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共有21人三元及第，其中文科17位，武三元4位。

文科三元：

唐朝的张又新、武翊黄、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宋献；元朝的王宗哲；明朝的黄观、商辂、李骐；清朝的陈沆、钱棨、陈继昌。

武三元：明朝嘉靖年间的尹凤，明朝万历年间的浙江永嘉人王名世，清朝顺治年间的浙江人王玉璧、清乾隆十九年的顾麟。

扩展资料

1、张又新

张又新（约公元813年前后在世），字孔昭，深州陆泽县（今河北省深州市西旧州村）人。张荐之子。约唐宪宗元和中前后在世。初应“宏辞”第一，又为京兆解头，元和九年，（公元八一四年）状元及第，时号为张三头。在三次大考中都得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谓之“连中三元”，历史上“连中三元”者连他在内仅有17人。

2、陈继昌（科举史最后一位“三元”状元）

陈继昌桂林临桂人。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由于陈继昌抱病应殿试而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声名大振。察考又得第一，故又有“三元及第”之称。他是中国科举史最后一位“三元”状元。

-连中三元

-张又新

-陈继昌 （清嘉庆二十五年状元）

商辂，生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卒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明名臣，关于他的逸闻趣事：

1、三元及第且有政治成就

明宣宗宣德十年乡试第一名，明英宗正统十年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一名，三次高考第一，这在璀璨的中华古代，也是灿若星辰吧。考试好的人往往从政不行，但他一路开挂，政治生涯有成就。

2、两任内阁，历仕三朝

经过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三朝，官至少保、吏部尚书等职位。这三朝事变甚多，经了土木之变、易储事件和寺门之变，商辂以贤和果断决绝而出名。

3、北京保卫战有功，反对南迁。

支持于谦，进行北京保卫战，坚决反对南迁。

4、作为朝廷代表接明英宗回朝。

5、冒死直谏汪直

汪直专权，商辂长期斗争在第一线，商辂列出汪直的十一条罪状，他向宪宗说：“陛下委托汪直听讼断狱，汪直自称奉密旨，可以专断刑杀，擅自作威作福，残害好人。陛下如果认为揭发坏事禁止扰乱，按法律必须如此，那么前几年，为何安定无事。变乱，是由打探事情激发而成，可以作为鉴戒。自从汪直掌权，士大夫不安心于他们的职守，商人不安心于经商，老百姓不安心于生产，如不赶快除去，天下安危就不可知了。

6、不给万贵妃面子

万贵妃看重商辂的名望，拿了父亲的画像，嘱托商辂写赞语。商辂竭力推辞，商辂对万贵妃说：“不是皇帝的命令，不敢接受”。

7、立储之功

明宪宗的纪妃生有皇子，都六岁了，因为畏惧万贵妃，没有人告诉明宪宗。商辂说：“陛下在位十年，未立太子，天下盼望已久。应当立即立为太子，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宪宗同意了。

综上，商辂做为一代名臣，刚正耿直，且才子风流，据说还长得一表人才，很有意思！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科普明朝历史的好读物，在年轻一代网民中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也确实有一桩明显的白璧之瑕，便是对将明英宗朱祁镇这个祸国害贤的昏君尽可能美化，对真正一代明君明宪宗朱见深，却又过分丑化，实为一大缺憾。

而“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复辟，并杀害于谦一事，该书的描述亦大体依据《明实录》中，由明朝官方种种涂脂抹粉后的说法。还有一颠倒黑白的地方，便是竭力美化朱祁镇天顺复辟后的首辅李贤，甚至吹嘘他是如何「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大功臣，亦与真实史实颇多不合。

朱祁镇不止是杀害于谦的真凶罪魁，更大规模清洗朝堂，杀害众多京师保卫战的有功朝臣。包括内阁辅臣王文和于谦被一同杀害，曾于德胜门之战击退瓦剌首领也先的将领范广更被凌迟处死。

