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7）余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根据我了解在张经奔赴前线后发现，他的部属们各自为阵，都是怀着私心，致使剿倭计划处处受阻，无法施行。旧将何卿、沈希仪等名位已高，持老而骄；新将又不听指挥，连战不利。嘉靖皇帝听信严嵩等奸臣谗言，加罪张经久战无功，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张经忍辱负重，与浙江巡抚李天宠及苏松副总兵俞大猷商议后，发现江浙、山东的官兵新败，士气低迷，必须休整。可惜当时的明朝廷早已是奸臣当道，严嵩等人直指张经养寇不战。嘉靖皇帝大怒，下派工部侍郎赵文华前来督军。这赵文华本就是严嵩党羽，分明就是下来抢夺军功，谋取私利，哪里懂得行军打仗？仗着官比张经大，命令张经立即出兵剿灭倭寇。

张经向其说明，当地军队士气不高，且倭寇数量众多，此时进军没有胜算。已定下计策，命永顺、保靖调兵前来夹攻以剿灭倭寇。可是赵文华不听，惹得张经大怒，便以军事机密，不便告诉他为由不理赵文华。前线倭寇未平，可赵文华却在后方想出毒策。上报朝廷，诬蔑张经养寇糜财，勾结倭寇欲敛财后逃窜。嘉靖皇帝看后，竟然也信了。遂于三十四年五月下令逮捕张经可也就在这时，各路援军已至，张经打响了抗倭斗争。

五月初一，倭寇几千人水陆进犯嘉兴，张经随即率军迎击，取得石塘湾大捷。同时，张经又命参将卢铠指挥保靖土兵，总兵俞大猷指挥永顺兵，参将杨克宽指挥水军，水陆并行，攻破川沙洼，并于王江泾展开围剿，大败倭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斩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者无数。这场战役乃是明朝抗倭至此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可惜的是，这卓著的胜利没能挽救这位英雄的命运。嘉靖皇帝被严嵩等奸臣蒙骗，认为张经欺诳不忠，因为赵文华的弹劾才开始作战。不仅如此，严嵩一系还恶人先告状，死咬张经养寇不战，于是赵文华与胡宗宪合谋进剿取得大胜，而张经却把这写成是自己的功劳。昏庸的嘉靖皇帝将张经逮捕至京，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将张经等人斩于西京。一代抗倭名将刚取得大胜后，却含冤而亡。

汉族，炎黄子孙。

来姓起源：

一、出自子姓，是汤王后后裔。商王族支孙食采于郲（今山东黄县东南，一说在河南荥阳东），其后遂以封地名郲为姓，后因避难去邑为来姓。见《唐书宰相世系表》。参见《史记殷本纪赞》。路史：系出子姓，殷商之子孙。

二、传说大禹的后代。

三、商朝莱侯的后代，莱侯曾与太公争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后莱侯之子浮柔跑奔至棠（一作唐，在今山东鱼台东），遂有莱氏，后去草头作来氏。 郡望堂号：江都郡 姓氏家谱：萧山来氏家谱 历史名人：来济, 来曜, 来秉奎 下面是我们山东寿光的家谱上的序：来氏序者，序来氏也。周有来章，汉有来歙，唐有来济。来氏之姓，自古有之，非一世矣。即今之世，登莱莒州、益都、朐邑、乐安、寿县，来氏之姓，渤海(这儿还有两个字,我不认识)。嗟夫！古今之不同，典籍之不明者，闻吾姓，愕然惊，哑然笑者，真犹蜀犬吠月，粤犬吠雪，少所见而多所怪。坐井而观天，非天之小，实所见者小也。余自少时，至职参髯澹��淦自啤N沂俏颐悄嵌�牡1世，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是第11世来笑山（字秀春），现在有这位先祖的墓碑，是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五月立石。我们那儿的排辈是这样的：朝城凤常庆，延寿建庭恩。我是延字辈。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萧山来氏，属于子姓，由于未入《百家姓》而被人视为不是古姓。