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家协会有位会员，平生只写过一首歌词，再没有写过第二首，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再写。音协却盛情邀请人家入会，他才填了表。 这首歌曲，从作词、谱曲、发表，到唱响全国，仅有一个多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唱，全都会。歌词仅有43个字，却呼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如今，上了年龄的人哼起它，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依旧涌动着当年的激情。这位作者叫麻扶摇，他的歌词由周巍峙谱曲后，被称为《志愿军战歌》。

八十年代初，他从第二炮兵青海基地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一直在保定的一家干休所里安度晚年。谈起这首歌词，麻老豪爽地笑着说：“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写歌词，也不是为唱歌而写词。战歌唱响后，有人说我成了名人，是歌词作家，我一概摇头否认。我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是人民军队里的一名政治工作者。”我问麻老，还写有什么别的作品？他说：“我不是搞创作的，以后再没有写过什么。”那么，这首歌词是怎么写出来的？又是为什么而写的呢？ 麻老告诉我说：“那不是作为歌词而创作的，而是作为大会的发言而写的。”他简述了当年的概况。

麻扶摇是黑龙江人，解放战争期间随四野南下，一直打到湖南的衡阳。在那里，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部队群情激奋，准备打好最后一个战役，解放海南岛。突然，上级一个命令，部队返回黑龙江佳木斯垦荒种地。1950年夏秋，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又一声命令，部队告别丰收在望的大豆田，紧急开到丹东驻守。中央决定入朝作战，他所在的炮1师25团成为第一批入朝部队。十月八、九两日，团、师先后召开动员大会，让麻扶摇代表部队官兵在大会上表决心，他当时任 5连指导员。于是连夜赶写发言稿。写来写去，总是那几条——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只讲这几条，总觉得不来劲，应该一上台，就来几句响亮的誓词，把基层官兵的激情表达出来。于是，那激情很快就流露在他的笔端——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在动员大会上，他挥着拳头，高声呼出了这首誓词。通俗易懂，激情澎湃，声调高亢，赢得了战友们最热烈的掌声。会后，他将这首誓词抄写在连队黑板报上。这是见诸于文字的第一次发表。 很快，师部的油印小报登了出来。师文工团还谱成曲子，演唱和教唱。麻老告诉我说：最早的那个曲子，不好听，没传下来。现在我不记得，大概也没有人记得。不过，当时部队唱得很起劲。还随部队入朝，一直唱到了朝鲜战场。十一月中旬，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到前线部队采访，从师部小报上看到了这首誓词，又听到了部队传唱，便写入了他的报道，刊登在当月26日《人民日报》一版。在大字标题下，醒目地登出了这首誓词，并说它是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强烈呼声。 当天，周巍峙在田汉办公室开会，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它，很是欣赏，而且激动不已。他一边开会，一边轻声哼哼，很快谱成曲。在麻扶摇家里，我看到了周巍峙送给他的一份谱曲原稿的复印件，歌名用了词中的一句话“打败美帝野心狼”。歌词中“横渡”被改为“跨过”，其它一字未动。曲下有一行小注：“此歌写于1950年11月26日下午，田汉同志住处。在开会时写！”歌曲发表在当月30日《人民日报》上。后来，一家青年杂志评论这首歌曲，说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进行曲。周巍峙受到启发，便将歌名改为《志愿军战歌》，并将原词 “抗美援朝鲜”一句去掉了一个“鲜”字。 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歌曲发表时，署名为“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 ”。很快，唱到了麻扶摇所在的部队，首长和战友们惊喜地问麻扶摇：“这不是你写的词吗？”麻扶摇平静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这两个字‘跨过’，肯定不是我写的。”他当时认为，这几句誓词，谁都写得出来。它表达的是志愿军官兵的共同心声。我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他并不认为就是自己写的，也没有什么版权所有的观念。人家谱曲用的即使是自己的词，署名“志愿军战士”，也很确切，不一定要署自己的名。此后，麻扶摇从未提出过署名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评选优秀文艺作品，《志愿军战歌》理所当然排到了头一名，获得了一等奖。要发奖金了，这时候，有关部门才想到寻找词作者。周巍峙说是取自陈伯坚的报道，陈伯坚说是从炮1师采访到的，炮1师很快找到麻扶摇，他还是那句话：“有两个字肯定不是我写的。”首长急了，说：“这不是你麻扶摇个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部队的荣誉。”并找出当年刊登动员会消息的小报说：“在大会上宣读这首誓词表决心的，不就是你麻扶摇吗。”麻扶摇只好笑着点头了。从此，《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才改署他的名字。直到今天，麻扶摇仍然坚持说：“词虽然是我写的，但反映的是部队指战员当时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当时的心声。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写出来。不是我有多么高的才能。就算我成了名人，也是时势造出来的。”有人告诉我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句当年响彻全中国的口号，也是从这首歌词中提炼出来的。我查了一下《人民日报》，这首歌词刊出之前，确实没有出现过这个口号。“抗美援朝”，原词中已有，只是多了个“鲜”字。“保家卫国”，原词中已有明确含义。至于是如何提炼的，只有当事人才说得清。我问麻老，他当然不会承认。从麻扶摇家出来，我颇为惭愧。在保定工作六年，还分管过老干部工作，尽管麻老所在的干休所不在我的服务范围，但近在咫尺，多有交往，我却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可见多么孤陋寡闻。然而，麻老淡泊名利，不事张扬，却令人更加崇敬！