内阁辅臣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发配流放，内阁辅臣萧镃、内阁辅臣商辂、吏部尚书王直、右都御史李、右通政殷谦等罢职。其下尚有众多景泰年间的文武要员被杀害、流放、罢黜。他们大都是国家栋梁之才，却被一心党同伐异的朱祁镇清洗。

明英宗：朱祁镇

除此之外，在朱祁镇复辟后的天顺年间，更有以下种种恶行弊政：

平反王振，建庙祭葬招魂，甚至给瓦剌首领也先在京城建庙，感激他放自己回国的“大恩”。对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功臣”委以重任。后来石亨石彪叔侄骄纵不法，图谋变乱；太监曹吉祥与其侄曹钦更公然在京师举兵造反。至于《明事》定要将平定石、曹一党，也当做朱祁镇的所谓“功绩”，未免过于无稽。被君主宠信的太监举兵造反，唐朝之后历朝努力限制宦权，整整五百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例。重用锦衣卫逯杲、门达等，推行特务统治，放纵他们纳贿弄权，制造多起冤案。各地按察使、参政、巡按等大员因此被罢免和下狱无数，甚至连皇族宗亲也不幸免。如他的堂叔弋阳王朱奠壏，得罪锦衣卫，竟被诬陷与其母**，朱祁镇明知此事荒诞不经，为维护其佞幸的权威，也定要颠倒黑白，草菅人命，下令冤杀朱奠壏母子，并焚其尸。甚至就连朱祁镇在瓦剌时和他相依为命的护驾功臣袁彬，只因不愿违心枉法，助纣为虐，便也被拷打下狱，流放闲置。处置荆襄流民问题，举措不当，在他死后当年，便爆发上百万人参与的荆襄流民大乱。明朝政府历时七年，出动二十五万大军，耗费钱粮无数，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轻信蒙古鞑靼部首领的孛来“换道入贡”的谎言，河套地区就此丢失，并导致为祸大明百年的“套寇”。容纵建州女真壮大，开抚顺关马市，养虎为患，遗祸后世千秋。

总而言之，朱祁镇不但可说是明朝从人品到政绩最差劲的皇帝，也更加不是《明事》吹嘘的什么“好人”。

至于朱祁镇复辟后的首辅李贤，也绝不是如《明事》美化吹嘘的那样，什么「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正直大臣。

明朝首辅：李贤

而事实上，这个李贤在复辟之初和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甚为亲厚，为他们出谋划策甚多，极可能一起谋害于谦的凶手之一。当时著名大臣，”刚直有节、以忠谏名天下“的御史杨瑄做《复辟录》，根据李贤自己撰写的《天顺日录》，便如此认为。

（曹吉祥）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时徐有贞、李贤已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李）贤阴助之。

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予乃持公助之，遂改前辙。观此，则有贞害谦之事谓贤不与谋，可乎？

初，亨每来阁议事，则欲以己意令内阁行之，有贞等得无厌乎？又亨欲荐吴与弼，贤乃代草附亨奏之，则吉祥、亨初与有贞、贤相亲厚可见矣。——明·杨瑄《复辟录》

原来景泰年间，李贤为吏部郎中，当吏部侍郎出缺时，他想直升此职，却被调去兵部作了侍郎；吏部侍郎职位由原兵部侍郎项文曜担任。

明朝体制，向来是吏部为六部之首，高于其他各部。（于谦这个兵部尚书为实际首相的情形，非常特殊，全因为他的社稷功高，威望盖世，明代宗景泰帝对他也异常信重。）

所以吏部官员很少能直接升职，而要先调任其他部去迁转；吏部侍郎、尚书也需由其他部的侍郎、尚书调任，类似情形一直十分普遍。

李贤却认为项文曜这个兵部侍郎是于谦的私党，挡了自己青云之路，因此嫉恨二人不止。他在自己的《天顺日录》「屡言文曜党谦」，甚至污蔑于项两人有同性暧昧关系，说项文曜是”于谦妾“。

当时以项文曜为于谦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时，文曜必附谦耳言，不顾左右相视，及退朝亦然，行坐不离，既在吏部亦如是。——李贤《天顺日录》

