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蔡生世居淮安新城北辰坊，另在城内勺湖建有草堂别墅，世代科仕，崇尚治学，热心乡里教育。

阮葵生曾祖父阮晋当时与同乡著名学者阎若璩齐名，撰有《自吟亭诗稿》，两人一起被大吏推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祖父阮应韶是监生；伯祖父阮应商是进士，任户部郎中，以直言敢谏多次受到康熙帝的称赞；父亲阮学浩和叔父阮学浚都是进士，而且同在翰林院任编修，同被派至地方担任大权在握的乡试主考官，人称“淮南二阮”；弟弟阮芝生二十四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县令等职，善诗文，与阮葵生一起被当时人誉为“眉山兄弟”。阮氏祠堂的门上写着的对联“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反映的就是阮氏处于鼎盛时期的状况。

阮葵生的父亲阮学浩（裴园）系清代雍正年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提督湖南学政，典陕西、山西乡试，铨京都会试同考官，阶儒林郎加二级，赠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参议。他一生治学严谨，博识多才，曾刊《教学遗规四礼翼注》及《学约》，以训士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十九岁的阮学浩，陈情辞官，回乡奉母，在他著名的书屋“勺湖草堂”读书讲学，“十余载遂不出山，日取淮海士，奖掖而成之者数百余人”。阮氏房舍建于勺湖南岸，而草堂建于勺湖之中，后改为书院。雍乾年间，淮安文风兴盛，当时丽正书院（旧址即今淮师），和魁文书院（旧址即今淮中），经常延请裴园公讲授经学。阮学浩见府、县两学维修不善，便发起创立公益团体“洒扫会”，邀约两庠人士集资修葺，而他总是资助银两最多。此外，他还将家藏的书籍百余种，赠送绐丽正书院，供诸生攻读。

阮学浩生有二子，长子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又字萍庐、乐君，号吾山，晚号安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其《茶余客话》著称于世；次子阮芝生，因叔父阮学浚无嗣，“出为学浚后”，乾隆进士官德清知县，由于为政清廉，诰授奉政大夫直隶永定河北岸同知。

父亲阮学浩在翰林院任著作官凡二十年，著述颇丰，有《娱萱亭稿》、《职思亭诗文集》传世，叔父阮学浚著有《蔃村诗文集》，弟弟阮芝生著有《咏素斋文集》、《听潮集》等。出生在这样极富吟诗弄文风气的家庭中，阮葵自幼受到熏陶，养成写诗的癖好，“二十年间两千篇，丛编蠹简恣涂窜”（《邱丈桐园为予订〈十载删余集〉赋长句寄怀》），自癸酉（1753年）结首部诗歌集《十载删余集》（上、下）起，后来陆续编订《吴舠集》、《彭城集》、《越角吴根集》（上、下）、《红蕉馆集》、《勺湖集》、《晚移集》、《七峰集》（一、二、三）、《西山集》、《瓶花书屋集》、《春淀集》、《春草轩集》（一、二、三）、《听鸿集》（一、二）、《得请集》、《属车集》、《拙庆斋集》（一、二、三、四）等诗集。《拙庆斋集》编订于1789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可见诗歌创作伴随他一生。

阮葵生无论在成名之前，还是为官以后，都热心乡里的教育事业，一直赞助父亲亲手创立的“洒扫会”。为了使集资能够发挥“一劳永逸”之效，他建议筹款存典生息，还倡导购置田产，交庄民屯粮起租，以备办学之资。故阮氏庄园——鹅钱庄（在今东门外和尚庄东南），素有“一千庄”之称。阮葵生也生有二子，长子阮钟琦，候补布政司理问，但终身未仕，一直在家秉承先祖遗志，监督“洒扫会”同人恪守《会约》，严禁从中贪污作弊。次子阮钟景，顺天府北榜举人，岁在而立就早逝了。

从晚清开始，阮氏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虽然遗稿和藏书较广，但逐渐散佚。所幸阮葵生的六代孙阮再庵老人，现年七十有五，尚能记忆追溯先祖遗事，尤其是乾隆四十七年由阮葵生、阮芝生重修沟《山阳阮氏家谱》（勺湖草堂收藏刻版，分上、中、下三卷），竟失而复得，尚存淮安图书馆。这对研究雍乾时期的淮安文化历史、地方掌故以及阮氏家世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山阳阮氏家谱》得知，阮氏原籍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枣儿村，从武德公一代起，于元末定居淮安。山东潍坊尚有阮氏分支。另据《续纂山阳县志·名人墓》记载，阮学浩、阮葵生父子殁后，均葬于七里塘（今城东乡赵徐村西南）阮氏墓地。著名的文学家天台齐召南，曾为阮葵主撰有《墓志铭》，全文载入《山阳县志》。

