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吴兴，有这样一个家族，起源于遥远的夏禹时期，西周时文王第十子聃季载“食邑于沈”。东汉初，沈戌辞海昏候不受，徙居吴兴武康，筑室不迁，自此沈氏以“吴兴”为堂号，绵延至今。

而今沈氏后人冠冕相袭，人丁兴旺，是薪火相传的名门巨族。吴兴沈氏为中国六大世家之一。古武康名谚云：“满朝文武半朝康”，南北朝时期，沈姓即为大族。究其出处，自晋宋齐梁以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谚云：天下沈氏出湖州。实出湖州之德清县。东汉至隋代，沈姓名人基本上都出自吴兴武康。

沈氏子孙昌盛，累世官宦，无论庙堂江湖，文官武将，均出了无数有迹可循的名人：南北朝梁时著《晋书》、《四声谱》的沈约；唐武则天时期任宰相的沈君谅；与宋之问并称“沈宋”的诗人沈佺期；北宋《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明代“明四家”之一的沈周；明朝巨富沈万三。其余还有散曲家沈仕、戏曲家沈璟、文学家沈既济、书法家沈传师、画家沈永年、诗人沈德潜等等，皆出自沈姓一族。

一、优良家训

沈氏族人薪火相传，守望相助，在朝代变幻中并不像其他家族那样湮没于世，且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先贤代代相传，其原因便在族内优良的家训家风。家训是一个家族灵魂所在，是家长垂训子孙为人处世的训诫，其内容一在修身，二在治家。沈氏家训有二十：一、祭祀不可不殷也。二、侍亲不可不孝也。三、天显不可不念也。四、身不可不修也。五、持家不可不勤俭也。六、尊卑不可不辨也。七、择师不可不慎也。八、教子不可不严也。九、养女不可不训也。十、择配不可不谨也。十一、交游不可不审也。十二、志节贵乎坚贞也。十三、志行不可刻薄也。十四、邻里不可不和也。十五、输粮不可不先也。十六、穷难不可不周也。十七、出仕不可不清也。十八、忍耐之不可不讲也。十九、奢华游惰当惩也。二十、赌博不可不戒也。

中国自第一部家训《颜氏家训》问世以来，唐宋期间仕宦大家对子弟的训诫便大量出现，原因有三：门阀士族的消亡，儒学的发展繁荣，以及科举制的兴起。这些家训虽体裁有所不同，从经书、格言、到诗鉴、词、条规不等，但其内容皆大同小异，沈氏家训所涵盖的内容也带有唐宋以来大多数训诫的色彩：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教导子孙在处己、处世、治学这三个方面的行为。然历经多年，得以保存下来的，除帝王家训、有史记载的文献、诗词名言与著作之外，大多亡佚，沈氏家训流传至今，不可谓不难得珍贵。

沈氏家训内容全面，包罗伦理、经济、教育，以及修身、立志、知足、清廉的应世思想。这是在实践中总结，时局变化中不断修正改善最后形成的家训文化，既有时代的印记，更体现了沈氏家族的宗族文化，从中或可窥见这一家族的精神根基所在，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训是一个家族精神的外化，同时也支撑着一个家族代代传承，它既能够规范子孙后代的具体行为，也可以促进家族内成员的凝聚力。在此具体而严厉的训导之下，自然养育出了一代代坚守祖训、克勤克俭、正义凛然的沈氏后人。

到了近现代，吴兴沈氏仍旧名人辈出，“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笔名茅盾的革命文学家沈雁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作家沈从文；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沈尹默，以及沈启贤、沈仲文、沈乃熙等在革命时期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沈鸿根、沈鹏等在文学方面极具造诣的大家，还有沈南鹏、沈国军等知名企业家。

沈氏一门经久不衰，从古至今，无论士农工商，在新世纪仍旧熠熠生辉，为新中国做出无数贡献。其栋梁之才辈出的原因，依然与好的家风分不开。好的家风，是整个社会风气好的基础。重视家风，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从沈氏家训中汲取经验，或许对于重塑国人逐渐淡忘的家国情怀有所帮助，对如何强化新时期家风建设，实现家国同构都有所启迪。

