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徽南部人口迁徙四川?
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江西人离开红土地,跋涉千里,来到贵州,在这里安身立命,为贵州高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江西农业人口的三次大迁徙
江西人口的三次大迁徙在汉代之前,江西人口并不稠密,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总数也不过37万,列全国第十七位,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北方人口大批南移,并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人口迅速上升,到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人口上升到1400万,超过当时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总和,列全国第一,江西出现了地狭人稠的局面。古代人口,90%是农民。缺田少地的农村人口为谋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踏上迁徙的征途。据江西教育学院年逾九旬的章文焕教授研究认为,明清两朝,江西省有过三次人口大迁徙。
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明代初期,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后,不断进兵湖广和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任务繁重。而且税务名目繁多,如户口、起色(本色)、折色、存留、额办、岁办、岁派、杂办等五花八门,还有派夫、派银、派物等差役,百姓难以承受。而为了招揽移民耕垦,朱元璋在两湖地区实行放宽赋税的政策,故许许多多江西农民纷至沓来。
江西第二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代中期,又曰“流民进云贵”,其原因起于豪富占田。有钱有势的大户们巧取豪夺,占田占地,并弄虚作假转嫁差役于农民。嘉靖八年赣南巡抚周用上奏朝廷,列举了豪门向农民转嫁田赋的花样有十余种。官府与豪门勾结,致使农民走投无路,上山为匪者有之,加入农民暴动者有之,而大多数破产农民则背井离乡去寻找生路。湖广平原落户己很困难,不少流民只有远走云贵高原和湘鄂西部山区。据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江西在云南民籍军籍移民有70多万,其中军籍25万,流民近30万。拿当时全国人口基数来算,这一数据己很可观。
江西第三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末清初。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张献忠称帝、吴三桂反清,战争不断,致使四川人口大减,田园荒芜。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议迁移湖广民众来川。康熙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官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其他省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入籍考试”,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相对轻得多的租税,吸引在江西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展开了以四川为目标的一次新的人口迁徙。在故乡失去耕地或耕地很少的江西农民来到这些人稀地广的地方,开垦土地,繁衍生息,他们将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这里。明末清初,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总结的工农业生产经验也通过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带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二、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
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黔史上最早的一次官方移民发生在明代,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是在明初由朱元璋发动的。明王朝建立后,敌对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东北的纳哈出和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继续使用元朝年号,各称雄一隅。朱元璋分析当时的战略态势,认为云南距蒙古极远,决定先重兵取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挥师三十万直指云贵,次年将云南平定。这一军事行动史称“太祖平滇”,又称“调北征南”。朱元璋义子沐英受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部队在皇旨“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的帝令下,分散于黔中广大地区,军士们在这里筑陇构圩,开荒辟地。据估算,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总数为213108名。
