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蜀中大儒 2004-7-29 （前53—18）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汉书·扬雄传》载其“年七十一，天风五年卒。”（下引本传，不再出注）天凤为王莽新朝年号，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当在汉宣帝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 “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 清静事无为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雄自序“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家境接近于贫困线。但若考其远祖，可称得上是王侯世家。本传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处“河汾之间”，在今山西南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司马叔侯曰：“虞、貌、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扬为姬姓可以无疑，是周王族支庶。不过，到底扬氏属于周王哪一支，因时代绵远，后青衰微，到扬雄时已不可考。雄又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乃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据此，扬雄的祖先春秋时曾自称“扬侯”，晋“六卿”之乱，扬侯受韩、赵、魏的逼迫，举族南迁楚国境内的巫山地区，似乎扬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党。不过此说有两点可疑，一是扬氏称侯，不见于史载；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时被灭，扬氏无由受到牵连。东汉张衡对此有不同说法：“晋大夫食采于扬，为扬氏，食我有罪而扬氏灭。” 如此，则扬氏当时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大夫，根本没有扬氏称侯这回事。扬氏南迁也不是由于三家之逼，而是扬食我有罪绝封，逃难南迁。晋灼、颜师古极赞成此说。扬雄自序家谱容或有为祖先粉饰的嫌疑，“扬侯”也许是当时对有身份者的尊称，扬雄误以为五等爵的“侯”爵，反有僭越之嫌；但说扬氏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孙，应当没有疑问，即便是晋大夫，也不影响他的周室血统。 楚汉相争，扬雄的先人们为避战乱，又溯江而上，“处巴江州”，巴郡江州即今四川重庆。避乱时期扬雄祖先都没有事迹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扬季稍起其家，官至庐江郡太守。庐江郡在今安徽庐江县。汉武帝元鼎年间，扬季因逃避仇家迫害，弃官，“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即今四川郫县，附近郡邑成都，故本传又说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郸县境内犹有扬雄墓、子云亭等遗迹，刘禹锡《陋室铭》所咏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国《乐山县志》引《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说：“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继迁健为，居子云山，在键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并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此外，扬雄有《绵竹颂》，今绵阳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扬氏入蜀后曾屡迁其居，踪迹几遍川西各地。 扬季来到郸县，再度成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一廛即一百亩。《孟子》：许行对齐王“愿受一廛以为氓”；晁错《论贵粟疏》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见一廛土地，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实在是个小数，仅是战国秦汉时期五口之家维持生计和提供赋役的起码条件，属于普通自耕农家庭，还够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杨氏人丁也很单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扬于蜀”。在那个重资产、讲族势的社会里，一个产业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论衡·自纪》）正是指的这一情况。 扬雄之时，家道仍无丝毫改观。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 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有人将此赋叙入扬雄晚年，不确。赋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情景。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 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如果说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是一个“三年不窥园”“志在经传”富而好礼的纯儒的话，那扬雄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是“饭疏食饮水”亦乐在其中的颜回似的“癯儒”。 根据扬雄自述，其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章句是西汉今文经治学特点；训诂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扬雄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今文经学者，世守师说，规规以师法章句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则主张博览泛观，东汉时期的古文大师，如桓谭、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览群书”，以此为法。可见冲破西汉今文章句，开创东汉古文家法，正是扬雄首开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简易佚荡、清静无为、少嗜寡欲、淡漠荣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 严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沈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汉书》说君平汉末卖卜成都市，借卜筮来宣扬正道，启人善心：“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势利导之以善。”淡薄荣利，以道学为乐，每日才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班团还说：严遵“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扬雄《法言》中亦有严君平的赞辞：“蜀庄沈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蜀庄”，即蜀人庄遵。“沈冥”，即潜隐自晦。“不作苟见”，不屑进见权贵。关于此，《汉书》还有一则故事，说是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后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诫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不治苟得”，即不贪财货，亦《礼记·曲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长期隐居幽处，自甘淡泊，也不改自己清虚自守的操行。由此看来，扬雄“博览无所不见”，得益于君平 “博览无不通”；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得益于君平治《老》《庄》《周易》之学以及他的“沈冥”之习；扬雄淡泊名利，得益于君平“不治苟得”；扬雄“不事富贵”，得益于君平“不为苟见”……凡此，俱看出君平对扬雄为人和学术的巨大影响。无怪乎扬雄要再三地赞叹，比之于随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汉书》说 “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据学者考定，“君平益生于昭帝始元、元风之间（前86一前80年），卒于王莽代汉之时，即公元十年左右。” 君平能获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东汉不绝，可见扬雄所称美，并非一家私言。 君平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囗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当作庄，俗人所改）君平、临筇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囗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 所谓“描轩之使所奏言”域“囗轩使奏籍之书”），即指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囗轩之书散在民间。中土 “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翁孺死而无后，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后来扬雄作《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 除师事近贤外，扬雄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仿照司马相如，制作大赋。又曾奇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吕后至成帝为十世，后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兹后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赋动天子 京华赋奇文 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 ‘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两处所载，只在赋名和篇数上有分歧，但为杨庄所荐则一致。扬雄自序亦谓：“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 “客”即杨庄。 但是《汉书·扬雄传》班固《赞》却说：“初，雄年40余，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华阳国志》卷10从之。似乎扬雄受知成帝，是王音所荐。这是不确切的。首先，班说扬雄年40余接受大司马王音召荐，在时间上有问题。扬雄生于甘露元年（前53年），40余岁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后。考《汉书·成帝纪》和《百官公卿表》，阳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其时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时雄年39。都不合“四十余”之数。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在详细排列了扬雄时间表后，说：“案古四字作至，传写时由三字误加一画，应正作30余始合。”今人亦有从其说者；其实班氏说“雄年40余自蜀来游师”在年岁上不误，雄自序“客”荐扬雄时“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体罗列了正月从调甘泉奏《甘泉赋》，三月从祠河东后土上《河东赋》，十二月从羽猎奏《校猎赋》，明年秋从胡人射猎长扬上《长扬赋》全过程。案之《汉书·成帝纪》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囗，陈仓陈宝四祠的恢复，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后，成帝曾四幸甘沉泰峙，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东祠后土，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纪》元延二年载： “冬，行幸长扬宫，从胡客大校猎，宿长阳宫，赐从官。”将冬十二月的羽猎与次年秋与胡客猎合为一事，并同归于元延二年。《通鉴考异》断本纪有误，认为当从扬雄自序。但两者记载元延二年冬成帝曾举行狩猎活动却是一致的，那么，扬雄奏《羽猎赋》的时间就非二年莫属（其余《甘泉》《河东》二赋作于元年，《长扬赋》则作于三年）。班固《赞》语所说“待诏岁徐，奏《羽猎赋》（即《校猎赋》），除郎”，也与自序所叙一年内的活动相符。扬雄时年43岁，则其被荐应在元延元年，时年42岁。如果是30余岁，则在阳朔年间（前24一前21年），甘泉诸词已罢，绝无 “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见“年40余”之说不诬。只是班团在。