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中央政局大乱。永正四年（1507年），管领细川政元被暗杀。永正五年（1508年），正当政元的后继者忙着闹内杠的时候，以前被政元追放的前将军足利义材在大内氏的支持下上洛，并夺回了将军之职。失去庇护的足利义澄逃到近江后受到了伊庭贞隆的保护。远离战乱的近江发生了政变，高赖与贞隆的对立再次激化。在这次争斗中高赖隶属义材派。永正八年（1511年），义澄死于冈山城。翌月，贞隆的家臣冈山城主九里备前守为高赖所杀。永正十一年（1514年）二月，第二次伊庭之乱开始。伊庭贞隆、贞说父子出奔琵琶湖北，得到了当时京极氏内强力的势力浅井氏的支持。这次战乱长达六年。自贞隆第一次为细川氏所援护开始直到永正十七年（1520年）八月，冈山城陷落为止，内战才告终结。在六角氏战国大名化的障碍最终被除去的两个月后，六角高赖亡故。嫡子氏纲于永正十五年（1518）先逝，遂以次子六角定赖继承家督之位。六角氏迎来了新的时代。当时京都政局极度混乱，控制了近江北郡的浅井亮政也想染指南郡。定赖就任近江守护后对两方的情况都十分关注。京都方面足利义材（义稙）一系的足利义晴被拥立后，与义晴对立的三好长庆逃入了近江。定赖遂与细川晴元联手协助义晴与三好势作战。义晴病逝后定赖援护其子义辉，在中央政权的影响占统治性的地位。与此同时，频频发动对浅井氏的攻势。大永五年（1525年）包围小谷城，亮政被迫逃往美浓；享禄四年（1531年）、天文七年（1538年），与琵琶湖北岸击破浅井军势。定赖巧妙的打破了与三好氏和浅井氏两面对敌的状况，并以对中央政权的参与谋划名震天下。不仅保卫了京都的安定，也迫使浅井氏不得不暂时屈服。天文二十一年（1552年）一月，功成名就的定赖亡故，享年五十八岁。

李姓渊源概述 李姓是中国第一大姓，源远流长，人数众多。据198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李姓占汉族人口的79%，将近八千万人。 中国古代姓氏的主要来源有几种：以氏族图腾为姓，以先祖的名字、排行为姓，以官名、爵位、谥号为姓，以世代所从事的职业为姓，等等。从它的发展史来看，分为原生姓和衍生姓两大类。李姓是中华原生姓之一，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据专家考证，李姓的最早来源是原始社会中崇拜李树、奉李树为图腾的氏族。李，本是一个氏族的徽号，后来就成为该氏族的姓。 中华的原生姓，到了文明的时期，大都追奉一位古圣先贤为自己的始祖。天下李姓，都说颛顼帝高阳氏是他们的始祖。颛顼是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事迹不详，但是后世尊他为先祖的倒不少。例如战国时代的屈原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究竟高阳氏怎样衍生出一个李氏来的呢？那时还未有文字记载，后世谁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因此，后世对于李氏如何得姓就产生了许多传说。唐朝人林宝撰写《元和姓纂》，其中叙述李氏的渊源说：颛顼的曾孙皋陶在尧帝时为理官（或称为大理，是司刑狱的官），因以职官为氏，始姓理。他的裔孙理徽生活在殷末，因为得罪了商纣王，其子理利贞逃难伊侯之墟，因食李得保全生命，遂改理姓为李姓。这个说法，宋代已引起史学家郑樵的怀疑。近代姓氏学研究者指出，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根本还没有理或大理的官职。治狱之官称为“理”，在周代特别是战国时期才普遍出现，故此时以官职为氏得姓理，又因理李同音改姓李，都是可能的。不过，从理姓改过来的李姓，已不是原生姓而是衍生姓了。即是说，它是后起的李姓而不是原始的李姓了。 中国李姓，无论南方或是北方，都奉先秦道家创始人李耳为祖先。李耳在族谱中称伯阳公，在哲学史上称老子。他生活在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他的身世渊源史无记载，只知道他曾任周王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叫柱下史，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有广泛影响。但李耳生活时代后于皋陶已有1500年以上，其间，李氏支派繁衍不止一派，所以中国李姓中的某一支派与春秋时期的李耳有渊源关系是无疑的，但并非所有李氏都跟老子有血缘关系。