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入谱的规则主要有两点：

一是必须是同一姓氏，同一堂号家族中男性所生养的儿子或者是孙子，外姓人不得入本家族的谱。但对本族男性所娶回家的妻子，可以随丈夫一起入谱。

二是女孩子因为将来要出嫁，生的孩子随丈夫姓氏，所以不能入谱，但对一些倒插门女婿所生孩子随女方姓的，可以入谱。

前四届谱序对宗谱要义的论述十分精辟，现代学者认为正史、方志、宗谱三者组成了中国的历史大厦，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首推宗谱，宗谱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典籍的组成部分，它不但为正史和方志提供可靠资料，还为人口学、遗传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宗谱是本着同根相系，长幼有序的原则，祥明记载了本族渊源和祖辈勤劳节俭、艰苦创业的绵长历程，表彰孝敬长上，睦邻和亲，道德高尚的族人和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宗亲，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激励族人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不同于只记载帝王将相或少数代表人物的历史书籍，也不同于各种人物词典只记载与专业有关的人物简介。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百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都为历史的前进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他们竖碑立传是理所当然，用文字记录他们平凡的一生正是体现了普通百姓做人的尊严和价值。

我国早在周代就设立“小吏”，掌诸侯志乘，是宗谱之始。秦汉时期中央设“宗正”,位列九卿，其职责主要是“掌亲属”，编修和保存帝室及诸侯王族的谱牒。东汉时一些名门望族编修民间家谱，如《杨雄家谱》、《邓氏家谱》和颍川太守卿氏《万家谱》先后问世。东晋贾弼撰《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氏簿状》，萧梁王僧儒撰《十八州谱》、《百家姓》、《东南谱集抄》史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两个典型的谱学世家。民间修谱从此盛行，家必有谱，官必有籍，婚礼选择都依据谱籍。到了唐代开科取士，门阀观念减弱，谱牒为用也渐次减弱，但一些著名文人和历史学家如刘知等许多人物仍然纷纷参与编撰谱牒和谱学著作。到了宋代欧阳修和苏洵又各创谱式，在理论上更加完善，使民间修谱规范化，形成欧苏两大派，到了明代，欧苏二体逐渐合流，演变成欧苏合体的规范化模式。司马光、郑樵、王安石、文天祥等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也都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著，明清以来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全国。民国时期各族各姓普遍续修一至二次，我崇让堂抗战前夕续修一次，至德堂抗日前后各续修一次，有的姓氏修全国大统谱，1947年吴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发起编修吴氏全国大统谱，因战事暂辍。解放初始完成付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人都潜意识的认为宗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为避嫌，多将宗谱当废纸处理掉了，看到宗祠被改作他用或被拆毁，续修宗谱一事更是无人提及，但是也没有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过批判宗谱的文章，也没有听说过政府在大小会上批判过宗谱的事，即使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和政治运动中，人们也只是将宗谱收收藏藏，从没有听说过因宗谱而获罪名的。相反某些人和事在宗谱上得到印证者常常批露于报端，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路过家乡时，还按古代谱式亲笔书写了本房亲属的家谱谱稿，北京图书馆清理出2250种宗谱供人阅读，上海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派人到全国各地抢救宗谱，广乏收购，收藏了一万二千多种近十万册家谱，包函3328个姓氏，其中吴氏宗谱就收集到436种，前几年还编纂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供人们查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面貌为之一新，如我族岳西一支成员，是清嘉庆年间，正极公去世后夫人背着丈夫遗骨，带着四个儿女逃荒到岳西高山垦荒，相传九代已繁衍到110多人，改革开放解决温饱之后，子弟都进了学校，现在涌现出六名在校大学生，一名女研究生。这样的好时代，值得大书特书，如实记载，因此全国各地民间修谱已很普遍，三环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姓氏通书》、陈、罗、赵、吴、陆、李、刘、王、黄等姓的通书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氏通书》《廖氏通书》《覃氏通书》最近也正在编写《吴氏通书》。山西社科院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编印了《中国宗谱目录》，《光明日报》、《文汇报》不断发表宗谱的有关信息和谱学文章，中央电视台和不少省市电视台，都连续播映了《百家姓》和表扬了“松花江畔修谱人”——尹律山的感人事迹。1994年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故乡编印的《胡氏家谱》就得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指导和支持，1999年元月上海举行了“全国谱牒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1983年台湾举行了“亚洲族谱学术讨论会”，美国每年出版上万种各式家谱。江西、浙江、广西等各个省、市、县的许多姓氏大都续修了宗谱，安徽省各县市也都印刷了几百种家谱，安庆新编的《高氏家谱》、《马氏家谱》、《李氏家谱》、《刘氏家谱》、《戴氏家谱》、《斯氏家谱》等等几十个姓氏的家谱，谱式各异，五彩纷呈，印刷也很精美。今年四月无锡吴氏再次发起编修《中华吴氏大统宗谱》，我崇让堂趁此归宗，将本届宗谱呈送泰伯始祖庙。