其实，来氏在史传中早有所见，东汉云台28将中就有来歙，因战功被封为征羌侯；三国时蜀有来敏，学识为时人所称；唐朝来氏入仕而有名者更多，甚至有人冒姓。但因谱系失传，世系不易贯穿。据现存《萧山来氏宗谱》所载，萧山来氏是两宋之间，由河南鄢陵迁来，卜居萧山，繁衍生息，成为大姓。来姓后裔有分布四川、湖北、陕西、山东等地者，也有返迁回河南者，惜难详考。从现有资料看，萧山来氏的世系，派脉、事业以及繁衍沿革尚能研究其概貌。 萧山来氏的繁衍外迁 萧山来氏向外省繁衍，大约在宋代后期。始祖来廷绍之幼孙来师周一支，迁回河南洛阳，也可能有回鄢陵老家的，但文献不足，无可征考。据《洛阳来氏家谱》序所记,在明代中期，来氏家族自萧山迁入洛城，至今四百余年，洛阳来氏的始祖名无考，字承甫，迁洛后住城内西北角仓街，卒葬城北金家沟村西，为洛阳来氏一世祖。冢前有碑，相传至五世，有来思信者又迁至距洛阳西南四十里地的延秋村。延秋是唐武则天的避暑盛地，因希望延缓秋凉而得名。洛阳来氏至今已有二十余世，现有二百二十余户，人口近千。洛阳、延秋来氏的前十二世，据延秋来布周考列如次： ①来承甫 ②③④失考 ⑤来思信明末避乱，由洛阳迁延秋 ⑥来秉乾 ⑦来焕 ⑧来迎祺 ⑨来大生来廑生 ⑩来百龄 ⑩来加禄来加福 ⑩来宗有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赴陕州 三子太和、遂和、三和(后由陕州迁咸阳)。 洛阳来氏族人有传代排字，在重修洛阳来氏家谱后附有一大段联句称： 来氏祖籍本萧山， 洛城、延秋一脉传， 至十二世有“宗”字， “景、志、朝、大”不一般， “会、启、英、华”归一支， 原定辈字已传完。 民国年间经商议，续十六字作规范， “增、福、延、庆”承华后， “克、绍、祖、武”紧相连， “尊、师、重、道”接着续， “光、耀、家、庭”四百年。 谨遵祖训勿更改， 重名重字应避免， 续字用尽无以继， 后人共商再续写。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①宗字之后有景字、志字和朝字、大字两种排法。 ②据传民国年间有孟县(现洛阳市吉利区)来敬斋过延秋时与族人相议，后续十六个字。 ③十六字排辈估计能传四百年。这一首小诗说明了洛阳地区来氏的渊源、字辈，有重要资料价值。萧山来氏曾有繁衍至四川者，历史上知名者为哲学家、思想家来知德。来知德字矣鲜，号瞿唐，别号十二峰道人。其祖先由萧山迁出，先至湖北麻城。元末时有来泰者由楚入蜀，居于梁山，成为蜀地来氏之始祖，在古之贤等所撰《瞿唐先生年谱序》中已言明其事。其世系如次： ①来泰(元末由楚入蜀，居于梁山。一②来均受一③来晁富一④来志清(以上四世均“潜隐未仕”。一⑤来昭宜良令-⑥来尚廉“好施予”-⑦来朝“拾金还主”-⑧来知德配倪氏，有子二人-⑨来时敏来时升邑廪生-⑩来许来谒来译邑廪生。 其中的来知德是蜀地来氏的第八世，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万历三十 二年(1604年)，享年80岁。来知德专研《易经》，自中举后即隐居万县求溪山中，达30年，生活于“不庐不扇，忘食忘忧”的状态中，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等，尤以《周易集注》十六卷更为著名，来知德著此书先后经29年，成为易学研究中重要著作，甚至有“来氏易”之说。来知德在《明史》有传。 洛阳来氏和麻城来氏中有向西迁至陕者。如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携子赴陕州，麻城一支在入蜀途中也有可能向西北经郧西入陕。今人陕西505集团总裁来辉武虽已难追述其始祖渊源，但据本人函告祖籍湖北省郧西县，民国初年其祖父为逃荒，辗转曲折到陕西定居，来辉武即出生于陕西周至县尚村乡，则陕西来氏或亦为萧山来氏之后裔。 在河南除洛阳外还有南阳、柘城等地有来姓族人，其中南阳有上来村、下来村。 据洛阳市志办来学斋编审函告，他的老家是三门峡市、灵宝市阳平镇裴张村下的一个自然村名小阎村，全村400余人，均为来姓。据说小阎村来姓一族最早由洛阳迁来，是洛阳来氏第十二世来宗有于清嘉庆十八年携三子，先移居卢氏，后又迁小阎村。来学斋提供了一篇他的某老师所撰《小阎村的变迁》一文。 