二、耕牛相传

据沈氏家谱记载，沈株山兄弟三人宦游分别时，父亲将家中一口铜锅铸成三尊铜牛，另兄弟三人各持一尊留作纪念，并嘱言：“后裔若相会，必要铜牛对”。沈株山来到汉阴定居，用当官所蓄买下田地，此后披荆斩棘，开辟山地，为子孙后人奠定了基业。后人亦不负所望，赈灾济民，开堰建渠，沈氏一族在当地居民当中留下了良好口碑，清朝时更得“泮水钟灵”四字以旌其功。汉阴沈氏便伴随着铜牛勤勤恳恳，代代相传。

沈氏一族以牛的形象作为氏族图腾，代表勤劳坚忍，是旨在告戒后人要以农为本，俯首甘为儒子牛。沈氏后人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并将此耕读精神代代相传，使得以汉阴沈氏一支为代表的大家族永不衰退，血脉相承，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沈氏以牛为图腾，在周朝时期即是沉牛祭河伯以求雨的大义象征，其后以铜牛为传家宝，仍是在传承大义的精神。义在中华民族精神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仁义是道德的核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等等都强调了义的意义，为国为民，有难必帮，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三、皇觉祖居

始建于南朝年间的皇觉寺，是沈戎辞海昏侯不受徙居会稽后建造的祖宅，位于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今德清县）。后人请立祖宅为寺，宋文帝赐名“怀德”，北宋时改名为“皇觉寺”，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沈戎是当之无愧的沈氏始祖，开创了中古史上冠冕相袭、人丁兴旺的吴兴沈氏，天下沈姓皆由此发迹。皇觉寺便如同普天之下近六百万沈姓人共同的家，它是维系家族血脉亲情的纽带，是保持源源活力的心脏。

后沈戎宅曾被毁，明清时亦有多次重修，而今皇觉寺也刚完成重建，为保护遗址，新寺建在离原址不远处，背靠羊没山，凤凰山从西逶迤而来，南临余英溪，风景秀丽，清隽超然。建成后的皇觉寺，将成为吴兴沈氏的祖廷，远方的子孙回家，也可将其作为自己思乡念祖情怀的寄托。

如今皇觉寺还正在提倡恢复沈氏文化园，这既是寺院对沈氏祖先的回报，也是造福于社会大众的一项福祉。寺院千年来受世人香火，一直未曾忘却沈戎的贡献，意在恢复吴兴沈氏的繁荣昌盛。不仅如此，沈氏文化园如一旦建成，对整个社会也是一桩大善事。

家训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力量，祖宅祠堂则是一个家族更为直观具体的凝聚力，可教子孙心中充满对家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可让亲人间和睦相处，团结有爱，永远保持深厚的情谊。祖宅存在的意义往往要比家训更加深刻，当人们抬头看到自己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巍巍峨峨，厚重严肃，自然会不由想起创业的艰难，鼎盛时期的光荣，想到这些，难免心情激荡，热泪盈眶，为身为一个沈姓人而自豪，履行家训中所说的职责，严于律己，勤恳奋斗，立下为这个姓氏不断努力的决心。

而对全社会来说，吴兴沈氏的故事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既在于如何治家，更在于如何为国。可学习的包括教子有方，修身立志，勤勉付出，乃至清廉为政，贡献为民等诸多方面。对于缺乏精神支柱而总显盲目延宕的新时期社会态势来说，应是个不可或缺的机会。

吴兴沈氏以仁义为精神，以耕读为家训，已为民为宗旨，以为国为目标，终以厚重的根基代代相传，将荣耀流传至今。沈氏文化园的兴建，必然能使全社会都了解到这样一个家族经久不衰的真谛所在，从中得到经验与启发，对于民族精神的巩固有不容小觑的帮助，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世有新桃源

