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敏公平素勤于学习，擅长写诗和书法。

　姚鼐

　　　原文：

　　方恪敏公，讳观承，字嘉谷，桐城人也，而居于江宁。桐城方氏，自明以来以文学名数世矣，而亦被文学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讳登峰、考中书舍人讳式济，皆以累谪黑龙江。公时尚少，与其兄岁往来塞内外，以营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数百里。数年，祖考皆没。公益困然于其间厉志气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遂蓄为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尝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为定边大将军往准噶尔，即奏为书记，诏赐中书衔以往。在军营建策善，归补中书舍人。乾隆初入军机处，累迁吏部郎中，出为直隶总督。自是居直隶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暂署陕甘总督，筹军饷半年即返。

　　公性明于用人，一见与语，即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随难易缓急，委寄必当。及公没，而为督抚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余人，皆宿所拔于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隶为天下总汇之区，人事糅杂，纷扰不易靖安。乘舆①岁有临幸，所过备置刍粮，公处此皆储备精密。卒未尝少舛乏②，而于民居无扰病焉。

　　公自为清河道至总督，皆掌治水。直隶之永定河，故无定河也，其迁移靡常，不可以一术治，不可以古形断。公皆见地势，相时决机，或革或因，或导或障，其于河务前后数十疏，从之辄利。上每叹其筹永定之为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

　　磁州有逆民为乱，公擒治，论斩绞罪十人，其余释。上疑公宽纵，下诏严责者数，公执不易，诏令九卿讯狱，乃知公所定之当，上益以公贤。

　　公素勤于学，工为诗及书。乾隆初尝举博学鸿词，以平郡王监试，避嫌不试。仕宦数十年，公事之暇，即执书读之。尝偕秦文恭公辑《五礼通考》，所著《直隶河渠书》百三卷，诗集十三卷，其余杂记直隶事又数十卷。及薨，家无余财，而有书数十笈。于桐城及江宁皆建家祠，置田以养族之贫者。公在时已加太子太保，其薨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选自《惜抱轩文集》，有删改)

　　[注]①乘舆：古代天子乘坐的车子，此处代指皇帝。②舛乏：错乱缺少。

　　译文：

　　方恪敏公，名观承，字嘉谷，桐城人，但住在江宁。桐城的方氏家族，从明朝以来就凭借文章学问闻名于世，已有数代，但也遭受文章学问的牵累。他的祖父工部都水司主事方登峰、父亲中书舍人方式济，都因文字的牵累而被贬谪到黑龙江。恪敏公当时年少，和他的兄长每年往来于长城内外，以尽孝道，奔走于南北，有时需步行几百里。几年后，祖父和父亲都亡故了。恪敏公更加穷困，但在这期间他更加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斗志，他勤奋学习，全面了解了社会的利弊、人情风俗，于是逐渐成为一个才能突出的人。平郡王福彭曾经了解他，雍正十年，平郡王担任定边大将军远征准噶尔，就上奏让他担任书记，皇上下诏书赐给他中书一职前往。在军营中他出谋划策，回来补赏为中书舍人。乾隆初年进入军机处任职，多次升官直至吏部郎中，后来外任直隶总督。从此担任直隶总督二十年，其间只有西疆用兵之时，暂时代理陕甘总督，筹集了军饷半年就回去了。

　　恪敏公在用人方面能够明察，一见面和人交谈，就能知道这个人所能够担任的职务，给某人某事，随事情的难易缓急，托付给他的事情一定妥当处理。等到恪敏公去世后，做督抚有名声的，如周元理、李湖等共十多人，都是他过去从守令、丞尉中提拔起来的。直隶是天下的中心，人事复杂，混乱不易治理。皇帝每年都会来这里，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安排粮草，恪敏公处理这些事情时都储存准备得精细周密。始终没有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而且对于百姓也没有侵扰。

　　恪敏公从做清河道台到做直隶总督，都负责治水工作。直隶的永定河，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河道，河道的改变没有常规，不能够用一种方法治理，不能够凭借过去的情形来推断。恪敏公查看了地形，看准时机果断行事，或采用新方法，或沿袭老方法，或疏导或阻断，他在整治河务时前后上奏几十次，听从他的意见就会得到益处。皇帝常常赞叹他治理永定河的做法好，不是其他那些拘泥成法的人所能比得上的。

