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肺癌应该怎么办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之外我们在家的起居饮食也要引起重视，配置合理的饮食搭配对患者的康复也能起到加大的帮助。那么吃什么食物对肺癌有好处呢下面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吃什么食物对肺癌有好处？

1、多吃新鲜果蔬

不论手术前后，都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如绿、黄、红蔬菜、香菇、黑木耳、芦笋、柠檬、红枣等，因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是抑癌物质，能够阻断癌细胞的生成。不吃或少吃刺激性食物，包括油炸食物。可经常吃些大蒜，大蒜中含有抗癌物质。

2、素饮食法则

在前期肺癌饮食中，要注意供给要素饮食：肺癌病人在手术前半个月，除一日三饭外，还要辅加要素饮食。要素饮食，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素，由于营养素齐全可满足机体的需要该，不需消化即可在小肠上端吸收，可口服或管饲用之。

3、保证蛋白质

肺癌前期病人，还要加强营养的摄入。肺癌的病人无吞咽困难时，需要自由于择食，在不影响医治的情况下，要多吃一些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物，如瘦肉、鸡、鸭、兔、鱼、虾、豆制品以及各种谷类，一般不限制食量，保证良好的营养，为手术创造良好的条件。假如营养状况较差，非常难耐受手术的创伤，术后愈合慢，易感染，对手术康复极为不利。因此就需要合理的饮食搭配。

吃这五种水果对肺癌有好处

1、 葡萄：葡萄中含有的白藜芦醇可防止正常细胞癌变，并能抑制已恶变细胞的扩散。中医认为葡萄有益气补血、除烦解渴、健胃利尿之功能，酸甜的葡萄对接受放疗及手术后的癌症患者较为适宜，可常食之。

2、草莓：草莓中含有鞣花酸，能保护机体免受致癌物的伤害，尚有一定抗癌作用。草莓有生津止渴、利咽润肺之功用，对缓解鼻咽癌、肺癌、喉癌患者放疗反应、减轻症状有益。

3、香蕉：据研究发现香蕉提取物对黄曲霉素B1等三种致癌物有明显抑制其致作用。动物实验发现如果缺镁，机体清除癌细胞能力大大消弱。而香蕉含镁、钾元素，有一定防癌抗癌作用。大肠癌患者放疗后津伤血热、口干咽燥、大便干结带血者食之有益。

4、无花果：无花果肉中含抗瘤成份，能抑制癌细胞蛋白的合成。据6家肿瘤医院通过对1300多例患者观察，发现无花果对腹水癌、肉瘤、肝癌、肺癌等有一定抑瘤率，可作为癌症患者的食疗佳果。

5、猕猴桃：每百克果实含维生素C150毫克、其维C含量居水果之冠。猕猴桃能通过保护细胞间质屏障，消除食进的致癌物质，对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起一定作用。咪酸甘、性寒的猕猴桃有清热生津、活血行水之功，尤适于乳癌、肺癌、宫颈癌、膀胱癌等患者放疗后食用。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通缉而出逃。1912年宣统退位后，康有为继续反对共和，1917年曾与张勋合作，发动兵变，拥立宣统帝，是为张勋复辟，但十二日之内就被段祺瑞讨平。1927年在一场宴会后病逝，被质疑是政敌下毒。

扩展资料：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至天津，又得李提摩太牧师协助，坐上重庆号到上海，再由英国领事馆职员协助在上海海面转船到香港，再由香港逃往加拿大，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

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机关报为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

1902年的冬天，康有为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与保皇党的人员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能投资获取收益的保皇党党营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

1906年，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康有为遂宣告保皇会任务完成。同年，康有为到达了墨西哥。1907年，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

－康有为

由于都察院的一个官员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受

到了恭亲王奕的阻拦。恭亲王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

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二十四年正月初三 （ 1898

年 1 月 24 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同李鸿章、翁同、荣禄等几个大臣

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康有为向他们申述了他的主张，认为在当

前形势下决不能一成不变地照行 “祖宗成法”，必须酌情改变，实行 “新政”。

李鸿章、荣禄反对他的主张。只有同光绪皇帝比较亲近的翁同采取同情态

度，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情形。这时皇帝已经读到了前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的

第五次上书。据梁启超说，这个上书中所说的一旦亡国，皇帝将 “求为长安

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可能像明朝末代皇帝那 样吊死在煤山上这些话深深地

打动了皇帝 ① 。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不敢违反老例召见康有为，更不敢破格擢用

他，只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并且要康有

为呈送他所著书。

这个问题我知道。

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丰岛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两国宣战。