夺门之变后，李贤便趁机唆使自己亲信的给事中王镇，弹劾项文曜为“于谦奸党”的一员，给项文曜加上一条「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的罪名，以此报却私仇。项文曜上疏求饶称「谦逆谋，臣实不知，乞宥臣罪」，果断和于谦划清界限，朱祁镇便饶他一命，从轻判为流放。

李贤本因明代宗朱祁钰知遇之恩，才超擢提拔为朝廷要员，然而他在《天顺日录》却一边吹嘘朱祁镇是「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一边大泼朱祁钰的污水，把他写成一个荒*无度的昏君，谈及“夺门之变”，则是「景泰*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连史官都忍不住在李贤的传纪中，讥刺他对明代宗的忘恩负义，以及「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排斥异己迫害忠良的种种劣迹。李贤连对叶盛、岳正、罗伦等人尚且如此，何况是皇帝朱祁镇必欲杀之，而他自己也切齿痛恨，大肆诬蔑的于谦呢？

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

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真正豁出大好前程，要为于谦辩冤的贤臣，绝非这个在朱祁镇复辟后春风得意的李贤，而是因此得罪朱祁镇被他下狱，然后从宽免职回家的内阁大臣商辂。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数年，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给于谦平反昭雪，赦免其亲族并加恩，并在商辂力主下，追复景泰帝朱祁钰帝号，以帝皇之礼重修其陵寝。

朱见深身为人子，又不能在诏书中明白说自己父亲的不是，如何恩将仇报，如何冤杀忠良，所以才假称「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于谦之冤岂只朱祁镇父子知晓，天下人何人不知？若当真按《明事》所言，以为这是“朱祁镇交待儿子替于谦平反”，实则滑天下之大稽了。

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不但为人敦厚明智，平反于谦，追复明代宗帝号，论政绩和文治武功也远非朱祁镇可比：

是他平定了朱祁镇酿成的荆襄百万流民大动乱；是他征讨建州女真，犁庭扫穴，擒斩包括努尔哈赤之六世祖、建州酋长董山在内的1700余人，并焚毁屯寨四百座，释放被其掠夺的汉人奴隶“包衣”千人；是他重用名臣王越，多次出塞打击蒙古，连中兴蒙古的传奇摄政皇后满海都，也是死在明军的突袭中；是他召回被朱祁镇流放的护驾功臣袁彬，执掌锦衣卫，结束了朱祁镇复辟期间的特务统治……

然而在《明事》中，这些均没有提及，只大肆批判朱见深如何昏庸无道，如何痴恋比自己年长一辈的万贵妃，因此真实历史中明明是中兴大明的一代明君，竟成了许多读者印象中那个宠信奸妃、宦官和奸臣，搞得朝堂和后宫都乌烟瘴气的大昏君了

明朝时的内阁大臣，可谓是权倾朝野。然而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在其位不谋其政，却喜欢玩弄权术，常常给后人留下笑柄。明朝成化末年的几个内阁大臣，被后人称为“万岁相公”、“纸糊阁老”、“刘棉花”，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见深

1万岁相公

《明史》记载是发生在成化七年冬季，内阁大臣彭时、商辂、万安得明宪宗召见。彭时、商辂正在向明宪宗奏事，万安突然跪拜，大呼“万岁”，然后起身退出。在明朝，与皇帝谈话结束时，例如退朝、召见谈事结束等，都需要喊万岁，然后恭送皇帝。万安此时喊万岁，即代表上奏结束，彭时、商辂两人也不得已，只能叩头退出。后人常常戏称万安为“万岁相公”，讽刺万安身为内阁大臣，不务实务，只会喊万岁。

不过，关于“万岁相公”的来历，各种史料记载不同。明朝万历年间的学者于慎行在他编著的《谷山笔麈》中记载，此事是发生在明孝宗朱佑樘期间。明孝宗召见大臣，问到大臣一些问题，大臣一时无法回答，于是高呼万岁退朝。

