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种差别不大，但四川重庆的社会形态和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四川重庆这么大的地方和人口规模，除了个别县几个镇讲客家话的，通行四川话语法语音语调日常用语基本完全相同，主要只有有些地方部分人的称呼和个别昆虫动物叫法不同。

　　自诩为四川人移民祖宗的湖南人，说西南官话、湘语、赣语、客家话的人各占一块地方，各说各的话。同样划为湘语的，十里不同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听不懂不沟通的。　　

　　北到陕南甘肃部分，南到贵州云南广西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用的和四川话非常相似的西南官话，这是多少百年的教育（专门有读书人去教）和移民才可能形成？清朝殖民分化统治绝不可能允许传播形成如此大范围互通的语言，现在的四川话肯定是以明清之前四川本土语言为主体而不是受清朝外来移民方言影响。可以看出在明清之前某一朝代四川人的政商势力和巴蜀地区文明影响的范围和所达到的高度。

　　”湖广填四川“仅是一种传说，甚至是清朝一些地方族系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利益和配合清朝统治分化四川社会故意歪曲夸大和到处散布的，要那么高比例的移民连可追溯的来源只有一个小小的麻城孝感乡怎么可能，甚至现在有的说法麻城下面根本就没有孝感乡。从语言现象可以看出，清初外来移民确实是有但比例不会太高，很显然外来移民和平融入原有四川社会更统一主流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代四川话和四川人仍是元朝之前朝代之前巴蜀主导文明的直属传承。拿陕南汉中做例，若汉中元朝才从四川划入陕西是事实，那如果元朝之后明或清出现特高比例人口减少和被外来移民文化主导同化的现象，汉中处于陕西地域政治意识强势影响和湖南什么人歪曲引导之下（给四川人搞不清楚自己的文明传承情况一样，陕南几年前没有多少人较强烈认为自己是巴蜀文化圈的了），怎么可能形成的是和成都重庆整一片相同的四川话

　　大片相同语言区的形成，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同语言的一批人为中心不断繁衍往四周移民，另一个就是专门有读书人去传播教授语言，再就是更高度进步族群分散分布外来人群分散融入。

　　看看中国从南到北，除了部分地方，几乎每个省甚至每个市几种基本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听不懂方言占一块地方的，湖南什么的甚至很多乡镇语言相互都不通听不懂的，要真是同地方成规模的移民清朝才进入四川，明清民国四川人基本军政商势力都没有，或者说四川社会地域族群相互敌视冲突严重，语言有改变统一成四川话的可能吗？

　　现代四川人和四川话的主体在元明清之前就已经形成，是元明清之前主流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明清进入四川的移民是有，包括冒籍买祖籍合宗现代四川人知道自己清朝前祖籍的人很少的，说明移民的基本都是平民，富人也是进川之后才发迹的，极少经济条件好的移民经过战乱屠杀后逃难到四川多半能比较珍惜四川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四川人口构成在明清民国中前期没有发生过根本的改变。

还湖南永州什么的，以前永州倒可能是纯粹西南官话的区域，从清中晚期就因为一些败类投靠外人的结果。现在永州已经是什么方言都有混杂的区域，哪个族系谁是谁都分不清楚了。

　　湖南现在只有个别市是高比例西南官话的区域，但不是永州，如果要清算历史以前可能整个湖南大部分地方都是西南官话的区域。

　　清朝中晚期开始，湖南就是投靠清朝祸害他人的长沙话区域是既得利益者。湖南除了过过苦日子穷人出身的彭什么好一点，富人和知识分子祸国害民的多。

　　已经被长期控制愚昧利用的人，永州什么的现在也就靠投靠配合长沙话区域向桂柳和四川等地输出点儿童色情视频和助学小学生陪睡的什么的垃圾烂人倒是真的？

人文景观无人不活，无文不彩。杜受田故居如果离开了杜受田，离开了杜氏文化，它就是普通官员住宅，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难免沦于庸常和平凡。正因为有了杜受田及其家族十余代的人和事，这座古宅才变得鲜亮和生动起来，才有了灵气和人气。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应当是杜家独特的文化。天下人谁不希望儿孙满堂，后代幸福，那么，到杜家宅来看看，或许能够领会一二；天下人谁不希望子女学业优异，成龙成凤，那么，到杜家宅来看看，或许能够受到启迪；天下人谁不希望为官为民堂堂正正，即便不青史留名也做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么，到杜家宅来看看，或许对人生之路有所帮助。不管什么人，到杜受田故居来就能感受到青砖灰瓦散发的灵气，就能接受教育，就能至少读懂洋洋洒洒杜氏文化巨著中的一章，它会让你心有所悟满载而归。

古为今用。滨州杜家的文化教育出了明清两朝12位进士，在全国出类拔萃；锻造了大批的刚正烈士、儒雅忠臣；培养出了皇帝。除去传统的、共性的思想熏陶外，了解他们独特的文化，对今人做人做事做官或许有所启迪。