这些军人亦军亦民,为明王朝建立起了西部战略后方,从而也为当今贵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屯堡文化遗产。参加平滇战役的官兵,江西籍的占有很大比例,从战后立功受赏者数量可估计。《明太祖实录》中记述,洪武十九年(1386)二月以白金锭赐江西等处军士戌守者千八百人,同年六月又赏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官军钞四万九千锭。据清爱必杰《黔南职方纪略•土司》记载,贵州各府土司中江西籍士官占绝大多数,大都是洪武年间“有功”的军官。可以肯定,军屯中,有不少军士来自江西。在许许多多当代贵州人的家谱中,关于其祖先从江西随军来黔的记载不计其数。安顺市西秀区旧州詹家屯曾氏族谱记:“曾巩后裔曾德一祖居江西南丰,至明朝初年,任征远将军之职,率师来黔,镇居安顺府”。《贵州黄平王家牌王氏宗谱》记载,王倒犁系王家牌王氏始祖,于明洪武年间随父由江西来到黄平旧州,王倒犁与苗寨女潘“阿扁”结为连理。王朝文老省长就是王家牌族人。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有“班李不能成亲”的祖训。该村先祖李仁宇将军于明代中期,从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受命入黔。李夫人因水土不合染病去世,将军与布依女班氏结缘入住镇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随父姓,次子则姓班,而今己传17代。毕节撒拉溪路氏,先祖从江西随军入黔,路元升于清雍正中岁贡后,其子孙中出三位进士。和军屯同时出现的还有商屯、民屯,这些屯堡中,也来了不少江西人。除屯堡人外,到贵州来的赣籍官员也有不少,其中一些官员还建树颇丰,受到百姓的受戴与纪念。
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平播”失利,三千官兵无一生还,被免职。朝廷副都御史郭子章受命巡抚贵州,重组军队,于1600年六月破海龙屯,平定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叛乱。郭子章在省内扩建城池,疏通航道,扶恤灾民,兴办社学,奖拨士类,记述文物,题辞纂书。治黔十年,政绩卓异。为了保证朝廷给贵州学子的优惠政策不让外省人侵占,郭子章还积极清理“冒籍”,主张以蒙童入学开始即建立学生档案,从而保证了贵州人才的培养成长。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郭子章九次上疏,陈情终养得准,晋为兵部尚书。离开贵州后,黔人为其建生祠七所。清代田雯在《黔书》中评价道“黔之名宦,明青螺为之冠”。江西吉水人邹元标,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暂任刑部观政候职待命时,因冒犯首辅大人张居正被脱去官服,廷杖八十后充军都匀卫。邹元标到都匀后,在“鹤楼书院”旁搭一茅舍栖身,兴教育,办学堂,使黔南讲学之风蔚然,致英才辈出。
后人评价,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三百余年间,都匀人士在科考场上涌现二十二名进士,其中还有状元夏同和。追溯渊源,无不与当年邹元标这个黔南文化传播者有着关系。古驿道时代的贵州,交通闭塞,有道是“天高皇帝远”,故它又成为逃难者的避难之所,据说明朝建文帝被四叔朱棣夺权后逃到了这里,贵阳金阳新区有个东林寺,说建寺庙的东旭和尚是被奸臣魏忠贤追杀的东林党人。在贵州黔东南清水江畔,有座名为“远口”的古镇,镇上的吴氏宗祠巍然屹立于江边,经历过数百年的风雨。吴氏宗祠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家庭几经曲折,落籍苗疆的故事。吴氏先祖吴盛,江西吉安人,官至南宋大理寺。奸臣贾似道依仗皇亲国戚的特殊关系,肆意横行。吴盛心怀不满,辞官返赣。为避奸臣加害,又携妻儿西迁,经湖南入苗疆,在远口安家。至今,吴盛的后人己煌煌三十余万。江西有重教育的传统,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前期,江西学子经科举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仅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中,江西籍的就有12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祖籍地吉安府曾有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盛况。移居贵州的赣籍后裔通诗书,懂文墨者甚多,还出现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由贵阳青岩镇骑龙村出仕的周起渭,字渔璜,康熙三十二年进士,官历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学士,荐升詹事府詹事,浙江主考,提督直隶学政等职,是《康熙字典》和《贵州通志》编纂者之一。其先祖周朝聘,来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大鱼塘村,入黔后曾任白纳长官司长官。同属周家后人的周钟瑄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赴台湾任知县,深受百姓拥戴,当地土民为他塑像,立生祠。祖籍南昌的赵国澍,清咸丰时任贵阳府青岩团务总理,在“青岩教案”中处斩了王尔马大等四名洋教徒,其子三名考取进士,且赵以炯获丙戌科举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还有官至布政使,创办“草庭书院”的周瑛;父子两代进士的徐穆、徐如澎;著名教育家艾茂;一门三兄弟进士的陈灿、陈田、陈馨,陈灿在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时,力拒暴强,保全边境土地一千几百里,系“有大功于国家的人”;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杨兆麟;丁宝祯的侄女婿,官至巡抚大人,历经太平天国直到国共内战重大事件,享寿91岁的陈夔龙等。
三、根深叶茂的“江右商帮”
顾名思义,长江之西。据魏禧所著的《目录、杂说》上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又被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帮”。“江右商帮”驰骋商界五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三大商帮之一。而贵州又是“江右商帮”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明初军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商屯也迅速发展起来。弃军从商、弃农从商、以及移民中的手工业者,形成了一支支以地域相区别,以乡情为纽带的商帮队伍。由经营油业、药业、酒业、布匹、文具等商人组成的江右商帮可谓人多势众,生意兴隆。据《贵阳掌故》一书介绍,“现贵阳的主要商业区大十字至喷水池一带当时也是商业中心,西面不当晒的房产几乎全为江西会馆所有。现紫林庵至威西门一线则全部是江西会馆的田地产。江西丰城人几乎垄断了整个贵阳的油业”。在今贵阳城北上合群路和环城北路交汇处有条道路名“江西村路”,该路段上有所小学名“江西村小学”,据“老贵阳”说,这里以前集聚了许多江西籍住户有关史料记载,现今的贵阳四中是前“豫章中学”。俱往矣,崇尚“贾德”的赣籍商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在夜郎故地书写了一部又一部商界传奇。