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以下为各体代表作。

　　编辑本段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 行书

　　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 ，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编辑本段傅山：草书

　　傅山字青主、侨山、公它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康熙年间，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时已七十二岁，地方官逼其进京应试，他称病不去，官吏竟然命人舁其床而行，至都门外三十里，傅山抵死不入城，清廷免试，特封“中书舍人”放还，他既不谢恩，亦不接受，出京时，送行者途为之塞，其性情志节可见一斑。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精鉴赏，并开清代金石学之源。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文学艺术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三百多年来一直备受推崇。傅青主的书法传统功基甚厚。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他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朴实古拙。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喜以篆隶笔法作书，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年以前已得时誉。处于董赵书风笼罩书坛之际的傅山，也曾学过赵孟頫，但后来对赵字贬斥得很利害。“予不极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集》），这一段书法评论史上“书如其人”的典型论断，自然这与他生逢易代之特殊时期有关，他还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作字示儿孙》），这种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倪为尚，他一做人和正本为书学正宗的艺术主张，堪为后人效法，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学问志节”为人所重，世人对他的书法也就倍加珍视了。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 草书

　　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编辑本段金农：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 漆书

　　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编辑本段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 隶书

　　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编辑本段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编辑本段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 行书

　　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编辑本段乾隆帝的书法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1711一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四子。清代皇帝，1735一1795年在位。继位后，先后讨平西北、西南，抗击廓尔喀入侵，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无理要求，鼓励垦荒，颁布禁书令，迭兴文字狱，开四库全书馆，编纂《续三通》、《皇朝三通》等。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中国历代 乾隆书法

　　书法艺术之大成。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北朝北魏 《元怀墓志》魏碑<元怀墓志，北魏熙平二年（517）八月刻，1925年河南洛阳张羊村出土，原石现藏开封市博物馆。书刻精妙，字口清晰中新，便于临暮学习，是初学“魏碑”书体的较好范本。>

北朝北魏 《元略墓志》楷书<元略墓志，全称“魏故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徐州刺史太保东平王元君志铭”。志文正书，共三十四行，行三十三字。北魏建义元年（五二八年）刻，一九一九年在河南洛阳安驾沟出土。此志曾归固始许氏、武进陶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志右下半部稍有断裂残损。此志书法笔致遒丽隽美，清逸流畅，历来倍受推重。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认为，“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

北朝北魏 《元倪墓志》楷书＜全称《魏故宁远将军郭煌镇将元君墓志铭》北魏正光四年(公元五二十年二月刻),其高七十二五厘米,宽六十二五厘米,正藏上海博物馆。书法上笔法精整,点画圆润,风格畅润雅秀,精健秀逸、风华旖旎，兼具钟王神韵,开隋唐书风之先。＞

北朝北魏 《元寿安墓志》楷书<北魏元寿安墓志。志高八十六点八厘米。广八十六点八厘米。文卅三行，行卅五字。正书。一九二二年出土于洛阳马坡村东北。曾归武进陶兰泉。>

北朝北魏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楷书<北魏元珽妻穆玉容墓志，全称《魏轻车将军太尉中兵参军元珽妻穆（玉容）夫人墓志铭》（神二年十月廿七日）二年十月廿七日）志盖魏羽林监轻车将军太尉府中兵参军元珽字珍平妻穆夫人墓志铭铭文魏轻车将军太尉中兵参军元珽妻穆夫人墓志铭。」夫人讳玉容，河南洛阳人。曾祖堤，宁南将军相州刺」史。祖袁，中坚将军昌国子。父如意，左将军东莱太守」昌国子。世标忠谨，冠盖相仍。夫人幼播芳令之风，早」励韶婉之誉，聪警逸於机辩，喧讌华於姿态。」待中太傅黄钺大将军大司马安定靖王，实惟」景穆皇帝之爱子。名冠宗英，望隆端右，清鉴通识，雅」长则哲。既镇穆门之贞孝，又戢夫人之丽音，乃为子」珽纁帛纳焉。既奉君子，礼德汪翔，家富缉谐之欢，亲」无嫌怨之责。宜阐遐龄，永贻仁范，不幸遘疾，以魏神」龟二年九月十九日徂於河阴遵让里，春秋廿七矣。」粤十月廿七日癸酉窆於长陵大堰之东。乃作铭曰：」昌宗盛族，实锺兹穆，汉世杨袁，吴朝顾陆。闺门仁善，」室家多福，遂诞英娥，兰辉豔淑。言归帝门，克俪」皇孙，晨昏礼备，箴谏道存。奉上崇敬，接下喻温，邻无」浊议，邑有清论。绮貌虚腴，妍姿晻暧，溢媚纤腰，丰肌」弱骨。蕙苡初开，莲荷始发，为玩未央，光华讵歇。明镜」踟躕，锦裘儵忽，翠帐凝尘，朱檐留月。慨矣天长，嗟乎」地久，婿恸贤妻，儿号懿母。飞芬一坠，谁云臧否，独有」玄猷，脩传不朽。>