明朝学者沈德符撰的《万历野获编》中也记载此事是在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召见万安、刘吉、刘珝三位内阁大臣，结果这三人无法回答皇帝的问题，于是高呼万岁退出。

朱见深

虽然史料记载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是发生的成化年间，而不是弘治年间。之所以有“万岁相公”的戏称，是借万岁相公来讽刺当时朝廷昏庸，官员无作为，明孝宗作为明朝中兴之主，比较勤政，其手下的内阁大学士多留名青史，都是名臣。成化年间，明宪宗在后期存在怠政的情况，以万安为首的大臣昏庸无能，无力维持朝纲。

不过，《明史》认为此事发生时，彭时、商辂两位大臣也在场，可以看出《明史》意在以彭时、商辂反衬万安。《万历野获编》的记载表明此事是发生在成化年末，意在讽刺当时的内阁大臣万安、刘吉和刘珝。《万历野获编》为万历年间编著的，距离成化年不到百年时间，相对可靠些。

汪直

2纸糊阁

《明史》称成化末年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纸糊三阁老指的是万安、刘吉和刘珝三位内阁大臣，泥塑六尚书指的是吏部尹旻、户部殷谦、礼部周洪谟、兵部张鹏、刑部张蓥以及工部刘昭。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经常不理朝政，内阁三位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并不积极处理政务，而是消极懈怠，致使朝堂之上一片混乱，国家大事无人处理。于是有人戏称万安、刘吉和刘珝三位内阁大臣是纸糊的，六部尚书全都是泥塑的。

万安

3刘棉花

刘绵花指的是成化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刘吉，最早出自于明朝学者文林的《琅玡漫钞》，称刘吉经常被台谏弹劾，但他受到明宪宗的信任，明宪宗对这些弹劾置之不理。于是，一些人就给刘吉起了刘绵花的外号，戏称刘吉跟棉花一样耐弹，越弹越软。

刘吉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明史》对刘吉大加贬低，称刘吉喜欢玩弄权势、结交后宫、见风使舵。明宪宗对刘吉也确实很好，成化十八年 （1482年）时，刘吉父亲去世，本应辞官丁忧。明宪宗却下诏夺情，留刘吉在京城，继续起用他。据说刘吉曾结交万贵妃的弟弟万吉，才得以避免丁忧，但也足以表明明宪宗对刘吉的信任。

明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京城流传着妖狐夜出杀人的谣言，致使朝野上下、民间街坊人心惶惶。正在这个时候，皇宫之中又出现妖道李子龙勾结内宫，潜入皇宫，图谋不轨，明宪宗朱见深深感厌恶。于是，他授命自己宠信的太监汪直，建立了明朝头号特务组织西厂。西厂最初成立之时，其职责是“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采以闻”，即不管是朝廷大事还是民间小事，甚至对各级官吏，西厂都有权监督，使明宪宗能够有效掌握情报，对官吏进行控制。

汪直

　　西厂成立不久就遇到了大案，即杨晔案。宣德、正统年间曾盛名一时的名臣杨荣的曾孙杨晔任建宁卫指挥使，却在家乡杀人，为人所告，携带无数金银财宝逃往京城，躲在姐夫董玙的家中，并以携带的金银贿赂朝廷官员，以便脱罪。董玙找到当时的锦衣卫百户韦瑛，想通过韦瑛贿赂汪直。韦瑛却对汪直说：“杨晔是个大户人家，经常杀人。”刚刚建立西厂的汪直正苦于没有立功的机会，派人抓捕杨晔归案审讯。这一审讯，汪直得到了一个受贿名单，名单之上居然不乏朝廷高官。

　　案子审到这里已经挖出重重内幕，如果是普通官员调查此案，难免会心惊胆战，不敢再查下去。汪直年幼，初生牛犊不怕虎，仗着受明宪宗的宠信，他对名单之上一些关联紧密的人进行抓捕，包括杨晔的叔叔兵部主事扬仕伟、郎中武清和乐章、浙江布政使刘福等，并将名单交给了明宪宗。除了汪直抓捕的人外，名单上还有一些朝廷高官，包括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使李宾等，而高居榜首的正是一代名臣内阁首辅商辂。