后代李氏同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是因为唐王朝创始人李渊奉李耳为祖先，封他为太上老君，尊崇道教，令得天下李氏都以李耳的后裔为荣的缘故。 以上所述，以颛顼、皋陶、李耳为远祖的李氏，被姓氏学研究者称为北方李氏，是中国李氏的一大来源。 中国李氏的另一来源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古代巴人以虎为氏族图腾，巴语方言中称虎为“李”，他们以图腾为姓，汉化后又因同音而称李姓。这一支李姓被姓氏学研究者称为南方李氏。现代，被认作是古代巴人后裔的土家族（湘鄂川地区）、僳僳族（川滇地区）中还有大量李姓人。显然，南方李氏跟北方李氏并无血缘关系，甚至缺乏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关系。但是，这两支生活在不同地域、属于不同民族的李，其姓氏来源均出于同一文化现象：氏族图腾（李树或与李同音的“虎” ）。这又证实了李姓和其他许多大姓一样，都是多源复合的结果。 在李姓族群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不断发生分衍：几个兄弟分别迁往不同地区各自发展，他们的子孙繁衍起来，形成许多的房，许多的支派。这种情况是讲之不尽的，本只能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分衍：秦末汉初，北方李氏分衍为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两大世系。 史载，秦朝有御史大夫李昙。李昙生四子：崇、辨、昭、玑。长子李崇在汉初任陇西郡守（秦代始设陇西郡，其地在今甘肃东南部），举家迁往陇西，成为陇西的望族，其后裔以陇西为郡望，堂号陇西堂。四子李玑任赵郡守，举家迁往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其后裔以赵郡为郡望，称赵郡堂。赵郡李氏自两汉经南北朝至唐初，由始祖李玑传至李羲之，李真融时，历时800余年，共传25世，分衍出10房。魏晋至唐初，赵郡李氏列为山东氏族六大著姓之一（此山东非指今之山东省。秦汉时以关中地区为政治中心，凡函谷关和崤山以东地区，即今天之华中、华北、华东皆统称为山东。），社会地位一直在陇西李氏之上。陇西李氏由始祖李崇至唐高祖李渊，共传30余世，先后分衍出13房。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日趋活跃，十六国的西凉，就是陇西李氏的李暠所建。李暠的后裔、李渊的祖父李虎，曾帮助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受封为八柱国之一。由宇文泰、李虎等开始组成的关陇集团，在西魏、北周、隋朝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至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王朝以后，李姓成为皇姓，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带来了该族群急剧膨胀的兴盛局面。在李姓内部，陇西派的势力也就开始超越赵郡派了。 在唐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李姓，成为具有强烈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标识，许多内附的外姓异族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李姓的门庭之下，以姓李为荣。针对这一情况，李唐王朝采取了“广赐国姓”的政策来笼络人心。皇帝赐臣下姓李以示荣宠，对于归附的外族有安抚怀柔作用，对于功臣则有褒扬嘉奖的意义。 李唐王室赐姓的对象，主要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和出身寒微的有功之臣，而对于前朝王室（北周、隋）、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郡姓），一般都不予以赐姓。这种做法表明，李唐王室的广赐国姓，适应了不断更换的官宦新贵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唐朝统治者调整新兴贵族社会等级的一种补充手段。