北朝北魏 《元显隽墓志铭》楷书＜此碑全称《魏故宁远将军敦煌镇将元君墓志铭》。北魏正光四年(523)二月刻。楷书。19行，行22字。纵74厘米，横73．5厘米。民国初年在河南洛阳姚凹村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河南洛阳为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后的都城。北魏皇族原姓拓跋，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拓跋为元姓。洛阳城北邙山一带为元氏祖坟，陆续出土了大量墓志铭，统称元氏墓志。《元倪墓志》是元氏墓志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元倪为魏太祖道武皇帝玄孙，墓志的书写者应是当时高手。此志刻工亦甚精，能将原书笔意较细致地传达出来。从刻本看，原书书法熟练，墨色丰腴饱满，形成圆润秀美的基调。结体具有一般魏体的基本特征而属其中平正规矩者。＞

北朝北魏 《元羽墓志铭》＜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最近才刚出土的。元羽为北碑王室，因此墓石字体优美，刻工极精细，如果不是当代大师是做不出来的。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做悬针形，苍劲不足张猛龙碑而凝链端整足以并驾，浑脱北朝粗犷之风。＞

北朝北魏 《元桢墓志铭》楷书<北魏元桢墓志。此志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刊刻年代最早者。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

北朝北魏 《元诊墓志铭》楷书＜全称《魏使持节骠骑将军冀州刺使尚书左仆射安乐王墓志铭》为北魏延昌元年(公元五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刻,其高七十九三厘米,宽为七十六五厘米,志文二十二行,满行为二十三字,正书。一九一七年于河南洛阳城北三十里伯乐凹村西北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书法上笔势挺健,结字茂密,呈现较多的雄劲峻险,朴茂自然的北魏风格。＞

北朝北魏 《张猛龙碑》楷书＜北魏正光三年（522年）正月立。楷书。现在山东曲阜孔庙。此碑是北朝碑刻中最有代表性的碑刻。自古以来为书家推崇。清杨守敬评：“《张猛龙碑》整练方折，碑阴则流岩奇特”。又曰：“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赵函谓此碑：“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结体跌岩起伏，妙不可言。在魏石中应首屈一指。＞

北朝北魏 《张玄墓志》楷书＜张玄字黑女，清代为熙帝讳，一般称《张黑女墓志》。此魏普泰元平（531年）十月刻。清包世臣跋：“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圆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康有为跋：“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原精古，未有比肩《黑女》者。”此志集雄健、轻灵秀逸、含蓄为一体，其艺术水平之高，鲜有匹敌。代表北魏善墓志的最高成就。＞

北朝北魏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郑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丰四年（511年）。系崖刻，共有内容相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山东平度县天柱山，下碑在掖县云峰山。下碑51行，行23～29字，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此碑为郑昭道书写，字体均为楷书，其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有篆隶趣相附，为魏碑佳作之一。碑文内容是记述郑羲的生平事迹。郑羲为郑道昭之父，久官光州(掖县、平度均其所屑)，死后归葬老家荧阳(河南荥阳)。其故吏程天赐等为纪念他的政绩，故有此刻。此碑雄浑凝重，为书家所重。如包世臣、龚自珍都将它同南碑之冠的《瘗鹤铭》相提并论。欧阳辅评此碑说：“笔势纵横而无莽野狞恶之习，下碑尤瘦健绝伦。”叶昌炽更谓“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又说：“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康有为曾誉《郑文公》为“魏碑圆笔之极轨”。从拓本看，此碑用笔确很浑圆，但看原石，实方笔居多。给人以圆笔感觉是因为它属摩崖＞

北朝北魏 寇谦之 《中岳嵩高灵庙碑》楷书刻石＜《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北魏著名碑刻之一。北魏太安二年(456年)立，一说太延年间(435～440)立。楷书，23行，行50字。在河南登封县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书体。传为寇谦之书。寇为昌平人，著名道学家，活动于嵩、华间。康有为评此碑书为“体兼隶楷，笔互方圆。”由于它脱胎于魏晋隶书，所以隶书森严；又因为是尚未成熟的楷书，故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此碑以其独特的风格，世人所重视。＞

