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是指所有的读书人，狭义是指汉朝到宋朝时期的儒者。这次主要探讨狭义之儒。

儒学古时被称为柔学，议论多而成功少。春秋以后儒家分为两派，一派推崇孟子（孟子为人所知的为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一派推崇荀子，大致是经学之士推崇荀子，理学之士推崇孟子。

最初的儒者可以综合运用孟荀之学，所以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汉朝儒者像贾谊这样的人，虽然言辞有些浮华，但汉文帝任用贾谊的执政思想后，成绩斐然。那时的儒者并非只是擅长政治，擅于军事的也很多，段颎（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以下三人也皆当世文武全才）、张奂平西羌，度尚平南蛮，卢植平黄巾。卢植经学、政治、军略全都卓尔不群，后来三分天下的刘备也曾拜卢植为师，曹操、孙权政权推举的孝廉也都是儒生。

唐代儒者也能综合孟荀之学，所以才有魏征、陆贽（挽救唐王朝危局，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文辩智术超过西汉谋臣张良）这样的人成就千古相业。

到宋代理学产生后，开始尊孟抑荀，自此儒者开始擅文不擅武。章太炎认为孟子的治国能力不过在于安定一方郡县而已，比如孟子学说里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皂矣这样的话，只能用来培养墨守陈规的吏，远远不如荀子思想规模宏大。因此宋代的儒者大多只会按章办具体事务，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却无法掌握。（这里必须提一下章太炎此人当时好友多评论狂妄，观点见仁见智就好）

前人说值得推崇儒相分别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章太炎认为诸葛亮治蜀全凭考核，这是法家的方法，并非儒家，应该换成魏征才对，明朝的刘健（历仕四朝；辅佐明孝宗“弘治中兴”）、徐阶（计除严嵩与严世蕃，内阁首辅）也可以。古今儒相应为魏征、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刘建、徐阶六人，像姚崇（参与神龙政变；提出十事要说，辅佐玄宗开创盛世）、宋璟（辅佐唐玄宗实现开元盛世）也都是法家，李泌（历仕四朝，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辅佐德宗）是道家，李德裕（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杨一清（计除刘瑾，出将入相）、张居正此三人只是权谋家而已。

后世儒者很少有谈论军事的。像王阳明探讨军事也为当时儒者所不喜，都是因为孟子思想不讨论军事的缘故，而荀子思想就有议兵篇。

骄傲和吝啬是儒者根深蒂固的缺点。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大意就算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特别是宋朝儒者尤其严重，像林粟远道求学于朱熹，到达时正逢饭点，朱熹让他在外等着打算拖过饭点才见他，以致于林粟怀恨而走，但是这不仅仅是理学家的毛病，很多人都有。像英雄如曹操，良相如司马光都有吝啬的毛病，曹操临终时仍想着他的那些华贵衣服，司马光遇到一个学生因为想纳妾找他借两千贯，司马光写长函责骂此生。

清末所推崇的曾国藩，政治才能不值一提，管理军队纪律严明，能制胜的关键在于此人熟读方舆纪要（古代中国历史地理、兵要地志专著），知地理，明形势，以扼敌于死也。但是此人也有吝啬的毛病，听说李鸿章做他的幕僚之时月薪才十二两，又看他写的家书上叮嘱他夫人每日纺纱四两，这和臧文仲让他的小妾编制草席售卖有什么区别？（意指与民争利）张安世（麒麟阁十一功臣）家僮七百各有手技，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这都是被后世称颂的。

儒者的吝啬大概是因为墨家的原因，荀子曰：墨子汲汲为天下忧不足（墨家奉行节俭朴素的生活）。孟荀那个时候儒家多不吝啬，以后受到墨家思想影响才慢慢变吝啬了。范仲淹、顾炎武则是出淤泥而不染，值得学习。

理学到宋代永嘉学派（强调功利，注重事功）之时，注重于研究制度，比其他学派更有实用性，但仍然有些不切实际。比如推崇府兵制（即兵农合一，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可是这种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务农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到清代颜习斋、李恕古之学（主张文武兼备、经世致用），开始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尤其强调射御，可以说这是抓住了关键，只是其学说对个人能力的上限太过夸大。像陆世仪的学说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只是误信格物致知之说，思辨录中喜论天文，兵法里看重八阵图、戚继光的鸳鸯阵，也不免有些不切实际了。

孔子的学生众多，并非全部都是儒者，故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纵横家，子路任侠之士，并且擅长兵家，像儒家中擅于运用权谋者，其实思想来源于道家。之前提到的六相中，除了魏征、司马光、刘健以外，陆贽、范仲淹、徐阶也都擅长权谋。

