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五帝的存在时间，考古界根本无法确定，地底下能挖出来考证的东西太少。

能被国内外学界确定的朝代目前只到殷商朝代，连夏朝（距今4000多年前至3600多年前）都不能太确定，这个年代的文字（如禹王碑。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3年仅只识得3字），和更早的良渚时代（该时代5300年前至4000年前）的文字都难以破译。

所以国外目前只肯承认中国商代至今的3600年历史，至于更早的，只能说是神话传说时代。

比如，伏羲存在时间是六万六千多年前（这个说法太玄了）到七千年前的说法都有。

我看过许多相关资料，比较可信的学界说法是：伏羲氏为一个存在一千多年的氏族大部落，不是单单一个人的名字，而是这个氏族的历代帝王可能都叫伏羲（可能当做姓或名号，或图腾崇拜），所以才有伏羲活了一千一百多岁的说法，距今时间在七千多年到九千多年之间，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

其他三皇五帝可能也是采取氏族制，什么神农、女娲都可能是一个大氏族数代的领袖名号。

炎帝、黄帝与蚩尤传说的涿鹿之战也是5000年前到4600年前的说法都有，比较多的说法是黄帝及其涿鹿之战存在于4600年前。

各种说法不一，学界是争论不休的，没有必要非确认不可，根据需要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吧。

三皇：

（1）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

（2）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3）伏羲、祝融、神农（同上)

（4）伏羲、神农、共工（同上)

（5）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

（6）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三字经》）

五帝：

（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

（2）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

（3）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

（4）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5）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6）黄帝(轩辕)、青帝(伏羲)、赤帝又叫炎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颛顼)（五方上帝）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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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这一节歌，相信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非常熟悉。为了写这篇文字，问过几位出生于此时间段的中年人，只要唱出第一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其实，这还不是最初的歌名。1949年10月，新政权为少年儿童建立了全国的统一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0年7月，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问世。1953年，组织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这首歌，也便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为大家广泛传唱。

　　郭沫若是位极富童心的诗人，一生为少年儿童作了相当数量的诗歌。这些作品，一部分被音乐家谱上曲，在少年儿童中传唱，产生了广泛影响。郭沫若这样做，是基于他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需要的深入认识。1950年5月，他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干部大会。在《在春天抢着来播种》的发言中，郭沫若希望作家和少年儿童的作者，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以优胜劣败的形象来淘汰那些不良的作品，解救少年儿童精神上的饥饿。”“努力培养他们有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

　　郭沫若这样说，也身体力行这样努力去做。就在5月，他作了一首《“六一”颂》，向儿童们祝贺节日：

　　小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太阳照耀的这样辉煌，/这六月一日和正月一日的元旦一样。/我诚恳地祝你们健康，健康，健康，/祝你们自由自在地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长，/祝你们一个个都长成为人民中国的栋梁，/祝你们一个个都成长为人类社会的栋梁。

　　从引录的这一节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衷心祝愿和对孩子们的期望。不久，受委托，他创作了那首影响过一代代少年儿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之后的许多年，一遇到“六一”节，郭沫若就常常为少年儿童作词写诗，以示祝贺。1951年5月31日，由郭沫若作词、吕骥谱曲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歌》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晚上，郭沫若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少年儿童作了题为《献给儿童节的礼物》的演讲。当月，一首《向儿童们献花》的诗作，又发表了出来。

　　1954年6月，郭沫若到苏联出席会议，会后到黑海避暑胜地加格拉休息数日。在此期间，一位四岁的苏联小女孩玛娜娜，拿着一束红蔷薇，和一个鹦鹉螺，来向这位中国诗人敬献。当郭沫若见到这位手执礼物，等了他两三个小时的可爱的小妞妞时，情绪非常激动。他一口气写出了一首长达134行的诗歌，题名直接用了女孩的名字：《玛娜娜》。此诗后来发表在1955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算是给中国儿童们一件异乡的礼物吧。