关于孔子诞辰的早期记载，见于《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 《公羊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关于《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庚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曰：“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召南说。”说明前人已经认定《公羊传》有误了。 关于《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试图从三正的角度为调和二说。梁玉绳以之为大谬：“从来三正推法，只以后月属前月，并无以前月属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为夏正九月，未闻倒而为夏正之正月者。”历史上，认同“襄公二十一年”的主要有贾逵、何休、刘恕、马端临、宋濂、崔述、钱大昕等，认同“襄公二十二年”的则有杜预、袁枢、郑樵、朱熹、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崔适等，可谓旗鼓相当。 宋濂专门写了一篇《孔子生卒岁月辨》，曰：“《公羊》《谷梁》二氏传经之家也，传经之家当有讲师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时又为甚近，其言必有据依。司马迁固良史，则后于《谷梁》《公羊》者也，吾则无征乎尔。”[iii]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曰：“从《公》、《谷》者，《索隐》、《外纪》、《黄氏外纪》及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之类也。从《史》者杜注《左传》、《拾遗记》、《续博物志》、《古史》、《大纪》、《路史》、朱子《论语序说》、《通鉴前编》、余姚黄氏宗羲《南雷文约》之类也。”梁氏又曰：“二十一处是已酉，二十二年是庚，当从《史记》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圣人之岁，一也。《公》、《谷》皆口授，《公羊》著于汉景之刊，《谷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宁得无讹，二也。杜注哀十六年传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人皆谓与孔子同寿，则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学纪闻》两存其说，以为不可考。《索隐》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寿数不明，不然矣。若生月必当从谷梁在十月，以杜《长历》推之，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况三《传》经文于十月既书庚辰朔，则庚子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则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陆氏《公羊释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无此句。’是知《公羊》传写讹异，非灼然可据者。至生日必庚子无疑，不但《公羊》书之，《南齐书》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固确证也。综而论之，年宜依《史记》，月宜用《谷梁》，日则庚子。《路史余论》定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书》谓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时，斯不足辨耳。”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争论材料。

现在看来，梁玉绳孔子二十二年生的理由没有一条是坚实的，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人，其实东汉以降诸人，无论持哪一说，均没有更多的理由。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以《谷梁传》为依据要合理一些。 《公羊》《谷梁》二传均有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的记载，《谷梁传》杨士勋疏曰：“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现代天文学证明，频食虽有，但鲁襄公21年即公元前552年没有，儒略历该年8月20日在曲阜可以看到一次食分达到0．7的日偏食，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吻合，至于《公羊》《谷梁》二传所载该年十月庚辰朔日食无疑有误了。

晋明帝太宁三年诏四时祀孔子。据说以后历代加增，每年的祭孔活动大小有50多次。但以春秋两次大祭为主，尤以秋祭为重。将每年的大祭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据说是出自出自孔氏家谱，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后来又邀请历法及考据专家把它换算为公历9月28日，值得注意的换算成是9月28日采用的是格里历。

分析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如何得来的及其可靠性：如梁玉绳所述那样，把《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拉到一起，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再根据“三正说”把周正“十月”改为夏正“八月”，把日干“庚子”换算成数字纪日“二十七”，“鲁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就出来了。 但是，《史记》仅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孔子生日的干支，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这样把两者给合起来，显然不合理的。 从历法发展来看，战国以前是干支纪日，“二十七日”这种数字纪日不大可能是西汉前期的记载。 殷墟甲骨刻辞采用干支纪日。

徐锡台先生说：“周原甲骨文中出‘既吉’，‘既魄’，‘既死’，说明在周文王时就已用月相补充殷的干支纪日方法”。而《尚书》及出土铜器铭文中大量使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来描述月相辅助纪日。夏商周工程阶段性成果倾向于“月相四分”，并归纳出西周时期置闰规律：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2西周历法的建正多为建子、建丑。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这说明当时的历法水平还没达到“四分历”的程度。　 《后汉书·律历志》贾逵论历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汉书·五行志》：“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后汉书·律历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 从西周和两汉历法水平来看，春秋时期当不能准确预推朔日，但春秋所记载的“日有食之”均在朔日，春秋中的朔日能与日食相吻合的原因何在？我们推测，春秋时期只能大体按一个月29天有余，30天不足定出朔日来进行“告朔”，并随时根据发生的日食来调整朔日，如《说文》所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

《春秋》中与日食相关的“朔日”，并不是事前推算出来的，而是发生日食之后，把“日食”记载于日之“干支”之后，并书上“朔”，所以才有那么准确，也算是“事以系日”的内容之一吧。 朔日不定，也就无法用数字纪日。数字纪日当在《历术甲子篇》所记载的“四分历”历法出现之后。利用四分历的“月朔旦甲子日法”才能比较准确地定出朔日及月的大小，此后数字纪日才流行开来。从存世文献看，我国以数字纪日大概当从西汉后期才开始，至魏晋才日见通行起来。楚简中尚是干支纪日，疏勒河汉简中已有数字纪日，其年代一般认为是东汉，也有人认为“疏勒纪年简上下时限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vi]，但也不会早于《谷梁》、《公羊》二传。孔氏家谱的“八月二十七”不大可能是于西汉前期的记载，当是后人的追记 。

孔子的生日没有明确记载，现在所说的都是后人推测的，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孔子的出生年份，即使出生年份也有一年的误差，“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和“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