首先，我要说的是，正史的可信度永远比野史高（《宋史》和《明史》除外）。

因为正史是由官方编写，权威度要高，史料的来源也远比野史中的坊间传说更可靠。野史记载不用负什么责任，所以多有夸大、虚构的演义成分，以娱乐大众为目的，他才不管真实性呢。当然，真也不是说正史就是对的，因为大部分的史书都是隔代修史，即本朝修前朝的史，由于朝代更替的战乱，肯定会有一部分的史料丢失，再加上出于政治需要，肯定会对前朝的一些记载进行篡改，毕竟像司马迁那样铁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

以《宋史》为例，现代人对宋朝的印象大多是“屈辱”，殊不知两宋时期正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颠峰时期！很多人说在檀渊之盟中宋朝赢了战争却赔款是懦弱，为什么不想想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援助？！都说宋朝军事能力弱，但蒙古铁骑在欧洲所向披靡，而灭南宋却用了五十年，还折损了一位大汗！！

至于你提到的“燕王扫北”之类的缺乏记载，那是因为史书是由文官记载的，他们提倡文治，而武将势力强那文官势力就会弱，他们当然就不会为武事歌功颂德了。

当然，野史记载就更离谱了，比如刘关张根本没有桃园三结义，包黑炭其实脸很白，宋朝时的驸马别说是陈世美根本连姓陈的都没有，杨门女将根本不存在，一百单八将根本没那么多正式名称叫梁山三十六盗，武大郎其实很帅还是个官儿，西门庆其实是明朝人，康熙微服私访记其实说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的事儿……

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正史是八分实两分虚，那野史就是两分实八分虚了。这主要是要分析史料记载是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物性格等相符，是则可信度高，否则反之。

1关于南京的古诗中含有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景点等等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京是六朝文学的中心。东晋永明八年（公元409年），诗人谢眺在《入朝曲》中写下了“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诗句。本诗写金陵帝都的富丽繁华和心系功名的进取精神。昭明太子在此编选《文选》，刘勰在此写《文心雕龙》……一些学者认为，六朝时期的文学传统为南京留下了“古典的金粉，魅惑的色泽，散淡而潇洒，风流而靡弱”的气息，使南京成为今日研究六朝文学的首选之地[18]

唐代，南京作为一座荒废的前朝都城，仍旧吸引了众多的诗人墨客流连此地，感叹世间的变化。众诗人中，李白对南京感情尤盛，李白曾寓居各地，在金陵停留的时间最长，李白写南京诗歌近200首，题目包含"金陵"的就不下20首，其中著名的诗歌有《长干行》，《登金陵凤凰台》《金陵酒肆留别》。安史之乱后，李白还建议迁都金陵，写下了《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金陵怀古诗成为唐朝一大体裁，如诗人刘禹锡怀古组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诗 《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及《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杜牧的《泊秦淮》中则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著名诗句。诗人王昌龄也曾在南京担任江宁丞，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另一说王昌龄生于南京）。

生于南京的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著名的词人，被王国维誉为"一代词宗"，写下了诸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许多名句。宋代，1010年，21岁的范仲淹前往南京的应天府书院 （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就读，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诗句，1015年考中进士。王安石也曾经长期居留南京，视南京为其故乡，最后埋葬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园。