　　1955年5月，为祝贺儿童节，也从当时少年儿童的教育情况触发，郭沫若以儿童的口吻，创作出一首《孩子们的衷心话》：

　　我们喜欢那些小蜜蜂儿呵！/它们在田地里飞绕着菜子花，/每朵花里它们都争着去采蜜，/飞来飞去，做了工作多好耍。

　　我们喜欢那些小燕子儿呵！/一大清早便扑着翅子学爹妈，/开头都好像还有些儿害怕，/一下子便成了独立的飞行家。

　　我们要去爬山，要去把船划，/请你们也一道去吧，一道去吧！/不是说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吗？/多去和太阳见面，咱们不要怕。

　　我们不怕摔跤，不怕风吹雨打，/就只怕把我们死死地关在家；/像只笼子里的小鹦哥一样呵，两只翅膀儿都要被人们关麻。

　　这首诗，语调是活泼的，但以孩子口吻提出的问题，却值得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思考。这表达了郭沫若对孩子们的深入体会和真切关爱吧。这首诗发表不久，郭沫若又写出一篇文章，大声呼吁：《请为少年儿童写作》。有感于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稀少状况，郭沫若列举了大量中外实例，说明儿童文学对人少年时期的重要性。呼吁之余，郭沫若还热切祈望：“朋友们，我向你们请求。假如你们赞成，就请把这订在创作计划里面吧———一二年内，至少要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东西。”

　　郭沫若这样呼吁，自己也认真落实。1956年5月，为庆祝“六一”儿童节，他作诗一首《永远的春天》。不过一个月，郭沫若又以《红旗迎风飘》为名，作了一首《少年运动员之歌》。当时，郭沫若的工作及创作任务十分繁重，但为少年儿童写诗作歌，他总格外“偏爱”，尽力优先。

　　1958年6月1日，郭沫若发表诗作《小时好》。勉励儿童们积极参加学习、劳动、锻炼。当天，郭沫若访问张家口，但是，他没有忘记孩子们，即刻作诗《在张家口迎儿童节》：

　　适逢儿童节，/我来张家口。/途遇少年和儿童，/锄锹抱在手。/时代大跃进，/少年出英雄。/人人都是张狗丢，/领巾分外红。

　　“张狗丢”，是当时一个少年劳动模范。这首诗，比较先前所作，显得有些简单化。可当时，人人都在“大跃进”，郭沫若每天都要作诗多首，精力难免应付不下来，质量当然就要打折扣了。

　　1959年6月1日，为祝贺儿童节，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诗作《小朋友，你们好！》。之后几年，大约因为政治经济形势，郭沫若较少为少年儿童写作诗歌了。直到1963年“六一”节前夕，郭沫若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长远保持儿童时代的精神》的文章。文章以真挚的感情表示要向儿童们学习。他说：“儿童时代对于客观的新鲜事物最敏感，每时每刻在不知不觉之间都在进行着学习，把客观的新鲜事物不断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增加自己的认识和知识，就像蜜蜂很勤快地采集花蜜和花粉来酿成蜂蜜的一样。”

　　几天之后，为《儿童时代》杂志创刊15周年，郭沫若在6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红领巾的祈愿》一诗：

　　敬礼！我们宣誓：我们是红领巾，/我们要做红色的接班人，/红旗的一角，/紧贴着我们的心。/热爱生产劳动，/热爱科学实验。/我们要做大寨人，/我们要做大庆人。/做一切都要专心，/四处都有学问。

　　此诗后来收入《沫若诗词选》时，改题为《红领巾的宣誓》。之后，除去极偶然地题字外，郭沫若几乎就没有再为他所爱的少年儿童写诗了。

　　但是，追溯起来，郭沫若为儿童写作诗歌，还不仅是1949年后。在此前，这位充满童心的诗人，也曾多次为少年儿童写作，尤其抗战时期。郭沫若当时除去为小学校、幼稚园写过几首校园歌，还写出了多首轻快活泼的儿歌。在诗人的创作生涯里，这是不多见的。