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清咸丰乙亥科举人,始祖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定居遵义团溪,先辈贩盐致富。丁宝祯任四川总督改革盐政时,华被聘盐法道总文案,其弟华国英任四川官盐总办。华氏兄弟在仁怀茅台开设“永隆裕”盐号,在贵阳开设“永发祥”盐号,为贵州省首屈一指的盐商。迁居贵阳后,华母念及幼年曾尝过茅台酒,为酬母愿,也由于社交需要,华联辉在茅台镇上买得一烧坊,设“成裕烧坊”后改名“成义烧坊”进行酿造。“成义烧坊”系1915年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烧坊之一。仁怀的中枢、茅台一带流传一个故事,清嘉庆年间,祖籍江西吉安名叫王振发的年轻人被张姓客栈老板收为伙计,王振发娶张家独生女为妻,后创立“王天和盐号”经营盐业成一方巨富。王家为宴请客商和亲友,在赤水河附近建了酒坊——“天和号烧坊”,相继改为“荣太和烧坊”和“荣和烧坊”。由王振发后人王立夫及合伙人王少章经营的“荣和烧坊”为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另一家烧坊。华、王两家都统一用“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出参展酒,最后,在白酒系列一举夺魁,金奖荣誉归“华茅”还是“王茅”,引发了一场官司。在难解难分之际,省长刘显世亲自断案,下达“贵州省长公署指令”指出“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江西吉安郎中廖品武,清康熙年间迁到遵义板桥。是时,大娄山脚下瘴气盛行,百姓缺医少药。廖一面行医,一面采集当地的中药材,根据祖传秘方潜心研制出一种丹药,取名为“化风丹”。这种药丸对四时偏瘫、中风、癫痫等有特效,传至二、三代,己是名声远扬。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廖氏化风丹组方配制更加精到,疗效进一步提高,因而美誉远达云、贵、川、黔、滇、桂各地。
清雍正年间,川籍名医张觉人被聘为皇室御医,闻及廖氏家族有奇方,经仔细研究,并亲睹用此方治病救人,认为确实是一奇方,故将此方举荐朝庭。张觉人将此药送给几位偏瘫在床10多载的老臣服用,不到十日,老臣的脚有了知觉,二月余,竟然行走上朝,雍正皇帝见状非常震惊,亲赐“奇药”二字。去年在一次聚会上,我偶然遇上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原贵州山地农机研究所长傅延德,方知傅延德的父亲傅北萍(1906-2008)老人,原是经营油业的江右商!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
傅北萍的祖父江西南昌人傅国华在贵阳创办了“傅恒镒油号。”他的父亲傅炳南继承家业,陆续扩大规模,并坚守“公平交易,童叟勿欺”的经营理念,使其成为贵阳远近闻名的两大油号之一,傅家油号长期设在贵阳民生路。另一油号为“杜锦源油号”,经理是杜弼臣,江西丰城人,油号设在当时的南京街。1951年两家油号合营,开设“贵阳大新油脂公司”,傅北萍任董事长,杜弼臣任总经理。傅北萍曾是贵阳市人大1——9届人大代表,并在全国、省、市工商联任过职。
贵州桐梓金氏族谱上这样记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兵戈乱扰,金大富又名金中富,其弟金大贵与傅、李、刘、黄、简、严、潘共八姓九人从江西丰城罗塘由巫峡、历丰都、秦阳入播,见播州青山绿水无世乱,决定安居长守,他们癖嗜陶朱术,从此经营朱砂、中药材开辟入黔商道。他们持长矛大刀分时分段赶马帮,穿越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据金氏后人金传学说,当时入黔九人的后裔分布于贵州省乃至西南各地,金氏先祖还作有采茶歌传世。黔北地区有一黄姓分支,于明嘉靖(公元1521年)从江西泰和县余家塘经西蜀,入播州。先祖曾召21子告诫:“好男儿不必恋此一方土,儿应志在四方”,将家财分为21份,挥泪告别,留诗一首:“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处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故乡。朝夕不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同保佑,三七儿孙总炽昌”。
四、江西移民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地处贵州东部的镇远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里设元阳县后,历代王朝先后设置县、州、府、道于此,从元代至1958年的近700年间,这里一直为府州所在地,镇远是江西移民经湘入黔的重要门户。舞阳河如缎带一般从城中飘然而过,河边一组高大的建筑背山面水而立。中间的山门门楣上方竖书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万寿宫。
镇上老幼皆知,这是江西人修的!江西民间祀奉先哲许逊的祠庙万寿宫,始建于东晋。晋代著名道家人物许逊,又称许真君,祖籍河南,生于南昌,曾任蜀郡旌阳(今四川德阳县)令。他居官清廉,为民兴利除害。辞官回归故里后,在新建县西山修身炼丹。许逊精于医道,治病救人,药到病除,故蜚声远近。传说,当洪水危害江南时,他带领弟子惩巫治蛟,并以铁柱锁蛟,被百姓号为“江西福主”,因此在西山建庙,奉为神明。江西境内,万寿宫相继兴建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万寿宫也随着江西移民,到了全国各地,并远及海外。所有的“万寿宫”皆由江西商人投资兴建,其功能具有会馆性质,故又被称作“江西会馆”。如位于贵阳市太平路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实际上是保护江西籍商人的共同利益,解决同乡生活、生意上的困难、团结旅筑同乡的一个团体。
会馆规定,凡要求加入会馆的人先要“上会”,即向会馆捐赠钱财,捐钱最多的士绅、商贾最有可能成为会馆的掌权人。江西会馆按入会人员的原籍分为六个府(南昌、丰城、临江、抚州、瑞昌、吉安),六个府中,数南昌府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会馆的管理采用轮值制,每府经营一年,各府每年推举一届总领,即总负责人,下设“当年”(副总领)负责具体工作,每年春节会馆负责人进行交接。正副总领都没有薪金,只享有节日礼品。大府小府一视同仁,轮流执掌,平等公开,相处和睦,故而会馆真正成了江西人的共同家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江西会馆发展为贵阳周边最具有实力的会馆之一。
