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两个家谱有什么不同?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7浏览:3收藏

旧约两个家谱有什么不同?,第1张

《旧约》中的两个家谱《创世纪》和《世族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文献,它们都记载了关于人类起源和族谱的故事。虽然两个家谱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但它们都反映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人类起源和族谱的理解和观念。

《创世纪》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文献,它记载了上帝创造人类和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管理这个世界。然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并告诉他不要摘取园中的禁果,以免受到诱惑。但是,亚当最终还是摘取了禁果,并因此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

《世族谱》是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文献,它记载了人类的起源和族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管理这个世界。然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并告诉他不要摘取园中的禁果,以免受到诱惑。但是,亚当最终还是摘取了禁果,并因此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

虽然两个家谱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但它们都反映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于人类起源和族谱的理解和观念。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人类被视为上帝的创造物,具有神圣的属性和地位。同时,两个家谱也强调了人类的堕落和救赎的重要性,认为人类的罪性和救赎是实现人类拯救和得救的关键。

个人档案:

姓名:慕林杉 [原名慕杉]

性别:女

籍贯:山东黄县

民族:汉

出生地:天津市河北区

生肖:马

生日:11月11日

星座:天蝎座

喜欢的运动:唱歌、游泳等

最喜欢的颜色:粉色

最喜欢吃的水果:提子

毕业学校:北京广播学院

学历:大学本科

所学专业:播音主持艺术

学习经历:

天津市河北区连云路小学

中学就读于天津二中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1997年—2001年)

工作经历:

2002年1月---2003年1月 旅游卫视 记者

2003年1月---2003年5月 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旅游风向标)外景主持人

2003年5月1日至今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天气·资讯》主持人

2004年6月19日至今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约会新七天》主播

2008年4月至今 《新闻导航》主持人

《新周刊》2004中国电视节目新人奖

家谱介绍:慕林杉 的外公是著名已故画家 慕凌飞

第79集:内阁制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       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一、谱名

谱名中最重要的是谱籍和姓氏,即是什么地方、什么家族的家谱,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写?更准确的反映家谱作为“史书”来反映信息,不然,编修的人当时明白,经年累月之后,转之何人何地?便无从查考,给后人寻根带来巨大困难。

二、像赞

人物像赞有各种表达,或始祖,如三皇五帝,也可以是近祖,或者迁祖,还可以是自古到今的家族内非凡的人物,特别杰出的人才。以昭示后人发奋图强。

三、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四、目录

全部家谱内容提要,以便检索。

五、谱论

谱论,即谱学理论,从司马迁开始历代都有名家,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比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曰:“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六、凡例

凡例,即修谱的原则,规定,比如哪些人可以入谱,哪些人不能入谱,对人的次序的排定,哪些内容怎么去写等等,就是规定家谱里面都有什么,这个显示出编修之人的主观态度,如明朝家谱对女性入家谱,就很明确的规定:丈夫之后跟原配,接着依次是:继配,侧室,妾,纳,除原配外,这些二三四五老婆不可以有名字,原籍,生卒,等,这个男尊女卑的“名分”观念,尤 是对女性的一种变态的歧视。

七、家训

不要误解,《家训》不是家谱内容,这里为了突出家训的内容做个配图,中国是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名门望族是一大特色,家训家风起了很重要的教育作用。

八、世系

世系是家谱内容的核心部分,从家族第一世开始,记载其生卒,婚配,事略,墓葬,其人如何?一目了然。

九、传记

传记,不是每个人都有,是对家族内的杰出人物,立功立德之人的具体描写,反应出这些人物的杰出品质, 垂范后辈,是榜样力量。可分内传。外传,内传是五服之内,外传是五服之外,还有列传,分门别类,比如家佣,二三四老婆中的贞烈之妇,可做列传,这已经不适合今天。

十、谱跋

上图是梅曾亮的家谱跋语,他自夸了一下,“知岩”以乡兵保障宣州,然后对家族的分派流迁做了陈说,所以跋语就是做谱之后的感想,经验,过程等含有者的寄托之语。

十一、领谱字号

家族支派繁多广布,必须有字号,作为验证, 跟对号入座一样。家谱一般就包括上述内容,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包括,祠堂,敕封,艺文,契约等还有一些图表,制作时可根据原谱内容确定。没有原谱,就必须另起创谱,不使历史中断,再根据个人情况确定内容。