北朝北魏 朱义章 《始平公造像记》楷书刻石＜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九月十四日造讫。楷书，10行，行20字，有方界格。额正书阳文"始平公像一区"二行六字。在洛阳市南部郊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此记署为孟达撰文，朱义章正书。然撰文者及书家身世皆不详，可能是当时的工匠。其文字作为书法艺术则在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尤为第一珍品。清乾隆年间为钱塘黄小松访得后，始显于世。造像，即雕塑佛像。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讫于唐中叶，所造者以释迦弥陀、弥勒、观音、势至为多。其初不过刻石，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佛龛，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造像者自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女、优婆塞等。出资造像者称像主，副像主等。此造像实高75厘米，宽39厘米。龙门造像题记，一般都不刻书手姓名，仅此碑和《孙秋生题记》刻有书手之名，诚为可贵。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他们是"工绝一时，精能各擅"的书家，并进一步指出此碑书手朱义章比孙秋生更高一筹，评曰"雄重莫如朱义章"。北魏时期崇尚佛教，凿窟造像祈福之风盛行，而《始平公造像记》即是当时所造石像的一篇题记，内容充满了迷信宗教色彩，但其文字却为书法艺术的珍品，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于世。国家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第三行"邀逢"之"邀"字，仅末笔稍损，其余笔画完好；第五行"始平公"之"公"字，横画犹存；第六行"匪乌"之"乌"字完好之乾隆嘉庆时拓本。高90厘米，宽40厘米，卷轴装。其本为胡鼻山旧藏，有其在清咸丰九年（1859）题记，文曰："字型大小如星散天，体势顾盼如鱼戏水。"其余尚有题跋十一则，如钱叔盖咸丰八年（1858）题记曰："此龙门石刻中冠于当世者也。石刻中文之阳文，古来只此矣。层崖高峻，极难椎拓，自刘燕庭拓后无复有问津者。仲水于琉璃厂得四本，殆刘氏物，此贻鼻山。戊午七月叔盖记。"此外，拓本上还钤有"黄节读碑"、"胡鼻山藏真印"、"钱松叔盖印信宜长寿"、"竹节砚斋金石文字"等印章。《始平公造像记》通篇为阳文镌刻，为历代石刻所罕见，而未署撰人、书人，在魏碑中也是少有的。此碑是北魏书法艺术全盛时期年代较早的作品，全碑文字端严飘逸，将森严方朴的北朝书风，写得婉畅流动，如杨守敬《平碑记》云："始平公以宽博胜。"特别是在笔法上破隶而出，大胆创新，变柔为刚，变藏为露，实为北碑石刻中之异彩。《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而《始平公造像》又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笔画折处重顿方勒，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

北朝北魏 王 远 《石门铭》楷书摩崖＜《石门铭》刻于北魏永丰二年（509年），王远书。楷书摩崖，纵244厘米，横304厘米，28行，行22字。在陕西汉中。是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王远，太原人，当时任梁、秦二州典签(处理文书的小吏)。刻字人为武阿仁。古代汉中地区是南通川蜀、东控襄樊的交通要道。汉代以后此道即屡通屡坏。北魏时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此道。为了表彰羊祉及参加此项工程者的功绩，故有此刻。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云：“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北朝北魏 王子椿 《徂徕山佛号》

北朝北魏 萧显庆 《孙秋生造像记》楷书刻石＜全称《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502年）五月廿七日造讫。楷书，在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六朝碑刻中书家署名者不多，此署萧显庆书，但书家情况不详，当为地位低下的工匠或经书手。此碑书犀利刚劲，宽博朴厚，较《始平公造像》笔法多变，龙门碑刻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

北朝北魏 赵文渊 《大代修华岳庙碑》＜按《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为太安，故《魏书》兴光无二年，而此碑云“二年三月甲午立”者，盖立碑后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于文成，才四世尔。太武之弑南安王余，立不逾年亦被弑，不得成君。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故以为世也。魏自道武天兴元年议定国号，群臣欲称代，而道武不许，乃仍称魏。自是之后，无改国称代之事。今魏碑数数有之，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由是言之，史家阙缪可胜道哉！然予于史家非长，故书之以待博学君子也。＞

北朝北魏 佚 名 《杨大眼造像记》楷书刻石<《杨大眼造像记》刻于北魏景明正始之际（500年-508年）。楷书，刻在洛阳龙门古阳洞。与《始平公造像》、《孙秋生造像》、《魏灵藏造像》并称“龙门四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其列峻健、丰伟之宗。>