汪直

　　商辂于正统十年高中状元，走上仕途，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到了成化十三年时，已经为官30多年，官拜内阁首辅，在朝廷上威望极大。面对西厂的指控，商辂当场反驳：“董玙曾为杨晔疏通关系，给我送金带一条，但我严厉骂他，连门都不让进，况且我就算是贪财，怎么可能贪前辈（指杨荣）的家物呢？”明宪宗相信商辂的话，降旨安慰商辂。

尹直《謇斋琐缀录》：玙尝为晔通，送金带一腰，即峻斥之，不容入门。且辂纵贪滥,岂忍受前辈先生家物乎？

汪直

　　然而朝廷之上，群臣对西厂任意逮捕朝廷大臣、严刑拷打、罗织罪名的做法深为不满和恐惧，于是纷纷弹劾汪直和西厂。商辂上了《修政弭灾疏》反对西厂，列数汪直十大罪，指出西厂抓捕官员都出于风闻，并认为汪直年纪小，恐怕被奸佞小人蛊惑。汪直不请旨，直接抓捕朝廷大臣，有违法度。兵部尚书项忠也联系朝廷九卿官员一起弹劾汪直。内阁大学士万安、刘吉、刘珝也出面，并表示与商辂一起共同进退，就算被罢免也不怕。实际上，汪直和西厂已经单挑了整个大明朝廷。

　　明宪宗面对满朝群臣要求撤除西厂，处罚汪直的奏书，压力很大，最终于成化十三（1477年）五月，下令撤除西厂，将汪直打发回御马监。明宪宗对汪直却没有处罚，只是派司礼掌印太监怀恩去斥责汪直，这就表明明宪宗虽在压力之下撤除西厂，但在汪直与商辂的斗争中，他选择了相信汪直。为什么明宪宗会相信年仅十几岁的汪直，却质疑了一代名臣商辂呢？

汪直

　　一在明宪宗看来，西厂充当了皇帝的耳目，有着监察朝廷官吏的职责，是明宪宗的得意之作，商辂等人却浇了明宪宗冷水。西厂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明宪宗认为有必要监察百官，以巩固皇权，而东厂和锦衣卫却因多种原因无力承担这样的重任。西厂的撤除，意味着明宪宗失去耳目，没有西厂的监察，朝廷官员却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威胁到皇权。

　　二商辂攻击汪直动机本就不纯。商辂带领群臣攻击汪直的起因是因为杨晔案，但在此案中，商辂已经牵扯其中，再去攻击汪直难免有掩盖罪行的嫌疑。商辂至少有几点他无法解释：

　　1杨晔已经供出他贿赂商辂，虽然商辂辩解说自己没收礼，但他同样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汪直

　　2就算商辂自己没有受贿，他对杨晔贿赂朝廷大臣的行为心知肚明，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难道不是故意纵容杨晔吗？

　　3商辂攻击汪直难免有转移视线的嫌疑。汪直置国家礼法不顾，不经请旨，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抓捕朝廷大臣，并严刑审讯，造成恐慌。这只能表明，汪直的做事方式是逾越了国家法律。商辂带领群臣迫不及待地攻击汪直，却忽略了一点，在明宪宗的眼中，汪直的行为是得到明宪宗允许的。相较之下，杨晔为脱罪贿赂那么多朝廷官员，这些官员都在包庇杨晔，连内阁首辅都不能摆脱嫌疑，这比汪直的不法行为要严重得多了。商辂作为首辅，只顾攻击汪直，对杨晔案不闻不问，熟轻熟重都搞不清，明宪宗显然不会满意。

　　朝廷上下一起攻击汪直，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想阻止汪直继续调查杨晔案，掩盖诸多朝臣收受贿赂的事实。一旦汪直倒了，杨晔案自然也会不了了之。