一本完整的家谱,家谱序言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序言是一本家谱的完整介绍,它类似于一本书的序言,通过阅读家谱序言,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整个家谱的内容,家谱的编修来源,及家谱中的故事。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姓氏的家谱序言,希望给正在修家谱的人士带去一些帮助。内容如下: 家谱的序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分别是: 一、序言名称:×××重修家谱或支谱,一般情况下用支谱的比较多。 二、说明原因:为什么修家谱或续家谱。现在的解释大部分以族谱丢失或毁之贻尽为缘由。 三、叙述现状:说一下现在本族的情况,展望一下在未来家族的发展情况,如社会青年今天东奔西走,在外工作等,为了让本家族成员之间永保联系,勿忘祖宗等。 四、修谱贡献:×××为本次修家谱提供信息资料,×××提供经费,×××撰写等,×××出资修谱。 五、修谱结尾:可以说点立谱的重要性,写上具体日期(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都要写)。 六、落款:可以分为两种(1)、撰修×××(从有谱以来你是第多少代),世孙×××(名字不要写姓氏)。(2)、缮写×××,世孙×××等。 诚然,不同家谱在修家谱时,思想也是不同的。有的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喜欢用文言文,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现在人修家谱,则比较喜欢用白话文,目的是可以让后人很清楚的看懂写的是什么,容易理解,不致于造成歧义。 话又说回来,无论用哪一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作用和意义。但结合现今的语言情况来讲,续谱无忧网推荐大家使用浅显易懂的书面语言来写家谱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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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全部内容: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一集:《前世今生》

  走进徽州,走进徽州的村落。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说,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他们是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落在徽州,便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了。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传过来的琅琅书声。

  2000年的岁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说,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绵绵不绝的化石,是中国乡土建筑的典范。

  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宏村。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蕴含着无限的优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悠深的街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像宏村这样的乡村,真是举世无双啊。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宏村的故事,它的开始与西递并无二致。“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宏村是牛形的村落。在宏村的承志堂,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隽秀和灵动,那么,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使这一方水土,又多了几分书卷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二集:八千里路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无徽不成镇,离开家园的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商帮集团。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流水是进出的道路。“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在徽州,因为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这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蕴。“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歙问》中的一段话,因为地少人多,山上又收不了更多的庄稼,加之赋役繁重,社会动荡,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

  在杭州胡雪岩旧居,粉墙高耸,仰望这一片天空,或许当年胡雪岩抬头时就已经想到了天有多高,心就有多高。而最初的时候,胡雪岩只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自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时间,胡雪岩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誉。在官场,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为倾心囊助左宗棠,1878年,胡雪岩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这样的荣耀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

  胡庆馀堂是胡雪岩全盛时期创办的药店。胡雪岩说“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这是胡雪岩的生意经。在徽州,在胡雪岩故里,再一次体会红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三集:书香门第

  朱熹是婺源人。出生在福建的朱熹,时常地想起婺源。朱熹说:“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回到婺源的朱熹,经过县城北门的郊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再一次经过朱绯塘的时候,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皇帝曾经这样评价朱熹的学术思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为什么徽州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这样毅然决然?徽州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是朱熹的乡里乡亲,我们要保持煌煌千年的邹鲁之风,所以我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徽州人就这样唱响了新安理学。

  朱熹说:“读书志在圣贤”,辽阔的徽州积极响应,这一唱一和成就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千古佳话。走南闯北的徽商,做各行各业的生意,他们相同的个性是左儒右商和亦商亦儒,他们相同的志向是使自己的后代业儒入仕,所以在徽州创办书院蔚然成风并且经久不衰。坐落在歙县的紫阳书院,是为祭祀朱子而建,是徽州境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心。 还有竹山书院,还有南湖书院。正是这种风气的推动,使得徽州人在科举仕途上竞跑特别起劲。自唐以来,徽州地区共出过2081名进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在程朱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戴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位硕儒,也是徽州人。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却说,以理杀人,是违背原始儒说精神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戴震的思想无疑“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然而,从戴震故居中走出来,立在“东原桥”头,竟意外地感到一丝迷惘,关于戴震,关于戴震坎坷的一生,我们久久难以平静。