德清凤凰山，是镶嵌在江南的一颗明珠，是不染世俗的一方净土。山上有寺，名曰皇觉，静静地站在山顶望着人间，是明珠上的一轮星光，是净土中的一隅桃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岁月滚滚，睁开被香烟迷蒙的眼，原来，业已千年。

这千年来依着山傍着水，有人毁坏了它，亦有人重修了它，**的高墙依旧庄严，然早已不是当初的颜色。转经筒轧轧滚动，小沙弥们早课晚课，善男信女们撞钟许愿，梵呗声累年不休，于是它总听不见时间的声音，而今睁眼看，才见当年故人俱黄土，深埋金鹅山，和自己相望不相识。

犹记当年沈戎的风姿，辞官不受，解甲归田，曾官拜公卿，也只愿择一城终老。这般才有了皇觉，才有了这一方桃源。他教导后人以牛为图腾，以义为精魂，终将沈氏一族发扬光大，贤人辈出，封官拜爵数不胜数，为国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沈氏有家训，修身克己，后代子孙不敢忘，也同他们的始祖沈戎一样，一手执笏板的同时，另一手绝不会舍弃自己的牛绳，耕读相承，一心为民。

千年来沈氏未曾衰落，有时坐落在此，或可听见凤鸣清声，便知沈氏又出贤才。只是伴随着子孙们的成才，总免不了分离，从株山一支宦游汉阴开始，子孙们就纷纷从吴兴走了出去，而今足迹早已遍布大江南北，乃至在世界各地留下沈氏的名号，却离吴兴的家越来越远。亲人的分离，也是当今国内的普遍现象，时代的进步，却导致了亲情的淡漠，社交网络的兴起，反而造成家人沟通的障碍，缘何？缘何？

好在终有人知我心忧，提出重建沈氏文化园，借祠堂家谱，意图重唤远方的后代们对家族的认同感，重新汇聚浩浩沈族的凝聚力。这是沈氏的福音，更是大家的福音。家庭是国家最稳固的组成方式，好的家庭以好的家风养育子女，培育出一代代高尚有用的后人。吴兴沈氏愿以身作则，做优良家风的榜样，不辜负先祖的希望。以沈氏文化园为心脏，号召所有沈氏子孙，天下归心。如若能以此感召他人，效仿其仁义及耕读精神，便是沈家福德，若能以此激起社会千万家庭有所启发，为家国付出力量，方不算辜负祖先遗训，是沈氏族人在新时期为国家与民众做的无私贡献。

皇觉寺历经一千年寒暑，一千年春秋，看尽世间兴替，唯有一愿要陈：但愿每个家庭，老人含饴弄孙，孩童承欢膝下的景象早日到来，届时每个家庭都成为一片小桃源，积水成渊，整个中国也将欣欣向荣，和睦友善。以孝悌为先，以仁义行事，重振大汉雄风，成为桃花源的日子也不复远矣。得见此般光景，是长于黄觉寺沈氏儿女的心愿，更是中华儿女的心愿。

何以传家远？训诫寄子孙。

何以兴盛久？耕读不可绝。

何以永团圞？祭祀不敢薄。

何以得乡名？仁义为根本。

何以出贤良？家风修身欤。

先祖兮沈戎，建彼皇觉寺。

今世兮葺园，瞻彼之故貌。

殷殷兮予怀，愿飨之彼众。

吴兴兮沈氏，世代彼流传。

望之兮涕下，念彼牺牛义。

沈氏家族，季载血脉，天南海北，一家亲人。为世代辈不乱经代族人几次排辈是……学，继，培，吉，兆，希，广，志。庆，华，献，廷，传。振，彦，保，开，祥。福，义，春，常，安。兴，凤，圣，景，君……。山东省东平县沈堤口，义和堤，大安山，汶上县。河南省台前县沈堤村，枣包楼村，安阳市，驻马店市等是同辈。大明先祖沈炼（官锦衣卫）前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受严嵩所害我先祖世德公迁山东省东平州城西沈堤口。雍正八年黄水为灾迁原山东省寿张县现为河南省台前县。

