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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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日：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tóng 〈形〉 (1)“同”的古字。相同;一样 [same] 仝,同古文,出《道书》。――《广韵》 (2) 姓氏。 郑码：ODBI，U：4EDD，GBK：D9DA 笔画数：5，部首：人，部外笔画数：3，笔顺编号：34121 仝姓源流 一仝姓来源 渊源之一，以国为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后来，同 姓为分别支庶， 一支以同字音“仝”为姓，见《春秋图》。 渊源之二，避祸改姓。起源于汉朝：为司马迁之后，同样因谐音故，源于“同”。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介绍, 2003年2月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百家姓>节目也作了介绍西汉时代,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努事有所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据传,他的一支后人为避家难,改 "司马"姓为"同"即仝,另一支改"司马"姓为马此事在司马迁出生地陕西省韩城市的县志中的<重修太史庙记>(翟世琪)一文中曾有记载:"----今孙或在洛阳同姓或襄阳马姓----" 再由同按音分仝、童、佟作为姓氏，隐姓埋名，老祖要求族人不得外出，以保证香火的延续，一子北上出关，后成为旗人为“佟”姓，故该姓基本 为东北人；一子南下，定居江南，为“童”姓，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一子留在当地为“仝”姓，后人多为山西河北一带----本内容源于家谱，毁于文革 。 渊源之三，源于赐姓。起源于宋朝：东陵脚下，有个叫石头峪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石头峪村，传说是宋朝一位武状元的后代。这位武状元后来官拜二品，常伴皇帝左右，可谓顶天立地，呼风唤雨。人们常说 ：伴君如伴虎。果不然，这位二品高官，最后终被奸人所戕害，割去官职，灭了姓氏，贬为庶民，流放到东陵脚下为生。“仝”就是当时皇帝赐给姓氏。经过几代繁生，原只有流放时的孑然一家，渐渐发展为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这样，仝姓家谱被续了下来。 渊源之四，避祸改姓。起源于元末：为金人姓氏夹古的汉姓。因女真入关踏上中土，金灭后入于元，元灭后 留居中原，为避乱则以“仝”姓传承。这个来源的“仝”姓至少有三支： 1始祖为福新、文瑞：有家谱，有谱系。传承至今，约有三十代。按：元灭在公元1368年，距今约640年，以二十年为一代，当有三十代。这个起源的仝姓后裔主要在今山东郓城、江苏睢宁。 2湖南永州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应为入元后的女真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yi。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 3山西的女真遗裔：在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一本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 以上三处仝姓渊源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来源于金人夹古氏。可见，在元灭之时，为避乱，金姓夹古改为汉姓仝，是比较统一的做法。 渊源之五，少数民族融和的改姓。起源于清：为满族姓氏佟佳的汉姓，也作佟、童、董等。Tong姓家族第一位老祖是元朝名将，一心效忠朝廷报效国家，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一天下，仝氏老祖拒绝效忠其朱氏天下而早以预感杀身之货，其下有四位儿子，老祖为避免满门抄斩，为让仝氏家族后继有人，便将其四个儿子姓氏分别改为仝、佟、童、同，并让其各自奔赴全国各地隐居，（后多居东北一带）虽然本姓字体上做了改动，但是发音却都一样，从而有了天下Tong姓是一家的说法。最后老祖英勇就义倒在了朱家的断头台上，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仝氏家族世代尊继。到了清朝，Tong姓正统本是仝字，但是因为仝姓后代稀少，再加上史学家的无知以及盲目论断，致使Tong氏正统成了佟字。清王朝时，Tong姓成为满清八大姓氏之一，并且高于八旗之首正黄旗，全姓仝佳。（现在被史学家错误论定为：佟佳）历史上曾有名人：Tong佳扈尔汉,Tong 佳隆科多。解放后Tong氏全姓简化为仝、佟。。。等单字姓三， 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 [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 源流之六，回族中的仝氏，避祸改姓。