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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满族老姓包括：瓜尔佳氏、常佳氏、觉尔察氏、周延氏等。

该姓著名人物有：常宝坤（1922—1951）张家口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自成“常派”，代表作《卖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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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佳氏Canggiya Hala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本蒙古族姓氏，世居巴林，后冠汉字姓常。

周延氏 Joyan Hala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族姓氏，世居讷殷，后冠汉字姓周、常。

瓜尔佳氏Guuwalgiya Hala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族著姓，清初750户，满族最古老的姓氏，详见《满族八大姓》。

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姓常。

瓜尔佳氏按不同的地区有苏完瓜尔佳氏（苏完尼瓜尔佳氏）、安图瓜尔佳氏、叶赫瓜尔佳氏、乌喇瓜尔佳氏等分支，入关后又有凤城瓜尔佳氏、金州瓜尔佳氏等分支。

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女真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代旧姓夹谷氏、加古氏、古里甲氏。俄国学者史禄国说，对于瓜尔佳的含义，满族人也不甚了然。他认为与满语“捣乱、懦弱”有关，还可以翻译为"围绕菜园的水沟"。他说，这个氏族与奇塔尔(喜塔腊氏)、尼马齐氏族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阔雅里满洲，他们同时用猪和羊祭祀。还有一种说法，瓜尔佳是地名。

[编辑本段]简介

据我国有关资料记载，明朝末年，瓜尔佳氏散居在苏完(吉林省双阳县境)叶赫(吉林省梨树县境)、讷殷、安褚拉库、尼马察、哈达、瓦尔喀、嘉木湖（辽宁省新宾县境）、蜚优城(吉林省珲春北)、辉发、长白山等地。清亡以后，族人多取汉姓。瓜尔佳氏所冠汉字姓多为关，还有石、鲍、汪、李、高、顾、白、胡、郭、果、苏、叶、常、喜、侯等。世居苏完者，多姓苏。世居叶赫者，姓叶、关。内大臣华善之后，姓石。川陕总督音泰之族冠汉字姓“胡”。车克之后，姓果。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姓常。

觉尔察氏Giorca Hala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满族大姓，以地为氏。世居长白山、佛阿拉、觉尔察等地，另有清太祖祖父的兄长德世库后裔,后被革退、系紫带子者,沿用祖名觉尔察为氏的。所冠汉字姓赵、肇、孙、常、陈（丹觉尔察氏，备考）。其姓氏著名人物有：

[希尔根] 满洲正黄旗人，世居长白山，太宗护卫，天聪八年从征巴林，授骑都尉世职，后以虎劲参领征明，累加世职一等男，仕至领侍卫内大臣。子护军参领、云骑尉喀西泰，孙一等男尚士特。其家族知名者有，国初创立佐领雅拜，护军参领喀石泰，黑龙江副都统陈泰，齐齐哈尔协领保住，一等轻车都尉得禄，西安副都统八十。

[爱隆阿] 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以副都统、领队大臣西征，以平定准噶尔功，授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累官伊犁参赞大臣。弟巴灵阿，仕至领队大臣、云骑尉。

[苏喇岱] 满洲正黄旗人，生而勇敢，天命六年从征，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子巴锡，加世职二等轻车都尉。

[巴穆布理] 满洲正黄旗人，姓塔查觉尔察，少侍太祖，有马尔屯人欲设“鸿门宴”，太祖将赴，巴穆布理力阻，命五人往，皆遇害，追授骑都尉，孙浑塔袭。

[阿巴泰] 开国十扎尔固齐之一。满洲正白旗人，世居完颜，从额亦都招抚东海四部，复取雅兰路，阵亡。累官纛章京，加授游击世职。子辛泰，以护军统领、三等轻车都尉从征明朝，阵亡，加世职三等男。其家族知名者有，工部尚书、二等男星讷。

[锡尔根] 满洲正白旗人，累官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其孙珍泰，仕至齐齐哈尔将军。

[牛钮] 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觉尔察，以佐领从征耿精忠，仕至副都统。其家族知名者有，骑都尉巴智宜喇赤，江宁将军雍极纳。