网上的一篇文章 可以一看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流传于山东等地区的一首歌谣。据了解，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南部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

然而，在淮河南岸的安徽寿县、淮南等地老住民们却都认为他们的祖上是明初由山东甚至具体到由山东老鸹巷迁来的。

那么，这些老住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老鸹窝迁来，还是从山东老鸹巷迁来的呢！他们又为什么抛亲别友，千里迢迢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土他乡的呢？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

一、明初移民之原因

蒙古灭金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万余顷；灭宋后，蒙古诸王、后妃、大臣、僧侣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元中期以后，政府经常入不敷出，便不断加重赋役。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竟增加了五十倍，再加上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使人民普遍陷于贫困。据统计，1329年，全国当时有户数1340万，人口数不到6000万，饥民、流民竟达843万人。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极度激化，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调集15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兵的严密监督，又常被修河官吏克扣工、食钱，因此，十分怨恨。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利用这个时机，预先埋了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元怒火。五月，刘福通攻占颍州（今阜阳）举事；八月，芝麻李（李二）等夺取徐州，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十月，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揭竿，第二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造反……。

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调集精锐部队与各路起义军在黄淮大地上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河南、河北、鲁西、皖北、苏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其中，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前后据安丰（今寿县南、安丰塘北）为都约八年，寿县、淮南一带更是元军清剿的重点。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安丰路所辖8县1州（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定远、怀远、钟离、濠州）仅有户17992，口97611，地旷远而人至稀。元末，此地又为战场，百姓再遭屠戮。明朝初年曾任河南左布正使的徐贲在《舟行经寿州》一诗中咏到：“问之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织田亩。” 《寿县志》载“寿县现有姓氏347，户族始祖多系明代初年徙来，土籍甚少。” 《颍上古今》也说：“元末，红巾军起义于江淮颍水之间，元军部署镇压，铁蹄所至，洗杀一空。民间流传：劫后县西仅有七户营（七户一个村庄）；县北仅有七里叶（距谢桥七里）；县东仅有藕塘陈姓一人，后蕃衍陈氏一族。”可见经过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争，淮南地区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破碎的山河，朱元璋发出了“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为了促进生产，增加税收，就必须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移民。而山西，东有太行山为屏障，在元末战争中竟然躲去了战火的袭扰，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达十万之多。

二、淮南移民来何处

濠州，元时本为安丰路所辖。因为是朱元璋的家乡，明初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定为中都，六年改为中立府，七年更名为凤阳府，分巡凤颍泗道治所，领五州（颍州、亳州、泗州、寿州、宿州）辖十三县（临淮、怀远、定远、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盱眙、天长、五河），可见现今的寿县、淮南、凤台、长丰、颍上，在明初都属于凤阳府的辖区。

朱元璋确定了移民政策，其家乡凤阳及所属州县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为充实人力，朱元璋于1367年剿除张士诚后，迁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四千户屯田临濠，；又移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以两浙人多地狭，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地无地农民迁往淮河以南各地耕种。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并免赋三年。

然而，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以上所引资料中竟然没有从山东移民的记载。淮南地区的移民来至何处呢？

《颍上古今》说：“《民族书 - 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调查记载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据《寿县志 - 姓氏》所举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河南的2姓，徽州、杭州、江西瓦砾坝的各1姓。《颍上古今》与《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来的！

如：《寿县志—姓氏》记载说：

寿县柴氏，于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鸹巷徙来；

瓦埠徐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

迎河李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明初徙寿县。

寿州孙家，郡号乐安，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官塘；

尹氏，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

韩姓，祖籍山东省南部，元末时逃难落户于寿州东南乡。

此外，寿县开荒张家、胡家、周姓、陈家、门氏、淮南地区蔡氏、八公山周姓、史院尹家、凤台陆氏、颍上县延陵吴氏等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上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如：