  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四集 归去来兮

  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所谓“携族人乡党与共事”。而徽商宗族通过科举在朝中谋取的政治势力,也为他们的行业垄断,特别是盐业垄断,提供政治靠山和官僚庇护。

  靠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徽商,衣锦还乡,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造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他们觉得,这是荣宗耀祖,也是光耀门楣。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历史上的徽州 曾经有过6000余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在徽州,过年最神圣的朝拜,就是祠堂里的祭祖。

  从任何一座祠堂说起,都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我们走过胡氏宗祠的时候,感慨万端。胡氏宗祠建在“龙凤相对,天马奔腾”的风水宝地上,因为龙川是一艘船的形状。有人说,胡氏宗祠是“木雕艺术的殿堂”,也是“中国古祠一绝。”

  徽州的祠堂,大抵分成三井,第一井的“仪门”也叫“大门”或“大厅”,穿过仪门就是“享堂”,第三井是“寝”。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聚族而居的徽州村庄里,祠堂是一种标志,标志一个宗族从前以来的荣耀和流光碎影中的源远流长;祠堂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宗族的一脉相承和众志成城。如果说去北京,可以了解明清帝王的历史,到徽州就能了解明清的平民生活;如果说去故宫能够读懂封建专制制度,在祠堂就能够明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在徽州,最能体现故园这个意义的,是宗族;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和修祠一样,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作为宗族事务管理者和实施者的化身,祠堂有形、无形地维系着整个宗族的利益,徽州出状元,和宗族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五集 阳历阴历

  大学士许国所建的八脚牌坊,在当时极其罕见,留到今天也是独一无二。早许国坊6年建成的胡文光刺史坊树立在西递村口,牌坊上有32支镂空的花翅,大家说这32支花翅恰好与胡文光为官32年相吻合,看来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从前的有钱人家,可以造个园子,也可以建一座亭子,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牌坊,牌坊是国家树立的典范,是皇帝亲自批准的最为隆重的表彰。建造一座精雕细刻大气磅礴的牌坊,钱主要靠牌坊的主人和乡里乡亲来筹集。

  贞白里坊建于元代,是徽州大地上惟一一座没有经过皇帝恩准的、最古老的牌坊,是郑村的老百姓自发捐资,为郑千龄建造的。

  在槐塘,我们见到了记载着朱元璋与紫阳书院山长唐仲实对话的“龙兴独对坊”。在徽州,牌坊和民居、祠堂称为“三绝”,从元朝到清朝,徽州的山山水水之间,曾经树起过千余座牌坊,大家说徽州是“中国牌坊城”。棠樾的鲍氏家族,是一个以封建“孝悌”为核心,奉行程朱理学、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宗族群体。因为忠君,鲍象贤为自己赢得了“尚书坊”;因为孝行,鲍氏家族树起了“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和“鲍逢昌孝子坊”;而“吴氏节孝坊”、“汪氏节孝坊”是鲍氏家族的女人用她们的贞洁换取的荣耀。按照程朱理学的标准,忠、孝、节、义是四位一体、相得益彰的。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鲍氏家族下定决心,一定要建起一座“义”字坊,让家族的荣光流芳百世。据《歙县志》记载,鲍漱芳“屡次捐输,叠奉恩旨,以优议叙,加十级”,就这样,嘉庆二十五年,填补棠樾村又一项空白的“义”坊建成了,上面赫然写着“圣旨”、“乐善好施”等大字。品读这样的牌坊群,我们仿佛是在翻看一个家族辉煌而又沉重的家谱。还有丞相状元坊,还有同胞翰林坊,还有徽州最小的双孝节坊。一次又一次,我们还与贞节牌坊相遇,与程朱阙里的“三纲五常” 相遇,仿佛听到了滴落在岁月深处的一声叹息。

  歙县新南街,建于1905年的贞烈砖坊,这是徽州大地上建造的最后一座牌坊,贞烈砖坊旌表的是65078个节妇和烈女。徽州女人,就是凭着遥遥无期的贞节,和义无反顾的刚烈,换来了贞节牌坊上的“节劲三冬”和“一庭冰雪”的“旌表”。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六集 人间词话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一句唐诗,是婺源彩虹桥这一座风雨廊桥桥名的由来。

