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碧水绕村落，荫下有古屋”，逢简这个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村落里，水道、老桥、石巷、粉墙，让我们行走在这里就宛若捧读一部迷人心性的线装书，水袖般绕来舞去的烟雨风尘更教人有恍若隔世的迷离。

千年的石板铺就了饮涧的长虹，百年的祠堂记载着人世的沧桑，逢简村的每一座石桥、每一棵老树、每一座古祠，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都刻下了祖先生活的痕迹。

每座桥都铭刻一段历史

据不完全统计，逢简村里共有古老的石桥30多座，以巨济桥、明远桥和金鳌桥最具代表性。

李仕修曾经是宋朝的进士、做了大官，由于政见与朝廷不一致，遂退隐到逢简村定居，他也是如今逢简村李氏的祖先。据村里老人说，李仕修每当有儿子出生时，就会修一座桥，他一生得了5个儿子，也就修了5座桥。5座桥中有4座桥的名称有记载，即巨济桥、明远桥、青云桥和青江桥，还有一座今已不可考。

记者在高翔坊纸扎艺人家采访时又听村民讲，李仕修是修桥在先，得子在后，为了感谢逢简的好风水，道光年间他又在高翔坊修建了一座“三界庙”，庙门的对联就提到了这五座桥，对联是“青云紫气通三界，锦水恩波沛五桥”。

究竟是修桥在先还是得子在先，村里人的说法并不一致。而逢简李氏家谱记载李仕修确实有5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李革的还做了南宋的国子监助教。

御赐桂树、石桥和牌坊

由皇帝御赐的桂树、石桥和牌坊，至今被村人津津乐道。

据村里的老人们介绍，逢简村村民李昌明在光绪年间中了举人，之后任海阳县教谕。他进京述职时受到光绪帝赞许，便赐予其一株由台湾进贡的金桂树(桂花树中最名贵的一种)。

相传，皇帝所赐的金桂树不到一尺高，李昌明告老还乡后将其种于花盆中。李昌明去世后不久，其家人不知此花名贵，加上家道没落，就冷落了它。抗战时期，李家门庭荒废，一个识“宝”之人将其挖走，以15块大洋卖给了一户梁姓人家。梁家人一直将此花当作宝贝种在天井中，直到解放后才将其移到自家门前。

始建于公元1700年的金鳌桥，则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给当时皇子的老师刘云汉的。据称，刘云汉听说紫禁城中的金鳌和玉栋两座桥非常漂亮，就想亲眼去看看。有一天他假称患急症，进了紫禁城实现了此愿望。康熙听说此事后就对刘云汉讲，“你亦可返乡建一桥”。于是刘云汉以“金鳌玉栋”两座桥的风格为参照建造了金鳌桥。

巨济桥下还有一个在“文革”时被毁的“进士牌坊”的旧址，记者看到路边仅剩4个石墩，而桥边的水中还隐约可见牌坊的12根石桩，据说这也是明朝正德年间，逢简村民梁乔升中举后，皇上御赐他建的。村里的老人说，该牌坊共有三层，以红木建成，顶部刻有“天地同流”，中间刻有“恩荣”，底部刻有“进士坊”等字样，以前远在八九公里外的勒流镇都可以望见这个牌坊，足见其宏伟和高大；并说它是广东四大牌坊之一，但史书并无记载，只在梁氏家谱提到了牌坊的建造。

骆驼崖村位于登封市南十公里，东金店乡西颍河南岸、伏牛山下，自明朝初年村民世代练武 不辍，是登封市有名的教师窝，和唐庄乡磨沟、石道乡阮村齐名。

骆驼崖村以梁姓、郑姓为 主，习武者梁姓居多，上世纪郑姓也有不少人习武。骆驼崖村的武术大师以清朝中期的梁文 秀、清末民国时期的梁学校、梁学痒、梁学生、上一世纪的梁海水和现在的梁以全最为有名。