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十字路）张罗城定居，始迁于明朝七世年间。（不知“七世”，是否为明初洪武七年之误。）

淮南《蔡氏宗谱》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

上窑鲍家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放孩子的笆斗，从山东济南老鸹巷迁来。

凤台石家湾与寿县石集石家认为其祖上于山东兖州迁来。

颍上县延陵吴氏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州颍上县的。

……

是这些住民的记忆有误吗？是他们把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移民而来，错记为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的吗？如果是一家、几家也再所难免。但是这么多家都记错，决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呢？

三、山东移民之可能

根据许多的史料记载，元末的战火遍及整个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山东是战争的重灾区，也是山西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李存葆在所著《祖槐》中说：我乃山东五莲（县）人氏，……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他说：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谈及先祖何处，……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都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山东既然也是山西移民迁徙的主要地区，它还有富余的人口向淮南地区迁移吗！我再次研读了明史专家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希望能从中解决疑问。

据《朱元璋传》所载：1351年，颍州刘福通起义，1355年，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1356年秋，小明王军队分兵北征，东路攻克了山东北部；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其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逼大都，受元朝援军的阻击，不得已退回山东，扩大疆土、稳定局面；1359年，山东小明王军内部分裂、毛贵被杀；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招降了小明王军中将领田丰等人，进围益都，刘福通统兵救援失败，益都陷落，元军平定山东；1367年，朱元璋夺取了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南方疆土，命大将徐达率军25万北伐。北伐军先取山东，所到之处，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等不战而降，有的守军则弃城逃走，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登州府，今蓬莱）、莱（莱州府，今掖县）二府贫民5635户就耕于东昌（东昌府，今聊城）；洪武二十八年，青（青州府，今益都）、兖（兖州府，今兖州市）、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1051户，4666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58124户。

再联系李存葆所说，可见，山东受战乱影响、人口流失死亡最重的，是西北的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总得来说，西部重、东部轻。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的可能。

四、山东移民淮南之追寻

山东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为什么却没有山东向淮南地区移民的记载呢？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移民呢！

终于，努力寻找中，在《寿县志 - 姓氏》章节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志书中写道：“尹氏 时际元末，群雄并起，于宋和靖处士尹焞之七世诸孙中，有兄弟三人：长世元，次世功，幼世位，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后从明大将徐达定山东、克大都有功，诏进世元为昭勇将军。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擢世元为长淮卫指挥使世袭卫千户，世功为长淮卫千户，世位为卫百户，兄弟三人遂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一条线索，即：有一支含有山东济宁人的军队到凤阳长淮卫屯田，即军屯！就象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只能知道它是哪支军队去组成的，不可能知道它是由哪些省市的人去组成的一样。既然如此，当然在反映明初移民进行民屯的史料中找不到山东移民到淮南地区屯田的线索了。

为此，我又查找有关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情况。

1、它本是一支地方武装

由于元朝官府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对官府和地主的仇恨，因此，在元末的战争中，农民对地主毫不宽容，往往逮住就杀，并没收其财产。地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家人、雇工、同族、同村、邻村、临寨人员，组成“乡兵”，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其将领多为现任或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虽然这些乡兵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了反抗农民军的主要敌人。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争更加激烈、残酷，地区更广、时间更久，这些乡兵大部分被农民军所消灭，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装因为势力孤单，兵力不敌，投降了农民军。从史料上分析，朱元璋军队的主力基本上是先后收降的地主武装。尹氏兄弟“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就是这样一支武装。既为族居，当为大户，既能组织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可知尹氏兄弟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出生。所集“丁壮三千余人”，这些人应当说基本上是“山东济宁州”的人氏。

2、卫所制与军屯

朱元璋所建立的军队为常备军。常备军在组织上分作卫、所。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为指挥使；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全国共有卫329个，卫所军总数为120万人。