文中曾说到村址，在阳平镇的最东边，位于温和、东仓二河交河处的西岸。该村南端高圪塔处，有一座老窑院，住着张、严、来三家人，后来由于窑院倒坍，住户迁到河边外居住。河边与窑院相比，地势较低下，因此被称为“下村”。 下村后来又添一阎姓居民。老阎有一子，聪明能干，在邻村稍有名气，广称“小阎”。时间一长，都以人名代替村名，与下柠并称。张、阎二姓，后来败退……只有来家，人丁旺盛，久传不衰。…… 来姓是不是山西洪洞县移民说法不一．根据来应元(90岁)、来天均、来石固共同回忆、判断，来姓不属于大槐树下移民，其理由有三：一、从老爷庙石碑分析。村东北五百多米处有一老爷庙，上层塑着关羽的坐像，石梯十八阶，铺得非常讲究，是李自成在河南那年修建的。有一石窑炉是清同治十二年刻凿的。下层立一建庙石碑，捐资者90是来姓。石碑立在本村老爷庙内，若来姓是洪洞县移民，在碑文中一定会加以叙述，未叙述，就不会是洪洞县移民。二、爷爷堂古柏可证明。村中爷爷堂边，长一株两人合抱不严的古柏，其历史千年以上。而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下移民令，至今只有610年。三、官坟古柏也可作证。在村东南处(铁王河村东)是来家的“官坟”，坟内曾长柏树几十棵，大的树龄在700年以上。原来来氏，分为七门。大门迁住卢氏村官附近，迁走时潜带“来氏家谱”，至今追查不回。 来氏受姓 公元前十六世纪,夏王桀残暴无道,众叛亲离。商汤带领一些诸候，发兵攻打夏桀。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被商汤军队追赶后俘虏。商汤将夏桀囚禁于南巢的亭山。后夏桀亡，商汤大胜，把山东莱州分封于各诸侯。到了春秋鲁襄公六年，莱国（今山东黄县东）被齐侯所灭。从此即以国为氏，去草为“来”。这是来氏受姓的一说，《来氏家谱》持此说，后二十二世孙来鸿瑨撰《来莱辨》以驳正前说，并称“来氏子姓，系出于郲。” 来氏受姓，早于我国宋代的《百家姓》，它虽然被摒于《百家姓》之外，但是来氏后裔遍布世界，许多著名姓氏书都备载来氏渊源。 大量的史料表明，来氏系出于殷人玄鸟之裔，他以王侯将相世系蝉联。同虞帝后裔的姚姓、黄帝后的姜姓、周王后裔的姬姓一样，是我国的华夏族的“子姓”。 来氏历经战国、秦朝。齐国时有来章，楚国有来英。西汉时的来歙，因征陇蜀有功，封为征羌侯。三国时的来敏，官典学校尉。来军为羌维参军。隋朝的来护儿官至泉州刺史。唐朝来恒为中黄门侍郎，来济为唐高宗永徽时中书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宋代有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中侍御史。来子时，字以中，绍兴初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他的孙子来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来氏南迁萧山定居长河 公元1138年，宋高宗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促使南宋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嘉泰二年(1202年)，萧；山始祖来廷绍，出任绍兴府事。渡西陵时得了急病，未赴任而卒于萧山祗园寺僧舍。葬：在萧山湘湖方家坞。南宋大名鼎鼎的爱国诗人辛弃疾给他撰写墓志铭：“来廷绍，字继先，号平山，原籍河南鄢陵县，为萧山长河来氏之祖。绍兴二十年(1150年)六月”生于江西袁州。”那时，南宋王朝苟安于江南，当权者终日沉湎于声色•，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中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廷绍…“幼负奇才，忠愤激烈”，常念祖宗之耻未雪，时时不忘中原的河南故都，故自号思洛子，但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来廷绍曾结识比自己年长8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多次促陈诣阙上书，提出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的方案，均未被采纳，而“朝廷恶其切直”。