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无法支撑庞大的战费，开始发起筹款：一为举外债，在之前已多次运用；一为国内筹款，当时主要是捐输。为了筹集甲午战费，清政府实施“息借商款”，开始了我国首次国内公债发行。

 同年9月8日，户部正式呈上《酌拟息借商款章程折》，指出：“海防吃紧，需晌浩繁，前经臣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募勇购船各案内拨银二百五十万两，嗣又酌拟筹恫四条，约可挪银四百万两”，但仍不够。接着列出举外债的弊端：“伏查近年以来，努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于是，主张“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认为“中华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好义之人。”请朝廷：“伤谕各省督抚，遍谕官绅商民人等，如有凑集资本，情愿借给官用者，准赴藩司关道衙门呈明，照臣衙门办法，议定行息，填给印票。其票以一百两为一张，铃用藩司关道印信，填明归还本利限期，准于地丁关税内照数按期归还，不得丝毫挂欠。”

很快，清廷批准该奏折，表示：“如集款至一万两以上，准将筹集之人先行请奖，虚衔封典，以示鼓励。”强调“此举系属创办，尤须各督抚力矢公忠，督率属僚，示人以信，收发之际，务须严禁需索留难抑勒诸弊，有犯立予严惩。各商民具有天良，但使本息无亏，当九杯踊跃从事也”。

 但是，这毕竟是“新事物”，清政府也不敢一下子在全国推行，于是先在京城进行试点实行。稍后户部派人召集京城各银号、票号“商业机构”，说明“息借商款”是条件以及方法等，一时间京城各银号、票号“金称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朝廷现有要需，敢不竭力设措”。这样一来，户部信心大增，着力宣传“息借商款”，并拟订、公布详细的发行章程以及办法：

-----预定还期。规定分两年半还本付息，以6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利不还本，第二期起本利并还，每期还1／4，定以五期还清。

-----酌给利息。月息7厘，一年按12个月计算，遇闰年照加。

------颁发印票。以100两为一张，所有商铺字号、本息数目、交兑日期，均须一一填写。还清之后，将票交销。此外再给五期小票，每还一期即撤一票。

------定准平色。以库平足色纹银购买及偿还。

------拨抵款项。为免去部库兑收时验看成色的周折，将京城所借商款100万两拨归银号，转交内务府支领，抵作部库应发内务府的银款，部库则将应发内务府的银款如数提出，留作饷需。

------严防弊端。遴派廉干司员认真办理，一切事宜不经吏胥之手，不准收取丝毫规费，不许扰累商人，如有吏役在外招摇，立即饬拿严究。另外还规定了偿还担保、奖惩等项。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各省的办法并不统一。京城地区由四大银号钱庄出钱，共借一百万两白银，利息八厘四；广东由七十二行及特许的赌博商出钱，共借五百万两白银，利息八厘四，偿还期为六年；而江西地区，除息借民款章程外，还增改了很多条款；其它各省也是没有遵循相关“章程”募债……

尽管户部的章程，清廷的谕旨，都强调“严防弊端”，禁止侵商扰民，但是在清末社会，禁令难以真正实现，一些地区出现官府强行摊派的现象。1894年12月26日，御史王鹏运奏参山西劝办委员在息借商款过程中抑勒苛派。1895年1月13日，御史陈其璋奏参山西、江南息借商款办理不善，“劝办委员按户按村抑勒苛派，下至零星小户、行贩、舆夫亦皆不免，并有羁押威逼情事”。山西巡抚张煦随后上折驳斥称：说话容易办事难，旁观者摭拾不根之语，未免出言太易，不谅办事之苦衷。3月19日，御史高燮曾奏请持平核实江西息借商款情形。3月21日，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上奏，详细报告江苏息借商款弊端，建议饬令官府不得勒借派捐。

 经过八个月的募集，根据《光绪朝东华录》中载，“息借商款”募集总额1102万两白银。由于抽走商人经营流通资金，加上清朝后期白银大量外流，有的商人生意难以维持；流通的白银减少，银价上涨，民众多有怨恨。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于1895年5月4日宣布：已收之债届期还款，“未收者一律伤停，毋庸再行议借”。