待诏年余” 前加入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一节，是不确切的。其次，班氏之说与扬雄自己的记述不符。《汉书·扬雄传》前半部系采自扬雄自序，班氏在《赞》语中有明确交待，唯“赞曰”以后文字是班氏补充。如前所揭，扬雄自序称“客”荐，《答刘歆书》又明云“杨庄”所荐：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于扬雄自述，一者出于后人追记，从史料价值上看，当然自述可靠。当然，也有一种 “可能是表示扬雄不愿谈到他和王音的关系”，但这种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莽从叔，王太后远房侄子，他虽是以外戚身份继王凤为大司马，但在王氏诸侯中还是比较贤明的。《汉书·元后传》说：“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来扬雄如果真是得力于五音，没有理由隐讳不言。又有人怀疑《汉书》“王音”是“王根之误”、或王商之误[ �，班氏明明说扬雄受荐后，“除为郎，给事黄门，与刘歆、王莽并”，作为同僚的刘歆，对扬雄的出处进退，肯定清清楚楚，扬雄要在他面前掩遮真象，讳言王音（或王根、王商），岂不欲盖弥彰？显然，扬雄受知王音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但说他“年40余” 才游京师，并以辞赋获得官职却是事实。 《汉书》本传说雄“为郎给事黄门”；《陈遵传》称“黄门侍郎扬雄”，知雄当时任为黄门侍郎。郎官本为皇帝近卫之官，无定员，备宿卫、侍从，与皇帝颇为亲近；郎也是汉代官僚“预科班”，为郎者经过考核合格，可以作执掌实权的京官和地方官，当时叫“郎选”。因此汉代许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选出身，绝少例外。可是扬雄就是这“例外”中的一个。他自40余岁来京师，43岁为黄门侍郎；直到71岁逝世，在京师共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共经历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的新朝四世两朝，只在王莽初转过一次官，做过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间未徙官！扬雄的京师30年，可分成两段：成帝朝，他作文学侍从，擅扬文赋，斐声京华；哀平新莽时，他大隐于朝，潜心学术。 扬雄自元延元年被荐待诏，至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职约五年余。五年中，扬雄主要是出入侍从，以文赋服务于封建帝王。据雄《答刘歆书》，他接受成帝诏命，似乎不是为了仕宦腾达，只是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后，随心所欲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说：“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供职），且体脱直事（值班）之繇（差役），得肆心广意于以自克就。”三岁之奉，即三年一考绩的地方官；直事之繇，即轮流值班的朝廷官员。沈博绝丽，既有思想（沈）又有内容（博），文彩焕然（绝丽）的文章。他自己奏请既不愿作地方官，也不愿作朝官，只希望做个有奉禄的专业文人和学者。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学侍从的需要，于是“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帖；尚书台给学术事业费（笔墨钱）六万，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扬雄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由皇家供养的专业作家和专职研究员。这样过了一年，扬雄写了《绣补》《灵节》《龙骨》诗铭三章。成帝读了非常满意。从此，扬雄获得更多的机会出入侍从，以文学服务于皇帝。故王充《论衡·佚文》说：“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这一时期扬雄尚存的作品主要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四大赋，亦即本传赞所说“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的“四赋”。 扬雄作四赋免不了禀承皇帝意旨，有歌功颂德之嫌；在形式上又多模拟相如作品，有东施效颦之憾。但是扬雄每作赋都精思熟虑，十分用功，范文澜先生说： “（扬雄）用思构辞，还保留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者陈陈相因的模拟。”事实正是如此。桓谭《新论》说：“子云亦言。成市至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具五脏出地，以手收之，党大少气，病一岁徐。”说扬雄奉诏作《甘泉赋》，赋成，疲倦困卧，梦中五内剧痛，醒来大病了一年。汉代还有雄伟《甘泉赋》成，“明日进卒”的传说。可见其用思之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前辈。此外，作为一位深受儒家爱民裕民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薰陶的正直学者，扬雄也不满足于辞赋的形式美，而是非常注意辞赋的思想内容，常常以赋施讽谏，寓讽于颂。其时，成帝受晚年无子烦恼的困扰，析鬼事神“以求继嗣”。在扬雄被荐待诏前两年，成帝要母后王太后下诏恢复久已废止的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峙、陈仓陈宝四柯，隔年轮流举行一次盛大的行幸祭把活动，排场之大，修饰之盛，自古少有，巫风鬼气，劳民伤财。成帝晚年，又沉溺声色，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纵情*乐，将政事一委王氏外戚掌管，王氏五侯，气焰薰灼，终于积重难返，酿成后来王莽篡逆之祸。成帝还醉心于飞鹰走狗，逐兽狩猎，他常常亲率宫廷侍卫出入郊外。有时甚至下令长安附近的人民停业罢产，到南山捕获野兽，放回皇家猎场，再行猎狩，严重地妨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对于皇帝的这些胡作非为，扬雄在辞赋中进行了必要的劝戒。本传说： 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讽）。 《甘泉赋》全文载于《汉书》本传之中。扬雄自序创作意图说：甘泉宫本秦朝旧宫，武帝时增建通天、高光、迎风三殿，远近建筑群鳞次栉比，“游观奇屈瑰玮”，大大违反了“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的古意，更迥异于“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虽然甘泉宫不是成帝所建，但成帝纵情奢侈，王氏五侯的连云府第，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于是扬雄将甘泉宫称作神话中的帝室 “紫宫”，想告诉皇帝这已超出人力的范围，只有天神才能雕琢，与后来诗人“此曲只应天上有，哪得人间处处闻”的讥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赵飞燕正大幸成帝，皇帝每次行幸甘泉，赵氏皆盛备车骑，招摇过市，大有令神仙却步，叫山神开道的气势，于是扬雄在赋中又以“屏玉女，却伏妃”来讽刺她。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模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色，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 成帝行幸河东，远祠后土，沿途历观殷周圣迹，扬雄以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政，还可望实现天下大治。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讽）。 扬雄认为，古时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的收入足以供给郊庙、维持国际间正常邦交、保证皇室百僚的膳食供应就够了，从不侵夺百姓种植桑麻和粮食的肥田美地。人民百姓，女子纺织有所剩徐，男子耕作有所积储，国民殷富，上下丰足。因此，甘露、醴泉、凤凰、黄龙、麒麟、神爵等祥瑞之物，不求自至，社会就太平无事。从前禹任用伯益作虞官管理山林，上下和谐、草木茂盛；成汤爱好田猎，天下却十分充足。文王有百里园囿，人民还以为太小；可是齐宣王只有40里，人民却嫌其太大。其原因就是“裕民”与“夺民”的区别。到了汉家，武帝广开上林苑，南傍南山，北循渭水，周围数百里；又大开昆明池，广建离宫别馆，模仿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游观侈靡，究妙极丽”。一旦举行羽猎活动，败车、戎马、器械等等所设，往往“尚泰奢丽夸诩”。非特武帝如此，纵情声色殉马的成帝又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扬雄《羽猎赋》创作的背景。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汉家富于禽兽，命令右扶风驱使人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置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囗囗、狐兔、麋鹿”，用建有兽笼的“槛车”运到长杨射熊馆。再放到用网罗木桩建成的围场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成帝则在围场外欣赏。这种无聊行为，使“农民不得收敛”者弥月。扬雄曾随成帝到射熊馆，亲睹其状，于是“还，上《长杨赋》”。赋中扬雄“藉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杨射猎作了夸张的描写，亦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句有余”的荒堂作法有所反省。 后来扬雄作《法言》说：“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先知》）禽兽食人之食，因狩猎而影响农民劳作；上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夺人民衣服。这两大恶政都是成帝为之而不悟的弊政。针对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扬雄还作有《酒赋》，赋中虚设“酒客”与“法度士”相论难，“以讽谏成帝”。无处不表现出他尽忠报国的心愿。由于扬雄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们称赏。王充《论衡·效力》说：“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鸟获也。’将扬雄与西汉大儒董仲舒相提并论，说他们是文章圣手，笔力千钧。后生晚辈，更是步其后尘，模仿习作，当时年仅13岁的翩翩少年、后来的大思想家桓谭即是其中一个。《新论》有云：“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尝作《山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后来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 可是，至高无上的专制君王，是一群只望天佑，不怕天罚的无耻之辈，群臣进谏，说重了将犯送鳞，引起震怒，说轻了又无济于事，汉成帝虽说不上是拒谏饰非的暴君，却也不是从谏如流的明主。刘向、谷永上书直切，成帝也只是“心善其言”， “然终不能用”。何况赋体雍容，劝十讽一，作者写赋，必搜罗奇事妙语，推类极至，磅礴宏大，渲染得无以复加，然后才归结到正道上来，稍事讽谏。讽谏之辞并不明显，全靠自觉的统治者细心领会。否则，读之者佯若不知，就会“劝而不止”。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武帝读后，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王充《论衡·谴告》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孝成不觉，为之不止。”正是指的这一情况。况且既是应命制作，自然首先得讨皇帝欢心，就像徘优弄臣一样，有违赋诗言志、采风观俗的古训。鉴于此，成帝末年，扬雄除了用赋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与牢骚而外，“辍不复为”了。他晚年作《法言》还对此事作过反省：“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三、潭思浑天术 草拟《太玄经》 扬雄不再作政治讽喻赋，又不愿卷入外成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他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为将来撰写《太玄》作准备。本传说：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后，遂“大潭思浑天”。四川自来有重视天文历法的传统，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概周灵王时，明于历数的苌弘贬死于蜀，天文历数之学遂传于巴蜀。至西汉洛下闳而大放光华。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汉武帝时徵诣待诏太史，与太史公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同造《太初历》，他的成绩是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瑞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浑天仪（又称员仪）来模拟天体运行，计算时节，比较合乎天体运行规律。因此自《太初历》制定之后，历代历法都只在此基础上作某些校正，无根本改变。蒙文通先生又考论： “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是古巴蜀文化的特点。”

