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文正指的是范仲淹。

范仲淹世称他为“范文正公”，范仲淹逝世之后，谥号“文正”，这个谥号是范仲淹去世后朝廷给予的，以表彰其济世治国的千秋功绩和先忧后乐的高风亮节，因此后世尊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

范仲淹，禅含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因母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于一身。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

范仲淹纪念馆：

1、贺滚笑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

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备乎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2、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3、桐庐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杭州市桐庐县中杭路与白云源路交叉口东南150米处。纪念馆从个人事迹、与桐庐的渊源两个视角全面展示范仲淹的传奇一生。展陈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分为序厅、一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与桐庐、“潇洒桐庐”四个区块。

范姓的始祖，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圣君唐尧。尧的后世子孙，在舜、夏、商诸代，称唐杜氏。入周后，改封于杜，后被周宣王所灭，杜伯之子隰叔逃到晋国，被任为士师，并因官命氏而改姓为士。后其曾孙士会为晋国的上卿，食采于范，自此，士会的子孙便按照“以邑为氏”的习惯，以范氏为姓，一代代繁衍下去。《元和姓纂》就有记载：“帝尧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

以此看来，范氏的开基始祖无疑是晋国的士会了，其发源地为晋，既现在的山西。山西的范氏，以高平为盛大。晋时的高平，即现在的山西高平，它地处今山西南部，南临河南，西近陕西长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世代的繁衍中，范氏逐渐南迁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据范氏族谱载，唐信宗乾符元年（874年），由于中原战乱，河内范坤举家18口徙居浙江杭州，后移江苏南京，再徙至福建宁化，是为范氏入闽的始祖。至宋代，范氏称盛于福建，人才济济。范氏除在闽南一带发展繁衍外，又分出广东海阳、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许多支派。从明末开始，闽、粤范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来有的又进而迁至海外。

范氏的知名人物，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少，例如：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范蠡，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雎，战国时魏人，他游说秦昭王，主张远交近攻，歼灭敌国力量，终使嬴政吞并六国而统一天下。东汉学者范丹，通五经，尤精于《易》和《尚书》。东晋时的范宁，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等人，都是范姓中的佼佼者。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少时贫困苦学，出仕后有敢言之名，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世人奉为千古名句。还有南宋的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清代有太傅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等。

在当今中国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百家姓氏中范姓居于第61位。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少年时经历坎坷，父亲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此后范仲淹苦读诗书，成为参军才接回母亲，并且改回本名。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范仲淹的“仲淹”是什么意思，古人取名字都会赋予各种含义，范仲淹也不例外。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有关范仲淹名字的秘密，还有他一生的经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仲淹是我们熟知的宋朝名臣，不仅仅是他写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因为他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范仲淹成为文臣武将效仿的典范，他的谥号是文正，能够担得起这个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的过来的。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中进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参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在他的方针政策下，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镇住了一直不安分的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宋称臣，不敢侵犯大宋的边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不过新政触犯守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阻扰，不久后，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后在上任颍州的路上去世，终年64岁。

范仲淹一生的成就想必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了解，但是在范仲淹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冷历史，就算史书中也是记录寥寥，那就是范仲淹曾经有个名字叫朱说(yue)，他中进士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直到他成为朝廷大臣才认祖归宗的，该名为范仲淹的。

汉唐名臣后代，家道破落，生活困苦

范仲淹也是名臣的后代，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因为遭遇到变故，所以才没落了，范仲淹的亲生父亲是范墉，他历仕武德武信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赐绯，初赠尚书、刑部郎中、太子少师，加赠太子太师、累赠太师、周国公，不过他服务的不是唐朝，而是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跟随钱俶归入北宋，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而其先祖更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在追溯远一点的话，他的祖先是范滂，东汉时，举孝廉，历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江夏八俊之一，可见范仲淹也是名门之后。

在范仲淹只有两岁的时候，范墉突发疾病身亡，范仲淹的母亲不是正室，这点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范仲淹的父亲死后，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

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同时谢氏的家境不像陈氏那么好，因此就变的很无助，于是谢氏被迫改嫁，除了穷以外，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谢氏改嫁的是山东长山(现在山东邹平)朱文翰，由于是改嫁过来的，因此范仲淹的名字也就改了，改成了朱说，朱文瀚是长山县令，谢氏改嫁过来之后依然不是正室，而是侧室，因为朱文瀚已经有初氏，并且生有儿子，这也是在家谱中有记载的，只不过家谱中并没有记载初氏是不是活着，但根据范仲淹的遭遇来看，初氏是活着的。

偶然得知身世，范仲淹发誓要认祖归宗

史书并没有记载朱文瀚对待范仲淹的态度，但是从记载来推断，朱文瀚对范仲淹应该是不差的，如果对范仲淹很差的话，史书肯定会记上一笔的，谢氏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小，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姓范，但是朱文瀚的儿子却暴露了范仲淹的身世。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不过这个时候的范仲淹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和母亲是嫁入了朱家，所以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

于是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刻苦读书，五年都没有脱衣服睡觉，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就当时的情况来，范仲淹名义上不是寒士，但过的是寒士的生活。

不过范仲淹并不能马上认祖归宗，他的级别还不够，知道他当上节度推官才推动这一事情，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另外范仲淹的墓志铭也记载了此事，他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做《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事兹事体大，范仲淹也是奏明皇上，得到宗族的认可才真正认祖归宗。

范仲淹取名仲淹的含义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而不是范说呢其实留给范仲淹的选择很小，首先姓氏是不能改的，其次就是仲字也不能改，因为是范家既定的辈分，留给范仲淹的只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留给范仲淹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因为范仲淹选择了这个字，这个字义兼褒贬，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

通过这个字，既能反映范仲淹苦难的过去，又能表明范仲淹的志向，可谓一语双关，范仲淹也是用心良苦啊。

范姓的辈分排列：继字辈、新字辈、文字辈、之后是由于你没说明是哪里的范姓，我帮你查时很难，现在找到比较全的。你看看有没有你那个地区的，希望帮到你！ 字辈 范仲淹编定中原地区范氏字辈：“仲纯正直公良士宗文伯叔子希昌彦友善可弥安君章微显用循迪广钦崇存本宜充厚时遵道晋隆同享祖贵荣传谱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段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释义：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

越，到了，及。政通人和：政事顺利，百姓和乐。政，政事；通，通顺；和，和乐。这是赞美滕子京的话。废，这里指荒废的事业。具，通“俱”，全，皆。兴，复兴。

出自：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

主题思想：

这篇文章叙述了事情的本末源起，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览景后产生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作者轶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

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人物纪念：

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

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

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

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