骆驼崖村武术渊源 据初步调查，骆驼崖村人练武在登封各教师窝中是最早的，始于明朝洪武年间。据著名 拳师梁保治先生讲，明朝初年，因战乱河南人口急剧下降，传说元朝皇帝北撤时派人一路撒 元宝，吸引人们捡拾，然后官兵就大肆杀戮，以至河南赤地千里，荒无人烟，因此朱元璋下 令由山西往河南移民。洪武二年，时任九品武官的梁家始祖梁杞负责召集人员迁往河南，梁 杞遂精通武术，但又不想强逼贫苦人家，因而召集工作进展不大，难以达到上司满意，遂被 勒令一同迁往河南。梁杞带领全家和其他移民一道移民河南，从洪桐出发走了十五天后，到 达了登封县，通易经的梁杞看到骆驼崖村背依伏牛山，面对颍河水，属凤凰地势，就决定定 居下来。梁杞因做了比芝麻还小的官而招致背井离乡，遂在离开人世前留下遗嘱，梁家子孙 只要有碗米汤喝，就永世不再从政为官。 梁杞的两个儿子梁青、梁洪秉承父训，一边务农，一边习武。梁家三世祖梁英文武双全， 尤其精通大洪拳，虽几逢科考，但都又因祖训而避考。据传登封有十路大洪拳，梁英研练的 大洪拳排在第二路，和现在少林寺流传下来的大洪拳有较大区别。到了明代中后期，倭寇不 断侵扰东南沿海，皇帝在全国招选人才抗倭，世代练武的骆驼崖梁氏家族认为，虽然不当官 是祖训，但应为国出力，于是就选派了七个精通武功的人参军应战。这七个人在抗倭战场上 大显身手，颇有威名，后来战死了五个人，扫平倭寇后，余下的两个人就应官府之命而留居 东南，故在骆驼崖梁氏家谱中“出族”而不可考其姓名。他们定居东南，当然也会在那里传播 骆驼崖传统武术。

清军入关后，因对反清复明怀有戒心，恐怕人们利用武术造反，即下令严禁少林寺僧人 和附近民众练武。据传还曾派兵来查抄少林寺，在抄梁家时，收缴焚毁了梁家祖传的剑谱、 拳谱以及讲练内功、内气的《精学讲义》。查抄之后，梁家的大武功也失传了，仅有小武功 得以保存。小武功和少林寺所传的八段锦不太相同，类似于太极十八式。清代以前，骆驼崖 村传统武术和少林武术武师之间虽有交流，但关系并不太密切，清代中期以后，逐渐合流。 尤其是梁以全的高祖和少林寺下院清凉寺的武僧湛德私交甚好，梁以全的大祖父梁学校和少 林寺下院清凉寺的武僧妙兴、妙聚也有很深的交往。骆驼崖村传统少林武术历久不衰，在登 封以至周边各县威名赫赫。梁进敏家据说世袭永起尉，辈辈长子都戴顶子，这充分说明梁家 是武术世家。骆驼崖村的武师们也都信奉少林寺棍僧二辈爷——紧那罗王，和其他教师窝一 样都尊称紧那罗为“挪挪爷”。

二、骆驼崖村传统武术的传承和著名武师 骆驼崖村梁姓一世祖至三世祖，都会武术，在明代中期又有七个武师奔赴抗倭战场。到 清代初期梁家八世祖梁家蕙任嵩阳书院讲学时开始文武并重。据骆驼崖著名拳师梁保治讲， 传说乾隆皇帝曾到嵩阳书院就学，梁家蕙让乾隆先习武后学文，并亲自教他大洪拳，乾隆才 得以文武双全。乾隆继位后，曾五次游中岳，主要目的就是来找恩师梁家蕙商讨军国大事的， 并且曾三次到骆驼崖村，并准许梁家蕙出行鸣锣开道，因而现在梁家上老坟都是“传锣执事”。 据《登封县志》记载，乾隆只游过一次中岳，即乾隆十五年游中岳，从时间上和梁家蕙主讲 嵩阳书院相合。至于五游中岳三到骆驼崖则反映了对曾出人头地、主编过《梁氏家谱》的先 祖梁家蕙的崇敬，口耳相传，于史无据，也无可厚非。 梁家十三世以后又武风大显，现在骆驼崖村武师们能回忆起的传承谱系也是从十四世开 始。骆驼崖村第一代武师有梁文秀、梁光耀、梁炳耀、梁江棒、梁骆驼、梁元等，梁文秀造 反时，随同他一道到县衙劫狱的就有八人。据说梁文秀轻功好，梁元屁股功好，力气大得惊 人，有“死劲子元”之称，骆驼崖人现在还说“江棒别骆驼，搁不住梁元一次垛”。第二代武师 有梁学校、梁学痒、梁学生、梁学序、梁明煜等，他们几人都堪称武术大师，也是把骆驼崖 传统武术真正发扬光大的一代大师。梁学痒文武双全，梁学校、梁学生、梁学序都威名远扬， 梁学校开设过镖局，曾因为西安知府郑召保镖而被郑召保荐，据说光绪皇帝曾封他为四品戴 刀校尉，但梁学校并未赴任。梁学校开设镖局时，有“南兴韩平道，北兴梁学校”之说，河北 沧州和登封一样武风兴盛，有“沧州不喊镖”、“镖不喊沧”的说法，但梁学校路过沧州时总是 受到很大礼遇。