布 ①中华姓府：姓。 ②中国姓氏集：绥远省有此姓。 3广东,厦门,香港有此姓 布瀛洲 高级经济师。男，1941年8月出生，河北博野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北定师文科专业。1961－1974年在安国干校、安国中学、祁州镇党委工作；1974－1978年外贸部定州仓库、河北外贸局驻广州办事处工作；1978－1998年在河北省外贸包装公司、河北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工作。1998年应英国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之聘，担任《中华名医名药》执行主编。现任职于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旅游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保健科学技术学会医药保健研究会理事，河北省包装技术协会理事。主要业绩：近年来发表出口商品包装与经济方面论文60余篇，《河北省出口商品包装简析》在《河北学刊》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编辑为大学生辅助教材。《风俗民情·商品·包装》在"全国首届包装经济研讨会"获优秀论文奖，并入选《中国包装年鉴》。《精神的太阳不能只有一种颜色》获"全国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暨环境保护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从"买卖还珠"谈起》入选《河北经济文章选编》，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科委、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九部、委科研课题"开发研究现代中药·推动中药走向世界"课题组成员暨评审专家。长篇报告文学《牛城人的风彩》获1991-1992年度河北省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年度奖。连续二年获《中国包装报》特约撰稿人，优秀通讯员奖，连续三年获河北电台新闻二等奖、优秀通讯员奖。1992年被吸收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近几年出版了散文专著两部：《女人·丹顶鹤》由黄河文化出版社出版，计16万字；《直到海角天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26万字。个人获河北省十年包装科研成果优秀包装工作者称号。发展方向：散文写作与报告文学；中医药的研究与开拓。 布正伟 1939年8月12日生于湖北少安陆县。196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前北洋大学）建筑系，同年考入该系研究生，在导师师徐中教授的指导师下，完成硕士论文《在建设计中正确对待与运用结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民用与公共建筑设计、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曾分别在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中南建筑设计院、中国民航机场设计院、中房集团建筑设计事务所担任助理建筑师、建筑师、副总建筑师、总建筑师、总经理等职。1994年获教授级高级建筑师职称，1996年获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并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正式成员，曾先后赴印度 、美国、西班牙、日本、德国分别参加第四届亚洲建筑师大会、国际建协（UIA）第18次和19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二届亚洲建筑国际交流大会、当代中德城市规划与建筑研讨会。30余年来，他所参加和主持的工程设计涉及居住、文教、行政、医疗、商业、金融、交通、旅游、娱乐等各种建筑类型，共计七十余项，并多项在国内获奖，其中重庆江北机场航站楼荣获全国第五届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80年代以来，同他主持设计的7项作品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第3、4卷。90年代以来，有6项作品被收入《中国建筑设计精品集锦》。他在没有固定模式而又富有个性的建筑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建筑理论体系；《自在生成论》。1995的，作为中国有影响的中年建筑师被选入日本出版、全球发行的《世界581位建筑师》一书。