　　磁州有人作乱，恪敏公捉拿了他们并治罪，被判决绞刑的有十个人，其余被释放。皇上怀疑恪敏公宽容放纵罪犯，多次下诏书严厉斥责，恪敏公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作改变，皇帝又下诏令九卿审理这个案件，才知道恪敏公(对罪犯)所定的罪是恰当的，皇上更加认为恪敏公贤明。

　　恪敏公平素勤于学习，擅长写诗和书法。乾隆初年曾经被推举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因为平郡王监考，为了避嫌就没有参加。他做官几十年，公事之余，就拿书来读。曾经和秦文恭公合著了《五礼通考》，著作有《直隶河渠书》一百零三卷，诗集十三卷，其他的直隶杂记又有几十卷。等到去世之后，家无余财，却只有几十箱书。他的后人在桐城和江宁都修建了祠堂，购置了田地来供养同族中贫穷的人。恪敏公在世时已经加封太子太保，他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几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同江河湖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同时，水文知识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我国古代有不少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设计水平也很高，说明当时掌握的水文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兴建公共水利工程。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可以扩大运输，加快物资流转，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另外水和土一样又是作物生长的条件，在今天水又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由于兴修水利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所以古代不仅在平定安世时期，就是在纷争动乱岁月，国家也往往不放弃水利事业的兴办。如三国时期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办和对都江堰的修缮。诸葛亮指出："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所以国家专置管理堤堰的"堰官"，负责维护都江堰。 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处于向前发展的趋势。夏朝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已构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促进了中原、川西农业的发展。其后，农田水利事业由中原逐渐向全国发展。两汉时期主要在北方有大量发展（如六辅渠、白渠），同时大的灌溉工程已跨过长江。魏晋以后水利事业继续向江南推进，到唐代基本上遍及全国。宋代更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元明清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虽不及宋前为多，但仍有不少，且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兴建的数量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水利工程在全国几乎到处可见，发挥着显著的效益。 公共水利工程建设，是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职能。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不少高层领导（皇帝）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佳话，如西汉武帝亲往黄河工地视察，命令随行将军、大臣负草堵河，自己作歌鼓动。隋炀帝兴修大运河，清代康熙帝亲自研究水利学和测量学，为组织治理黄河和永定河，还曾六次南巡，到治河工地勘察。

小人得志便猖狂，不惩治难以服人心。《雍正王朝》中，那位河南的河道汪大人，是典型的狗仗人势，以为有个大人物保举，就真的拿自己当回事。他被田文镜革职，实属罪有应得。

汪大人之履历

清朝，管河道为正四品文官，其品秩及升补与地方守、巡道相同。管河道有两类：一种是有地方守、巡之责，而又兼管河务者，如直隶之清河道、通永道、天津道等；另一种是专司河道事务者，如直隶永定河道等，汪大人即属此类。

管河道下属，有管河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等。其同知、通判的官署被称为“厅”，州同以下之官署被称为“汛”。自道员以下，各官吏的考核等，都属于河道总督负责，也就是说，汪大人只是田文镜理论上的手下，实际上由河道总督指挥。他敢不听田文镜差遣，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人家河道总督都没管我，你田文镜凭啥？

汪大人是东河河道所属河南开规道，驻开封，手下有几十个人，其职责主要是为了防止黄河发大水。但这些都是《大清律例》赋予的职权，他真正的“伯乐”是年羹尧。

当时，年羹尧刚刚取得西北大捷，正是朝廷上的当红辣子鸡，连雍正也要让着他。年羹尧仗着自己的功劳，居然组建“小团体”，一张保举有功人员名单竟然长达数百人，号称“年选”。人一旦红了，就有无数人想投奔，汪大人就是“年选”的一员。

在年羹尧的安排下，汪大人成了河道。但还未上任，他就以与田文镜不和为油头，指望年羹尧能帮其换个地方。年羹尧如日中天，自信自己的威名能够镇住田文镜，因此，将汪大人的要求驳了回去，只给了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很多基层小员工，一旦有了大佬的信任背书，走起路上也会趾高气扬。汪大人就是如此，对年羹尧可谓毕恭毕敬，还特地准备了几箱宋版的古书。仗着年羹尧撑腰，对田文镜百般抵触，对“新政”视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