《寿县志 – 驻军》章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置安丰卫，军驻寿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为寿州卫，卫署设在州城西。寿州卫置指挥16员，经历1员，镇抚1员。卫辖5所，置千户31员，百户58员，军士约五六千人。卫军平时驻防、屯田、运漕，战时应诏出征。

可能会有人提出，“长淮卫”不在寿州。是的，长淮卫本属凤阳，今为蚌埠市的一个镇。朱元璋拟定都凤阳，将长淮定为中都八卫之一，取其名为长淮卫，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统称全国三大卫。然而，“尹氏兄弟三人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尹氏兄弟为什么不安家于长淮卫或凤阳，而安家于寿州？为什么没听说凤阳以及长淮卫一带有多少迁徙于山东老鸹巷的人呢！我以为这支部队应当又调卫到了寿州。不然，又怎么来解释呢!淮南《蔡氏宗谱》不也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吗 颍上县延陵吴氏不也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的吗

《寿县志 – 建置》章说：洪武二年，寿州为州治，领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五县。洪武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霍邱、蒙城二县。

这时寿州的属地范围包括今寿县、淮南、凤台，长丰的一部分与利辛的南部一带。寿州卫所辖五个千户所也应分布在寿州与霍邱、蒙城。尹氏兄弟当年率领的这支由山东济宁人组成的军队（应集中在一个千户所）当驻扎在今寿县境内，可能经历十几年的战争，济宁人氏所剩无多，如千把、几百人。

史料说，明初，明政府为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节省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在各地卫所屯田，使官兵携带家属耕种，称为屯户。以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家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其田属于公产，准许世代传业，但不得私自买卖。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十分之二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893000多顷（每顷100亩），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

按明朝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每个军户的正丁在固定的卫所充当额军，正丁因老病死亡等原因减员，要由该军户的次丁、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要由同族人递补。

依此来说，如果一个军户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人（如长子）接替，其余两个儿子如无特殊原因，便落籍当地为民。如果长子再有三个儿子，一人接替，其余两个如无特殊原因也会落籍为民……

此后，明朝的军屯制度虽遭破坏，仍延续到明朝灭亡，直至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撤寿州各卫所，以其田归并于寿州，由州署征收田赋，军屯才转为民屯，这时候已经距明初三百年了，距今六百多年了，按一百年四代人计算，三百年十二代人，六百多年，也二十五代人以上了。

五、老鸹巷的甄别

关于老鸹巷在何处，诸位已在上面看出了，在山东、在山东济宁。

合肥沈福集沈氏家谱

古有“先正其心，继训克（汝）家，孝友忠义，为国之华”十六字辈。现代在原十六字辈之后新增“善学修德，诚信建业”八个字辈

陕南汉阴沈氏家谱

“忠朝自贵，孝祖宜兴。世德永继，兰桂观型。本枝衍庆, 长发其祥。”二十四字辈。

沈姓分布：

沈姓起源于今河南、安徽两省间地。春秋时，沈国被蔡国灭掉后，季载的后代子逞逃奔楚国，其孙沈尹戌，初隐居于零山，后仕楚为左司马。尹戌之子沈诸梁，世袭作司马，食采于叶（今河南叶县）。秦时，子逞之子沈平封竹邑（今安徽符离集）侯。沈平之子沈遵徙居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东汉时有沈戎举家徙居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吴兴县），此为沈姓南迁之始。魏晋南北朝是沈姓大举南迁之时。至唐代，沈姓已散居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唐初，中原有沈姓将佐随从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军入闽开辟漳州，在福建安家落户，其子孙散居龙溪、漳浦、南靖、长泰、诏安等地，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又有中原沈姓族人随同迁王。南宋初有吴兴人沈启承官至汀州府知府，其子沈廷辅，随父入闽，后迁居福建省建阳县。沈廷辅有8子，分居宁化、龙岩、长汀、清流、延平、连城、上杭等地，其后又有人徙居广东的大埔、梅州等地。明末，沈斯庵徙居今台南县善化镇，为沈姓移居台湾之始。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沈氏，又有多支迁往台湾，进而又移居海外。沈姓历代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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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焦氏始祖（高祖公焦谷圆、高祖弟焦三老、焦七老）由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自河南卫辉府汲县南三十里南陵西社七图定居，村名曰焦家庄（今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下焦庄村）。