王氏为姓，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自黄帝子孙而言，王姓有三大系列：其一是子姓之王，出自殷王子比干之后，居于汲郡（河南卫辉）等地；其二是妫姓之王，出自帝舜之后，居于陈留（河南）、北海（山东）等地；其三是姬姓之王，出自周天子之后，又分三派：（一）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裔毕万，封于魏，为晋国诸侯，至王假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时人号曰“王家”，是为王氏，居于京兆（西安）、河间（河北）等地；（二）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王氏；（三）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裔，居于太原（山西）、琅琊（山东）、固始（河南）以及福建等地。这一派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王姓人口中十之七八属于这一派。所以，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

现存的私修族谱，是自宋代开始按照欧阳修（1007至1072）和苏洵（1009至1066）创立的“欧苏体例”编修的，绝大多数王氏族谱都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王氏开宗立姓之始祖。王姓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家族。据统计，在一百个大姓中，王姓家族历代所涌现出的名人总数，居于各姓氏之首。

早在西汉昭宣时期，博士谏大夫、经学名家王吉，就为琅琊王氏的显贵奠定了基业。王吉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称号，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到了西晋，王祥位居三公，王戎、王衍先后出任宰相，大大提高了琅琊王氏家族的声望。东晋初，由于王导功勋卓著，担任宰相居中秉政，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是琅琊王氏势力达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是琅琊王氏成为天下第一望族的标志。

太原王氏也是特别显赫的。早在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太原王氏就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合称天下五大望族。在唐代又有“鈒镂王家”之称。由于太原王氏名声显赫，历史悠久，很多其它支系的王氏后代，也将自己的家世归系于太原王氏之下，以至形成“天下王姓出太原”之说。太原王氏主要有祁县和晋阳两支。王霸长子名殷，后汉时任中山太守，食邑祁县，是为祁县王氏。殷五世孙王允，汉献帝时任司徒、守尚书令。王允兄子王凌，显贵于三国曹魏之时。王玄谟在南朝宋孝武帝时，官至顾命大臣，其后家世相传，显于南朝。在北朝，祁县王氏有历仕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的王庆父子，王庆父王因，魏州刺史。王庆，隋上柱国，封平昌郡公。隋代还有著名儒学家王通，唐初有著名文学有王绩、王勃等。太原王氏晋阳支，在东汉灵帝时，王柔、王泽兄弟，分别官至北中郎将和代郡太守，奠定了晋阳王氏显贵的基业。王柔子王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王泽子王昶，仕魏，官至司空。西晋时，王柔之孙王沈，官至司空，封博陵郡公；沈子浚，官至大司马。父子皆登三公之高位。王昶之子王浑，官至司徒。王浑子王济，被晋武帝招为附马，官至骠骑将军。西晋时期是太原王氏晋阳支的黄金时代。东晋时，晋阳王氏依然是名门望族。例如，王述，官至散骑常侍、尚书令；王坦之，官至中书令；王蕴，官至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官至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王恭，官至中书令，领太子詹事，诏赠侍中、太保，谥曰忠简，等等。在唐代，太宗时，有宰相王珪；玄宗时，有宰相王晙；代宗时，有宰相王缙；宪宗时，有宰相王涯；文宗时，有宰相王播；僖宗时，有宰相王铎；昭宗时，有宰相王溥。在宋代，有步军副都指挥王信，秘书监王子韶。在明代，有吏部尚书王琼，等等。

