种。关于狭义和广义文化的理解，普遍认为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几乎涵盖整个城市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包括教育、科技、文学、艺术、体育、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居民素质、企业管理及政府形象等非物质实体, 而且还包括建筑艺术风格、街景美化、广场规划和设计、雕塑装饰、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状况等物质实体。狭义的城市文化仅指指导城市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精神意识形态, 它主要包括教育、科技、语言文学、艺术等精神理念和精神产品。（杨章贤等，2002）

从城市和区域发展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特点出发，吴良镛（1996）认为广义的城市文化包括：文化的指导系统，主要指对区域、全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指挥功能、高级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社会知识系统，主要指具有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的科学文化教育基地，以及具有培养创造力和恢复体力功能的文化娱乐、体育系统等多种内容。狭义的城市文化是指城市的文化环境，包括城市建筑文化环境的缔造以及文化事业设施的建设等。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是广义的城市文化定义或内涵。但也有学者从我国实际文化建设需要出发，认为城市文化属于文化总系统中的精神文化范畴，在我国所指的城市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李曙新，2005）。

注释：本定义引用自 刘合林《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构建文化城市的新路径》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1]是都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情感表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具体化。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亚文化的情感—空间—身体结构呈现出“杂糅感”和“抵抗欲”等包容性特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也参与到了地理身份的构建，并且借助“群落生态”的亲缘聚合效应在亚文化中重构了社会关系。这种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孕育出了集体主义均分式的空间观，进而形成对“五四”传统中指向个体解放的存在主义空间观的压制。这对当下都市亚文化的研究和规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大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亚文化的大勃兴。随着一大批“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文人）在上海聚集，一个激进的都市青年亚文化社群初具雏形。

这些“浪子”基本生活在租界亭子间中，并且抱有左倾的观念。经过毛泽东两次讲话的界定与重申，“亭子间来的人”一度成为上海文人代名词[2]。这一时期，上海亚文化弥漫着颓废、抵抗、悲哀、亢进、屈从、团结的复杂情调，这既来源于历史的观念、作家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亭子间和租界的空间创造。在批判人文地理学视野下，这个“他者”被视为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但作为城市的一种要素却不可或缺。如曼海姆所说，社会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于往往“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环境的积极的潜在性上，而是成了潜在于环境中的诱惑性的俘虏”[3]。在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人事、 口号 之争的背后，基于“情感—空间—身体—社会”差异结构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超越琐碎，理解都市亚文化潜在的人文地理脉络。

一、杂糅感：情感与空间

在都市人文地理学中，租界和亭子间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一种“定位政治学”无法看清的领域，具有包容性和混杂特质。都市亚文化是“大都市精神”的体现。现代大都市居民具有在情感上亲近亚文化的冲动，他们往往以隶属于某一亚文化空间为荣，以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和身份。

在不同的环境、居所有着不同的历史想象，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看见各种情感地理的社会结构。虽然被家人几番催促北上投考北平女师大，谢冰莹却割舍不了上海这个“文人的摇篮”，宁可躲在亭子间喝自来水，“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4]。作为城市边缘和灶披间的上层建筑，上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亭子间是一个多方杂处的市民社会的底层。穷学生、失业者、妓女、小贩、佣工借此生息，这里也是滋生青年作家、流浪艺人的域外飞地。在同一空间中，不仅通俗文学和左翼的边缘知识分子日渐成长，即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新感觉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翻译出版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且还“转向”写过一些普罗小说。

作为早期的带有全球化色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飞地，上海都市文化带有鲜明的“杂糅”色彩。贾植芳先生说：“要定义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确实是个难题。”[5]我们不必讳言这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西方世界用一种“异托邦”的幻象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优越，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侵略扩张服务。但在部分知识人的心中，这恰恰是“必要的邪恶”，边缘文人于其间可以实践知识的挑战者的角色。185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便成为商人、政客、激进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聚居的城中城。无论“云里雾里的第三种作家”“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还是“亭子间里的无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这个控制松散的空间，却充满了活力和能量。徐志摩在《新月》的发刊词中，将当时的上海“思想市场”分为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攻击派、偏激派、*秽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等等十三个派别。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拉拉杂杂，报刊新闻电报信手拈来、随意拼贴，更加从形式上衬托了租界文化的混杂色彩。因此，当1927年南京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为收回租界做准备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不响应，他们并没有因对租界外国势力不满而迁入特别市。