建村以来，历代先祖安分守己，勤劳为本，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六百余年至今已达二十三世，由焦家庄移居异地的有：新乡市（上焦庄、卜奇屯、孙杏村、小韩庄、小店、庄里、小朱庄、西牧村、卫辉、延津老任庄）、安阳、漯河、山东、山西、北京、天津、邢台、兰州、宁夏、安徽、江苏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我焦氏已达三千余口人，实属人丁兴旺成为焦氏之大族也。

焦氏宗祠简介

清道光十五年，我先祖以孝道为本，在村东北隅修建焦氏宗祠一座，有正殿、配殿、山门各三间，殿宇巍峨壮观，富丽堂皇，院内外翠波参天，内供历世神主、山门前有一鱼塘，塘四周杨柳环抱，四季杨青绿柳，鱼跃粮丰，风景宜人，每逢春秋祭日，即携合族老幼恭行祭奠，以示先祖恩德，以贻祖训。

由于历经战乱，多年灾荒，年久失修，使我族先祠遭到严重损坏。为让后人不忘先祖仁孝、勤劳、智勇之恩德，于1972年重修正殿，现由我全体族人议定，工捐款项，逐步修复山门及东西配殿，务使宗祠雄伟壮观，以备后人瞻仰祭祀，使先人之业绩发扬光大，永垂不朽！

湖北枣阳沈家大房。据说很久了。这边有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方（房）还个小大房（以前填房的吧。）。辈分我知道的不多（…曹志家齐，永世新隆。…）我是永字辈。那个石碑曹字辈只在中间。

沈氏最早起源于今河南、安徽两省之间。春秋战国时期，逃至楚国的沈氏族人，仕楚为左司马，并世袭此官，长期居于叶邑（今河南叶县）。

先秦时，沈姓主要活动于河南、湖北地区，在山西、安徽、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也有沈氏的足迹。

东汉时，沈姓进入浙江，子孙昌盛，一直到隋朝，浙江武康的沈姓发展成著名的望族。唐朝的两次中原出发南下移民潮中，沈氏为其中一姓进入福建，随后移民广东，明末沈姓始入台湾。

宋朝时期，沈姓大约有33万余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43%，为宋朝第五十四位姓氏。沈姓第一大省是浙江，约占全国沈姓总人口的33%。

沈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西、江苏和河南，这四省沈姓大约占全国沈姓总人口的72%，其次分布于湖南、安徽、河北，这三省的沈姓又集中了19%。全国形成了江浙赣、河南的南北两大块沈姓聚集地。

扩展资料

自宋朝至今1000年中沈姓人口的增长率是呈^形的态势。在全国的分布如今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两省，大约占沈姓总人口的36%，其次分布于上海、安徽、河南、广东、湖北、贵州、山东，这七省市又集中了37%。江苏为当代沈姓第一大省，居住了沈姓总人口的20%。全国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向外散射的分布状。

在近600年期间，沈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区别，向北、中、南的回迁十分强劲，这已经大于由北向东南和南方的迁移。

在苏浙皖、闽台、山东东南部、河南东南角、湖北东部、江西大部、广东东部、云贵大部、广西西北部、黑吉东段、内蒙古东北，沈姓占当地人比例在039%以上，中心地区达到23%以上，上述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9%，居住了大约663%的沈姓人群。

在粤桂大部、湖南、江西西南、贵州北部、四川大部、湖北中部、重庆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辽宁东部、黑吉中西段、内蒙古东部。

沈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在026%一o39%之间，其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84%，居住了大约203%以上的沈姓人群。

-沈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