源自童姓。据安徽和县《童氏家谱》载，始祖童小桥，祖籍陕西西安金占山，为清皇太子武术御师。一次 传授武功，不慎伤皇子，遂举家隐姓埋名逃至和州（今安徽和 县）定居，改为姓。康熙八年（1669年）后，仝姓后人仝朝臣中武举，家道渐趋兴旺。主要分布在安徽。 仝连信 男，1952年2月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牡丹江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副教授。发明成果有：高效空气消毒剂、高效术前消毒剂、高效器械消毒剂、高效空气消毒剂取代传统空气消毒所使用的紫外线灯消毒法。该消毒剂填补了国内外空气消毒剂的空白。喷洒1分钟后对空气中细菌杀灭率达999%以上，对各种肝炎病毒有极强的破坏作用。该产品分为三个品种：供医院，实验室使用。供家庭、宾馆使用。供飞机、轮船使用。高效术前消毒剂用量少，杀菌迅速彻底，局部作用1分钟即可达到消毒目的，可持续6小时以上。上述产品在国内分别获三次金奖。他发表医学论文50余篇，分别刊登在省级、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并获省、市级新技术科级成果奖二项。 仝春东 男，1936年生，祖籍河南郏县，原任建设银行平顶山市分行工会主席，现已退休。仝春东同志1961年毕业于解放军第四坦克学校（中专），曾任解放军某部连指导员、政治处副主任、副政委和平顶山市建行煤炭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等职。1991年被全国金融工会授予“全国金融系统优秀工会干部”称号，被省建行评为“先进工会工作者”。 仝新顺 1963年7月生，研究生，郑州锅炉厂厂长，办公室主任，高级经济师。主要著作：《秘书工作人员一定要讲政治》1996年6月发表于《秘书理论与实践》（续编），获得河南省秘书协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现代企业形象之我见们996年9月发表于《法学论坛》第3期；《建设企业文化，提高管理水平》1997年6月发表于《模范人物优秀人才成果大典》一书；《年薪制的理论与实践》1997年7月发表于《经济经纬》第4期，获’97全国“两个转变”与国有企业改革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如何制定企业经营战略》1997年9月发表于《时代工商》增刊，获’97郑州市企业管理协会优秀论著三等奖；《谈国有资产的管理》1997年11月发表于《经济经纬》第6期，在’98首届当代领导者管理艺术丛书优秀论文评审大会上获二等奖；《浅析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全员持股制》1997年12月在中国发电设备行业协会企业管理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宣读，获’98郑州市企业管理协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商家的参展艺术》1998年6月发表于《销售与市场》第6期；《知识营销：市场竞争新利器》1998年11月发表于《时代工商》第11期；商标使用许可：一把双刃剑）1998年12月发表于《销售与市场》第12期，《制定行业自律价格，抵制市场恶性竞争》1998年12月发表于《工业锅炉通讯》第6期，获’98郑州市企业管理协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仝宣州 1934年12月生，笔名州宣，河南南阳人，满族，1958年7月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数学系，中学高级教师，执教于南阳市第四中学。系河南省金卡联谊会副会长兼（金卡集邮报》副主编、南阳市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市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市集报联谊会副会长。1951年12月开始收藏，主集邮票邮品、钱币、报刊，新中国邮票邮品基本齐全（全新），报刊创刊号一干余种。1993年，编组的“中国建筑艺术”极限邮集参加河南省集邮展览获“飞达杯”奖杯和奖金。有四百余篇集邮文章及十余篇集币、集报文章分别发表于国家级及省、市级报刊。《大河报》、《南阳日报》、南阳有线电视台、《中州集邮》等新闻媒体专题介绍过其收藏事迹。备新中国邮票、自制极限片、企业拜年卡、创试刊号报刊交换，恪守信誉，来信必复。 仝泽堂 1946年2月生，江苏睢宁人，中国石化总公司齐鲁石化公司第一化肥厂高级工程师。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主集中外邮票邮品，藏品较丰，专题有文物、风景、花草、动物等；兼集火车站台票、参观门券、粮票、布票、电话卡等。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检举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赤城报国

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劳模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