开闽王氏，是闽粤、港、台以及海外王氏所共祖的东南巨族。开闽王氏都尊王审知为“开闽第一人”。王审知当权期间，为开发闽地作出了杰出贡献，去世后，谥为“忠懿”。后来，其子建号称帝，建立闽国，追认王审知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宋太祖得天下后，十分敬仰王审知的德政，御笔亲题“八闽人祖”四字庙额。从此，闽人对王审知更加推崇。不论王氏宗祠还是私人宅第，所悬门灯，都写“开闽第一”。民间崇拜王审知的建筑，犹如雨后春笋，所在多有，视之如神。由福建徙居港、台及及东南亚各地的王氏后裔，都尊奉王审知为他们之先祖。

三槐王氏，是以堂号闻名天下的王氏宗族中最大的一支。三槐王氏兴起于唐末五代之世，初居大名府莘县。王彻之子王祐（亦作王祜），字景叔，北宋初，历仕宋太祖，太宗两朝。宋太祖时，王祐任监察御史。太祖委派他查处原大名镇守符彦卿图谋不轨事，并许诺事成回朝后升任宰相。王祐经过认真调查后，竟以一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不料，宋太祖大怒，立即降他为行军司马，安置华州。宋太宗即位后，又重新起用他，并拜他为兵部侍郎。王祐在所居庭院中，亲手种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其后，他的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宋真宗的宰相，位居三公之首。从此，王祐子孙，居官要职，成为宋代一大贵族。宋代以后，三槐王氏更是枝繁叶茂，子孙遍布海内外，成为王氏家族中赫赫有名的一支。

《中华族谱集成》收入具有代表性的王氏族谱二十种，编为二十册，兹简介如下：王氏第一册，收录明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十卷首一卷、清同治《太原王杨氏支谱》首一卷至九卷。《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十卷首一卷，明王应斗修，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原装五册。该谱以璧以为一世祖。璧公，字大献，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54年），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出为祁门令，遂由江左徙居新安，是为祁门新安王氏始迁祖。璧公乃晋丞相王导之后裔。璧公有九子二十三孙，人才辈出，徙居他乡。徽州、池州、饶州、九江、安庆等地之王氏名门望族，多属其后裔。江左王氏自导公始，而王导又是琅琊王氏之后裔，所以该谱取名《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太原王杨氏支谱》二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本册收录首一卷及第一至第九卷。该谱由清代王际春等修，同治五年（1866年）敦睦堂刻本，原装二十八册。该谱以富春公为始迁祖。富春公，太原王氏之后裔。隋文帝时，富春公先祖王杰以开国勋封安康侯，赐国姓曰杨，遂称王杨氏。称“王”者，不忘其祖；称“杨”者，不背其君。王杰之十世孙王允，由太原迁居豫章。传至富春公，徙居鄱阳瓦屑霸。富春生昌国，昌国生自戌、得戌，从此鄱阳王杨氏遂分为两支。元末战乱，陈友谅肆毒翻阳，遂渡江来皖（汉置皖县，元改置潜山县，清属安徽安庆府），祖二公徙居潜之东关，祖五公徙居西门，其余侄子兄弟亦相继而来，或分居六皖，或散处邻邦。明嘉靖间，藻公出任江西新奉令，过旧宗庙，携旧谱归，与大仕公始修支谱。其后，康熙、嘉庆、道光、同治间，又多次重修。王杨氏徙潜之后，以忠信仁厚著称，文章之士亦代不乏人，遂为潜之望族。

王氏第二册，接前册收录《太原王杨氏支谱》第十卷至二十五卷及末一卷。

王氏第三册，收录清道光《王氏家谱》六卷、清嘉庆《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乾隆《王氏族谱》二十卷。《王氏家谱》六卷，清王道隆、王道彰等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抄本，原装六册。该谱以奎公为一世祖。王奎于元世祖年间由洪洞迁居寿阳上谷村（后改上峪镇），生有三子：长曰义、次曰和、三曰顺。后长子义公复归原郡，和公、顺公世居上谷。历三世而修坟建塔，刻碑立石，世系宗图，俱刻于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始修家谱。道光年间，王道隆、王道彰兄弟复聚宗人，远搜近考，十易寒暑，修成是谱。《洪洞薄村十甲王氏族谱》二十七卷首末各一卷，清王楷苏、王楷欧等编修，嘉庆二年（1797年）刻本，原装十册。该谱以子文公为一世祖。子文公于明初自陕西西安府三原县徙居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涧水东南汉太后故里薄村。该谱据旧谱而续修。而旧谱由十世祖维垣公所修，十一世祖懋公增而刊之。王楷苏采辑先人轶事及世系图，参阅史籍加以考订，数易其稿，始成此谱。灵石《王氏家谱》二十卷，清王梦鹏、王中极父子修，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存厚堂刻本。该谱以诚斋公为一世祖。诚斋公，名实，字诚斋，元仁宗时人。望出太原，世居灵石沟营村，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年）迁本邑静升村。宗支蕃衍，渐成巨族，遂尊诚斋公为一世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三世孙王尔康始修其谱。乾隆十九年十五世孙王梦鹏以康熙本为兰本，编修族谱，并令其子王中极抄录。不幸谱未竣，梦鹏病逝。中极继承父业，详加考订，乾隆五十年刻印问世。从康熙时王尔康始修到乾隆末王中极定稿刻印，历时一百余年。