北朝东魏 《程哲碑》楷书＜《赠代郡太守程哲碑》造像碑刻，原立于长治县东呈村，石灰石雕造，碑阳中间开龛雕佛像，龛内外布满线刻图饰。背光、龛饰、胁侍菩萨，供养人等均用线刻表现。纪年、造像主铭刻背面。刻画碑铭俱为上乘之作。高约135厘米，正书。拓本。32行，行45字。有方界格。现存山西省博物馆。《山右石刻丛编》、日本《书道全集》有著录。碑额题“大魏天平元年岁次甲寅十一月庚辰朔三日壬午造讫”，可知立石时代为公元534年的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碑文内容记述了上党长子人程哲、字子贤的家世、身世、品行、事迹、官职等，可补史志所阙。碑刻文字体型较小，但刻工精到，保存完好，仅缺数字，十分珍贵。清光绪年间发现，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文字书法用笔劲直，结体纵长，楷法劲整。上承东汉劲直派分书之余绪，又融以汉魏砖文书风，是北朝直笔隶意的真书流派中的典型代表。＞

北朝东魏 《高归彦造像记》楷书＜此碑全称《高归彦造白玉释迦像》，东魏·定武元年(543)四月刻。楷书。造像座为白玉石造，上部释迦像已佚，造像记刻在佛座四周。计二十七行，行七字，中有二行六字，末行三字。1921年在河北定县料敌塔前（众春圆）出土。出土时字迹十分完好。刻工极精。现存河北定县。高归彦官至太傅、太宰，是一位位显权重的人物，后因谋反被杀。此造像当为其在世时所作。书家亦应为当时高手。南北朝以前碑刻，多有所谓“金石味”，北朝碑刻更多以方严、粗犷著称，此造像刻石可算一个特例。它结字宽博、严谨，笔面极为圆润秀美。再加刻工十分精细，原书丹时用笔用墨的效果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有人曾将其誉为“魏代石刻之冠”，对这种看法虽然不敢苟同，但“馨逸绮丽”、妩媚娇艳到这种程度，在北碑中确是少见的。有人认为是“赵孟頫所自出”。赵氏是否见过此碑，不好妄言，但从字迹上看，在某些神采方面确有一定相通之处。故宫博物院藏有《高归彦造像记》初拓本。此记书法娟静和美，俊秀温雅。与北朝造像记中方笔锐锋，棱角森挺的书风不同，也与一些粗头乱服、率稚拙的造像记的字迹迥异，在北朝书法作品中实属罕见。＞

北朝东魏 《高盛碑》＜此碑全称《侍中黄钺大师录尚书事文懿公高盛碑》，篆额为《魏侍中黄钺大师录尚书事文懿高公碑》。东魏太平三年536)五月刻。楷书。30行，行25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直隶磁州(今河北省磁县)出土。碑存上半，左下角缺。此碑同《高肃碑》、《高翻碑》合称“磁州三高”。《高翻碑》书法佳美与此碑赂同，然字残损太重，不若此碑保存完好。此碑笔画挺拔，结字工稳，格局极为宽博，气势甚为宏大，无小家之气。尚存有某些隶书笔意。个别字尚沿袭篆字写法，可谓笔画劲练、结字洞达，在北碑中别具一格。唐代褚遂良《伊阙佛龛记》等碑刻或受其影响。＞

北朝东魏 《敬使君碑》楷书＜又名《敬显隽修神静寺碑》、《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显俊碑》，全称“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之碑”。东魏正书碑刻。兴和二年(540)立于长社。清乾隆三年出土，后移至陉山书院。现存河南长葛县。《金石萃编》载：碑高六尺八寸，宽三尺五寸，文共二十六行，满行五十一字。此碑书法婉雅朴厚，间有与《张黑女墓志》相契合者，为著名北碑之一。碑文长达二千五百余字，可谓洋洋大观，且无漫漶，刻工极为精严，颇能传达原书笔意。属于罕见的丰碑大碣，刻工精良，保存完好。杨守敬谓：“碑阴沈青崖跋云：书法自晋趋唐，为欧、褚先驱。余谓六朝正书多隶体，此独有篆意，古意精劲，不肯作一姿媚之笔，自是老成典型。若谓欧、褚前驱，恐不相及，而亦不必祖欧、褚也”。又说：“化方为圆，暗用篆笔，而流美无对。”康有为列此碑为“逸品上”，又谓：“圆静则有若……《敬使君》”，“《敬显隽》独以浑逸开生面”，“《敬显隽》为静穆茂密之宗，《朱君山》、《龙藏寺》辅之。”又形容说：“《敬显隽》若闲鸥飞凫，游戏汀渚”。此碑结体近方。笔画都略呈弧形，如“田”字、“唱”字，使人感觉方中带圆，笔画短促而明快，有一种向内凝聚的力量，在众碑中别具一格。《校碑随笔》称：“鲸、筹、阃、骑、招、夷、秉、闉、木、府、自等字未泐损者，为旧拓本。”康有为列其为“逸品”上结体宽绰，用笔化方为圆，明快又含蓄有篆籀笔意。＞