江西会馆的馆产很多,大体由六府府产、会馆公共会产、庙产、学产组成,包括房产、田地产带来的经济收益。府产中房产一般以最优惠价租给困难同乡,会馆公产及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活动,庙产主要用于宫内道人的生活和祭祀开支,学产用于兴办学校,每年农历8月15日真君会以及春节,新旧总领交接仪式都很隆重。平时和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也都会有些小集会。馆内有旧联云“此地好论文,何须牛渚云开,马当风送;主人原是客,领略鸢飞化境,鱼跃天机”,“君自故乡来,画栋珠帘,可见阁中帝子?我逢良宴会,赋诗作序,深惭江上才人”。清末民初刘韫良为大殿题联一副:“石函妙阐玄机,我亦乡人,谅仙诀不难暗付;铁柱雄标伟绩,世多丑类,惜神功尚未全诛。” 象这样的万寿宫(江西会馆)在贵阳有数座,至今保留下来的一座在古镇青岩。<<贵州通史>>引用史料曰:“从全省来看,江西会馆最为普遍,譬如遵义府一州四县均有万寿宫,仅绥阳一县就有七座。安顺府城内,旧州及坝阳都有万寿宫,新设的‘苗疆六厅’如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八寨(今丹寨)也都有万寿宫”。
据《万寿宫》一书作者章文焕统计,在贵州省有一百几十座,在全国有一千几百座万寿宫。当代,许许多多江西人,作为新移民进入贵州,他们因“西进”而来,因“支前”而来,因“备战备荒”建“三线”而来,因军调干调而来,因“西部大开发”而来。贵州高原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红土地的赣鄱儿女,而这些江西人也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履职,在这里敬业。
在他们之中。有两位杰出人士:江西奉新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前贵州省副省长、著名化学家徐采栋;籍贯上饶生于吉安的中科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前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世界著名天体化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移民是人类迁徙的必然现象,正如古猿从树上到树下,智人从山地到平原。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因经济、政治、军事、商务等种种原因在地球板块上无休止地迁徙着。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只要有人叫声“老表”,会有好多个人与你共鸣。这是数百年迁徙编织起来的情结,这是江西红土地和贵州高原的情结。
王若飞、宁静、伊扬、刘婕、颜振豪、刘孜、何洁 ,聂远,舜天齐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江西人迁移贵州,大部分源于明朝时候。分析如下:
贵州江西人的移民最早发生在汉代,那属于官方移民;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则是由明代朱元璋发起的。当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多地方还存在反叛和抵抗,其中以东北的那哈出和云南的梁王;公元1381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直取云贵,第二年就将云南平定史称“太祖平滇。”
当时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奉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的部队就在此地屯田养兵,大都分散于黔中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以现在著名的屯堡文化最为出名,这也是屯兵最多的地方。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二月太祖以白金锭赐予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通年又赏赐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军官钞四万九千锭。”有历史记载,贵州各府衙中江西籍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是洪武年间的军官。
扩展资料:
《贵州通志》记载
据《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州军户七万两千两百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人,民户六万六千六百户,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量均来自江浙地区。
明朝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自汉朝开始后的大量汉族移民,此后的各朝代也均有少量的汉族移民到贵州,但这些先期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各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在脱离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下,也开始“夷化”了,所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汉人也称蛮”,例如唐代的“东谢蛮”、“西赵蛮”等等。到了明朝初,朱元璋为了解决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朝遗将匝剌瓦尔密带来的军事隐患,派遣付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西南平定。
后来担心大军撤回后,云南孤悬边陲,于是便在西南各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将几十万大军就地屯守,军食自赡,史称“调北征南”。
后来为了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江浙一带的大量老百姓迁入贵州“民屯”,史称“调北填南”。
-贵州通志
古代安徽南部人口迁徙四川?
本文2023-10-27 09:34:30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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