皇帝赐姓，受赐者多为一人获赐举族姓李，特别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往往因为酋长的获姓，整个部族都改从汉姓。所以，唐王朝赐一人姓李，常常牵引一大血缘家庭或部族集团加入到李氏族群中来。从这个角度看，唐代李姓的发展史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李姓族群在唐代的急剧膨胀，正是各少数民族新鲜血液注入华夏民族躯体，华夏民族和中华文化繁荣兴旺的象征。 在唐代300年间，李氏族群迅速繁衍，并在政治上社会上取得极高地位，除原有的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外，还分衍出柳城李氏（来自契丹和奚族）、武威李氏（来自安息国安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范阳李氏、代北李氏（原为沙陀部落，本姓朱邪氏）。终唐一代，除王室姓李之外，赵郡李氏任宰相的有17人，陇西李氏任宰相的有10人，其他各分支李氏还产生出三公（太尉、司徒、司空）7人、三师（太师、太傅、太保）2人，李氏人物被列入正史列传的共453人。有专家作过统计分析：在中国古代史（自周秦至清代）的2600年间，李姓人才被列入正史的共1567人，每百年平均有近60人入传。无论总数或百年平均数都高于其他大姓。而唐朝（618—907年）只占古代史不足八分之一时间，却涌现出李氏人才总数的三分之一（占人才数453，百年平均数为156）。李唐王朝，确实是李姓人才辈出的高峰期。从五代至明清的千余年间，继唐代的兴盛之后，李姓长期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并进入广泛和四外散播的时期。唐王朝十分重视族谱的修纂。宋代以后，由于李氏族群已经十分庞大，分支繁多，在整体发展线索上呈现出繁复、散乱状态，要修纂一部包罗所有李姓人的族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各分支、各房的族谱、家谱还是不断出现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原北方李姓人口扩散的流向有四个方面：（1）由北而南。唐宋以后，随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李姓大量迁徙到长江流域，甚至迁到岭南以至海南。主要原因有三种：一是贬谪、充军。如唐朝宰相李德裕在“牛李党争”中失败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司户，死于贬所。现琼山县有一个数百人家的李家村，相传就是李德裕的后裔。武则天即位后，打击唐宗室，许多皇族子弟被贬逐闽粤，其后代便定居南土。第二种是因官迁徙。封建社会因拜爵封官造成人口流动，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一次拜爵封官，往往导致某姓一个分支或分房的出现，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李光弼家庭。李光弼之父为契丹酋长后裔，附唐后改姓李。光弼尽忠唐室，谋勇能战，与郭子仪齐名。平定安史之乱，光弼被推为“中兴第一功臣” ，受封临淮王，举族迁居金陵，子孙繁衍为金陵李氏。唐以后，“由金陵而徙洪、徙闽、徙粤、生齿愈长” ，成为江南李姓的重要支派。第三种是因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这事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时，北方李姓许多家族曾举族南迁，由豫及楚，子孙辗转流徙，散布于南方各地。（2）由东而西。元明清三朝，大规模移民的流向发生变化：由于政府的引导，东部人口向西部迁移，即所谓“湖广填四川” 。举例来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所” ，尊奉李雄为始祖。（3）从大陆迁往台湾。李姓人迁台湾开始于清朝前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于政治原因，部份李姓人追随郑成功、郑经入台抗清；二是移民垦荒。