汪直

　　三、汪直向明宪宗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两人支持项忠、商辂。黄赐、陈祖生是内官，却出面支持项忠、商辂弹劾汪直，难免让明宪宗觉得内官与外廷相勾结，这是明宪宗难以容忍的。

　　所以，明宪宗虽撤除了西厂，但对此耿耿于怀，至少杨晔案还没有审清，也让他无法释怀。

　　一个多月以后，南京监察御史戴缙突然上奏朝廷，为汪直打抱不平。后人一般认为戴缙依附汪直，在汪直的指使下才会上奏疏。不过，汪直自成化十三年春才开始活跃于政坛之上，时间那么短，很难会拉拢到像戴缙这种进士出身的文臣，我更倾向于认为指使戴缙上书的不是汪直，而是明宪宗。不管是谁指使，戴缙的上书让明宪宗找到了理由重开西厂。

万贵妃

　　重开西厂之后，汪直仗着明宪宗的宠信，对此前弹劾他的大臣进行打击，兵部尚书项忠、户部尚书薛远、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使李宾、侍郎腾昭等数十个官员被贬。这里还有个疑问是，这些多官员被贬，汪直是怎么做到的？现存的史料都只是认为汪直构陷这些大臣，导致这些大臣被贬，但仅凭“构陷”这两个字恐怕无法解释这件事吧？明宪宗当时已经30岁，当了13年的皇帝，就算是他再怎么宠信汪直，也不可能听凭汪直随随便便给那么多大臣罗织罪名。

　　我认为汪直是继续深挖了杨晔案。前面所述，明宪宗对杨晔案是很在乎的，一个卫所指挥使为了脱罪竟能收买这么多朝廷官员，其内幕触目惊心，明宪宗绝难容忍。汪直继续深挖杨晔案，符合明宪宗的心意，因此牵连到的这些官员，包括刑部尚书董方、都御史使李宾等，本身就不清白，被贬职也在所难免。至于汪直有没有利用杨晔案，构陷其他与此案无关的官员，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

这句话出自《明史》，是对于明朝贤辅的评价。很多人都知道，“三杨”就是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明初重臣，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

三杨任辅臣期间，使明朝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不过在他们的辅佐下，明朝国力也持续鼎盛，因此三杨一直被后世视作名臣，亦是贤臣。

那么能被放进《明史》中，与三杨相媲美的“前有彭、商，后称刘、谢”，他们又都是谁呢？

前有彭、商

彭、商就是指彭时和商辂。彭时出生于永乐十四年，从小博览群书，通晓经义。正统十三年，彭时在殿试时，被明英宗钦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土木堡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登基，此刻彭时开始青云直上。

朱祁钰先是让彭时入内阁参预机务，后又升任他为翰林院侍读。仅入仕一年多的时间，就能够获得参预政务的资格，是实属罕见的。不过由于彭时坚持要回家为继母守孝，从而忤逆了朱祁钰，朱祁钰便不准他参与内阁事务。

明英宗复辟后，开始重用彭时，将他召入内阁，兼翰林学士。大学士李贤深受明英宗器重，他刚开始有些不看好彭时，但时间一长，他渐渐明白彭时是个诚恳正直的人，于是对他倍加敬重。《明史》记载：

“阁臣自三杨后，进退礼甚轻。为帝所亲擢者，唯（彭）时与（岳）正二人。”

成化四年，内阁首辅陈文去世，彭时接替他成为内阁首辅。彭时为官期间刚直敢言，持正稳重，凡事以大局为重，这使他成为明朝中期，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

商辂出生于永乐十二年。正统十年，商辂三元及第后入仕，授翰林院修撰。朱祁钰登基后，商辂与彭时同时进入内阁，参预政务。英宗复辟后，由于石亨等人的诬陷，导致商辂在这一朝没有受到任用。成化三年，商辂被明宪宗起用，以原职入内阁，渐渐成为内阁首辅。