现在定的孔子诞辰日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农历)八月二十七，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周正）或西历9月28日。

孔子的诞辰日期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没有明确。民国期间，是以民间接受程度较高的《谷梁传》所记载的孔子诞辰日期为标准，即“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由于近代推行西学，并且，便将其推算为西历，但西方主要历法有两部，即“儒略历”和“格里历”，分别推算为“孺略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和“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最终，民国政府选择了主流的“格里历”，并将当时的“教师节”定为9月28日。

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历代祭孔活动以春秋两次大祭为主，尤以秋祭为重。将每年的大祭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据说是出自出自孔氏家谱。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后来又邀请历法及考据专家把它换算为公历9月28日，采用的是格里历。

把《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拉到一起，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再根据“三正说”把周正“十月”改为夏正“八月”，把日干“庚子”换算成数字纪日“二十七”，“鲁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就出来了。 

但是，《史记》仅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孔子生日的干支，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这样把两者给合起来，显然不合理的。

从历法发展来看，战国以前是干支纪日，“二十七日”这种数字纪日不大可能是西汉前期的记载。 

　从西周和两汉历法水平来看，春秋时期当不能准确预推朔日，但春秋所记载的“日有食之”均在朔日，春秋中的朔日能与日食相吻合的原因何在？我们推测，春秋时期只能大体按一个月29天有余，30天不足定出朔日来进行“告朔”，并随时根据发生的日食来调整朔日，如《说文》所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春秋》中与日食相关的“朔日”，并不是事前推算出来的，而是发生日食之后，把“日食”记载于日之“干支”之后，并书上“朔”，所以才有那么准确，也算是“事以系日”的内容之一吧。

朔日不定，也就无法用数字纪日。数字纪日当在《历术甲子篇》所记载的“四分历”历法出现之后。利用四分历的“月朔旦甲子日法”才能比较准确地定出朔日及月的大小，此后数字纪日才流行开来。从存世文献看，我国以数字纪日大概当从西汉后期才开始，至魏晋才日见通行起来。楚简中尚是干支纪日，疏勒河汉简中已有数字纪日，其年代一般认为是东汉，也有人认为“疏勒纪年简上下时限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但也不会早于《谷梁》、《公羊》二传。孔氏家谱的“八月二十七”不大可能是于西汉前期的记载，当是后人的追记。

史书记载

关于孔子诞辰的早期记载，见于《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

《公羊传》

《公羊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

《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记》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关于《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庚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曰：“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召南说。”说明前人已经认定《公羊传》有误了。

推论

关于《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试图从三正的角度为调和二说。梁玉绳以之为大谬：“从来三正推法，只以后月属前月，并无以前月属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为夏正九月，未闻倒而为夏正之正月者。”

历史上，认同“襄公二十一年”的主要有贾逵、何休、刘恕、马端临、宋濂、崔述、钱大昕等，认同“襄公二十二年”的则有杜预、袁枢、郑樵、朱熹、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崔适等，可谓旗鼓相当。

宋濂专门写了一篇《孔子生卒岁月辨》，曰：“《公羊》《谷梁》二氏传经之家也，传经之家当有讲师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时又为甚近，其言必有据依。司马迁固良史，则后于《谷梁》《公羊》者也，吾则无征乎尔。”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曰：“从《公》、《谷》者，《索隐》、《外纪》、《黄氏外纪》及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之类也。从《史》者杜注《左传》、《拾遗记》、《续博物志》、《古史》、《大纪》、《路史》、朱子《论语序说》、《通鉴前编》、余姚黄氏宗羲《南雷文约》之类也。

”梁氏又曰：“二十一处是已酉，二十二年是庚，当从《史记》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圣人之岁，一也。《公》、《谷》皆口授，《公羊》著于汉景之刊，《谷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宁得无讹，二也。杜注哀十六年传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人皆谓与孔子同寿，则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学纪闻》两存其说，以为不可考。《索隐》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寿数不明，不然矣。若生月必当从谷梁在十月，以杜《长历》推之，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况三《传》经文于十月既书庚辰朔，则庚子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则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陆氏《公羊释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无此句。’是知《公羊》传写讹异，非灼然可据者。至生日必庚子无疑，不但《公羊》书之，《南齐书》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固确证也。综而论之，年宜依《史记》，月宜用《谷梁》，日则庚子。《路史余论》定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书》谓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时，斯不足辨耳。”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争论材料。

现在看来，梁玉绳孔子二十二年生的理由没有一条是坚实的，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人，其实东汉以降诸人，无论持哪一说，均没有更多的理由。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以《谷梁传》为依据要合理一些。

《公羊》《谷梁》二传均有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的记载，《谷梁传》杨士勋疏曰：“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现代天文学证明，频食虽有，但鲁襄公21年即公元前552年没有，儒略历该年8月20日在曲阜可以看到一次食分达到0．7的日偏食，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吻合，至于《公羊》《谷梁》二传所载该年十月庚辰朔日食无疑有误了。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 法    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