  蹲在阳光下的万安老街,有一点老态龙钟,唐朝以后,它便成为重要的商埠和码头。到了明清,万安老街已经名列休宁街市之首,依照民间的说法是“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万安老街上的吴鲁衡没有背井离乡,他在方秀水罗经店里做一个小学徒,然而这位貌不惊人的孩子,竟是长成了名声赫赫的一代罗经大师。罗经是风水先生对于罗盘的敬称。吴鲁衡罗经在当时是受到欢迎的优质产品,二百年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少年的程大位已经是村子小有名声的算学天才了。20岁的程大位离开家乡,踏上了“遨游吴楚访名师”的漫漫长路,20年过后,程大位回到家乡,开始了《算法统宗》的写作。又过了20年,一部集各种算理算法之大成的著作,在徽州乡村编撰成功。此时,程大位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对于运筹国计民生的仕宦之途望而却步时,就开始了弃儒业医悬壶济世的生涯。创造了营卫学说的新安医药大家汪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老桥上走过,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是中国徽州歙县人王茂荫,还有婺源人詹天佑,以及他们远去的背影。

  与紫阳桥毗邻的是渔梁坝。“紫阳之麓,绝流为梁,潴为渊,”这是渔梁坝名字的由来。专家还说,渔梁坝的设计、建设和功能,均可与横卧岷江的都江堰相媲美,这也是祖国水利史上的一个意外。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渔梁坝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因为渔梁坝可泄洪防旱,二是因为它能截流行船,三是因为它能美化环境。所以他们心连石坝,魂绕渔梁,历朝历代都把坝之兴衰作为徽州兴衰的标志。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七集 月到风来

  因为黄山,徽文化的韵味才更显得明净而淳厚。因为徽文化,黄山的自然风光才更显得动人而灿烂。

  徐霞客说:“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别的山是以形态取胜,而形态是能看得够的,黄山靠变化取胜,但变化是看不完的。走过黄山的画家石涛,如鱼得水,石涛说自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以黄山为题的画家,成百上千,石涛是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石涛说,“渐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

  石涛说的渐公,就是渐江和尚。渐江,俗名江韬,法名弘仁,别号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人,是明末的生员、新安画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在黄山,猿鸟都不去的地方,渐江去了,猿鸟都没有看到的景色,渐江看到了,然后,久久地独坐在这样的景色之中的渐江,和黄山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渐江用书画的形式,记在纸上,《黄山画册》便是渐江以至灵之笔传写黄山真性情的精心杰作。“不但惜墨,而且惜笔,看似枯寂,细玩之,神味耐人咀嚼,”这是渐江一贯荒寒冷逸的艺术风格。

  新安画派源远流长,如果说渐江是超凡脱俗的峰回,那么黄宾虹就是标新立异的路转了。黄宾虹一生九上黄山,于山于川,可以说是“身到,心至”。 黄宾虹大器晚成,“先生七十后,夺得造化之精英,图写自然,千笔万笔无一笔不是,年过八十,尤见精神。”八十岁的老人,“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而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所谓“黑、密、厚、重”的风格,正是黄宾虹进入艺术巅峰时期最显著的特色。

  最初的时候,国内著名的墨工因避乱来到徽州,手艺代代相传,制墨也生生不息。而黄山上漫山遍野的黄山松,是制墨最好的原材料,这样的珠联璧合,使徽墨水到渠成地名扬天下。徽墨的创始人是李廷珪,他使碌碌无名貌不惊人的徽墨,出落得“丰肌腻理,光泽如漆。”一代代徽州墨工,使黄山上的松树,以一种人文的姿态,展示在一朝一代的册页之中了。

  在徽州,和徽墨一样悠久且赫赫有名的是歙砚。徽州的文人墨客,几乎都有一段与歙砚相关的故事,与笔墨比较,砚石仿佛更是终身的伙伴。歙砚的好,好在质地,好在雕刻,好在铭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房四宝,徽州的风花雪月才是如此的动人心弦。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八集 云外山河

  沿新安江两岸山水尽得风流,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船靠岸的地方,赤岭村和黄潭源的陶氏,就是桃花源了,就是陶渊明的后人。