自康熙至道光鸦片战争前，经政府批准，闽粤两省李姓迁台者绵延不断，入台后多聚族而居，形成侯宾李氏、蒲坂李氏等大族。至今，李姓在台湾人口数量中位居前列，世俗流行“陈林李许蔡，天下占一半”的说法。（4）下南洋、赴西洋。清代以来，以出国当佣工为主流，伴以出洋经商等其他因素的移民，汇成一股远赴南洋的移民浪潮。闽粤沿海居民到南洋当佣工始于明代，但作为契约华工出国（俗称“卖猪仔出洋” ）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到19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至20世纪30年代才告一段落。李姓华侨多分布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一带。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美国人到中国东南沿岸招募华工前往开采，并随之建造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造成华人远赴西洋开矿筑路的高潮。李姓子弟不少人远涉重洋移民美洲，其中以侨居美国三藩市及纽约为最多。 李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原生姓之一，经过几千年的繁衍、开拓，今日已成为遍布天下的中华第一大姓，也是世界第一大姓。上文简单勾勒了他的发展轮廓，目的是让读者知道李姓的根之所在。 陈山李姓入迁经过 陈山李氏是陇西的支派。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李子周从新宁（今台山）冲程乡来陈山村开居，至今已有720多年，子孙传承有25代左右。 李子周，字肖集，曾任太常寺丞。他和本县禄洞二世祖李子皋、古蚕开居祖李子寿（一作受）是兄弟。 现查陈山村有三部族谱：龙头里李氏族谱、龙门里李氏族谱、松园里李氏族谱，都是兄弟分房后所编。各谱对于他们先世来源的记载略有出入，对于陈山李氏从何处迁入的问题存在四种说法。 龙门里族谱载：南宋有李銮（一作联）、李垣（一作源）父子先后任监军御史和平崖先锋，率部屯营于阳江地面，死后安葬于广海阳渠（地属新宁县境），祖孙居留新宁（即今台山）三代。李銮有孙李友闻，友闻生子李子皋、李子周、李子寿。李子皋迁禄洞，奉友闻为一世祖；李子周迁陈山，为陈山开居祖；李子寿迁古蚕。 《松园里李氏族谱》载宗支图与龙门里族谱所记相符。 现综合几部族谱，整理出陈山李氏先世的宗支图如下：銮 垣 楹 楚 纯 轩（居新宁守墓）（联） （源） 子善 柱 硕 （迁往龙门、从化）（石） 子才司 道（迁往河塘）（师） 子皋 （居禄洞）友 闻 子周 （居陈山）子寿 （居古蚕）禧 任 棠 侃 徇 西隅（居金华，后世迁尧溪）佁 瑞麟（居广州，后世迁丽水）族谱又加文字说明如下： “李友闻，河南籍，宣和间以右选出身，授忠翊郎，御前干办。谏和议失官，流南雄府。子时集由南雄徙新会禄洞乡。” “始祖子周，字肖集，号胖庵，友闻祖之次子，享寿八十六岁，妣冯氏。公为始迁陈山乡之祖。殿笙翁前编松园族谱（引者按：指族人李奇硕于同治十一年编修松园李氏族谱）云：“子周祖，本禄洞乡友闻祖之次子，与禄洞二世子皋为兄弟。瓦岗村（引者按：今属新会）有明[朝]时刻[印]本族谱，载之甚明。禄洞族谱亦载及之……且禄洞子皋祖字时集，我子周祖字肖集，名同班字同派，又彼时皆宋时人，其为兄弟无疑，况有别派及禄洞两族谱可据乎？” 龙门里族谱于“友闻祖”名下附记云：“禄洞子皋、古蚕子寿为二世。”又于“李子周”名下附记：“子受、子周兄弟不睦，子周翁带庶母褟氏，由新宁冲程乡迁往新会冈州陈仙乡。”子寿、子受应是同名异写。如此看来，禄洞、陈山、古蚕三村李姓，本是兄弟分支。 陈山李姓来自何地？仅龙门里族谱中就有三种不同说法：《族谱序》中说：“我祖世居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 ，《族谱小引》中说：“我始太祖迁自南雄珠玑巷，建居冈州陈仙村。”“李子周”名下附记云：“子周翁带庶母由新宁冲程乡迁居新会冈州陈仙乡。”此外还有第四说。 陈山人李筠友生前说过：“陈山李姓的先祖是从浙江金华搬到珠玑巷的。广州市的浙江会馆曾给迁到广东的李姓各房子孙分配一个小房间，门口用云石刻上该房人迁往何处的地名。其中陈山李姓分得一间，出租给小贩，每年租金三两银，积攒起来作为回金华祭祖的经费。” 综合上述，陈山李姓来源地共有四说：开封祥符说、浙江金华说、南雄珠玑巷说、新宁冲程乡说。看似纷纭，实不矛盾。