纵观我国谱牒，无不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层面，本届续修家谱，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有序的记载我族成员。以期达到敬祖、存史、育人的目的，续修不是单纯的延续补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编辑，收入对象是：1937年健在和本年以后出生的男女成员凡自愿入谱者，均详明载入，女儿和儿子一样列为传主，传文栏内记载配偶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女儿可记到第三代，其后代愿随吴姓，则按传主另书传文，以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传文记载生、卒、葬、时间、地点和对社会某一方面作出的贡献。除载明职业外均是务农，生不立传已是约定俗成，为了表彰宗亲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族人求学升造，积极向上，设《鸿爪篇》，将有一定社会地位，学位，和职称的个人简历一一编入，虽不同于老谱模式，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老谱原有内容一般不做更动，依照老谱的凡例给予编印，为便于阅读，将《源流序》译成白话文附后，其他古文字的七篇序言和记加以标点和注释，《书讳书字辨》也加标点印于卷首，老谱的传记也由福歆加以标点和注释。为了便于查阅，不少卷的采编人编制了世系简表，附在每卷之末，一目了然，也是创新。对于十条家训，四种礼说和五篇祭文，已跟不上时代要求，以法治国，无须另立规矩。社会在前进，礼制、祭祀亦有新的风尚，所以将这些内容加以标点编入附录，供后人和学者们以作资料研究，还有三大本公堂契据和法院判词，已无保留意义了。老谱古文的标点注释皆经祚宁先生校勘、补注，照片由祚林拍摄。

认祖归宗，热忱欢迎，怀宁县小市镇，禅师村，兰桥队我吴氏连松公房曾单独修谱，因乱谱失，仅保存先祖牌位，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字，其字辈是“神武成周德，诗书发世昌，曹邦传祖志，君伐永贤良，谋事补诹知，斋悦映吾疆。”他们每年清明节祭祀时都在老屋旁向崇让堂原三公房的国祥、国圣、国贤三公之墓祭拜，认定此墓是他们的祖坟，代代相传，从未间断。这次得到崇让堂修谱的消息，即派世烈为代表与谱馆办公室主任福钦联系。要求认祖归宗，理事会一致表示欢迎，七月十四日由邵绿、怀宁、福潭、福钦、祚林五位代表前往兰芝桥会见宗亲，受到世烈、世鼎、世恒、世节、世新、世明、昌质、小平、昌节、小龙、昌龙、昌南、昌飞、昌燕、昌虎等十五宗亲鸣鞭迎接，亲切握手，相互问好，议定连松公后裔108人全部载入崇让堂第五届宗谱，字辈从世字辈改为自字辈，余类推。因祠堂被焚，尚未恢复，连松公等先人牌位置原厅供奉。话别时又鸣鞭远送，依依不舍。

由于我族面广人众，在谱人数巳达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三人（传主人数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人 夫人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人 女儿未列入传主者一万四千零四十一人）其中在世入谱人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在世传主数一万零五百三十人 在世夫人数五千零二十六人 在世未列入传主女儿数一千九百五十四人）。分散在海内外及各省市，无法联络，遗漏者数千，新谱问世就可以起到宣传作用，望各地族人闻讯后主动与谱馆联系，将自家谱稿寄来，在适当的时候再编一本补遗。

本人才疏学浅，谱成匆匆，漏舛讹，统叙失谋，创新亦或违例有待后贤重纂完善。本届宗谱全赖各位副总编、责任编辑、特约编辑以及征稿采访者的共同努力，他们不但分文不取，不少人还私下贴补邮电、交通费用，难能可贵，两年半的努力终于修成五届宗谱。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二世孙怀宁敬撰

二000年十月

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