至于说到周公，岂非儒家之首，然其用太公（即姜子牙）主兵，足以证明周公也擅权谋。太公，道家也，但是他用的权谋皆是阳谋（一般说来儒家刚直，行事光明正大，此处是指太公儒道结合）。而范蠡、陈平只是擅用阴谋，反而不如管仲处处守正，深藏不露，至于老子的思想那就是更加微妙，高深莫测了。范蠡在孔子门下未必会受到排挤，儒家是到孟荀时期才不崇尚权谋的。

自身如果没有足够的权谋之术，却勉强仿效前人，反而会误国误事。像方孝孺（明朝建文帝重臣）本无权谋，却对燕王世子施反间计，就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一样，最后落败。

故知任天下之重者，权谋本非所禁，然亦非迂儒之所可效也。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一：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此后章太炎就被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开始绝食，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这番话对章太炎召集也照样适用，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其中水平最牛的弟子当属黄侃，黄侃就算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二：王国维 （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章太炎与王国维，梁启超观念不合），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最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在《人间词话》里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其实说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人间词话》根本就排不上号，王国维真正的成就是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还有在音韵，古代文物的上的造诣，他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三：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未完待续，以上内容，整理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想看更多细节，请看原书。

杜月笙号称是上海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当时的上海滩三大佬各有特点，百姓给他们归结为，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善于做人，正是由于杜先生善于做人，这一点赢得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青睐。杜月笙卖水果的小混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人生的这三碗面情面、体面和场面吃得极开，非一般人能比。

章太炎的是何等人物，连鲁迅先生都说章太炎先生的古文写作水平50年来第1人。文人都是孤傲的，一般都不会看上没有文化的小混混，但偏偏国学大师章太炎和小混混出身的杜月笙来往密切，可见杜月笙之厉害。章太炎读书做文章厉害，但是他在诺大的上海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读书人。一次他的侄儿在上海租界犯了事被抓了起来，章太炎没有办法只能写信求救于神通广大的杜月笙。

杜月笙不但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解救了章太炎的侄儿，而且还专门到苏州拜访章太炎，临走时还在茶杯下压了一张2000块钱的钱庄支票。杜月笙不但帮了章太炎的忙，并且还主动送上钱来，换了谁都是受宠若惊，杜先生此举一下打动了章太炎，章老认为杜月笙此人重礼节，讲义气，可以深交。

杜月笙的生字原来是生命的生，后来加了竹字头，这个字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给改的。章太炎从周礼中选取了一句话，东方之乐谓之笙，生命的声加了一个草字头就显得非常高雅了。章太炎回报杜月笙的另外一件大事，便是给杜月笙修家谱。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新建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光仪仗队就有几万人，社会各界名流全来了，连蒋介石都送上了牌匾，章太炎更是亲自写了高桥杜氏祠堂记，居然将杜月笙的祖先挖到帝尧那儿去了，国学大师果然出手不凡，杜月笙竟然成了帝尧的后代。

民国的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的确，这三大青帮大亨中，杜月笙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他会做人有很大的关系！

穿着长衫的杜月笙

写下这个提纲的时候，三少的脑海里立刻就蹦出了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这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形象。

孔乙己为什么要站着喝酒呢？因为孔乙己穷，口袋里没有钱。

孔乙己为什么要穿长衫呢？因为穿长衫大抵是有文化的人。

至于为什么是“唯一”？

因为，酒馆里穿着长衫有文化的人，口袋里都有几个钱，可以找个座位坐下来，慢慢喝酒。孔乙己却不一样，就成了“唯一”！

杜月笙，也喜欢穿长衫，每次都是一丝不苟，从来不会把袖子卷起来。而且，杜月笙还喜欢手上，把玩着一把折扇。

穿着长衫，手拿一把折扇，这不是**里有文化人的模样吗？

当然，杜月笙这身装扮，与孔乙己有很大的区别。

一生潦倒的孔乙己想通过自己的一袭长衫，告诉世人自己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而杜月笙的一袭长衫，却是向往读书人的那种风度和气质。

因此，杜月笙很喜欢被人称呼为“杜先生”。

杜月笙从小家寒，父母早逝，善良的继母靠着给别人洗衣服赚钱，送杜月笙读了5个月的私塾。5个月的读书时光，是杜月笙多灾多难的童年中最珍贵的记忆。

后来，杜月笙逆袭成了上海的土皇帝之后，杜月笙对有文化的学者格外敬重，也非常愿意和有文化的人交往！

章太炎给杜月笙的一封信

虽然，杜月笙很想结交更多的文人学者，他却不会乱去交往。

一来，杜月笙是黑帮的大佬，名声好说不好听，有的文人只怕不愿意。二来，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不能自己找上门去吧。