此外，清政府归还债章程也没有严格执行。随着规定期限临近，清政府陆续偿还本息，但有些省份到期应还的款项却没有回到商民账上，而是被地方官挪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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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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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崇礼（Moir Dunkan），1861年生于苏格兰。1888年，敦崇礼以浸礼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先在太原传教并学习汉语，继而到陕西传教，后又避祸于汉口。在陕西期间，地方对其有“名誉籍甚，颇恰时望，其地官绅，交口颂之”的评语。 1901年7月，敦崇礼受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泰的委派，同叶守真、文阿德等8位教士来太原办理山西教案执行事宜，并被聘为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西学专斋总教习。其间，敦崇礼对校务尽心竭力，事必躬亲，并卓有建树，受到师生的拥戴。 1905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因其对教育鞠躬尽瘁，成绩卓著而授予进士学位。 敦崇礼在山西大学西学专斋工作期间，因病曾多次在乌金山疗养，并居住在水晶院。1906年8月，敦崇礼因病情加重，在水晶院与世长辞，享年45岁，时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第一任总教习。根据敦崇礼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葬在风景秀丽的乌金山送神坪上，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在敦崇礼墓地上竖有一座欧式墓塔以作纪念。这次开发中，为更好地保护这一遗存，特在九峰塔下西南新建墓葬和纪念馆，让更多的游人瞻仰这位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士。

郭崇礼 中国明代穆斯林航海家。生卒年不详。杭州仁和人。回族。素习“西域天方教”，与马欢一起被人誉为“奇迈之士”。因通晓阿拉伯语，遂入选为郑和远航使团“通译”，“三随軿轺，跋涉万里”，并参加了对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麦地那圣寺和圣墓的巡礼。明监察御使古朴曾称赞郭崇礼和马欢“皆西域天方教，实奇万之士也”。

所以，前者是传教士。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立即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上6000字的《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五书》。这次上书较前数次上书情词激烈。他开门见山，痛切批评清朝统治阶级没有吸取以往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苟且偷安，故步自封，守旧不变，致使国势日衰，酿成今日之祸。他警告说，现在中国的危险情形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果仍不思变法图强，恐怕此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并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

　　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认为能行上策，可以强；行中策，可以弱；行下策，可以不亡。在这次上书中，比第四书更为鲜明地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匆忙，上书系仓促拟就，故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议，未能深入展开论述。这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扣压，不肯代呈，故仍不得上闻。但为京中许多官员辗转传抄，天津、上海、长沙的报纸也陆续披露刊载，上海大同译书局于当年十二月(1898年1月)即出版了单行本。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并上书推荐康有为，要求光绪帝予以召见，恭亲王奕？以清朝惯例，非四品以上高官，皇上不能召见为借口，加以阻挠。光绪帝遂于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命王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翁同？将召见情形报告给光绪帝，并加以保荐，光绪帝命康条陈所见，同时进呈其所撰《日本变政考》等书。正月初八，康呈上《外衅交迫，分割迭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此折是康有为提出的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再次强调“明定国是”的重要性，形象地将“定国是”比喻为船上的舵、罗盘的针，没有它，无以定航向，船不能行驶。认为“明定国是”是实行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大前提。

　　二、提出变法的施政纲领。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莫如取鉴于日本”，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他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3条:

　　1“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2“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3“设待？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指出，“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此三条，第一条标明其依靠君权实行变法，是变法的前提；第二条是要改革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要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条是要广开言路，是变法顺利推行的条件。

　　三、提出以设立制度局为核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机构的主张。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参加制度局的人选应当是妙选“天下通才”(指维新人士)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负责主持，体制平等，便于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

　　制度局的职能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为推行新政，康有为还建议在中央设立12个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凡经制度局所议定新政事宜，皆交12局施行。可见制度局是立法机构，12局是行政机构。地方机构改革的主旨是变“官”为“差”，道设新政局，县设民政局，管理各级地方新政事务。四、此次上书放弃了前几次上书当中提出的民权要求，不再提设立议郎、议院、国会、宪法等项主张，而一概代之以设制度局，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重大转变，由“变于下”改变为“变于上”，由兴民权以挽危局，变为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政。

　　施行策略转变的原因，一是顽固派与维新派力量对比悬殊，强行民权，阻力太大，即便施行，仍为顽固派所操纵，结果会适得其反，反而不如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政更为有利。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借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二是由于中国民智未开，不具备行民权的条件。三是二十四年初，光绪帝已有接受变法的意向。既要依靠皇帝推行变法，就需制订一套皇帝及其左右都能接受的变法方案，故只得放弃民权要求，而提倡尊君权。这种策略的转变从政治上说虽是一种倒退，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后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和新政奏议基本上坚持了第六书提出的方针。光绪皇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变法之志更决”。

中西大学堂

十九世纪末，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奕劻提议，以山西教案赔款50万两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问，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对此李鸿章、奕劻立即表示赞同并电告巡抚岑春煊遵办。