自此以后，廷绍晦迹读书，志益奋激。绍熙四年(1193年)和陈亮同中进士，当时的士大夫都说：“来、陈俱登第，恢复有期矣!”但不幸的是陈亮未及上任而卒，使廷绍失去了亲密战友。欣慰的是，两年后，廷绍又结识了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一生主张抗金，对妥协投降谬论力加驳斥，写下了大量豪情满怀、慷慨高歌的词篇。这些词充分反映了他渴望挥师北伐，恢复中原，实现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这对来廷绍感染很大。辛弃疾也非常佩服来廷绍的爱国之情：“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 庆元五年(1200年)，辛弃疾任浙东安抚使，来廷绍出任朝散郎直龙图阁学士。翌年，廷绍以宣奉大夫出知绍兴府，辛弃疾非常高兴，喜曰：“来君来，事济矣，祖宗耻，可雪矣!”但还未出任，就在萧山病倒，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嘉泰二年(1202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殁于萧山祗园寺，享年53岁。来廷绍曾在病中，仍未忘怀故国，作《祗园临终诗》一首： 病卧僧房两月多，英雄壮气渐消磨。 昨曾饮药疑尝胆，今天披衣似挽戈。 吩咐家人扶旅榇，莫教释子念弥陀。 此心不死谁如我，临了连呼三渡河。 来廷绍死后，葬于湘湖方家坞。由其子师安、师周延请辛弃疾为父作墓志铭。辛弃疾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撰写了墓志铭：“又卒矣!呜呼，岂天下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哉! 不然，胡为来、陈相继而殁，已焉哉!”(注：陈指陈亮)。墓志铭分为志和铭两个部分，其铭曰： 壮志愤愤兮扶社稷， 忠诚烈烈兮贯金石。 怀抱郁郁兮未获伸， 友义思思兮同扶策。 皇天不整兮夺其年， 国步艰难兮谁共力。 湘水苍苍兮荫佳城， 千秋迢迢兮知来宅。 辛弃疾所作的墓志铭概述了来廷绍一生的经历，充满着对死者高尚气节的颂扬和悼念，寄托了作者对来氏的哀思、怀念和崇敬。再者，墓志铭中“庆元龙飞，始交于予。予爱其忠义，恋恋如骨肉”充分说明了辛弃疾与来廷绍的深厚友情。(注：庆元为宋宁宗年号，公元1195年)来廷绍病故，由他的长子师安守墓，占籍萧山，卜居冠山之阳。师安在萧山长河，生下七个儿子，存三人：大德、大震、大圭。 长河为萧山西部古镇，北滨钱塘江，东邻铁陵关，西连浦沿镇、闻堰镇，南通湘湖水。冠山海拔16l米，是长河的象征。萧山来氏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兴旺发展。来师安之“占籍萧山，卜居冠山”，这是来氏在萧山定居的奠基之始。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按大宋王朝“限田定制”，绍兴府事来廷绍可应得“限田”百亩之数。但是，到了他孙子一代，即来长河十二三岁时，这百亩“限田”仅有七亩。由于本地豪民孔德祖“阴萌嫉妒”、“妄意生事”、“擅行科率”，竟把来长河这仅有的“七亩”田，也勒令“出助役田”。这一恶劣行径，致使来氏无法在萧山立足。当时来长河虽然尚未成年，但为了不受孔德祖之辱，在他的内侄邱本高、眷弟任庸相和国子监助教曲江张经的支持下，“持祖父诰敕陈诉”，经都司、宪台判定，孔德祖已构成“科勒役田”之罪，并勒令其“不得再有妄意生事……” 上述“役户孔德祖妄自科率，胁勒大德出助役田”一案，转县审理台判执行后，使当地豪族对这个南迁的来氏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成了民间传说中的“飞来鸟战胜地头蛇”的故事。 据邱本高的《宋处士长河散人来公墓志铭》、张经和任庸相的《附限田状并二跋》语云：“元贞二年岁次丙寅二月初一日，君子来公年七十有二……而亡。”