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家谱

现代亦有必要

修家谱，在中国是一项源远流长的文化活动，它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历史一脉相承。在中国历史上，家族的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到汉唐的士族制度，所谓高第门阀，把持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这个时代，家族是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第二阶段，隋唐到宋时代，家族体系一度解体，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发明以及当政者对大家族的打压。第三阶段，也就是南宋以后，家族体系又开始复兴，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修家谱的潮流，也正是这个阶段兴起的，隋唐以前，虽然也有家谱，但并不流行，南宋以后则成为普遍现象。

现代化来临，家族体系一度受到重挫，从近代抵抗和否定传统伦理开始，到特殊年代的破四旧等活动，家谱几乎消失无踪。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复苏，随后二三十年中，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修家谱活动呢？首先，我觉得它所反映的，是基本的生存得以保障之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体现之一。毫无疑问，修家谱是一种精神需求，中国传统中一向缺乏宗教传统，对家庭的皈依和信仰，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功能。可以说，欧美人在宗教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意义，中国的则以家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和传统相比，人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高楼大厦里的人们对面不相识的问题，早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而在修家谱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同宗同源的认同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因为传统家庭的解体，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也发生了剧变，家庭中的情感色彩越来越淡化，修家谱无疑会加强家庭之间、家族之内的情感联系，这对于现代家庭关系的建构，也不无补益。

当然，必须承认，传统的家谱所代表的价值和伦理，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等级色彩，比如歧视女性，比如刻意造假等，很多家谱都有攀附名人、乱认祖宗的问题，拉一个古代的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宗，这不是一种值得赞同的现象。有个故事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门，当了皇帝之后想要给自己找一个更高的出身，修家谱的时候，一度想拉朱熹做自己的祖先，但后来觉得这种行为有失皇家颜面，所以作罢。在今天，一些人修家谱，其实还有这样的现象，觉得有一个名人祖宗，自己也与有荣焉，其实大可不必，我想更应该自己做出成就，激励后人，这比攀附多少名人都好。

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即隐恶扬善，好事情就夸大，不好的只字不提，很多人批评，但我觉得，家谱毕竟不是历史，隐恶扬善也无不可，毕竟是一种正向价值的引导，鼓励后人做好人不做坏人，也有它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伦理越来越薄弱的社会，社会对人的行为要求，只剩下一些基础性、普遍性的要求，固然更能保护个性的发展，但却失之于细致。我觉得，家谱所代表的家庭伦理，固然有不适合现代，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并不与现代价值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在尊重现代价值的基础上，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有自身特殊的行为方式、价值模式，这也是多元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

家庭在变

伦理也会变化

社会学把家庭的类型分为几种，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核心家庭。所谓主干家庭，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联合家庭像《红楼梦》《家春秋》中的大家庭一样，有大房二房，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核心家庭则是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一旦子女结婚就搬出去住，如果不搬出去，那就又成了主干家庭。

现代化以后，主干家庭迅速变成核心家庭，这一变化的原因，和城市化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调查的时候，核心家庭只占30%多，到今天，城市已经基本核心化，乡村虽然还保留着较多的主干家庭，但也在快速地核心化。

城市化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家庭结构变化，一定会导致家庭伦理的变化，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所有经历过都市化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从乡土生活到都市生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家庭观念一定会变。现代有许多人重订族谱，但是不少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他们找到城里，希望把这些人写入族谱，以前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入族谱甚至被视为奇耻大辱，多少恩怨情仇由此产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并不乐意入族谱，这就是观念的变化所致。

从历史上看，家谱、族谱，是传统时代宗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以前的宗族势力是非常大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族权和父权、男权、夫权等一起，被当作应该摧毁的权力。不可否认，宗族传统中诸如尊敬老人、依靠长者调停纠纷等确实有正面意义，但同时族权中的糟粕也非常多，比如械斗，两村争水，同姓人都上去打，这是非常野蛮的现象。

再如歧视女性的问题，普遍来说，现在重修家谱，肯定不能公开表示排除女性，但确实也还有把女性排斥在外的现象，如果有一本家谱，里面没有家中的女性名字，你会怎么想？

家谱的意义，和传统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宗族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也还有非常明显的父权、夫权的色彩，今天的人们重修家谱，可能有许多改变，比如淡化父权夫权、等级色彩等，但仍旧不能完全避免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冲突。

而且，古代的伦理真的能够影响和指导今天的年轻人吗？我看未必，比如孝道，孝道的产生和古代家庭养老的现象有关，也就是说孝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是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社会，养老是社会责任，是政府的责任，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仍旧有生活来源，孝道的功能失去了，自然而然就会衰落。再如亲子关系的变化，古代的亲子关系，是父为子纲式的，是不平等的，今天的亲子关系则是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产生的新型关系。

所以，在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家谱、族谱所承载的文化、伦理已经很难再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外在的表现看，只有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连祖父母都没有了，还要家谱干什么？从功能来看，家谱把族谱把血缘关系下的一群人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生活，远隔千里，难道一家打架，还会天南海北地把所有人都叫来一起上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重修家谱，或许还有文献的意义，怀旧的意义，但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功能了，它本身也在变成一种小的文化传统，不大可能再成为现代家庭伦理的一部分了。

我的看法：

一是寻根。在那动荡战乱的年代，许多人流离失所，与家人失去联系。现在可借修订家谱的机会，与家乡父老乡亲取得联系。

二是排序。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姓氏的班字有各自为政的趋向，现代的孩子起名更是随意的很，似乎一个好名字就真的能带来好运气，于是重名的人多起来。修订家谱起到排序作用，防止乱了辈分。

法律分析：国家之所以禁止修族谱是为了追根溯源，准确了解当地风俗和渊源。无论是族谱还是家谱都是记载祖宗事迹的重要资料文献，又是体现孝道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可以因为个人主观意愿而擅自修改。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隋唐五代以后，修谱之风从官方到民间更加盛行，家家都有谱，层出不穷。每一次都成为同姓同族人之间的盛事，每一次都成为宗族交流的盛事。

族谱中记载的祖先对众人的教诲，是我们祖先的教诲，是我们文化的结晶，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和原则。比如，诸葛亮给全家人立的规矩。君子之行，静以修德，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成为诸葛世家子孙的行为准则。

家谱是一种民俗文化，家谱，就是家信，就是家史。家谱越老，意义越大。孔家的家谱绝不仅限于孔家，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影响的历史。山西乔氏家谱反映了山西发展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山西乃至中国商业史的一部分。历朝历代的官员和鸿儒的家谱，是哪个时代的官史记载的参考史。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和家族来说，其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重要。但它也是反映当地情况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反映家庭内部的传统教育。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家谱是必要的。这不是政府的事。乡镇和县城的档案，甚至局级以上单位的大事，以及国家大事，都是各级政府的事。家谱是老百姓的事。如今，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民族重视修家谱、建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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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