王氏第四册，收录明天启《王谢世家谱》六册、民国《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一至第十二册。《王谢世家谱》六册，明韩昌箕纂，天启二年（1622年）刻本。该谱以人物传记为主，系据多种史籍辑录而成。王谢两族是六朝时代的名门望族，爵位蝉联，文武相继，东南半壁，力保正始。两家私谱，具存国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牛皋岭下王氏宗谱》二十六册，本册收录第一至十二册。民国王念学等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刻本。该谱以周灵王太子晋，为开宗立姓之始祖，以汉五公为牛皋岭下王氏一世祖。明永乐年间，汉五公奉太夫人由梓里迁居牛皋岭，其时此地荒无人烟，不通舟楫。经数代开垦，始成沃土。该谱为第八次续修宗谱。谱序、传记、行述、墓志、祭文、杂记等占了很大部分，资料丰富，内容翔实。

王氏第五册，除收录《牛皋岭下王氏宗谱》第十三至二十六册外，还收录了清宣统《黄县太原王氏族谱》。《黄县太原王氏族谱》六册，清王基鸿、王慕增等修，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原装八册。该谱以二公（失名）为一世祖。二公乃太原王氏后裔，徙居直隶长芦。元朝末年，二公与胞兄大公同迁黄县，后大公怀旧土旋归，二公居黄县创业。二公生敬礼，敬礼生胜，胜生友、信、忠、诚四子。该谱即以友、信、忠、诚为四大支，分别编修。明中叶始修传抄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付梓，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同治间再修中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基鸿等续修，越二年谱成，宣统元年刻印。

王氏第六册，收录清光绪《高仓王氏族谱》十卷、清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不分卷。《高仓王氏族谱》十卷，清王佐柳、王佐基等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槐堂刻本，原装十册。该谱以仕魁公为一世祖。仕魁公乃三槐王氏始祖王祜之后裔。王祜，字景叔，唐末宋初时人，历事后晋、后周和北宋。 祜公曾亲植三槐于庭院，象征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为宋真宗时宰相；其孙王素为宋仁宗时工部尚书；其曾孙王巩，文采风流，为时尚所宗，与苏轼友善。苏轼遂作《三槐堂铭》，自此“三槐王氏”，扬名天下。仕魁公生于元末，明洪武时，自江西泰和徙居高仓，其后子繁衍，星居而为五族。清乾隆年间，始草修宗谱，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刻印，光绪时续修，是为刻谱。《开闽忠懿王氏族谱》不分卷，清道光六年（1826年）王以镜等修，咸丰六年（1856年）王嵩龄增补、刻印。该谱以王审知为一世祖。王审知，字信通，其先世为琅琊人，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裔。王审知高祖晔公，因做官徙居光州固始，三传至恁公，生三子，长曰潮、次曰审邽、再次曰审知。唐末，审知公随其兄入闽，他在开发和治理福建期间，贡献突出，被尊为“开闽第一”。其后，审知公子孙先后称闽国皇帝，并追谥审知公为开国之君，故后人尊审知公为开闽王氏之祖。其后裔遍布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以及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成为东南沿海及海外侨胞中影响很大的一个王氏宗族。

王氏第七册，收录清光绪《廷政王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王庆洪等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昆陵西宅刻本，原装二十七册。该谱以希古公为一世祖。希古公，名贤，字希古。时值元末战乱，隐居不仕。明洪武初，以布衣献太平策，被器重，命入应天府儒学，授安东知县。希古系三槐始祖王祜之后裔。王祜，字景叔，有三子：长曰懿、字文德，知袁州，有政绩；次曰旦，字子明，宋真宗时宰相；三曰旭，字仲明，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府。旭之后裔随宋高宗南渡，路经常州武进，喜该地民风醇厚，遂定居武进县延政郑墅里。王希古，即旭公之后裔。《延政王氏宗谱》即三槐堂旭公派之宗谱。该谱对三槐名人，记载甚详。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世孙王忱首次编修，其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万历十年（1582年）、崇祯十年（1637年）、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及光绪十九年，又先后九次重修。该谱保存了历次修谱的珍贵资料。

王氏第八册，收录民国《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八卷、清宣统《凤林王氏宗谱》九卷。《暨阳梓里王氏宗谱》八卷，民国王春校等修，民国五年（1916年）三槐堂铅印本，原装八册。该谱以混公为暨阳王氏一世祖。混公是世居琅琊历封嘉国公王融之后裔。王融，字子春。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混公官江东大将军，自山阴徙居暨阳，是为暨阳一世祖。混公九世孙文炳，字伍四，宋宝佑进士，任潼州刺史，致仕归家，览胜九江，卜居中段，是为梓里王氏之祖。文炳公兄弟七人，该谱所载仅文炳公和文焴公两派之后裔。《凤林王氏宗谱》十卷，清王宅心、王纲华等修，宣统二年（1910年）铅印本，原装十册。该谱以彦超公为一世祖。王彦超，其先世为太原人，五代时仕吴越，为越州节度使，封邠国公。因避乱由会稽徙居义乌凤林，世称凤林王氏。彦超公，有三子：长曰棣，次曰标，三曰集。次子标再传而徙居浦江，三子集再传而徙居金华。长子棣居凤林，六传而徙沙溪，十四传至南陵公时，彦超公后裔已析为八派，南陵派为八派之长。南陵公，名炎泽，字威仲，号南陵。仕元，为书院山长，后弃官而归。据沙溪谱系及所辑资料，修为谱图一卷。此即凤林王氏宗谱编修之始。其后，明清西代，多次重修。宣统《凤林王氏宗谱》，集历次修谱之大成，分类甚详，计有谱序类、封诰类、像赞类、祝吊类、铭记类、疏议类、诗赋类、约札类、杂著类、祭产类、墓图类等。