清朝初年，吴敬梓定居南京秦淮河畔，又称“秦淮寓客”，在南京写下了《儒林外史》，书中对南京的景物和文人的活动有大量细致入微的描写，如“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香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官仙女。” [19]，甚至感叹南京街头的贩夫走卒都散发出不可理喻的文化气息（“六朝烟水气”），忙完活，还要“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日照”[20]。《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出生在南京，直到雍正六年曹家抄没后才全家迁回北京，而《红楼梦》中的12个主要女性角色也命名为“金陵十二钗”。清朝初年孔尚任的著名戏剧《桃花扇》则是以明末清初朝代交替时期的南京为背景，描写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八艳之一、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清代著名文人袁枚也选择定居南京，在城西构筑随园。

民国初年的1923年8月22日，朱自清和俞平伯都以南京秦淮河为题，写作了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21]。1930年代，赛珍珠也是在南京住所中完成了让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现代南京仍是一个文学创作较为活跃的城市之一，拥有叶兆言、苏童等一批知名作家。 另外《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等也在南京编纂成书。甚至魏源（和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第一名作《海国图志》、洪仁旰的中国第一部资本主义思想名著《资政新篇》（以及之前的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来影响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李时珍的伟大医学巨著《本草纲目》也是在南京编写或者出版的。明朝时期的南京国子监（南监）作为全国两大官方文化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图书，数量和影响上远远超过同期的北京国子监（北监），史称留存下来的这些图书为“南监本”