先有现代都市“矛盾特色”，方有早期的都市公共空间形态，这激发了“小群”与“大群”之间的能量转换。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以及一批亭子间文人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便宣告成立。租界为亭子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语境。当然租界也不完全是一个安全地带，但是正因为它始终处于危险的边缘，这个反抗的社会更需一个乌托邦理想照耀他们前行。如小派正之所见，社团已经是“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 [6]。沈从文也痛感，如果底层文人不参与社团，门路便会越来越窄，感情自然越来越坏，终有一天会在“都市病”中一蹶不振。租界和亭子间作为亚文化飞地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种居住区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他们愿意临近亲密关系群体而聚居的偏好。底层阶级在这里聚合，以左联为代表的租界社团和亭子间文人群体因此具有了天然的“邻里关系”。这是带有革命文化亲缘性的亚文化团体的标记。

要言之，都市公共空间的包容性为多样化的亚文化群体提供寄居的家园。虽然在“新月”的号召下，精英文化人依然保持着骄傲的姿态。但是在左联的周围，新兴的亚文化社群因为空间的“亲缘性”正逐渐聚合，这里才是孕育着希望的“另一度空间”。

二、抵抗欲：情感与身体

寓于亚文化空间中的底层文人生活呈现杂糅性特质—一种“色—魔—幻”的杂糅。这体现出现代都市亚文化中身体解放与革命激情互为表里的关系。亭子间是一种开放的空间的边缘，一个意义深远的边锋。这一亚文化空间需要诉诸于一种挑战性的身体姿态完成自我的建构。

早期的“享乐主义青年”的形象，例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王曼英、《追求》中的章秋柳，醉心于到跳舞场、到影戏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感觉一点生存的意义，追寻时时刻刻热烈的痛快。并且章秋柳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瘾是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这一点和海派的性爱作家以及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异曲同工。性的刺激和身体的迷向是新生的都市诱惑的最好表达。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讥讽海派文人既关心“现代人的悲哀”，也关心“十月革命”，也经常谈到小说的内容与技巧的问题，谈到没落的苦闷，以至于还大谈嘉宝的“沙嗓子”“眼珠子”和“子宫病”，追究“沙嗓子的生理原因”，以及她的“性欲的过分亢进”。可见，亭子间青年作家选择文学道路更多的出于革命“热情”，而不是对文学的“热爱”。这一激进的人文地理风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亲近政治多采取“恋爱”的态度，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成仿吾们对斗争哲学的“机械的地运用”，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脱离国情，还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浪子”的劣根性有关。鲁迅先生批之为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至于京派文人更是以“流氓和妓女的文化”形容海派激进的抵抗欲。

济南和青岛，论政治，济南第一；论经济发展，青岛远胜济南。

青岛是山东省的经济中心和开放前沿，也是国家新一线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青岛的发展定位是建设国际知名的海洋强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港口城市。青岛的发展战略是实施东西海岸发展战略、环胶州湾都市圈建设战略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战略。青岛的发展优势是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港口资源、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开放氛围，经济方面的发展自然会更快。

济南是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家新一线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发展定位是建设现代化省会城市、泉水之城和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发展战略是实施强省会建设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济南的发展优势是拥有雄厚的政治地位、人才资源、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和生态环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济南还是更靠前一些。

济南和青岛在城市形象上的差别

青岛是一座沿海城市，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和港口景观，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被誉为“东方瑞士”。青岛的城市特色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有着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美誉。青岛的城市品牌是“青岛，生活之岛”，体现了青岛的生态、宜居、创新、开放等特点。

济南的城市特色是保留了传统的四合院和胡同，有着泉水、古刹、名园、古街等元素。济南的城市品牌是“济南，泉水之城”，体现了济南的自然、文化、创新、活力等特点。

-济南市

昌乐路古玩市场。

青岛，别称岛城、琴岛、胶澳，是中国山东省辖地级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也是国际性港口城市。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7个区、代管3个县级市，建成区面积75816平方千米。区域总面积11293平方千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青岛市常住人口为10071722人。

青岛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山东半岛东南、东濒黄海，是山东省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先行区、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海上体育运动基地， 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青岛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道教发祥地 。因树木繁多，四季常青而得名。1891年清政府驻兵建制，青岛是2008北京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帆船比赛举办城市，是中国帆船之都，亚洲最佳航海城，世界啤酒之城、联合国“**之都”、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被誉为“东方瑞士”、中国品牌之都。2020年9月2日，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 2020年，青岛市生产总值达124005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