王氏第九册至十三册，收录清光绪《王氏三沙全谱》不分卷，清王钟、王承烈、王锡骥等编修，光绪五年（1879年）三槐堂铅印本，原装一二二册。该谱以皋公为一世祖。王皋（1081年—1146年），字子高，宋宰相王旦之曾孙，懿敏公王素之孙，诗人王巩之第四子。世居汴东开封府。建炎初，王皋扈宋高宗南渡有功，拜殿帅府太尉。因与时政不合，遂隐居苏之获扁，是为南迁第一世祖。皋公三子：长曰易，字吾置，袭授殿帅府太尉，徙居昆山沙头，是为东沙王氏始祖，子孙散居海虞、太仓、澄江等处，旧谱称公有启圣开灵之德，耕钓不求闻达，坦然有肥遁之风；次曰铎，字吾伍，官尚书郎，守太傅公遗业，居苏获川，为中沙王氏始祖；三曰胤，亦作允，字吾曾，官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徙居无锡沙头，是为西沙王氏始祖。东沙、中沙、西沙，合称三沙王氏。故该谱名曰《王氏三沙统谱》，亦称《王氏三沙全谱》。该谱始修于咸丰五年（1855年），历时二十余年，光绪五年告成。该谱规模宏大，取材广泛，支系繁多，内容翔实。其要目有谱序、世宝、名贤、凡例、谱跋、像赞、祠堂图、坟图、诰敕、家传、史传、支谱序、支系表、世表总目、支派目录、东沙记派、中沙记派、西沙记派等，其中，载有东沙王氏五十一支，中沙王氏二十七支，西沙王氏一百五十二支。

王氏第十四至十五册，收录民国《润东苦竹王氏族谱》三十二卷，民国初王振泽等修，民国二年（1913年）宗德堂铅印本，原装三十二册。该谱以六一公为润东苦竹一世祖。六一公，乃唐末王璧（字大献）之十世孙。王璧世居徽州祁门苦竹港，迄宋高宗南渡，六一公迁居京江润东，但仍用旧居原名苦竹，是为润东苦竹王氏一世祖。该谱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王氏开宗立姓之始祖，自晋公至五十六世以上即六一公以上，列为外纪，并有世系图及谱传；自六一公始，列为内纪。其后，子孙繁衍，支派增多，遂以“勤学扬名力田务本”八字分为八派，各题一字，记载宗谱，世系分明，序次井然。第十四册收录卷之一至卷之十五，第十五册收录卷之十六至三十二。

王氏第十六册及第十七册前部，收录清宣统题名《太原家谱》实为《洞庭王氏家谱》二十八卷首末各一卷，清末王熙桂、叶耀元等修，宣统三年（1911年）铅印本，原装三十册。该谱以百八公为洞庭王氏一世祖。宋高宗南渡，百八公卜居洞庭东山，是为洞庭王氏始祖。溯其渊源，乃太原王氏后裔，故谱名曰《太原家谱》。百八公十传至王鏊。王鏊（1450—1524年），字济之，明成化进士，正德初，官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时刘瑾用事，大学士焦芳趋附，乃去官。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荐不起。博学有识，尚经术，文章明畅，使弘治、正德向文体为之一变。嘉靖三年（1542年）卒，赠太傅，谥文恪。其父名琬，字朝用，官湖广光化县尹，始倡修其家谱，王鏊继之。《洞庭王氏家谱》，即是王氏鏊之后裔以王鏊为轴心编修的，王鏊之曾祖伯英、祖父惟道、父亲朝用，皆以王鏊显贵赠光禄大夫、柱国、少傅等头衔。清末东阁大学士陆润庠，还为该谱撰序。第十六册收录该谱卷首及卷一至卷十七，第十七收录卷十八至卷二十八及卷末。

王氏第十七册后半部，收录民国《晋陵夹城王氏五修宗谱》八卷，民国王家璞、黄绮等同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继序堂刻本，原装六册。该谱以东岭公为一世祖，东岭公，名有亨，字世伯，号东岭，宋高宗南渡，东岭公徙居常州，是为迁常始祖。东岭公十三传，至思莱公。思莱公，名准，字思莱，由垂虹徙居东郊之夹城，是为迁夹城之祖。思莱公有三子：长曰模，次曰柬，三曰棠，是为夹城王氏之三派。其后，又以居地分为五大支：即后卷、下塘、上塘、前卷、杏圩，该谱即是按此五大支编修的。该谱卷一为谱序，卷二为始迁祖世系图、表，卷三为后卷世系图、表，卷四为下塘世系图、表及上塘世系图、表，卷五为前卷世系图、表，卷六为杏圩世系图、表，卷七为祠事志，卷八为杂录。层次分明，纲目清晰。