[达海] 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祖博洛国初来归，父散秩大臣艾密禅。达海九岁读书，通晓蒙、汉文字，初掌词命，后为满文加圈点，特加世职三等轻车都尉。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其家族知名者有，内国史院大学士雅秦，内秘书院学士禅布，前锋统领喇们。

[安费扬古] 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满洲镶蓝旗人，世居瑚济寨，父完布禄效忠太祖，安费扬古少从太祖征四方，灭哈达、乌喇，功劳最大，列五大臣，佐理国政，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其家族知名者有，十六大臣硕尔辉，三等轻车都尉阿尔岱，一等轻车都尉达尔岱，三等轻车都尉敦兑，二等轻车都尉赫色，工部尚书兼都统、一等男兼一云骑尉逊塔，副都统、一等子马锡泰，一等男德彝，一等男、议政大臣杜尔德，三等轻车都尉翁义。

[额勒和布] 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进士，累官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木讷寡言，廉洁自守。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常氏家族属于常应公的后代。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云南居住的常氏家族，历史久远。由先祖常应公（明朝操镇将军）传承，主要集中在镇雄县的各个乡镇（约有2万余族人）。常应公属常遇春公第十一世孙，从历代西南常氏家谱记载，常遇春公次子常升为明太祖朱元璋创下丰功伟绩，被朱元璋皇帝封为开国公，后因燕王朱棣篡位，发动靖难之役，常升公为了护卫建文皇帝朱允炆，战死金川门外，朱棣篡位得逞，忠武常氏家族遭难。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是延安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隶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占平，副主任：王榜文 李兴隆，人员编制16人。办公地址：延安市南大街74号(人大二楼方志办), 联系人：张小莉 电话：2112244。

　　主要职能

　　1、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就修志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呈有关方面给予研究解决。

　　2、 负责制定全市地方志工作规划，并组织、协调、指导、检查、督促实施。

　　3、 组织对县（区）志进行二审和对市直部门专业志进行终审及志书的出版发行。

　　4、 承担《延安市志》的编纂任务。

　　5、 整理开发利用现有志书资料，开展地情信息资料征集、研究和咨询，为宣传、开发、建设延安提供服务。

　　6、 开展旧志的整理和校注工作及及、县（区）志影视版的摄制工作。

　　7、 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和读志用志活动，培训修志人员。

　　8、 指导各县（区）、市直各部门年鉴编写工作，编辑出版《延安年鉴》。

　　内设机构

　　1、 政秘科（2019室） 科长：张小莉

　　负责政务事务工作，协调各科室关系；负责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及综合性文稿的起草；负责工作制度的落实，负责会议的组织和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负责文秘、机要、档案、保密、计划生育、工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接待工作；负责方志政策、法规宣传工作；负责编制人事、劳动工资、考核考评、统计年报及思想政治工作计划；负责本单位财务报帐及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负责人大、政协提案、议案、建议和意见的办理工作。

　　电话：2112244

　　2、 市直科（2023室） 科长：刘 颖

　　指导督促市直部门各专业志的编写工作；参与组织《延安市志》的编篡；参与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参与市直部门各专业志的评审。

　　电话：2112051

　　3、 基层科（2021室） 科长：路清芳

　　检查指导县（区）志的编写工作；负责县（区）志影视版的摄制工作；负责县（区）志资料的开发和利用；研究续修新一届志书；负责县（区）方志理论研讨；负责县（区）修志人员的培训工作。

　　电话：2112041

　　4、 年鉴科（2025室） 科长：杨丽华

　　检查指导县（区）、市直部门年鉴编写工作；编辑出版《延安年鉴》；组织年鉴的出版发行工作；征集年鉴中的信息、广告；培训年鉴编辑人员；负责年鉴理论研究。

　　电话：2311957

　　志书发行

　　《延安地区志》 《延安地区志》是建国后延安市编修的第一部地区志，已于2000年8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发行。它全面记述了延安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6年底。全书计26编，113章，共约200万字，彩色、黑白图照100余幅。为体现地方特色，志中专设《革命根据地志》和《陵墓志》，并在“附录”中增置《中共中央在延安》专编。该书为16开本，彩色护封，设计典雅，装帧精美，印刷精良，具有很高的利用和收藏价值。每部定价280元，外地订户增加邮资10元，一次订购5册以上，免收邮资费。一次购买10册以上8折优惠。