1901年10月，岑春煊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赴上海与李提摩太面谈此事并议定了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

1902年初，李提摩太偕人来太原拟签订正式合同时，方知晋省已办起了山西大学堂。于是他又建议岑春煊将山西大学堂与他拟创办的中西大学堂归并办理。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为“中学专斋”，总理为谷如墉，总教习为高燮曾；拟办中西学堂改为 “西学专斋”，总理为李提摩太，总教习为敦崇礼。

1902年6月7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由山西司道及绅士等与李提摩太及拟聘之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签字，巡抚盖章立案，呈报光绪皇帝朱批。由此山西大学堂就成为了中西共为一体的一所新式学堂，山西大学堂与稍早开办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开办的三所近代国立大学。

1902年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西学专斋正式开学，巡抚岑春煊和省城重要官绅都出席了开学典礼。为解决校舍不足，巡抚岑春煊专令拔贡院附近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作为西学专斋办公、上课和教习宿舍之用。西斋的总管理和学生膳食住宿等一切行政事务由中斋所设提调和舍堂监督统一管理，只教学相对独立。

西学专斋初办时只设有预科，教习多为外籍人，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与英国学校相同。开设的课程一般是近代学科，有英语、数学、文学、法律、物理、化学、采矿、格致、西洋史、世界史、体操、图画等，并开有物理和化学实验课。为解决西斋教材不足的问题，李提摩太等还曾于1902年至1908年在上海开设了山西大学堂高译书院，此为中国第一所大学译书院。翻译出版了各种高等、中等和师范学校教材和名著，为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和学术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经过一定发展，西斋于1906年开办了法律、矿学和格致三个专门科，1908年又开办了工程科。

西斋学生毕业也同中斋学生同时于省城进行统一毕业考试，考试及格，一律称为“举人”，各专科毕业生，经过进京应试，及格后授予“进士”。此外，省府还拨专款，前后从西斋选派了优秀毕业生50余名赴英国留学，学习铁路、采矿、机械等工程科目，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省开发矿产、兴办工业及发展该校工科做出了一定贡献。

1910年，山西大学堂已开办近10年，省出经费50万商银已付清，根据“合同”规定，西学专斋应归还山西自办。是年11月上旬，李提摩太来并办理了有关移交手续，西斋教习也大部分按合同解聘离晋。

山西大学工学院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遵照新的规章，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监督改称为校长，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的建制也同时取消。设立了预科和本科，预科分为一、二两部，一部为文法科，二部为理工科，均修业三年，本科分文法工三科。

1918年7月，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直至此时，全国公立（官立）大学仍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三所，并规定凡是山西大学本科毕业生，以其所学任事三年，或曾任校长及教员满三年者可参加参议员选举。直到1922年重新颁布学制，全国大学才逐步增多。

1931年国立山西大学改名为山西大学，学校工科改建为工学院。抗战期间，曾迁至晋南、陕西三原、秋林等地。

1937年被迫停办。

1939年复校。

太原工学院

1953年，山西大学取消建制，工学院（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化工工程4个系）独立建校，命名为太原工学院，是高教部直属高校。赵宗复担任首任院长。作为高等学府的一校之长，赵宗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深知办好一个学校，教师是第一位的。解放初期，教师奇缺，为了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赵宗复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招聘教师。他经过多次周折，聘请来了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范维垣先生任土木系副教授，范先生来校后开出了土木系从来没有开过的超静定结构学、土力学等重要课程。在他的努力下，学校荟萃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教学水平显著提高。

太原工业大学

1984年，太原工学院更名为太原工业大学。1984年至1995年，杨桂通一直担任太原工业大学校长，他大胆创新、锐意改革。他十分注重学科建设，指出“一所好大学要有领先学科、杰出学者和优良学风。所以办大学要不惜人力、财力、物力全力做好三件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校风建设。”

对于太原工业大学来说，他认为不能单一学科，要在众多学科交融中培育出高水平的、有自己特色的龙头学科；他大胆地破例为青年学者创造工作生活条件；他从总体上倡导“民主、求实、团结、奋进”的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

在此期间，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原来的6系1部的单一工科院校变成了一所拥有14个系、4个中心、8个研究所的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工业大学。学校的校舍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合理的学术梯队已基本形成，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太原理工大学

1997年，太原工业大学合并山西矿业学院，更名为太原理工大学，同时步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

2000年，山西省纺织工业学校并入太原理工大学，后发展成为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和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010－2012年，太原理工大学先后组建、成立了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软件学院。

2014年，学校“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同时根据ESI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学校材料科学学科、工程学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