首先，杜氏文化第一要义是“正心”。正心是儒家道德修养的要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所说的正心，讲的是治世，标准是仁与义，意在为公。释家所说的正心即是明心，讲的是治身；道家说正心，即是“炼心”。释道正心的标准，是涤滤心灵。杜氏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用做规范，兼收释道思想的精华作为补充。具体地讲杜氏文化的要义正心就是以儒家的道德修养为纲，以道修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发明和实践三教一途的和谐之道。通过修身养性，而“止于至善”，达到“内圣外王”，“体用兼骸”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内圣”功夫，即为体；修身是根本、是基础；只有修身才能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即为用。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智慧源醇，能够承家报国的人。

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杜氏家族不断弘扬家族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八世掌门人、江西布政使杜诗，一生持正心之道，扬善除恶，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冒被罢官之险，坚决抵制在江西为宦官魏忠贤立生祠。被罢官回乡之途，路经惠民县，恰逢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六君子”之一袁化中灵柩回乡，他不畏权势，坚持前去祭奠。杜诗嫡孙杜漺承扬先人遗志，他勤政爱民，公正执法，因河道不治，直言上疏，陈治河方略，亲临河患堤防监督河务，当地百姓将这段堤防名为“杜公堤”。漺之嫡孙杜鼒，一身正气，担任襄阳知县时，政绩优异，当地民众为其建“嘉裕堂”生祠，设位供奉。担任上思州知州时，自掏腰包购买麦种，劝民种麦，群众将这种小麦称之为“杜公麦”。鼒之嫡孙、杜受田之父杜堮，三朝元老，一介忠臣，咸丰皇帝评价他“植品端方，学有根柢，从公夙夜，克励清勤。”去世后加恩晋赠大学士、谥号“文端”。

杜氏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的沃土，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鲁北特有的家族文化，孕育着杜氏十几代，五百多年的成功和辉煌。

其次，杜氏文化的精髓是教育。杜氏教育讲究学业和道德并重。杜诗在今天的杜受田故居处开辟了“净明山房”，供子弟藏书读书之用。并购下城中名地“卧佛台”，植松柏，造廊舍，建成家族私塾，以供子弟就读。并利用丁母忧之时，发起著述杜氏族谱之行，开创杜氏纂修族谱之先河，用以教育后人。“风流儒雅，吐属无俗语”的杜漺告诫族人“勿以族大人众为可特，而以凭借骄傲为可虞。各修而身，各务其业，父以之教子，兄以之勉其弟。”杜鼒则在杜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对子弟的教育首先做到了率先垂范，正人先律己。从小就受到了母亲的良好教育，恪守忠孝仁义的行为规范。其子杜彤光不仅重视家族教育，还热心公益事业，将其教育思想推向社会，他投资并参与了滨州城内第一所官办学堂“培风书院”的修建和管理，对清中后期在滨州文化教育的繁荣有首列之功。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表现在继承民族传统教育“子弟皆当学”的同时，提出了“孩提之童，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注重在子女的早期教育中，首先进行道德教育，就连平时的日常活动，游戏玩耍中都“要观其爱敬之良，不失赤子耳”。倡导“身教言教并重”的教育方法，凡是教育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先要做到，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熏陶。要求“身为家长，宜率先子弟，各执其业，修孝悌忠信之行”。实现“做善降之百祥，一门顺德”的良好意愿。明确提出“学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也”，“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崇高人生目标。所以读书，是要“因此求其心源，而得其施于家国天下之道”，增长“化民成俗，尽职报国”的才干和品行。同时，教育人们，要坚持“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超前意识，不但自己终身学习，而且教育子女终身不至。正是这些先进教育理念，可行的教育实践，支撑着杜氏家族，代代英才辈出的辉煌局面，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超时代的教育理念和切实可行的教育实践，经过杜氏家族十几代人的积累、提炼和升华。由三朝元老，时任礼部侍郎的杜堮，于道光七年（1827 年）著成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述训》。《述训》48则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教育典籍中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宗谱者，所以志一族之世系，传之亿万世而不忘也。

余家宗谱，自余八世伯祖蟾魁始修之。

始祖由山西兔番初迁于五儿wa，复迁于郝家坪，后迁西常家新村。以上无可考，历年久远，加以兵燹，盖有无足怪者。及余之身，复八世矣。族中男丁百数有余而四方分住，不能聚族而居，且家贫多未读书，询及祖父之名，往往有茫然不知者，余甚忧之。于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延致族长详加考核，自余续之后，一目了然，诚快事也。犹愿自今以后十二年一补序，凡遇酉年为国家拔取人才之岁，是岁清明令节，合族人祭扫祖茔，可以齐集，当应长门执事人于分结祭奠之日，展开宗谱，细问族中子弟，但有娶妻成室及年二十岁以上者，即详序各门之后，其有幼小未及成室者，俟十二年补编。如此，世世勿替，庶我常氏家谱可垂之永久矣。即或有人乏嗣者，须本门承嗣，以明利害相趣，而且不乱其宗族矣。祖宗邱墓不载，则历久而不知；生前事迹不载，则阅世而亦湮。追远报本，睦亲敬长，舍斯，其宗曷由稽哉？

余见闻浅陋，又不能文，略叙斯言，是所望于后之有心者。

八世孙从伦谨志

大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