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简介
1770年生于德国波恩市，祖籍佛兰德
贝多芬生平介绍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位，也不要忘记真理。" —— 贝多芬（1792年手记）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1770－1827）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称为 “乐圣”。 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莱茵河畔距法国不远的小城—波恩。他出生于夫拉芒家族，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叫鲁特维克，是波恩宫廷乐团的乐长，父亲是一个宫廷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一个女佣，一个厨子的女儿。贝多芬自幼便已显露出他的音乐天才，父亲急于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从小就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八岁时他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但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所受的音乐教育一直是非常零乱和没有系统的。
十二岁，他已经能够自如地演奏，而且担任了管风琴师聂费（1748－1798）的助手。就在这时他开始正式跟聂费学习音乐。聂费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音乐家，他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并巩固了贝多芬对崇高的目的的理解。贝多芬的正规学习和有系统的教养，实际上是从聂费的细心教导和培养开始的：聂费还引导他在1787年到维也纳就教于莫扎特 。莫扎特听过他的演奏之后，就预言有朝一日贝多芬将震动全世界。贝多芬到维也纳不久便接到母亲的死讯，他不得不立即赶回波恩。由于家庭的拖累，一直到1792年秋他父亲死后，他才第二次来到维也纳，但这时莫扎特却已不在人世了。贝多芬第二次来到维也纳后，很快地便赢得了维也纳最卓越的演奏家（特别是即兴演奏）的称谓。以后，他先跟海顿学习，后来跟申克、阿勃列希贝尔格和萨利耶里等人学习。他在波恩通过同知识分子勃莱宁的交往，接触到当时许多著名教授、作家和音乐家，并从他们那儿，受到"狂飙运动"的思潮影响。他的民主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年已臻成熟，但在革命年代中成长尤为迅速。

全名：Gustave Flaubert 古斯塔夫·福楼拜
出生年代:1821-1880
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中叶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7日出生在卢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1848-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生平创作
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去世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社会，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但对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高利贷，导致破产，最后服毒自尽。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起义。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广阔场面。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诱惑》。小说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鬼种种诱惑的故事，表达作者对社会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基督教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布法与白居谢》差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最后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
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精确地再现社会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楼拜的代表作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著名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小说家知道即使是小说，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小说，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破坏社会道德和宗教”，他还被法院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艺术贡献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关于《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Daudet，Alphonse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19世纪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家，龚（gong）古尔学院院士。
他出生于法国南方尼姆城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在小学里担任监学(类似自修课辅导员)，独自谋生。
1857年他17岁时带着诗作《女恋人》（1858）到巴黎，开始文艺创作，1866年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简》的出版给他带来小说家的声誉。
《磨坊书简》发表两年后，28岁的都德出版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获得了广泛声誉。
《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它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因此，都德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后来曾以战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是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它们后来均编入作者的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
《最后一课》写于1873年，描写的是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非常生动。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它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中国也有译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但是《最后一课》其实是都德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的编造之作。阿尔萨斯省在当时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说德语方言的，阿尔萨斯地区在过去长期属于德意志地区。直到1648年，才成为法国的“非正式保护国”。直到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占领斯特拉斯堡，这才确立了对此地的正式统治，但阿尔萨斯依旧获得自治的独特地位。1871年，法国战败后，阿尔萨斯被划归为德国。1918年一战德国战败，该地区又划归法国。一直到今天，该地区绝大部分人依然说德语，很少说法语。据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245页记载——“一战后，法国政府企图同化该地，特别是企图用国立学校取代当地传统的教会学校，并禁止德文报纸出版（德语是当地75%居民使用的书面语）”。后果是：“阿尔萨斯自治运动蓬勃发展，寻求在法兰西共和国内自治。”后来法国政府放弃了这些文化同化的措施，自治运动才停歇。
1871年，阿尔萨斯有人口150万。其中也的确夹杂着说法语的5万人口。法国战败后，那5万人后来多数迁移到了法国。
都德的描写即使是真实的，也只反映了极小部分法国人的遭遇。过去由于信息流通不发达，别国难以了解这件事的内情，所以许多国家误把这篇文章收入教材。但在今天，都德的做法已经被人揭露，作为读者一定要明辨是非。
都德的短篇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1878年、1896年又先后发表了《故事选》与《冬天故事》。
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福》(1884)、《不朽者》(1888)等。
都德在《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中塑造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雅克》叙述一个贫苦男孩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与《小东西》类似。
在《富豪》中，作者写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至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的社会风尚。
《努马·卢梅斯当》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到部长的高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形象。
《不朽者》主要是讽刺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究，他毕生努力奋斗，终于混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了被称为不朽者的院士，但他的论著却被发现是假科学。
《萨福》写一个浪漫女子萨福的庸俗的爱情故事，曾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法格的批判。都德是位多产作家，除著有大量小说外，1888年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1872)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小说、一个剧本和四部短篇小说集。长篇中较著名的除《小东西》外,还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和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小弟弗罗蒙与长见黎斯雷》（1874）。都德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论，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描写现实。
他的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他的创作倾向，总的说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不过他的社会视野不够宽广，批判不够深刻，揭露的锋芒往往限于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不幸的普通人的同情则又近乎悲天悯人。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亲切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某些有独特意味的东西，又以平易自然的风格加以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入字里行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和动人的魅力！
[编辑本段]都德轶事
都德（1840～1897）
Daudet，Alphonse
法国作家。1840年5月13日生于普罗旺斯，1897年12月15日卒于巴黎。1857年到巴黎，在其兄历史学家艾尔莱斯特·都德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1860年进莫尔尼公爵办公室工作，有机会回到南方及阿尔及利亚等地游历。短篇小说颇有成就，最有名的是《磨坊文札》与《月曜故事集》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写过 12 部长篇小说 ，以《 小东西》、《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和《萨福》等最为出色。都德是左拉自然主义的信徒，也写过《富豪》、《努马·卢梅斯当》和《不朽者》等揭露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小说，不过他的作品以讽刺和怜悯的笔调为主，不像左拉的小说那样大刀阔斧、气势磅礴。42岁起患神经官能症，在后15年中带病坚持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