北朝东魏 《李仲璇碑》楷书＜此碑全名为《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隶书额题“鲁孔子庙之碑”六字。东魏正书碑刻。王长孺书（王长孺，生卒年月不详，任城人）。兴和三(541)年立于鲁县孔庙。25 行，行51字。藏山东曲阜孔庙。《金石萃编》载：碑高七尺四寸，宽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五字行，满行五十一字。此碑运笔朴拙劲拔，兼具篆隶遗型。宋欧阳修《集古录》评此碑说：“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石墨镌华》称：“碑正书，时作篆笔，间以分隶，形容奇怪。”《金石史》云：“《李仲璇碑》笔力劲骏，如偏面骄嘶，又如辫发章甫，殊俗揖让。”康有为谓：“亢夷超爽，莫如王长孺之李仲璇碑。”又谓：“李仲璇如乌衣子弟，神彩超俊。”书体似隶似楷，并时有篆字杂入。所谓“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中”，因而被认为“形容奇怪”。这种情况在北朝碑刻中时有发现，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张世保等人造塔》。直到隋代《曹于建碑》都如此。此碑笔画老健，结字宽博，雍容大方，并有一种古雅隽迈之气，非常耐看。传世拓本以碑文中“尚想伊人”四字未损者为明拓，考见《校碑随笔》。＞

北朝东魏 《司马升墓志》＜东魏天平二年535刻。多用方笔,锋芒毕露而不失于纤弱;结体逸宕而富有韵致。＞

北朝西魏 《杜照贤造像》＜又称《杜照贤杜慧进等十三人造像》。隶楷杂体。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十一月刻（马子云谓大统十三年）。8行，行21字。上半为像，侧为小字，各3行，前3行存2、3字不等，后3行村5、6、7字不等。又二列14行，行10~20字不等。下列7行。在河南禹县。此碑笔画细瘦活泼，字体在隶、楷之间，然兼有篆、草写法，可谓集各体于一碑的大杂烩。如“为”字，有行草笔意；“三”字则是典型的隶书。就整体来说，称此碑为隶、为楷，似都无不可。从历史上看，杂采某一、二体而书于一碑，从汉至隋，时有所见。如汉《夏承碑》、东魏《李仲璇碑》、隋《曹子建碑》等都是如此。但像此碑这样集篆、隶、真、行、草于一身的“集大成”的碑刻，还是十分少见的。书写此碑时已是六世纪中期，其时楷书已经普遍使用，出现这种情况则更是一个特例。＞

北朝北齐 《报德象碑》＜武平六年，释仙书＞

北朝北齐 《杜孝绩墓志》楷书<杜孝绩墓志，全称“齐故骠骑大将军东徐州刺史杜君墓志铭”。>

北朝北齐 《故夫人仲姿墓志铭》楷书

北朝北齐 《隽修罗碑》＜皇建元年十二月＞

北齐 《刘悦墓志》＜首题：“齐故特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济阴郡开国公赠朔肆恒三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尚书右仆射泉城王刘王墓志”；盖阳文篆书题：“齐故泉城王墓志之铭”。北齐武平1年(570)11月12日。河南省安阳市栎镇出土。安阳金石保存所藏石。拓片版本。隶书，31行行31字，盖3行行3字。刘悦，字优昕，年轻时就以勇猛闻名，初仕西魏，北齐时特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封齐阴郡开国公，武平元年七月十五日去世，寿53岁，葬于邺城，死后赠朔肆恒三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尚书右仆射、泉城王。刘悦的祖父刘折，领民酋长；父亲刘跋，官任司农卿。＞

北朝北齐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楷书＜在山东宁阳水牛山。原在汶上水牛山顶,现存汶上县博物馆＞

北朝北齐 《泰山经石峪》楷书＜《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摩崖石刻，北齐天保间刻，刻于山东泰山斗母宫东此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字径50厘米，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据民国初拓本计，存九百六十余字。是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通篇文字气势磅礴，其优游自如从容不迫之仪态，若具仙姿；其用笔圆润可人，包融篆隶而妙化为楷，结构舒博壮健，颇含浑穆宽阔之趣。清杨守敬曰：“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用笔安详从容，风神澹泊雍荣大度，结体奇特斜倚相生，充满个性。被尊“大字鼻祖”和“榜书之宗”。清人冯云鹏在《金石索》中盛赞：“如印泥画沙，草情篆韵，无所不备。”《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无撰书人姓名，因笔法与山东邹县尖山摩崖《晋昌王唐邕题名》相近，后人或以为唐邕所书。又与《徂徕山大般若经》相似。《徂徕山大般若经》上有“齐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字样，因此后人又有推测为王子椿所书。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则作北齐天保间（公元550--559）人所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多有一些不常见的俗字，其中“万”　、“无”二字，竟与现行通用的简化字相同。这封於研究我国书体的历史演变和书法艺术成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格。＞