只要结合上一节介绍过的李姓衍迁的历史来考察，就可以理出头绪：北宋年间，原住开封府祥符县的李姓的一支开始南迁，先迁到浙江省金华县；南宋初随着一大批逃难的人群，再迁到广东南雄珠玑巷，定居下来。南宋后期，李銮一家因为担任地方官职的关系客寄新宁、新会一带，其子孙就近迁来禄洞、陈山、古蚕各村（那时三个村都还属新会县辖治）。他们的祖先在开封、金华、南雄居留时间长，所以后人把这三个地方都看作自己的祖居地，而新宁只是因为任职的关系而客居一时的地方，故不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故乡。他们在讲到宗族来源时，讲近一点是南雄，讲远一点是金华，最远追溯到开封，再往上溯则讲不清了。以上结论，既有族谱的断续记载为内证，又符合李姓自北向南衍迁的历史走向。 陈山李姓开支至今有700余年。以李子周为一世祖，传承至20世纪90年代初，繁衍了20多代人。著名画家李铁夫（1869—1952），号昭龙，为21世孙，离休干部李超为21世孙，退休干部李景为20世孙，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汝洪为21世孙。目前并存于世的还有22世、23世、24世、25世、26世共五辈人。 为了分别辈份以序长幼，陈山李姓跟中国大部分姓氏一样，曾给各代子孙定出字派（同一辈男丁取名都有一个相同的字眼）。但由于年代久远，现在要理清所有字派已有困难。根据族谱资料，一至五世的字派是清楚的：子、光、仲、堂、春；六至十五世字派较混乱；十六世至二十三世也较清楚：辉、绍、开、奇、仁、昭、义、立。近人又给二十四世以下的子孙预排了字派；崇（24世）、俭、恭、敬、孝、友、德、协、福、寿、康、宁（35世）。现在，潖珍、小江二村李姓班辈和陈山相同。 给祖先立祠祭祀，是家族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子周公有祠无祠已没有遗迹及资料可供查考了。村人记忆清楚的最古老的祠堂是三世祖仲华公祠，建在龙门里，后用作崇德学校校址，现改建为陈山小学。见龙里有五世祖敬福公祠，龙头里有六世祖明道公祠，松园里有七世祖懿佑公祠（现用作文化室），均保护完好。 根据县志及族谱记载，清代在沙坪圩有李氏三大祖祠，门额题为棣萼堂，俗称三李祠：尧溪李西隅祠、禄洞李友闻祠、丽水李瑞麟祠。三李祠一直保存到本世纪30年代，现在已湮没无存（旧址在今挂车厂附近），它表明鹤山李氏有三大来源。但这三个支派同是李銮（联）的后裔，只是迁入鹤山的时间先后不同，定居地方不同而已。李銮原籍河南开封府，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终于宋理宗宝庆四年戊子（1228），他是李子周的曾祖父，也是陈山李氏族谱所能追溯到的直系血统的最早的一位祖先。 陈山李姓人口的历史状况 李子周在陈山定居后，子孙繁衍，到现在全村人口达到2000人。由于该村人口的历史资料不全，在全国人口普查之前尚无全面统计数字，旧族谱又以记男丁名字为主，部份附记“妣某氏” ，且不齐全。现在只能根据部分资料简述其历史状况如后。 跟绝大多数姓氏族群发展规律一致。陈山人口数量也呈快速递增趋势。李子周生四子：光宗、光佑、光辅、光弼。其中光宗、光佑留居本村，各生三子。光宗生仲华、仲荣、仲贤，光佑生仲兴、庚祖、百达。李子周享年84岁，在他晚年，陈山的男丁已由1人发展到11人以上。 但是它的发展并非封闭式的，而是散发式的。其发展不仅表现为单纯的人数增多，而且表现为居住地继续扩展，子孙后代不断四散流播。李子周的另外两个儿子就离开陈山另谋发展：光辅迁九江七坑村，光弼迁排陈（潖珍）。类此情况，几乎每代都有发生。在李姓入迁陈山的最初一二百年内（相当于元朝和明朝前期），总人数无多，外迁的主要原因并非地力不足以承受，而是当时岭南地区依然地广人稀，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入迁的农民有较大的选择空间的缘故。同时也反映出，从外地入迁的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未稳定下来，以致一迁再迁。现将李姓各代子孙从陈山外迁情况列后： 二世 光辅迁九江，光弼迁潖珍。 六世 缘长、观养迁九江、阳江。 八世 子晚等三人迁阳春、小江、那水。十一世 崇业迁从化。十二世 荦标、怀卓迁下四府、东莞厚街。十三世 璧焕、丽生、元翰、式钦迁佛山普君圩、陈村、东莞石龙、河南、阳东。十四世 扬鹏、喜然等四人迁佛山、陈村、廉州、广州。十五世 厚度迁柳州。十七世 述彭二人迁英德、篁村、新会。十九世 五人迁澳门、美国。