这不，机会自己找上门了。

有一天，有人给杜月笙送了一封信，这写信人叫章太炎。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大师，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的学者 ，连鲁迅先生都是他的学生。这种人，正是杜月笙所仰慕的文化人。

原来，章太炎的侄儿，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上海一位颇有身份的人发生了房屋纠纷。侄儿在无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去找苏州的章太炎帮忙。

可想而知，满腹经纶的章太炎，脾气又不好，在这方面根本就无能为力。

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给上海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佬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见到章太炎的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学者呢，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不用说，这场纠纷由杜月笙出面，还真就解决了。

笑话，所谓的纠纷，不外乎“钱”的问题。对于杜月笙来说，钱也好，面子也罢，他多的是。所以，没多久，就把章太炎拜托自己的事办得妥妥的。

杜月笙登门拜访

话说杜月笙帮助章太炎的侄儿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又以低调的姿态去苏州章太炎家登门拜访。

这种拜访，是基于把章太炎作为一个师者的角度来拜访的。就正如老师交代学生一件事，学生办完之后来向老师汇报一样。

所以呢，杜月笙向章太炎告知了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和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了他，二人相见甚欢，章太炎一改过去对杜月笙的看法。

他发现，这个别人口中的青帮大佬还真的不一样！

杜月笙则在告辞前，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银票，悄悄地放在了章太炎家中的茶几上，并用一只茶杯随意地盖住。

杜月笙有这样的一种思维，他给人送礼的时候，一定没有第三人在场。这样送礼，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的，顾全了收礼人的面子和心理。

章太炎，作为文人名声虽然很大，经济却并不宽裕。

当他看到茶杯下压着的银票时，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他认为杜月笙并非传统的黑社会头子，他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更有豪侠之风。

杜月笙，就这样是和这位大文化人做了朋友！

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

杜月笙说：锦上添花的事他不做，要做，就要雪中送炭。

关键的是，炭，他送了，还给别人足够的面子。这就是会做人的诀窍，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杜月笙是个有心人，他在和章太炎交往的过程中，觉察出章太炎虽被人推崇，生活却有些拮据。

于是，杜月笙每月让人准时给他送去银票，接济他的生活。对于杜月笙的帮助，章太炎泰然受之，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

杜月笙和章太炎也开始了经常的走动。

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章太炎问起杜月笙名字的来历。

那时候，杜月笙叫“杜月生”，因为他出生的那天是7月15日，正是月亮升起的时候，父亲便给他起名叫“月生”。

章太炎听后说：“这个名字好虽好，却不够儒雅，我给你的名字改一下如何？”

杜月笙一听，挺激动的，国学大师给自己改名字，太荣幸了！

于是，章太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不如改名“杜镛”，字“月笙”。接着，章太炎又给杜月笙解释，《周礼》说：

“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为镛，镛者功也。”

从此，杜月生就变成了杜月笙。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用大师珍贵的笔墨，帮助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1931年，曾经高桥镇的小瘪三无限风光地回乡建杜氏祠堂。在落成典礼上，许多的社会名流和军政显要，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几千人。

章太炎，也在受邀之列。

他亲自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文中，他追根溯源提到了古代杜姓文人若干，这无疑让杜月笙的出身，蒙上了一层世代书香的气息。

这种光芒，正是身为青帮大佬的杜月笙所缺少的！

真正的朋友，心灵上是平等的。无关乎财富，地位，环境。杜月笙用心交到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做朋友，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我们想啊，一个青帮的大佬，混社会的人，有一个国学大师的朋友经常为他增光添彩，杜月笙的人生是不是更加开挂呢？

1900～1919年重要事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

鲁迅先生是近代著名的文学斗士，他用锐利的笔锋狠狠嘲笑与讽刺近代社会的黑暗与国人的思想麻木。作为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更是敢说敢骂，从大清时期就骂人无数，而且章太炎还很有学问，文化人骂人自然不同一般，在当时还没有谁能骂得过章太炎的。

如此天不怕地不怕的章太炎如果你在他面前提到梁鼎芬的名字，他就顿时耳红面赤说不上话来，这个梁鼎芬究竟是何方神圣呢，而为何章太炎唯独害怕他一人呢？

师承朴学大师

同治七年，章太炎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更是入朝为官很有威望。章太炎稍微大了一点后就跟在祖父身边学习，后来在光绪年间被送到当时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