  镶嵌在民居、祠堂和牌坊之上的砖雕、石雕和木雕,称之为徽州“三雕”;三雕使三绝别开生面精妙绝伦,三绝使三雕天衣无缝容光焕发。衣锦还乡的徽商,开始建祠造楼,但当时的政策规定:“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灵机一动的徽商,将功夫放到精雕细琢上,三雕应运而生。“三槐堂”精美绝伦的木雕,让我们怦然心动。

  依旧是走在黄潭源的路上,我们的眼前闪过了清贫人家发愤苦读的少年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马牛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黍稷下功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焕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陶行知的好友,也是他的同乡、同学的胡适,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在胡适故居,我们想起了一个传统的小脚女人江冬秀。对于母亲给他安排的这桩婚事,胡适不是没有意见,但作为新安理学熏陶下的徽州人,他最终却无法决绝,更无法与他心仪已久的新派女子曹诚英结为秦晋之好。和鲁迅一样,胡适先生是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急先锋,但同时又是旧道德、旧文化的牺牲品。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九集:花雨弥天

  在徽州,傩戏就是贴在春天里的对联。最初的时候,傩,是徽州乡村驱鬼逐疫的一种形式,后来,傩的表演中,有了人物和故事,傩也就成了一种特有的戏剧形式,徽州人说,这就是傩戏。

  徽州的乡村,看戏的热情是高涨的,演戏的日子也肯定是不少的。目连戏是徽州古戏台上,演出最多的剧种。目连戏是一个剧种,又是一个剧目,说的是目连为救打入地狱的母亲历尽千难万险的故事。徽州人说,目连戏“出在环沙,编在清溪,打在栗木”,指的是这一个故事发生在环沙,而编写《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是清溪人,“打”就是演出,要说目连戏的演出,栗木的戏班首屈一指。“一年目连三年熟”,说的是村子里邀请目连戏班前来演出的费用,还是比较昂贵的。

  与目连戏一样,在徽州生长的,还有徽剧。和徽剧最有关的人物是曹文埴,回徽州之前,曹文埴去了一趟扬州招了一班童伶,他将他们带到徽州去,让自己在徽州说起曹文埴,更多的话题是“父子尚书”以及栽在竹山书院的桂花。户部尚书曹文埴在京城官场上呆了28年后打了离职报告,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的老母亲在歌舞升平中颐享天年。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埴开始了扩大和改进戏班的努力,首先是从附近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教师,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

  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曹文埴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于是称赞不已。“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簧”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就这样,徽剧从乡野走向了皇城,走向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殿堂。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十集:逝水流年

  李白在洛阳游山玩水的时候,看到同华传舍的墙上题着一首诗。诗是徽州的一位名叫许宣平的隐士题的,李白记住了许宣平的名字,并且有了去徽州的念头。李白第一次泛舟新安时,与许宣平失之交臂,再一次来到新安江边,却是人去船空了。同样是与李白有关,还有太平桥、桥头的“太白楼”。

  和李白一样,唐伯虎去徽州不单单是游山玩水,还是因为一个名叫程敏政的徽州文人。唐伯虎到南京参加乡试,名列榜首,成了名闻遐迩的“唐解元”,然后兴冲冲地往京城里赶,他是去一试身手的,也是想大展宏图的,不料却陷身科场舞弊案,以为要衣锦还乡的唐伯虎,锒铛入狱,甚至险一点丢了性命。唐伯虎涉嫌科场舞弊,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程敏政为此蒙冤经历了牢狱之灾。程敏政去世后的第二年唐伯虎到了徽州,想起从前读过的程敏政的《游齐云山记》,唐伯虎就上了齐云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紫霄宫玄帝碑铭》。

  被古老的徽州深深感动的,还有谢灵运、苏辙,还有范成大、汤显祖,还有郁达夫……

  感受徽州,徽州,就是村口的那株古老的樟树,就是竹山书院清旷轩里的满园桂树,就是黄山悬崖绝壁上的一棵松树,就是泡在青瓷杯中的一杯黄山毛峰……

  就这样,我们和徽州心心相印——永远的徽州。

旧约两个家谱有什么不同?

《旧约》中的两个家谱《创世纪》和《世族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重要文献,它们都记载了关于人类起源和族谱的故事。虽然两个家谱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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