　　《延安府志》校注本

　　《延安府志》校注本，由陕西旅游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向国内外发行。清嘉庆本《延安府志》是延安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一部地方志，是延安古代地方史籍集大成之作，是研究延安乃至陕西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历来为政官学者所推崇。清陕西布政使温承惠称其“义例严，体要具，实有度越乎旧志者，斯良史之载也”。《延安府志》校注本详细校点注释了志中的历史事件、古今地理名称、人物、典故及繁难字词等，由古籍竖排改为现代汉语模式排列，使志书更加通俗易懂，全志从原50万字增至90余万字一卷本。全书设计考究，装帧雅致，印刷精美，纸质高档，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每部定价88元。

　　《延安年鉴》

　　《延安年鉴》是集全市各方面资料之大成的权威性工具书，记载内容涵盖面广、资料翔实可靠，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对服务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 《延安年鉴》由延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延安年鉴编篡委员会编，彩色护封，设计美观，体系缜密，资料丰富，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已连续印刷出版2000创刊号、2001卷、2002卷、2003卷、2004卷、2005卷、2006卷、2007卷、2008卷、2009卷共10卷，2010卷已完成编篡,近期出版发行。

　　地 址：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东楼二楼北）

　　邮 编： 716000

　　电子邮箱：YASFZB321@126COM

　　联系人: 张小莉

　　工作情况

　　延安市共有修志机构14个,其中，单设7个：市地方志办公室、黄陵县志办、志丹县志办、延川县志办、安塞县志办、延长县志办、子长县志办；与档案、党史三合一机构5个：吴旗县档案局、甘泉县档案局、宜川县档案局、洛川县档案局、黄龙县档案局；与档案二合一机构2个：宝塔区档案局、富县档案局；全市从事专职修志工作的共85人。经费均为财政预算拨款。

　　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

　　出版地区志1部、县（市）志13部，其中获国家级奖励1部（《延长县志》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省级奖励5部（《延安地区志》获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志丹县志》、《富县志》、《延川县志》获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吴旗县志》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编纂出版部门专业志、厂矿企业志34部,另有18部通过终审，17部 完成初稿。

　　旧志校注

　　完成清嘉庆《延安府志校注本》、清光绪《保安县志略》、道光《延川县志》、民国《延川县志》、民国《宜川县志校注本》、民国三 十三年《黄陵县志校注》，2009年8月出版了道光十三年《鄜州志》、2010年3月出版了乾隆九年 民国十四年《安塞县志校注》，整理出版《宜川文史资料·旧志书集》全套共4册，包括清乾隆十五年至民国三十三年3册《宜川县志》和1册 《宜川乡土志》。

　　地方志综合年鉴

　　连续出版市级综合年鉴《延安年鉴》10卷（制作了配套的多媒体光盘）；黄陵、延川、延长、洛川、志丹、安塞、富县、子长等 县陆续出版综合年鉴28部。其中《延安年鉴》获中国地方志年鉴综合二等奖，并应邀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黄陵年鉴》获版式装帧印刷专项特等奖。

　　多媒体制作

　　拍摄了《黄陵县志》影视版，并在1997年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作了演示；完成《延安地区志》、《延安年鉴》多媒体光盘制作。

　　地情资料编著

　　利用历史资料整理编著出版地情信息资料《历史文化名城延安》、《毛泽东与刘志丹》、《安塞民俗》、《我是安塞人》、《延川县黄河文化旅游纵览》、《伏羲太极文化》、《伏仪故里——延川县》、《延川县黄河文化旅游招商引资宣传册》、《黄陵文典-人物-历史文献》等地情类书10余种；2007年8月成立了延安市地方志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征集出版了延安市地方志系列丛书《陕北古代史纪略》，80余万字；撰写理论研究文章60余篇。

