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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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孔子家族谱，孔子家谱辈分排序

孔子家谱辈分排序　家谱一、孔子家谱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崇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衍植)奏准。后续十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再添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3]，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它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孟、曾、颜三族亦用孔姓行辈排序，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第74代衍圣公孔繁嘉、孔繁豪(南宗)　　-第75代衍圣公孔祥壮、孔祥娜(南宗)　　-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字谷孙），1877年（光绪三年）5岁时承袭衍圣公　　-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20年—2008年)　　-第78代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维益　　-第79代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　　-第80代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佑仁　　80代之后的辈分字：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孔子家谱辈分的排序是什么？高祖　祁父

曾祖　防叔祖父　伯夏父　叔梁纥孔子子孔鲤孙孔伋曾孙孔白玄孙孔求六代孙孔箕七代孙孔穿八代孙孔谦九代孙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十代孙孔忠十一代孙孔武十二代孙孔延年十三代孙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十四代孙孔福，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十五代孙孔房，褒成侯十六代孙孔均，褒成侯十七代孙孔志，褒成侯十八代孙孔损，褒亭侯十九代孙孔曜，奉圣亭侯二十代孙孔完、孔赞，褒成侯二十一代孙孔羡，宗圣侯二十二代孙孔震，奉圣亭侯二十三代孙孔嶷，奉圣亭侯二十四代孙孔抚，奉圣亭侯二十五代孙孔懿，奉圣亭侯二十六代孙孔鲜，奉圣亭侯二十七代孙孔乘，崇圣大夫二十八代孙孔灵珍，崇圣侯二十九代孙孔文泰，崇圣侯三十代孙孔渠，崇圣侯三十一代孙孔长孙，恭圣侯三十二代孙孔嗣悊，绍圣侯三十三代孙孔德伦，褒圣侯三十四代孙孔崇基，褒圣侯三十五代孙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三十六代孙孔萱，文宣公三十七代孙孔齐卿，文宣公三十八代孙孔惟晊，文宣公三十九代孙孔策，文宣公四十代孙孔振，文宣公四十一代孙孔昭俭，文宣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泗水主簿四十三代孙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四十四代孙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四十五代孙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历代衍圣公：第46代衍圣公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宋仁宗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第47代衍圣公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第48代衍圣公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第49代衍圣公孔琥、孔璠、孔玠(南宗)第50代衍圣公孔拂、孔摠、孔晋、孔拯第51代衍圣公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纮第52代衍圣公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第53代衍圣公孔浣、孔治、孔贞、孔洙(南宗)第54代衍圣公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第55代衍圣公孔克坚、孔克忠（南宗）第56代衍圣公孔希学、孔希路（南宗）第57代衍圣公孔讷、孔议（南宗）第58代衍圣公孔公鉴、孔公诚(南宗)第59代衍圣公孔彦缙、孔彦绳(南宗)第60代衍圣公孔承庆、孔承美(南宗)第61代衍圣公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第62代衍圣公孔闻韶）、孔闻音(南宗)第63代衍圣公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第64代衍圣公孔尚贤、孔尚干（南宗）第65代衍圣公孔衍植、孔衍桢（南宗）第66代衍圣公孔兴燮、孔兴燫(南宗)第67代衍圣公孔毓圻、孔毓垣（南宗）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孔传锦(南宗)第69代衍圣公孔继濩、孔继涛(南宗)第70代衍圣公孔广棨）、孔广杓(南宗)第71代衍圣公孔昭焕）、孔昭烜(南宗)第72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宪坤(南宗)第73代衍圣公孔庆镕、孔庆仪(南宗)第74代衍圣公孔繁灏、孔繁豪(南宗)第75代衍圣公孔祥珂、孔祥楷(南宗)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字谷孙），1877年（光绪三年）5岁时承袭衍圣公，1919年11月8日病逝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20年生)，母王氏夫人。出生百日，奉徐世昌大总统明令，承袭衍圣公爵位。1935年，国民政府改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36年，娶前清名宦孙家鼐孙女孙琪芳女士。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孔德成随中华民国迁往台湾，复建台北家庙，历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商周青铜彝器、三礼综合研究、金文等课程。长女维鄂，子维益(卒)、维宁，长孙垂长。孔子家族的家谱历史孔孟后人自明朝初起开始使用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字取名，并区分家族内部辈份。