明英宗原配钱皇后去世后，明宪宗生母周太后反对其与英宗合葬。但英宗早已立下遗诏，要钱皇后与自己合葬。明宪宗孝顺生母，本已打算按照母亲意思去办，多亏商辂与彭时等人据理力争，才使得钱皇后入葬裕陵。

商辂为人刚正不阿，宽厚有容，同样是明朝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当时的人对其评价是：

“我朝贤佐，商公第一。”

后称刘、谢

刘、谢是指刘健、谢迁。刘健出生于宣德八年，于天顺四年入仕，授翰林编修。他进入翰林院后，就只顾着读书，从不与人交游，因此被众人称为“木头”。

成化初年，刘健担任东宫讲官，从而与太子朱佑樘建立了友好关系。朱佑樘（明孝宗）即位后，便让刘健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十一年，四朝元老徐溥告老还乡，刘健顶替他成为内阁首辅。

刘健为官期间忠于职守，以身作则，遂令朝中上下信服，成为明朝中期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明史》评价其：

“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谢迁出生于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土木堡之变发生那一年。成化十一年，谢迁在殿试中被钦点为状元，从而授翰林院修撰一职。明孝宗即位后，对谢迁委以重任。

弘治八年，谢迁与李东阳同时进入内阁。皇太子出阁时，明孝宗加封谢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常常上书明孝宗，劝告太子亲贤臣，远奸佞，深得明孝宗赞赏。

明孝宗临终前，委托谢迁、刘健、李东阳辅佐新帝。但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宠信宦官刘瑾，任由他干预政事，在朝中排除异己。谢迁等人多次力谏，明武宗都不予理会，于是他们提出辞职。

明武宗极力挽留，谢迁等人以为有转机，结果宦官仍然把持朝政。最后谢迁等又坚持辞官，明武宗只留下李东阳，谢迁与刘健因此辞官回乡。

在整个弘治朝，刘健、谢迁、李东阳的贡献是最大的，三人以各自优势互补，为“弘治中兴”做出了积极影响。《明史》评价为：

“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

不管是“三杨”，还是之后的彭时、商辂，甚至再后来的刘健、谢迁，他们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明朝。这才有了“仁宣之治”、“弘治中兴”的出现。所以我认为

“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时）、商（辂），后称刘（健）、谢（迁），庶乎以道事君者欤。”

这样的评价，是极其中肯的。

不是。政绩：

1、景泰三年（1452年），塞上的肥沃土地全被豪强侵占，商辂请求遣使核实，将其归还给驻军。

2、景泰三年（1452年），开封、凤阳各府的饥民流亡到济宁、临清一带，均遭有关官员驱逐。商辂担心激成事变，便请求招集流民开垦京城附近的闲置田地，发放粮种，使得流民都有了归宿。

3、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寰宇通志》编成。

4、仁寿太后名下的田户与百姓争夺田地，皇帝想把百姓迁徙到塞外。商辂说：“天子以天下为家，哪里用得着庄园。”事情于是得到平息。乾清宫大门发生火灾，工部请求到四川、湖广采集木材。商辂进言说应该稍微延缓一下，以保持警戒畏惧，皇帝听从了他。

5、宪宗在宫殿的北面修建玉皇阁，命令宦官经办，用于礼仪与郊祭，商辂等争辩取消此事。

扩展资料：

一、文三元

以清代为例，旧时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之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正式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之后称举人。

第一名是“解元”，第二至十名称“亚元”；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之后称贡士，第一名是“会元”，第二至五名是“经元”；殿试则在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皇帝亲自主持，赴考者是贡士，考中之后称进士，此殿试的第一名为“状元”。

在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共有21人三元及第，他们是文科17位：

1、唐朝：张又新、武翊黄、崔元翰；

2、宋朝：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

3、金朝：孟宋献；

4、元朝：王宗哲；

5、明朝：黄观、商辂、李骐；

6、清朝：陈沆、钱棨、陈继昌。

二、武三元

此外，历史上也出过三位“武三元”。其

1、明朝嘉靖年间的尹凤，连中武科三元，官拜参将，辅俞大猷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屡建战功。今存南京“三元巷”以示纪念。