王氏第十八册，收录民国《双杉王氏支谱》二十卷，民国王申农等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孝睦堂铅印本，原装十六册。该谱以双杉公为婺邑王氏一世祖。双杉公，名瑜，字信之，号双杉居士，唐左散骑常侍、江南西道观察使王仲舒之孙，郎中知制诰贞公之子，双杉公自幼从祖父宦游江南，与江南诗人结为社友。唐末，双杉公由宣州徙居婺邑，是为迁婺始祖。双杉公四传，分为四派，其后又各分为若干支。该谱按世系，分支派进行编修。卷一为序和凡例，卷二为始祖迁婺本末，卷三为世派祖源及一世至二十世，卷四为二十一世至二十五世，卷五、卷六、卷七、卷八，为二十六世至三十世，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为三十一世至三十五世，卷十五为三十六世至四十世，卷十六为祠规，卷十七为文汇总览，卷十八为敕谕，卷十九为像赞、神道碑、墓志铭等，卷二十为茔墓图等。

王氏第十九册及二十册前部，收录清光绪《留田王氏五修族谱》三十四卷，清王序畲、王序敏等修，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原装三十四册。该谱以子名公为中湘留田王氏始祖。子名公，名祥，字子名，吉安府太和县人。明洪武间，徙居湖广长沙府湘潭留田，是为留田王氏始祖。子名公有一子，名俊，字远万。俊生四子：长曰景铭，做官四川，遂徙居四川；次曰景章，字明表，居留田；三曰景春，徙居南京；四曰景华，字祝康，居留田。留田王氏，实系景章、景华两房之后裔。五世之后，生齿曰繁，人才辈出，成为湘潭之望族。该谱卷一为序、目录、条例、宗祠图、留田全图、燕子巌图、寿考、科名、义举、庙宇等，卷二为溯源记及一至十二派齿录，卷三至卷三十三，为十二世以下各房世系齿录，卷三十四为宗祠、契据、跋。

王氏第二十册之后半部，收录民国《王氏宗谱》七卷首三卷，民国王家宾等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槐堂刻本，原装十册。该谱传宗公为一世祖。王传宗，三槐堂王氏后裔，原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元末战乱，传宗公由江西迁楚北汉川，是为楚北汉川三槐王一世祖。传宗公有三子：长曰瀛洲，次曰洋宝，三曰允槐。洋宝居官湖广，居兴家村；瀛洲徙居养鱼铺；允槐徙居曾家泾，鼎足分居。其后，子孙蕃衍，支派日多。瀛洲公后裔由养鱼铺有迁赵家山者，有迁前河岭者，有迁小湾与喝城者，此即大房之分支；洋宝公后裔有迁郭家岭者，有迁三屋湾者；有迁七屋湾与涢口者，此即二房之分支；允槐公后裔历十四传自恩公分支，迁居高岭村。该谱卷首又分上中下三部分，备载谱序、凡例、宗约、宗派、家传、修祠、纂谱、服制、艺文等项，卷一至卷七，备载各房世系。

信息来源：三槐王氏网 作者：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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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人士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三座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童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派数千童男童女乘船随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编造谎言，说是蓬莱药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难，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这次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徐福航海到达日本本州和歌山。徐福及其船队在抵达北九州的大岛后，进入濑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

徐福东渡日本的航路较为可信的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穿过渤海口，抵达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近海域抵达对马海峡，经冲绳岛入日本北九洲。徐福率领庞大的船队，沿近海岸航行绕道而抵达日本表明，古代中国人近海远航的技术和知识已趋成熟。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附近迄今还有徐福古墓、古祠和徐福碑文，以纪念他率男女、携种粒和耕作农具，开垦种植，养育后代之功。

　　于（Y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第二个儿子邘叔被封在邘国。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邘（故城在今河南省沁阳西北于邘邰镇），称于邘叔。后来，于邘叔的子孙就以国名为氏，有的姓了邘；有的则去邑旁姓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2、出自古复姓淳于氏，为唐代时避讳宪宗李纯所改单姓于氏。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所载，淳于公子孙，以国名为姓，称为淳于氏。唐贞观年间所定皇族七姓，有淳于氏。至唐宪宗李纯时，为避讳（“纯”“淳”同音），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到了宋代，又有部分于姓恢复淳于姓，也有一部沿袭未改的，形成此支于氏。

　　3、出自北魏时的万忸于氏，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姓的后代，只是在汉代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随着拓跋氏离开了中原，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而改姓为万忸于氏，等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才又“重回娘家”，复姓为于而已。居住在北方的于姓之人，多为这一分支。

　　4、出自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① 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朝时，南方的部分尼玛哈氏改于姓。

　　② 又有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小数民族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邘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邘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邘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邘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邘，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繁衍播迁河南泌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邘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人已遍布天下。如今，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次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陕西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六省于姓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

　　历史名人

　　于 公：汉代东海郯（今山东省炎城北）人，曾官廷尉，为县狱吏。执法公允，凡犯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他所洗雪的“东海孝妇”一案，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更是千古美谈。并且为我国民间代代相传的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留下了为善为恶“万应不爽”的典型。

　　于 吉：一作干吉，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人，东汉时方士，据称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实为自著），多巫觋杂语。后至南方以符水为人疗病，人多事之，遂为吴·孙策所杀，著有《太平清领书》传世。

　　于 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南）人，三国时魏国名将，因征战有功，封益寿亭侯，后被水淹七军，为关羽所掳，释放后，羞愧而死。

　　于栗磾：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黑槊将军，世间少有的猛将。请看魏书《魏书于栗磾传》

　　于 烈：北魏忠臣的楷模。深受拓跋宏等四代北魏皇帝的器重。

　　于 昕：北朝怀朔、武川镇将。在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