二十世 仁广等三人迁沙河、澳门、南洋。二十一世 九人迁广州、澳门、香港、越南、石叻、庇能、南洋、菲律宾、加拿大。二十二世 宝绵迁南洋。二十三世 汝坦、女提迁香港。 以上的所列，是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但已可以证实李子周后代的繁衍呈散发式状态的判断。同时还可以看出：二世至十八世陈山李姓部分族人的外迁流向是四散的，无规律可言；而自十九世以后，主要流向是出国到南洋、北美洲一带。陈山李氏十九世人生当公元十九世纪后期，即鸦片战争以后。例如陈山名人李铁夫属于二十一世一代，他于1885年随堂叔到英属加拿大谋生。这个记载确凿的实例，与上述表列的内容反映的规律相符。因此这故，陈山村到近代之后，便发展成为著名侨乡。 至于李姓的陈山村内的人口繁衍史，由于资料不齐，现在已无法作出全面的统计与分析，仅能以陈山村六个里之一的松园里为例，作一典型介绍，从一斑窥全豹。 在明朝中期，陈山李氏七世李懿佑一支从龙怀里迁往东南800米开外的地方开居，该地初名蟠龙里，后改称松园里，至今传承19代人，历时500余年，另编一部自成体系的《松园里族谱》。该谱经过四次修订增补，比较完整。这四次修订分别是：①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九世族人李奇硕（名华平，号殿笙）主笔首撰，其子李人龙（名凤元，字桐初）助修，所记世系从七世祖懿佑起始。②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十一世族人李锡恒（字昭屏）增订。③民国三十七所（1948年），二十世族人李柏春（字人龙）增补，补记至二十三世。④1986年，二十二世族人李灿鎏增补（补记至二十五世）、整理及出版。据该谱所载，松园里自建村至1986年的500余年时间内，共传19代，生男丁共607人（平均每年生一丁左右），按世代分别统计如下表：世代19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丁数607 1 3 4 4 5 9 17 21 38 43 35 55 72 78 78 67 57 34 2 以上仅列出松园里历代男丁数，不包括妇女，当然也不是全村人数。制表者李柏春在1959年为此写了《松园里李氏族谱评》和《观松园里之既往及测其将来》两篇文章，对该里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以下三个观点：（一）“人口之增减，系乎国家之治乱。凡国家升平则人口日增，国战乱则人口日蹙” 。他对本里人口进行分析说：“当十二世至十九世，是前清康熙至道光时代，国家盛平，故人口日增。二十、二十一两世，是道光至光绪时代，虽有战乱而非甚剧，故人口尚能维持原状。二十二、二十三两代，是光绪至最近时代，国家连年兵结，民不聊生，人口安得不蹙也。” （二）“地方之容人，视地利之生产能力而定” ，“容量有定额，过多则溢流” 。他认为，松园里之境界狭小，既无余地可以开垦，又无工业可以为生，年中地利之生产不足供百人之生活，所以造成许多人出外谋生借以赡养家口。松园里人口最盛时在十八世纪下半世纪，其时全村男女老幼共一百四五十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降到112人，“仍苦人口过多” ，因此一部分溢流于外，在乡人口不增反降是势所必然的。至1940年统计，居外之人数已与居乡人数相等。其后，居外人数必定要超过居乡人数的。（三）观念的转变。十八世纪后半纪全里人口鼎盛，并非地力所能承担，主要原因是外出谋生者出力维持。那时候外出者对故乡眷念深切，只是个人出外，家室仍留在故乡，家庭经济主要来源靠外头接济，全村纯农业户仅四五户而已。十九世纪以后社会风气大变，不仅外迁人数增多，而且外出谋生者动辄携眷而去，其年青未娶者往往就地娶妻而居。其能致富者固然不愿回乡，其不能致富者又有欲归归不得之苦。（引者注：本段所写“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是照李柏春原文抄录，按历史常识推之，疑所记有误，可能把十九世纪算成十八世纪，把二十世纪当作十九世纪。） 李柏春提出关于人口发展规律的观点是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基本符合实际的。不单适用于松园里，也适用于整个陈山村。