明建文二年，惠帝赐孔氏八字行辈：“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以供取名。由于56代及57代衍圣公孔希学及孔讷先后于明洪武时袭封，所以“希”“言”亦用他行辈，排在“公”前。明崇祯元年，原行辈已经不够用，经65代衍圣公孔胤植奏准续十字，取名行辈：“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而据《阙里志》载，此十字行辈亦连同十个表字辈：“起钟振体京，显法泽羽瑞”。而“弘”字避清高宗讳改为“宏”；“胤”字避清世宗讳改为“衍”，又有改为“荫”、“允”、“坛”，但较少见。清同治二年，75代衍圣公孔祥珂袭封时因原有行辈经已用尽，故奏准新立行辈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76代衍圣公孔令贻又曾拟二十行辈，但未及上呈而逝世。民国九年十月由其遗孀陶夫人召集合族，议定先公所拟二十行辈，咨请北洋政府内政部核准公布。新拟行辈为：“建道敦安定，懋修肈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有文献将“懿”字改成“彝”，“长”字改成“常”，“绪”字改成“续”。另外，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赐孔、孟、颜、曾四裔十字行辈：“鼎新开国运，克复振家声”，但此不为四裔后代所承认。孔子后裔自56代起至于105代行辈如下：“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肈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自此，用于孔子家族的辈份排定的字数共计50个。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会长、孔子第77代孙孔德墉曾对外介绍说，受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委托，1998年孔子的后人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开始收集族人资料，进行《孔子世家谱》的第五次修订，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至今已收到世界各地120多万份孔子后裔的资料，证实孔子后裔繁衍到83代，辈分最小的是“念”字辈的一名十多岁的小女孩，在中国辽宁省。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孟、曾、闵、冉（伯牛）、冉（仲弓）、端木、仲、言、卜、颛孙、有、东野等孔子弟子或其他先贤之后亦用孔姓行辈排序，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唯有颜氏，因与孔子有亲缘（孔子母亲颜征在），另用字派。孔子后代家谱怎么排孔子子孔鲤孙孔伋曾孙孔白玄孙孔求六代孙孔箕七代孙孔穿八代孙孔谦九代孙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十代孙孔忠十一代孙孔武十二代孙孔延年十三代孙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十四代孙孔福，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十五代孙孔房，褒成侯十六代孙孔均，褒成侯十七代孙孔志，褒成侯十八代孙孔损，褒亭侯十九代孙孔曜，奉圣亭侯二十代孙孔完、孔赞，褒成侯二十一代孙孔羡，宗圣侯二十二代孙孔震，奉圣亭侯二十三代孙孔嶷，奉圣亭侯二十四代孙孔抚，奉圣亭侯二十五代孙孔懿，奉圣亭侯二十六代孙孔鲜，奉圣亭侯二十七代孙孔乘，崇圣大夫二十八代孙孔灵珍，崇圣侯二十九代孙孔文泰，崇圣侯三十代孙孔渠，崇圣侯三十一代孙孔长孙，恭圣侯三十二代孙孔嗣悊，绍圣侯三十三代孙孔德伦，褒圣侯三十四代孙孔崇基，褒圣侯三十五代孙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三十六代孙孔萱，文宣公三十七代孙孔齐卿，文宣公三十八代孙孔惟晊，文宣公三十九代孙孔策，文宣公四十代孙孔振，文宣公四十一代孙孔昭俭，文宣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泗水主簿四十三代孙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四十四代孙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四十五代孙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历代衍圣公：第46代衍圣公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宋仁宗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第47代衍圣公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第48代衍圣公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第49代衍圣公孔琥、孔璠、孔玠(南宗)第50代衍圣公孔拂、孔摠、孔晋、孔拯第51代衍圣公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纮第52代衍圣公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第53代衍圣公孔浣、孔治、孔贞、孔洙(南宗)第54代衍圣公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第55代衍圣公孔克坚、孔克忠（南宗）第56代衍圣公孔希学、孔希路（南宗）第57代衍圣公孔讷、孔议（南宗）第58代衍圣公孔公鉴、孔公诚(南宗)第59代衍圣公孔彦缙、孔彦绳(南宗)第60代衍圣公孔承庆、孔承美(南宗)第61代衍圣公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第62代衍圣公孔闻韶）、孔闻音(南宗)第63代衍圣公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第64代衍圣公孔尚贤、孔尚干（南宗）第65代衍圣公孔衍植、孔衍桢（南宗）第66代衍圣公孔兴燮、孔兴燫(南宗)第67代衍圣公孔毓圻、孔毓垣（南宗）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孔传锦(南宗)第69代衍圣公孔继濩、孔继涛(南宗)第70代衍圣公孔广棨）、孔广杓(南宗)第71代衍圣公孔昭焕）、孔昭烜(南宗)第72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宪坤(南宗)第73代衍圣公孔庆镕、孔庆仪(南宗)第74代衍圣公孔繁灏、孔繁豪(南宗)第75代衍圣公孔祥珂、孔祥楷(南宗)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字谷孙），1877年（光绪三年）5岁时承袭衍圣公，1919年11月8日病逝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20年生)，母王氏夫人。出生百日，奉徐世昌大总统明令，承袭衍圣公爵位。