　　1941年4月4日，郭沫若在重庆，写出一首名为《满天星》的儿歌：

　　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铜钉。/你说这是什么子？/我说这是满天星。/满天星，星满天，/天河流在天中间。/东有牛郎西织女，/隔河相对泪涓涓。/满天飞，鸦鹊叫，/天河上面搭了桥。/牛郎织女会桥头，/天下女儿争乞巧……

　　这首儿歌，显然借用了旧有儿歌形式，添加了改进的内容和诗人的心情，读来是颇有味道的。大约是到了四川，临近家乡，乡音惹人亲近，作这首儿歌后不久，郭沫若童心大发，又先后写出几首可喜的儿歌。同年8月17日，郭沫若又作了一首名为《燕老鼠》儿歌。当年9月1日，郭沫若乘兴又作儿歌一首《鸡公是号兵》：

　　鸡公是号兵，/清早就吹号。/大家快醒来，/太阳出土了。/鸡公是号兵，/中午又吹号。/大家快鼓劲，/太阳当顶了。/鸡公是号兵，吹号吹得勤。/不管风和雨，/不怕热和冷。

　　“鸡公”即公鸡。郭沫若连续作出几首儿歌，也许不仅仅是童心大发。当时适合儿童心性的儿歌、童谣太少，使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深感有责任、义务，来从事这项在一些人眼里属“小儿科”的创作。这当然是诗人心胸宽阔和不凡见解的展现。

　　儿童，是世界、人类的未来，这是我们常常高声颂赞的。可是，儿童该如何成长，在怎样一种良好空间生长？读什么，唱什么？一般人想的、做的，却相当有限。郭沫若，一位杰出诗人，他的《女神》是现代文学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可同时，在其一生中，他又多次呼吁，并亲自动手，为孩子们写作诗歌。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心灵、精神，这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功绩，也是后人们应注重继承发扬的良好传统。当然，这不仅仅对于舞文弄墨的诗人而言，每一个从儿童时代走过来的成年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思考，应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因为这不仅仅为孩子，也是为自己，为社会，为中国的未来。

这是关于他和他老婆父母间的一些事

1914年，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对全国的妇女颁布了一个《褒扬条例》。明文规定：凡是男人不到50岁而死，女人为丈夫守节达6年以上的，凡是丈夫死后女人也不想活、陪丈夫一同去死的烈妇烈女，都要给予扬名表彰。一时间，中国的大报小报扬起一片封建尘土，到处是对贞节烈女的宣传和称颂。

几百年来，那些死去的姐妹们到死也没明白，她们其实可以不这样去死的，而男人们也同样沉陷在困惑之中。

1912年，20岁的张琼华由父母做主，与一个正在成都读中学的男人订婚。当她拖着一双小脚走下轿子时，迎接她的是一个青年男人惊恐的目光。

当郭沫若发现新娘是个并不漂亮的、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时，心中叫苦不迭、转身而去。张琼华空守了一夜洞房，痛苦不堪的郭沫若则跑到厢房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落满灰尘的老书，一直读到天亮。几天后，郭沫若不顾家里阻挠去了日本，这期间他曾写信给父母，希望解除与张琼华的婚姻，但遭到父母严厉的拒绝。一气之下，他26年不曾回家。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二十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张琼华，作为有名无实的郭沫若的原配妻子，守了一辈子的活寡，并无怨言。当她知道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成家、生了五个孩子，她只是偷着哭了几回，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孝敬着公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世界都为日军的血腥暴行感到震惊。他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安娜，从1947年抗战结束直到解放战争，安娜一个人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苦苦等待丈夫回来。

就在1937年7月，回国后的郭沫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这时他与比他小24岁的青年演员于立群相识了。那时的郭沫若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于立群对他十分敬重与爱戴，于立群深而不露其外、蕴而不露其表，默默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相伴着走完了以后四十年的人生旅程。

解放后，在日本等了整整11年的郭沫若第二个妻子安娜带着一群儿女历经辛苦来到北京。当她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身后站着年轻的于立群和五个孩子时，这才相信丈夫果然另有家室了。

此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郭沫若向原配妻子深深鞠躬表示道歉，这区区一躬竟使守了一辈子寡的张琼华感到了极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