但是还需补充说明两点：（1）人口繁衍的速度，固然与国家的治乱密切相关，但同时与国家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陈山李氏自宋末迁入，元明两代发展速度较慢，只是到了清康熙以后才迅速增长，这和全国人口发展情况是一致。中国的人口在清代以前长期在几千万的数字徘徊。到了“康乾盛世”增长迅速，除了有100多年的社会安定环境外，更与康熙奖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有关。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政府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至乾隆朝中国总人口数便首次突破一亿大关。这个增长在松园里人口资料中有明显的反映。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但是陈山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乡居人数相对减少，这是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2）进入近代社会以后（19世纪下半期以后），社会结构复杂化，因此影响人口增减的因素也复杂多了。随着封建的闭关政策被打破，海内外沟通渠道拓宽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国务工经商者大增，陈山逐步变成了侨乡，且进一步影响到人们乡土观念的淡化，外出者许多一去不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四个现代化政策的实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是国家的大治，又带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它对陈山人口的直接影响却是使乡居人口继续减少。虽然李姓族人的绝对数仍在增加，但陈山一村的乡居人口没有相应增加。现居外地祖籍陈山的人数已与在乡人口数持平，故有“外地也有一个陈山”的说法，这正表现出侨乡人口的特点。

宇多源氏 ~佐佐木氏的起源~

近江佐佐木氏源自宇多天皇之子敦实亲王谱系“宇多源氏”的“近江源氏”一流 。承平六年（公元936年）敦实亲王之子雅信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嫡子扶义任近江守，在近江国颇具威信。扶义之子成赖仰其父威名建居于近江佐佐木庄。后成赖之孙经方于小肋（今八日市市小肋町）构建居城并改了颇为武士化的姓氏“佐佐木”。而在佐佐木庄一带本有孝元天皇之皇子大彦命的后裔佐佐贵山氏的势力，在近江佐佐木氏发展时就他们就以佐佐贵神社为据点，打着“本佐佐木”的名号与近江佐佐木氏对抗。最终当地有力的豪强的抵抗被新兴的佐佐木氏镇压了下来，并逐渐确立了他们在近江的势力。现在流传的佐佐木系图一般是包含了宇多源氏系佐佐木氏和佐佐贵山氏系的佐佐木氏的。在宇多源氏流的佐佐木氏在与佐佐贵山氏系的佐佐木氏联姻后，其在近江的势力迅速扩大。

保元平治之乱 ~佐佐木源三郎秀义~

佐佐木经方之孙秀义在佐佐木庄与本佐佐木氏的争斗时期与清和源氏的家主源为义结下了密切的联系，并做了为义嫡男源义朝的臣属。为了对抗佐佐木氏，本佐佐木氏便以送人质的方式臣从于源为义，这样就形成了暂时均势的安定局面。保元元年（1156年），鸟羽上皇及其次男后白河天皇一派和崇德上皇（鸟羽天皇嫡男）的对立，这与关白藤原忠通与其弟左大臣藤原赖长的对立相互纠缠在一起，以鸟羽上皇之死为契机，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一派用源为义、源为朝父子及平忠正等人的兵力袭击了关白和天皇。天皇方则动员了源义朝（源为义之子）和平清盛（平忠正之甥 ：1118-1181年）的兵力。战斗仅仅经过一天，天皇方赢得了胜利。崇德上皇流放讃岐，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和平忠正则为其子甥所杀。此即世称的保元之乱。与此同时，佐佐木秀义与本佐佐木氏也再度开始了佐佐木庄的争夺战事。后，平清盛受后白河院重用，势力急剧扩大。源义朝对此深感不满，遂于平治元年（1159年），乘平清盛朝拜熊野神宫之际举兵，囚禁了二条天皇和后白河院。政变眼看就要成功时，平清盛问讯回京，立即扭转了形势，源义朝方面彻底崩溃（平治之乱）。义朝本人逃亡东国，中途在尾张遇害。其子源赖朝（十三岁）因平清盛继母的说情得饶一命，流放伊豆。赖朝的异母弟牛若丸因未满周岁被安置在鞍马寺（即后来的源义经）。在源氏与平氏的争战中，佐佐木源三郎秀义以义朝嫡男恶源太郎义平臣属的身份奋战着。由于叛徒的出卖，源氏军队全线崩溃，多数逃往东国。平治之乱以平氏的胜利而告终。佐佐木秀义在佐佐木庄的统治三年便结束了。为了躲避追讨举家逃亡东国。自此本佐佐木氏便在平氏的庇护下成为了佐佐木庄的领主。