孔子的家谱　　孔子家谱

　　-卌七世祖黄帝轩辕氏　　-卌六世祖少昊金天氏（玄嚣）　　-卌五世祖蟜极　　-卌四世祖帝喾高辛氏　　-卌三世祖契　　-卌二世祖昭明　　-卌一世祖相土　　-四十世祖昌若　　-卅九世祖曹圉　　-卅八世祖冥　　-卅七世祖振（王亥）王恒　　-卅六世祖上甲微　　-卅五世祖报乙　　-卅四世祖报丙　　-卅三世祖报丁　　-卅二世祖主壬　　-卅一世祖主癸　　-三十世祖商王成汤（太乙）　　-廿九世祖太丁商王外丙商王仲壬　　-廿八世祖商王太甲（太宗）　　-廿七世祖商王沃丁商王太庚　　-廿六世祖商王小甲商王雍己商王太戊(中宗)　　-廿五世祖商王仲丁商王外壬商王河亶甲　　-廿四世祖商王祖乙　　-廿三世祖商王祖辛商王沃甲　　-廿二世祖商王祖丁商王南庚　　-廿一世祖商王阳甲商王盘庚商王小辛商王小乙　　-廿一世祖商王武丁（高宗）　　-二十世祖商王祖庚商王祖甲　　-十九世祖商王廪辛　　-十八世祖商王康丁　　-十七世祖商王武乙　　-十六世祖商王文丁　　-十五世祖商王帝乙　　-十四世祖商王帝辛（纣）微子微仲衍　　-十三世祖宋公稽　　-十二世祖宋丁公申　　-十一世祖宋闵公共　　-十世祖弗父何　　-九世祖宋父周　　-八世祖世子胜　　-七世祖正考父　　-六世祖孔父嘉　　-五世祖木金父　　-高祖祁父　　-曾祖防叔　　-祖父伯夏　　-父叔梁纥　　-孔子　　-子孔鲤　　孔子雕塑　　-孙孔伋　　-曾孙孔白　　-玄孙孔求　　-六代孙孔箕　　-七代孙孔穿　　-八代孙孔谦　　-九代孙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　　-十代孙孔忠　　-十一代孙孔武　　-十二代孙孔延年　　-十三代孙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　　-十四代孙孔福，被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　　-十五代孙孔房，褒成侯　　-十六代孙孔均，褒成侯　　-十七代孙孔志，褒成侯　　-十八代孙孔损，褒亭侯　　-十九代孙孔曜，奉圣亭侯　　-二十代孙孔完、孔赞，褒成侯，孔融，北海太守、汉太中大夫　　-二十一代孙孔羡，宗圣侯　　-二十二代孙孔震，奉圣亭侯　　-二十三代孙孔嶷，奉圣亭侯　　-二十四代孙孔抚，奉圣亭侯　　-二十五代孙孔懿，奉圣亭侯　　-二十六代孙孔鲜，奉圣亭侯　　-二十七代孙孔乘，崇圣大夫　　-二十八代孙孔灵珍，崇圣侯　　-二十九代孙孔文泰，崇圣侯　　-三十代孙孔渠，崇圣侯　　-三十一代孙孔长孙，恭圣侯　　-三十二代孙孔嗣悊，绍圣侯　　-三十三代孙孔德伦，褒圣侯　　-三十四代孙孔崇基，褒圣侯　　-三十五代孙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　　-三十六代孙孔萱，文宣公　　-三十七代孙孔齐卿，文宣公　　-三十八代孙孔惟晊，文宣公　　-三十九代孙孔策，文宣公　　-四十代孙孔振，文宣公　　-四十一代孙孔昭俭，文宣公　　-四十二代孙孔光嗣，泗水主簿　　-四十三代孙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四十四代孙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　　-四十五代孙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历代衍圣公：　　-第46代衍圣公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　　-第47代衍圣公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　　-第48代衍圣公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　　-第49代衍圣公孔琥、孔璠、孔玠（南宗）　　-第50代衍圣公孔拂、孔摠、孔搢、孔拯　　-第51代衍圣公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紘　　-第52代衍圣公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　　-第53代衍圣公孔浣、孔治、孔浈、孔洙（南宗）　　-第54代衍圣公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　　-第55代衍圣公孔克坚、孔克忠（南宗）　　-第56代衍圣公孔希学、孔希路（南宗）　　-第57代衍圣公孔讷、孔议（南宗）　　-第58代衍圣公孔公鉴、孔公诚（南宗）　　-第59代衍圣公孔彦缙、孔彦绳（南宗）　　-第60代衍圣公孔承庆、孔承美（南宗）　　-第61代衍圣公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　　-第62代衍圣公孔闻韶、孔闻音（南宗）　　-第63代衍圣公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　　-第64代衍圣公孔尚贤、孔尚任、孔尚乾（南宗）　　-第65代衍圣公孔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