北朝北齐 《朱岱林墓志》楷书＜四十行，行三十四字。北齐武平二年（五七一）刻。据传此志明季出土于山东寿光，未受重视。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寿光人王化洽发现后拓得数纸，始为流传。此志书被誉为“上宗魏晋，下开隋唐”，虽为楷书又参以篆隶笔意，于古朴中又含婀娜刚健之姿，从中可见楷书嬗变之踪，是北齐墓志的精品。今据清人王化洽初拓本＞

北朝北齐 梁恭之 《陇东王感孝颂》＜北齐武平元年(570年)《陇东王感孝颂》。额题“陇东王感孝颂”为篆书两行，颂文为隶书。申嗣邕撰文，梁恭之书。文后又刻有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杨杰题记。陇东王是当时担任齐州刺史的胡长仁。石刻字迹工整，笔势开张，用笔近似楷书，这是北齐隶书的共同特征。＞

北朝北齐 郑述祖 《重登云峰山记》

北朝北齐 郑述祖 《天柱山铭》＜《天柱山铭》原刻在山西麓“劈石门”旁，已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搜得残石200余字今存平度县博物馆。郑道昭之子北齐光州刺史郑述祖于天统元年(公元565年)书镌的《天柱山铭》。＞

北朝北周 《曹烙碑》

北朝北周 《窦卢恩碑》

北朝北周 《贺屯植墓志》＜保定四年＞

北朝北周 《寇炽墓志》＜魏故广州别驾襄城顺阳二郡守寇（炽）君墓志（宣政二年正月四日）志盖阙铭文魏故广州别驾襄城顺阳二郡守寇君墓志」君讳炽，字绍叔，上谷昌平人。高祖秦州哀公，曾祖雍」州宣穆公，郢州威公之孙，顺阳府君轨第四子，继第四叔父朝请南阳府君孚之後。永安三年，诏除伏」波将军广州别驾。君威以驭左，政以绥夏，抚荒悦近，」期月教成。诏迁长史。累加龙驤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为左之治虽隆，制锦之才不尽。俄宰襄城之郡，又」转顺阳太守。脩明礼，缉熙风俗；近者悦，远者怀附。福」善无徵，祸衅奄及。春秋五十七，寝疾而殒。吏民哀号，」朝廷伤痛。以周宣政二年岁次己亥正月四月窆於万安山宣穆公之墓次。」夫人天水姜氏，诏除昌城县君。」长子素，广州主簿本州司马都督博平县开国男，颖」川陷没。妻裴氏，无子，以士璋长子文超继後。」小子士璋，广州主簿辅国将军中散大都督德广期」城襄城三郡守义安县开国侯。妻郭氏。」长女顺华，适天水姜昙进，本州主簿。」第二女婉华，适河东裴景徽，郡中正。」第三女将男，适天水赵子信。」第四女休华，适赵郡李恩曜。北京图书馆藏拓＞

北周 口咸韬 《小铁山佛经铭》

北周 匡喆 《小铁山刻经颂》＜又名《匡喆刻经颂》＞

北凉 佚 名 《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楷书刻石<北凉沮渠安周承平三年(445)刻，22行，行47字，存德国拍林。原碑于清光绪年间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1903年被德人盗往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原碑断裂。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赴欧时拓以完本；拓本纵132．2厘米，横85．8厘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凉为羯族沮渠蒙逊所建，位置在今甘肃省西部，后为北魏所灭。沮渠安周为沮渠蒙逊第十子。该碑撰文为中书郎中夏侯粲。北凉石刻甚为少见，除此碑外只有比它晚十年的封戴墓表(承平十三年，455)。它们为研究北凉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此碑为隶书，但已具楷意。主用方笔，横笔两端多呈锐角并向上翘起，笔画挺拔，锋芒毕露。结字稳健中具有活泼气氛。和《露宝子碑》有相近之处。>

给好评喔

”金石气“是中国传统书法中一种苍茫、浑厚、朴拙的表现样式，是人们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

”书卷气“是书法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高雅清逸的气息，是书写着流露在书法中的意蕴和风度。

书卷气与金石气是书法品评中两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也是书法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加强对这两个审美范畴的的研究，对我们提高书法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内在表现来看，“书卷气”是书家的学养作用下的一种文化气质外溢的美，是作品散发出的一种高雅的韵味，一种脱俗的气质。从外在表现来看，具有“书卷气”的作品大都清新、典雅、秀美流畅，有鲜明的个性，又有一定的法度，感情色彩浓烈，气质鲜明，笔致高尚，值得效法。