　　第二轮修志工作

　　第二轮修志工作规划延安市编纂任务是：1部市志，1部城市区志，12部县志。均为续修。市志办编制下发了《延安市地方志工作12年规划纲要》（1999～2010）及《延安市志》（1997～2010）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及篇目设置，为充分体现市志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在篇目设置上增设了经济体制改革编、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编、旅游产业编、信息产业编。修改后的篇目，共设30编、161章。2007年4月印发各单位 并与之签订目标责任书，全面了启动了市志编纂工作。全市市县两级都调整了新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修志方案，落实编志人员，开始 资料征集工作。市、县共举办了7次修志培训班，就年鉴编写和第二轮修志专业知识进行了专题辅导。2006年11月组织全市13个县（区）志办主任和业务骨干27人参加了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业务培训，2008年10月组织30人参加了在宁波举办的第二期业务培训班。2010年11月24日——12月4日在宁波大学组织了全市108人的续修志培训班，进一步提高了全市修志队伍的业务水平。

　　读志用志

　　利用志书资源为地方建设服务，先后为延河大桥广场工程设计、黄延高速公路设计、延安市城市5年环境质量报告等提供大量历史资料；利用地方志资料，以史证妥善 解决了富县张家湾镇八卦寺地区与甘肃合水县跨省土地争议；为《中国二十世纪图鉴·陕西卷》提供《延安市纵览》；为省志办提供南泥湾 村镇人口分布、土地面积、经济收入等方面资料；为市委组织部提供《延安历史沿革》；协助省社科院开展《陕西省情—延安市情》专题调查工作；协助《延安市常氏家谱》印刷出版工作。安塞县志办于2007年11月建成地情信息网。

　　荣誉奖项

　　2005年10月，黄陵县志办荣获全国方志先进集体，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获陕西省地方志先进集体；2007年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全省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先进单位；2008年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获全省综合年鉴和业务培训先进单位。

甘肃临夏县土桥常氏家族新辈份用字告文

一、取字由来

我们土桥常家姓氏老庄取辈份字“延寿文忠太”、“自全承启志”以来，从“寿”字算起（加五父外一辈）到现在的“承”字辈，已历八代，辗转一百七十多年，经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不同时代，人间沧桑之巨变，时代发展之迅猛，跃然眼前。我家族从最初的三四户十多人已发展壮大到目前的二三十户，二百多人，可谓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当前，我族面临辈份字即将用尽的局面，而大常家老庄早已出现无字可用的状况。为了延续家族文明史，为后代负责，我们决定取本家族新辈份用字。这就是继“延寿文忠太”和“自全承启志”之后第十三到十七代共十代辈份字为“仁义聚功德”、“荣发万世开”。每五代完后有一个过渡代为五父外，一般取单字。

二、新字释意

一个好的名字可以使人吉利一生，如用八字配合起来取字，更是锦上添花。以上十辈新字都是用《人名五格取字法》选择出来的，每颗字既可独立成义，又可整体组合反映意涵，与前十辈字相互乎应。并且每颗字与常姓组合起来都为吉数数理，但与别姓相配不一定是吉数数理。“仁”4画吉数，意同 情、友爱、仁义也；“义”13画吉数，泛指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举动，如义气、大义、义勇等。“聚”14画吉数，集合、聚集、积累的意思。“功”5画吉数，成功、功绩、功德的意思。“德”（惪）12画吉数，指道德、功德、名望的意思。“荣”10画吉数，指荣华、荣耀、富贵的意思。“发”12画吉数，发展、发达、发福的意思。“万”13画吉数，表示数字、很多、巨大的意思。如万年、万福、万难等。“世”5画吉数，意指时代，一生、社会世界等。“开”12画吉数，意如开始、开发、开创等。

三、“人名五格”的基础概念

人名五格即指天格、地格、人格、总格和外格。姓氏代表天格，是固定不变和不可改动的，是老祖宗给定的。名字分别代表地格和人格，是姓名“五格”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天格在上，人格居中，地格在下，表示人在天地之间，其吉凶数理完全由人调整。天、地、人三格又称“三才”。总格是姓名全部笔画组成，其吉凶代表着一生的运程。外格是姓与名的最后一个字组成，其吉凶标志着人一生的外部环境。人的姓名数有规定的数理意涵，总数有1-81个，有吉有凶，吉中有一定的凶，凶中有一定的吉。

人的姓名从外表看是一个文字符号，但从内涵看，恰恰标志着人在社会当中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精神气质，思想理念的概括。从狭义看是人一生活动的交流名片，但从广义的能量看，是人的声誉名望、地位层次、人生价值及其无形资产的表现。一个人越出名，其名字的无形资产价值越高，其影响超过人本身，甚至经久不衰。所以，取一个人的名字要慎之又慎。