2、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连中武科三元，官授锦衣卫千户。他博通经史，工诗善书，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三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秉性刚介，不媚权贵，颇有直道君子之风。

3、清朝顺治年间，也是浙江人王玉璧，连中武科三元。此人在明末曾参加武秀才考试，射箭第一，号称“神射手”，故人们赞其为“武四元”。他虽是武士出身，但手不释卷，文笔斐然，也有文武全才之誉。

-商辂

-连中三元

中国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确切人数应是17位。

唐代三名

1、崔元翰，博陵安平人。名鹏，字以行。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十七人。考官：礼部侍郎于邵。试题《白云起封中赋》等。崔元翰是中国第一个“连中三元”的人。

2、武翊黄，字坤舆，官大理卿。府选为解头，及第为状头，宏词为敕头，时号武氏三头，生卒不详。唐官方正史记录其人其事甚少，吾在这里为其扶位正名。

3、张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张荐之子，深州陆泽(河北深县)人，元和九年(814年) 状元及第。生卒不详，流传诗作17首。

宋代六名

1、孙何，蔡州汝阳人，字汉公。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科状元。英年早逝。著有《驳史通》十余篇，文集四十卷传世。

2、王曾，青州益都人，字孝先，谥号文正。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科状元。官至宰相，为宋仁宗时名相，智除丁谓，政绩卓著，著有《王文正公笔录》传世。

3、宋庠，开封雍丘人，字公序，初名郊。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科状元。曾因弹劾范仲淹，被贬扬州。一生久居相位，终无建树。

4、杨寊，庐州合肥人，字审贤。宋仁宗庆历二年壬午科状元。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颍州，因母亲病逝，未及赴任。

5、冯京，鄂州江夏人，字当世。宋仁宗皇佑元年己丑科状元。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次被贬，后为司马光所看重。一生政绩平平。

6、王岩叟，字彦霖，宋代大名清平人。《宋史"王岩叟传》载:“岩叟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性格耿直，刚正不阿，官至丞相。

辽代一名

1、王棠，涿州新城人，字号不详。辽兴宗重熙十五年丙戌科状元。官拜南府宰相，后病逝于任上。

金朝一名

1、孟宋献，生卒年不详。开封人，字友之，号虚静居士。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科状元。高中后不久，因母亲病逝，哀伤过度，在服丧期间病逝于家。

元代一名

1、王崇哲，生卒年不详。中山无极人，字元举。元至正八年左榜（即汉人、南人榜，考题较难）状元。在历史上无甚功勋。

明代三名

1、黄观，字澜伯，又字尚宾，安徽省贵池县清江人。洪武二十四年，取殿试一甲第一名，至此六次考试（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名，时人称“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

2、李骐，本名李马，字德良，一作彦良，福建长乐沙京人永乐十五年福建乡试第一，解元。次年会试第一，会元，廷试又第一，状元，于是“授翰林修撰，赐银带朝服，中外以为荣。”且为明代科举福建省“三元及第”唯一的人。

3、商辂，浙江淳安人，字弘载，号素庵，谥号文毅。1435年乡试第一，之后屡试不中，10年后会试第一，继而殿试第一，为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科状元。严格地说商辂不能称之为“连中三元”，而应该叫做“独中三元”。

清代三名

1、陈沆，蕲水人。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 嘉庆十八年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清嘉庆二十四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

2、钱棨，江南长洲人。字振威，号湘舲。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状元，同榜进士有陈万青和汪学金等。

3、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同榜进士有徐乃普和陈銮等，官至江苏巡抚。

扩展资料：

清代科举制度，分三级考试，中试者的第一名分别给以“解元”、“会元”、“状元”的头衔，如应试举子在三级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名，即所谓“连中三元”，这在封建社会是无上的荣宠。

用荔枝、桂圆和核桃各三枚表现，因这三种果实都为圆形，取其“圆”与“元”同音；亦有的用弓箭射准三个辟铜钱或三个元宝米表示。寓意“连中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