”金石气“依赖于作品的形式外现，只有观赏者积极参与欣赏的创造活动，才能强烈地感受到金石气。“金”就是铜的意思，铜器，有铭文，上面有字的铜器；“石”多半指的是石刻，有文字的石刻。这些文字大多为凿刻或浇铸而成，笔画常常形成芒角，因而显得笔势突兀而犀利，意气昂扬，气势猛烈，而这些器物经过历史的洗礼，表面上起了一定的变化，线条外部边缘柔和，给人古拙、浑朴、天真烂漫，具有迷离的美感。

甘中流先生是我国知名的书法教育家，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书法理论及草书的教学、研究。曾获得首都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及"优秀导师"奖。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甘中流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甘中流书法作品欣赏

　甘中流书法作品1

　甘中流书法作品2

　甘中流书法作品3

　甘中流书法作品4

　学书法，这些书法术语不可不知

1、书法

狭义上，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中国书法的五种主要书体，篆书体(包含大篆、小篆)，隶书体(包含古隶、今隶)，楷书体(包含魏碑、正楷)，行书体(包含行楷、行草)，草书体(包含章草、小草、大草、标准草书)。

源网页

2、法书

又称法帖，指学习书法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古代将书写于缣楮纸帛而有法度的书法作品均称“法书”，或称“书”。北宋王安石有“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的诗句。法书不同于书法。法书是对古代名家墨迹的尊称，包含着书法作品之楷模的意思。

3翰墨

义同”笔墨”。原指文辞。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后世亦泛指书法和中国画。《宋史·米芾传》：“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

源网页

4墨迹

用墨书写的手迹。唐代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之二有“学书求墨迹，酿酒爱朝和”诗句。《宋书·范晔传》也有“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的记载。

5真迹

真实可靠的手迹而不是出于他人的假托和伪造。唐代张怀瓘《书断》：“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付集贤院。”

6金石

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之类。金，指钟鼎铜器之类;石，指碑碣石刻之类。《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7刻石

专指镌刻于碑石和摩崖上的字画。如秦代《会稽刻石》，东汉《石门颂》摩崖刻石。桓谭《新论》：“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八百余处，而可识者七十二。”

8摩崖

把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上称“摩崖”。如汉碑中之《石门颂》，魏碑中郑道昭之云峰山题诗、题名等。《宣和书谱·正书一》：“遂良(褚遂良)喜作正书，其摩崖碑在西洛龙门。”

9碑

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树碑用以歌功颂德始于秦而盛于汉。在晋代曾严禁立碑。故历来晋碑难得。唐代是我国碑刻最发达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书法上也有极高价值。

10碣

刻石中的一类形制。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碣”，石鼓文即是一件猎碣。

11碑额

碑刻术语，碑头的通称，又名碑首。一般指碑石上端额部，多有大字碑题及边饰的额头部分。碑额一般镌刻该碑的全名，多为篆书体。

12篆额

碑刻术语。汉代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称碑头或碑额，因碑额上所题字多用篆书，遂称“篆额”。汉碑如《张迁碑》、《韩仁铭》等篆额，书风奇肆跌宕，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13篆盖

碑刻术语。唐代的墓志铭，通常有石盖，因盖上文字多用篆体，故名。篆盖与篆额内容相仿而形制不同，但《金石综例》称：“篆盖，即篆额。”

14碑阴

碑刻术语。古代碑刻，除正面碑文外，往往将门生、故吏或出资建树者的姓名镌刻于背面，故称。

15碑版

泛指碑志之类。《碑版广例》：“开元二十五年羊愉撰景贤大师身塔记，末有碑版所详，不复多载语，后魏昌冯王新庙碑，有碑版湮灭语。后人碑版名称，殆自此始。”

16碑学

清代阮元、包世臣提倡北碑后，学书崇尚碑刻风气大盛，遂有北派碑学、南派帖学之分。又指“碑版学”，即研究考订碑刻起源、体制及新旧异同等学问。

17勒石

碑刻术语。指将法书钩摹本背面加朱复印到石面上的工序。唐代碑刻上常有专款记载勒石者，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末有“诸葛神力勒石”字样。

18朱背

亦称“背朱”。即“勒石”。

19拓本

从碑刻、铜器上墨拓下来的书迹或图像。实物最早见于唐代。具体方法将宣纸打湿蒙在器物碑刻上，敲打它，使得宜纸呈现凹凸状，然后蘸墨拓成。古时用竖纹纸，油烟墨，拓后砑光，墨色乌黑有浮光的，称“乌金拓”;用横纹纸，松烟墨，色青而浅，不和油腊的，称“蝉翼拓”。又以朱红色拓出的称“朱拓”;碑石初成，或刚出土时所拓的称“初拓”。