三、骆驼崖村传统武术的主要内容 骆驼崖村流传的拳术主要有外功拳和内功拳。外功拳主要有：大洪拳、小洪拳、老洪拳、 太祖长拳、大通臂拳、小通臂拳、梅花拳、炮拳、罗汉拳、昭阳拳、大七星拳、小七星拳、 五行八卦拳、猴拳、护身流星拳、长锤拳、长护心意门拳、关东拳、青龙出海拳等。内功拳 主要有心意拳和柔拳。对练的套路主要有扳手六合、咬手六合、耳把六合、踢打六合等。太 祖长拳是骆驼崖村最出名的代表性拳种，一般来说，大洪拳练不好，是不教太祖长拳的。梁 保治老师说，大洪拳是顺气呼吸，转顺圈，用寸功，而太祖长拳是逆气呼吸，转倒圈，用通 身劲。梁以全的太祖长拳堪称一绝，

五、骆驼崖武术故事 梁文秀起义 骆驼崖村的武师们，数梁文秀最出名，他武艺超群，爱憎分明，敢作敢当，清朝时曾率 众造反，名气可大啦，都上了《登封县志》。 清朝道光年间，豫西一带大旱，而以登封、汝州、巩县旱灾最为严重，很多人都准备出 外逃荒要饭。登封县令不顾百姓死活，依然派衙役们下乡催粮逼款，大部分人家吃了上顿没 下顿，哪里有粮上交，作威作福的衙役们就随意殴打欺凌百姓。有一次，衙役们到了骆驼崖 村，人们就怂恿艺高人胆大的梁文秀给衙役们说说，看能否减免。于是梁文秀就挺身而出， 仗义执言，而为首的衙役却说：“你算哪盘菜，到县太爷那里，该打你50大板，不会打你49 板。”梁文秀气不过，就到登封县衙说明情况，请求县太爷不要再催粮。谁知县令周起俊早 听到了衙役们的汇报，根本不听他说，就喝令打了他四十大板。回到骆驼崖，梁文秀越想越 窝囊，心想：你这狗官，不让老百姓过，你也别想花天酒地。于是，就私下串连，准备杀掉 县官，为百姓们出口气。 道光十二年八月十五夜里，梁文秀就约定了梁江棒、梁骆驼等八个人前往登封。他们一 人拿一根白蜡杆和一口青刀，梁文秀的青刀有二尺七长，刀背就有一大拇指厚。他们从水道 眼里进了登封城，又借助白蜡杆翻进了县衙。恰巧颍阳出了人命案，县官到现场验尸不在县 衙。他们几个人先到大牢里放狱，然后又摸到县官的住房里，县官太太早已听到动静，抱着 枕头逃了出去。梁文秀就抓起县官的儿子和女儿一撕两半，然后就回到了骆驼崖准备造反。 附近各村的穷人听说梁文秀反了，不到天明就有100多人到骆驼崖村要跟着梁文秀造反。于 是，梁文秀就带着母亲和人马上了登封、临汝、禹县三县交界处的大洪寨。到大洪寨时，起 义的人马就有了1000多人。 县官一看梁文秀反了，就到洛阳府请兵来剿。梁文秀就派人在轩辕关设下埋伏，把清兵 杀死了一多半，剩下夹着尾巴逃回了洛阳。洛阳知府一看大事不妙，就禀报朝廷，朝廷就派 了几万人驻扎在登封，试图剿灭梁文秀。这时，梁文秀的人马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经常下山 打击官府和劣绅，把缴获的粮食都分给了穷苦老百姓。官军来到后，梁文秀就率义军在白坪 河和官军交战，梁文秀的母亲也略知天文地理，经常临阵指挥，官军三番五次都打了败仗。 官军主将一看打不过梁文秀，就团团围住了大洪寨，企图困死义军。官军不时地用鸡娃炮朝 山寨上轰击，毕竟寡不敌众，再加上粮草接济不上，义军也损失很大。 两月后，梁文秀的母亲在一次观阵时，正好清军又朝山上打炮，梁母不幸中炮身亡。梁 文秀是个大孝子，在埋葬母亲后，悲伤过度地说，我上反朝廷为不忠，下死母亲为不孝，没 脸活在世上，说完就准备拔刀自杀。这时，手下人尤其是骆驼崖村的人就劝阻他说：“你一 死了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你不能撇下弟兄们不管呀！”平时非常义气的梁文秀一听也是， 就对弟兄们说：“这个山寨，迟早也守不住，不如我们都各自回家养活父母妻儿吧！”于是， 他就让义军们作了很多小灯笼，山上的树都挂满了，官军一看山上灯火辉煌，也不敢轻易攻 打。义军们就趁夜下山，巩县、临汝、禹县等县的人都各自回了家，但登封的人没法回家， 回去被官府抓住也是杀头。梁文秀就率领这些人杀退追赶的官兵，一路向西转移，打打走走， 每走几十里，就给想回家的弟兄们一些盘缠，慢慢摆脱了官军，最后一直走到了陕西户县， 就隐姓埋名在那里落户。 十几年后，梁文秀买通了官府返回故里。晚年时反复叮嘱子孙，决不能让梁家的武功失 传，要练拳健身强体，护家卫国，但绝不能惹事生非，欺负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