从我家族辈份字“延寿文忠太”五父看，“寿、文、太”三字为吉数数理，“延忠”二字为凶数数理。“自全承启志”五父中，“自全志”三字为半吉半凶，“承启”二字为凶数数理，加上“常”姓又为凶数数理，所以我们名字的三个字中仅有最后一个字可以选取吉数，如果选择不好变为凶数，三个字都为凶数数理，不吉利将伴我们一生。为了给后代取一个吉利名字打好基础，这次所取十代新辈份字，就是按《人名五格取字法》规则，都选取了吉数字，但愿后代欣欣向荣，名人辈出，是否成真，当以后来者验证。

现举一例：明朝大将军常遇春姓名五格。

天格12为凶，数理薄弱无力，外祥内苦，谋事难成；人格23为吉，数理，渐次进展，功名荣达，名显四方；地格为21吉，数理，先历困苦，后得幸福，官运享达；总格为32吉，数理，侥幸多成，贵人得助，财帛丰裕，繁荣至上；外格20凶，数理，智高志大，历尽艰辛，焦心忧荣，进退两难。天、人、地三才数分别为2乙木正印，3丙火自身，1甲木偏印。从五格数理看，基本符合常遇春一生迭宕人生。常遇春，今安徽蚌埠怀远人，汉族。青年时作码头工，生活贫困，力大无穷，饭量很大。后参加朱元璋农民起义军，豪洲一战成名，得到朱元璋赏识。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多为先锋，号称“常十万”，从先锋升任大将军直至大元帅、开平王。至于39岁英年早逝，皆因自身丙火得天格、地格甲乙二木印生太旺，过旺必有一折。病逝后追封爵位鄂国公。

常文作于2017年6月

《忠武常氏家谱》记载：常遇春的长女，嫁给朱元璋之子（太子）朱标。

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亲册常氏为皇太子妃。

常氏于洪武七年（1374年），生嫡长子（皇长子）虞怀王朱雄英。朱雄英夭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初一，卒年八岁，被明太祖追谥为“懿敬太子”。

其后，常氏还为朱标生一子，排行第三，即皇三子吴王朱允熥。

她死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一月，谥号曰“敬懿皇太子妃”，简称“敬懿太子妃”。

而继室吕氏（即吕太后）为朱标生了四个儿子，依次为：皇次子建文帝朱允炆、皇四子衡王朱允熞、皇五子徐王朱允火熙、皇六子朱某（早夭，无爵、无谥号）

皇次子朱允炆在其父兄去世后，被朱元璋立为皇太孙。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也称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尊生母吕氏为皇太后，是为吕太后，同时追尊嫡母常氏为孝康皇后。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贬其号为“敬懿皇太子妃”。

南明弘光帝即位后，又复称常氏为“孝康皇后”。

宗谱者，所以志一族之世系，传之亿万世而不忘也。

余家宗谱，自余八世伯祖蟾魁始修之。

始祖由山西兔番初迁于五儿wa，复迁于郝家坪，后迁西常家新村。以上无可考，历年久远，加以兵燹，盖有无足怪者。及余之身，复八世矣。族中男丁百数有余而四方分住，不能聚族而居，且家贫多未读书，询及祖父之名，往往有茫然不知者，余甚忧之。于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延致族长详加考核，自余续之后，一目了然，诚快事也。犹愿自今以后十二年一补序，凡遇酉年为国家拔取人才之岁，是岁清明令节，合族人祭扫祖茔，可以齐集，当应长门执事人于分结祭奠之日，展开宗谱，细问族中子弟，但有娶妻成室及年二十岁以上者，即详序各门之后，其有幼小未及成室者，俟十二年补编。如此，世世勿替，庶我常氏家谱可垂之永久矣。即或有人乏嗣者，须本门承嗣，以明利害相趣，而且不乱其宗族矣。祖宗邱墓不载，则历久而不知；生前事迹不载，则阅世而亦湮。追远报本，睦亲敬长，舍斯，其宗曷由稽哉？

余见闻浅陋，又不能文，略叙斯言，是所望于后之有心者。

八世孙从伦谨志

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