“公讳大德，字维守”，“大父廷绍”，“父师安，娶李氏，生七子．公则长男也”，“自七八岁，则明敏严饬，无复童心。十二三则温良正直，有成人之德。”“里有豪民孔德祖，科勒役田。公持祖父诰敕陈诉。明证罪恶，人咸直之……” 这段“志文”和“跋文”，不但表明了来氏在萧山的权力地位得以确认，而且还给没有入《百家姓》的来氏留下一个空间，保障了南迁到萧山的来氏繁衍发展的自主性。 来长河未出世之前，萧山以西七里的地方，称“夏孝里”、“夏孝乡”，长河公出世后，人们便用他的名字更换了“夏孝里”、“夏孝乡”的地名，称之为“长河”。 长河古为越地，周秦以来为会稽郡所属，隋唐以降为越州永兴县属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始有乡的建制，明清以后隶属于绍兴府萧山县，民国仍之。建国以后萧山划为杭州市属县，长河则为杭州萧山属镇，1996年又划为杭州滨江区所属。 迁萧前鄢陵来氏五代 萧山来氏的祖先起源于河南鄢陵(鄢陵是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的故地)，据《萧山来氏家谱》记载：来氏河南五世如下： 第一世：来大户，字仲实，宋开封府鄢陵县咸平乡淮安里人，配李氏，子一，名为来之邵。 第二世：来之邵，字德高，哲宗朝为殿冲侍御史，落职知英州，配高氏，子一，名为来时。 第三世：来时，字以中，绍兴初以李光推荐，授予袁州通判兼劝农营田事，因李光与秦桧议事不合，秦桧讽御史何铸劾光谪琼州，时亦遭贬，配钱氏，子一，名为梁叔，卒年五十四。 第四世：来梁叔，字国材，以父为秦桧所抑，隐居不仕，配王氏，子一，名为廷绍，卒年五十八。 第五世：来廷绍，字继先，即迁居萧山为第一世祖。 来廷绍这一支，估计是宋朝南渡时的随迁户。他的祖父来时，宋高宗绍兴初年曾；在江西袁州任官，廷绍即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生于袁州，宁宗庆元六年(1201年)廷绍被任命为绍兴知府，从杭州渡江至萧山西兴时得急病，未能赴任，卒于祗园寺，葬于湘湖，直系亲属定居萧山，奉廷绍为萧山来氏始祖。当时可能有一部分族人先行至绍兴，也就定居于绍兴，所以新编《萧山县志》在《姓氏》章的《部分大姓来历》一节中曾有记载说: “来姓：祖籍河南鄢陵，随宋室南渡，定居绍兴。后分两支，一在绍兴，一居本县今长河乡的长河头，后又分支于今浦沿及闻堰乡等地。全县有1．6万余人，长河一地即达5000余人。” 这一记载与我的推测有所出入，县志认为萧山来氏是由绍兴分支而来，我则根据始祖来廷绍的行踪认为绍兴一支是由萧山分去，或者说南渡时有一支到绍兴，另一支由江西转萧山，但因缺乏足够文献，只能存疑了。 我过去只从家谱上得知萧山来氏来源于河南鄢陵，但未作深究，1983年在《萧山县志》定稿会上遇到河南方志学家杨静琦女士，承相告鄢陵来氏为萧山来氏之始，并邀任《鄢陵县志》顾问。1989年我亲赴鄢陵，当地修志人员相告，该县姓氏中确有来姓，其族人多居住于本县来家村。近年为更多了解来姓，曾函询鄢陵县志办张嘉波主任，经调查后回函相告说：“鄢陵县城西陈化店镇丁集村尚有来氏一族聚居，有30余户，200余人，但始居年限不详。估计两种可能，一是南宋时鄢陵来氏南迁萧山时所遗留，一是后来又由萧山迁还河南的一支。” 总之，河南既是萧山来姓的始源，也是萧山来氏繁衍外省的重要省份。

张经义，1979年生于中国台湾，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和阿拉伯语双学位，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现担任东方卫视驻白宫记者。2010年加入凤凰卫视，担任驻华盛顿记者。12011年正式被录取成为白宫外国记者团第13位成员，也是首位中文媒体成员。2012年6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6月14日）全票当选白宫外国记者团的副会长。232014年7月12日，正式加入东方卫视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