源平争乱 ~佐佐木兄弟的活跃~

逃离了近江的佐佐木秀义父子先是寄身于奥州的藤原秀衡之处（秀衡之妻是秀义的伯母）。后来，秀义的武勇为涉谷庄（今神奈川县高座郡绫濑町）领主涉谷重国赏识，并把女儿许配给秀义。此后秀义便在涉谷度过了二十年不为人知的日子。但在向相模迁移的过程中他曾更名为佐佐木隆盛。当时源义朝之子赖朝被平家流放到了伊豆岛。而佐佐木氏对源氏忠诚一如既往，二十年来秀义的儿子们与赖朝的联系不断，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治承四年八月（1180年），源赖朝在伊豆举兵，源平合战开始。佐佐木四兄弟追随赖朝作战，表现十分活跃。在源赖朝领导的初次战斗中，佐佐木三郎盛纲讨取了伊豆守护山木兼隆；而在寿永三年（1184年）的宇治川合战中，四郎高纲受赖朝赐生食马与梶原景季争出先阵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在征战中，佐佐木氏因功受封还近江旧领。以秀义为首的佐佐木一族在内战时期乘乱积极扩张领地，袭取近邻庄园，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一之谷合战后的元历七月，伊贺的平田家继、伊势的平信兼联合举兵进犯近江。当地的平氏残党也进攻秀义。当时佐佐木四兄弟仍在西国追讨平氏的部队中，由秀义子五郎义清率领部队出战。而秀义以老迈之身亲自出阵并成功的镇压了平氏势力。在激战中，秀义身中流矢，在回去不久后就死去了。源平合战以源氏的胜利而告终。在保元平治之乱时期对源氏一直尽忠的佐佐木家大受封赏。长男定纲领有本家的佐佐木庄，任近江、长门、石见和隐岐守护之职。同家弟兄亦拜领数国的守护职务。其繁盛之态可参见《吾妻镜》中“兄弟五人の间、十七箇国守护职を补せしむ”。另一方面，在源为义没落后转仕平氏的本佐佐木氏，在平氏破落后又转仕赖朝。内乱结束后，本佐佐木成纲在定纲的引领下臣服于赖朝。此后本佐佐木氏担任沙沙贵神社的神官臣从于佐佐木六角氏。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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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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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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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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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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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寻找《左氏十二修族谱》中的石泷左家(之二)——补记

一、衡东县石山村左家湾就是石泷左家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10时37分，我乘高铁第四次到达衡阳东站，然后换乘出租车，于13时40分到达100公里之外的衡东县杨桥左家湾左国光家里，这位热心的本家，听说我要再次来左家湾,补拍《左氏十二修族谱》卷八册中所欠缺的几页（49至60页）内容，就一直在家等我。

这次到衡东左家湾，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按《左氏十二修族谱》卷十一册中的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