20剥蚀

指古代碑刻年久风化石有剥落。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汉隶岁久，风雨剥蚀，故其字无复锋鋩。”

人物简介

邓石如原名琰，因避仁宗讳，遂以字行，少读书，好刻石，仿 印篆甚工。性廉介无所合。时翁方纲擅篆分，以石如不至其门，为之。刘墉、陆锡熊见其书，皆大惊。登门求识面。包世臣推其篆书为神品。钱坫与世臣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曰：“此非少温（李阳冰）不能作，世间岂有此人耶？”少尝客江宁梅B家，得纵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每种临摹各百本。曹文填称其四体书皆为清朝第一。工刻印，出入秦、汉，而自成一家，世称邓派。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 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t，又经梁t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H的座上客。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H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植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张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学习书法。

往事略集

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陈寄鹤书》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据说，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一日，雌鹤死去了，仅隔十几天后，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这种巧合，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雄鹤也孤鸣不已，与他相依为命。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将鹤寄养僧舍中。从此，他担粮饲鹤，三十里往返，每月坚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用行书写下了《陈寄鹤书》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

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气势排山倒海，文辞如云幻天，以极尽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寄鹤悲欣往事。为了这只鹤，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书中所写“大人之力可移山，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知府接书，无言以答，不日将鹤送还佛寺。

邓石如9 岁随父读书，1 0 岁便辍学，1 4 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有长足进步。1 7 岁时，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2 0 岁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 1 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 7 7 4 年）他3 2 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 年学汉分。于四十七年他4 0 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产生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要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骑毛驴独往。 至北京，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所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源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 2 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 0 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都尽力资助。以后的1 0 年，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 0 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示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他6 3 岁临终这一年，仍收录门生程蘅衫，为篆书《张子西铭》。 是年，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因病而归，阴历1 0 月卒于家。

民间奇人

邓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无所合，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

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枯老穷庐，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过着“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于荒江老屋中高卧，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乾嘉时代”。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政局早已稳定，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浪迹天下名山大川，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难得襟怀同雪净，也知富贵等浮云。”看淡了浮华、浮夸、浮名，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长”，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他只是归于淡，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远离红尘。可是，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一天也舍不得丢弃。每日清晨，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就着净几挥洒，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所谓“热爱”，在邓石如的人生里，除了出身寒微，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愿像某些“名人”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明日登报纸，后天获大奖，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

当年，他为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友时，“与人论道艺，所持侃凿，丝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贵客公卿间，岸然无所诎也。”俨然一种平民艺术家的本色。但是，“日见群蚁趋膻，阿谀而佞，此今之所谓时宜，亦今之所谓捷径也。得大佳处，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谓琰能之乎？日与此辈为伍，郁郁殊甚。”他看不惯官场的群蚁趋膻，也不愿阿谀权贵。那么，虽为幕友，却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适合那个生态环境。于是，他拂袖而去，返 间，适者自适，从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没有混迹于官场。

邓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顽固，说得斯文与时髦一点，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谓“平民意识”或“民间情结”？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等。以石自比，以

顽石自况，一个山野之人的特立独行，飘然如在眼前。说到邓石如的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评价甚高。有说“高尚”、有说“高洁”。我这里只说两件事。第一件，邓石如初入都，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翁亦骄横一时，而邓石如“独不谒”。不去登门拜访翁宗师，是不愿结交权贵呢，还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书法？我不敢妄猜。但后果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邓石如的书法，而邓石如一笑置之，“不与校也”。另一件事，也许可以见出邓石如的高洁了。邓石如常居集贤关，得一鹤，精心喂养后蓄于僧院中，他陪它散步，它伴他读书，“朝朝两件闲功课”。不料，某太守见而爱之，携鹤而去。邓石如极是不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索还。从此，与鹤为伴，晨昏无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后，打了一个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鹤唳、青空、远去——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是的，一袭布衣，仰视苍天，有所牵挂而来，无所牵挂而去；既知万物有灵，更轻身外之物；“你自归家我自归”——人鹤两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

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于人，互为表里，安身立命，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达这种境界，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

作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邓石如是以货真价实的创新赢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典范。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书法史上以“我自成我书”自负的“浓墨宰相”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连眼界很高，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贬颜(颜真卿)贬柳(柳公权)，贬晋帖，贬唐碑，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平心而论，卑唐贬晋，失之公允，而对邓石如的评价则言之成理。清代篆隶书的革新和碑学的兴起，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面，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邓之篆书结体的灵动，用笔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阳冰以来僵化的传统格局，难怪他这样自负：“何处让冰斯(斯指李斯)？”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创见。“计白当黑”之论把“笔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体化了。“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则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

代表作品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h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