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编修本身就是一件繁杂且严肃的事情，容不得一点含糊，不仅要求资料要有完整性，对于人员，也要有一定的知识、协调、合作的要求。

在与专业续谱公司合作前，首先要做好人员准备：

一般来说，修谱要有热心于家族事务的人来提倡修谱，并且由一部分热爱家族事务的族人来担任家谱编修会成员，选出一位德高望重，并且对于家谱有所了解的族人来担当家谱编修领头羊，带领大家做好这件事。

家谱按照内容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系部分，二就是其他。世系又分为世系表，世系图，其他包括谱序、凡例、前言、坟茔图、祠堂、字辈、传记、后记等内容。

主编需要根据人员的多少，各自所擅长的知识，来进行分配任务，也可以把任务分为几个阶段，把人员聚集起来，把内容一步步的做完。如先进行世系编修，就可以先让人员去挨家挨户搜集资料，然后汇总，整理，核查，编修成图、册。然后再进行坟茔、家族名人传记的搜集和考证，一步步的进行下去。

家谱校对，可以说是家谱编修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决定家谱质量关键的一个步骤。作为主编，不仅仅自己要一丝不苟，还要告诫编修人员，一定马虎不得。从文字到标点符号，到世系人名，整部家谱，全部通读，并把自己认为错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记下来，最后再次整理，改进，然后再次进行校对，直到全员都没有发现错误，就可以安排印刷了。

明晰的传承脉络表明他们是古代木活字印刷术的真传。

东源谱师的“梓辑”技艺始于何时？来自何处？根据当地珍藏的《太原郡王氏宗谱》记载，东源王氏祖先原住在河南，其中一支在晚唐、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相继统治福建期间（885—925年）迁居福建。到了元代，正在福建安溪县长泰里“隐居，教授善身”的王法懋（字帝弼，行六十）开始“化俗谱之修”，把木刻活字应用于谱牒印刷。从此，他的子孙后代就和木刻活字印刷与修谱结下不解之缘，“梓辑”就成为他们的谋生之技，一代代传承下来。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法懋的后裔们也向往更安定、更便于赚钱的地方。明正德（1506—1521）间，王家一支派由福建迁至浙江平阳县浦尾、翔源、仙姑洞一带。清乾隆元年（1736），年近知命的王应忠（1689—1775）到邻近的瑞安南部地区游历，惊喜地发现：平阳坑东侧的东源（时属瑞安四十四都）前有小溪，后倚大山，山清水秀，水运码头近在咫尺，“颇具宝地之相”。于是，他一回家就果断地率家人、亲戚“迁居瑞邑四十四都东源”，祖传的“梓辑”之艺也就随之到东源“安家落户”。清乾隆年间，他们在瑞安一带开办了“王氏印铺”，为人家印了不少书籍和族谱以及官方、老百姓用的各式各样的票证、信纸等，生意十分红火。他们利用赚来的钱造路修渠，为村里人办学堂，做了不少善事。开明的王家谱师又把自己的“梓辑”手艺传授给同村的亲友，甚至外县的求学者。由此可见，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来自祖先的真传。

在胶印、影印等现代印刷风行的当今时代，东源人依然用祖传的“梓辑”之技为人编印宗谱，活跃在温州城乡及各县市。族谱即宗谱、家谱，与正史、方志构成了中国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变迁的特殊文献，是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独特记录。早在4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有了修家谱的制度。近百年来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家谱刻辞就证明了这一点。据《周礼》记载，周时已有专掌“奠系世，辨昭穆”即家族谱系的史官。到了汉、晋代，修谱之风遍及华夏。早期仅王公贵族有谱，渐而各地各族普遍修谱，甚至山村海疆、海外华人，莫不有谱。宗（家）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重要载体。不管土生土长的国人，还是身在异邦的侨胞，“寻根问祖”热长盛不衰。即使在科技、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延修宗（家）谱仍是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人的一件大事。由于谱牒讲究传统，越老古式越重地越气派，宣纸、线装、老宋体，决定了要运用木活字印刷这一传统工艺才与宗谱身份相称。这正是东源谱法至今兴旺发达的主要奥秘。

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