2描写南京的诗歌

『天涯诗会』 [诗歌]南京大屠杀六十八年祭 作者：李北潭提交日期：2005-12-19 15:20:00 历史再次将我从梦中惊醒 根系已爬入喉咙 诗说，张开口吧 会有新蕾在凌晨破土 根基便是你厚实的胸膛 我张开了口，向历史默默致哀 ___代序 我不知道 火药的文明应从哪儿说起 只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南京 又一笔流成河的血 把火药关于文明的部分 涂改成罪恶 善良成了懦弱 而罪恶呢，禽兽一脉想承 衣钵呀 当烽火渐息硝渐烟渐陷 铁蹄、刺刀扳信为遥远的记忆 再看看那块灼目的伤疤 隐痛阵阵 谎言的和平能包扎得了么 岁月流成斑驳的皱纹 而历史说 那一天阳光白得刺眼 那一天血色浓稠却没有腥味 大写的血字，斜斜地 躺在宽广的南京路上 我灵敏的嗅觉 从殷夫的诗行中感觉到 冷森森的沉默，和 缭绕的污气，逡巡 鲜红的弹孔里 翻着血泡和肉沫 听不见呻吟，是炼狱吗 用手遮住移动的目光 别在这页泛黄的文字上搜索了 夜里 这是一场噩梦 我的身躯倒在尸骨中 三十万冤魂 在江水中一浪一波地涤荡 剔除了军歌中的脂粉味 日寇精神抖搂，目光庄重 肉靶子更接近战场 重重的尸首把刺刀磨得雪亮 蓝光闪闪 法西斯说 战争还未开始 夜幕降临 **的呻吟不在分娩前期 婴儿还是未成核的青果 便被罪恶，隔着圣洁的舞裙 挑碎 你看见了什么？别说 少女初潮的前胸被硝烟笼罩 魔爪伸出时没有发抖，*光要采 要采那两枚欲滴而未绽的胸蕾 你听到了什么？别问 你的女儿，情人，妻子，母亲 装扮成青一色的男人 最终未逃过狼的目光 交织的铁网 滤干一切 成一幅没着色的速写 人啊 泪水和精血 调成第一幅不见人物不见风景的油画 斜斜地挂在脑海的最上方 游魂、冤鬼在地窟里出没 哀号这最动人的绝唱 还能繁殖出灵水秀的江么 公平 在古代，八两即半斤 覆辙，只是梦 重蹈，只是梦 胜利了纪念，而这 三十万冤魂的血碑 哪方厚土才能安放 五十几年了 泪水成金色的琥珀 这一段受难的季节 给南京留下苦难的种子 那血腥的屠杀在谁的脑海里 依然刀光剑影 已闻不到硝烟 为防止骨质软化 再反刍几次 远远的饥荒吧 相会在南京 2005-10-15 10:10:20 推荐本稿 短信订阅 历史是一片深邃的海洋 她以激荡而又清脆的涛声 震颤着我们的心房 生命是一道激越的河流 她以绚丽而又明媚的浪花 装点着我们的梦想 听那金秋在天空中欢闹 那是十运健儿共同的心跳 听那金秋在剪彩中舞蹈 那是更高更快更强的预告 十运，我们相会在南京 看，整治一新的外秦淮河碧波荡漾 中山陵风景区和明城墙风光带交相环绕 地铁一号线为南京增添了大动脉啊 铁路新客站正式客迎八方 河西新城快速崛起 长江三桥已经猛龙过江 听，歌唱者的心脏 正在为这古老的城市深情地跳荡 那一张张欢笑的、自豪的脸 正为南京捧出一轮金灿灿的晴阳 十运，我们相会在南京 栖霞山的枫叶灿若朝霞 共同的创造紧连着你我的心房 我们歌唱十运健儿夺金的畅想 光荣与梦想在我的诗里与天地同长 我们歌唱所有的速度和力量啊 歌唱给快乐的心跳带来希望 歌唱给健儿们的脚步带来目标 歌唱给奥体中心的欢呼带来涨潮的春光 十运，我们相会在南京 当百鸟婉啭出无与伦比的和声 当高楼起舞呈一呼百应的姿态 当鲜红的太阳从广场上冉冉升起 那是都市腾飞的信号啊 那是万紫千红放飞的花香 发展，划亮“文化大省”的跑道 开放，捧出“绿色之都”的衷肠 六朝古都，正为我们递来一本崭新的家谱 十运盛会，又为我们送来一城芬芳的秋果 啊，现代化都市的风情 把古老的石头城唤醒 啊，激情十运，魅力南京 大经济牵着扬子江的手，万马奔腾！ 南京 南京 我的相思那么深 1 我眷恋 那些时光 在南京 在小桥流水之外 在秦淮悠悠的晓风残月里 品位那深及骨髓的婉约 在烟雨中荡舟 听丝竹笙萧 那始终剪不断的忧伤 怀念着李香君的传奇 怀念着柳如是的淡淡哀愁 一场春雨浇湿了我的相思 是蚀骨的一枝黄花渐瘦 而文德桥 你把月亮剪了半儿 放在乌衣巷的掌心 那晚的半个月亮 思念 和媚香楼的裙据 从此古典 2 玄武湖还是那么美 明月白露 光阴往来 天浅而水深 天地间 就只有这一汪眼泪 走进夜 便犹如闯入你羞涩的梦 湖心的月亮 摇啊摇 接驳的碎片 复原了 又破了 晃晃悠悠的季节 飘洒的柳枝和我一样消瘦 许多夜 我都在相思这一湖的水 那些经年的风 吹干了眼泪 假如有一天 我还能回到 你深沉的美中 我一定会喜极而泣 我将随身带着我的眷恋 消失在你的唇间 3 十里秦淮 小桥 流水 美人 那美丽女子 瘦弱那么久 莫愁 莫愁 你未经打扮 俏丽只藏于眉眼深处 你就选择了站在古典的楼台亭榭 却在我错身之间一露笑嫣 拈着白裙 娉娉婷婷 只一眼 牵了我多少抽心的线 烟笼寒月 水笼纱 我把所有青春记忆的碎片都融在里面了 抵达心底的潋影 时间摇荡的旧烟尘 依然是你 美丽的女子 莫愁 你可知 你有一滴水 那是我青春的泪 4 金陵十二钗 想来不会再哀怨了 深闺的心事 铺就了古典诗词 相思经年的文字 我可不可以说 我爱你 我为此静静盈握 影影绰绰 我还能重复那些渐渐陈旧的日子么 那座城 似水似石的城 在遥遥的夜里忆起 会不会太飘摇 她那么美 掠走了我飘荡的幸福 带走了太多的记忆 寻寻 觅觅 你还那样忧伤地伫立在我的消瘦中 那些尘事的结 那些羁绊 谁给我擦去 那一滴相思的眼泪 二十三天。

3需搜集南京历史文化古迹文章散文诗为佳（要有气势）

南京是一座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和2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与北京、西安、洛阳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

自229年东吴孙权迁都南京以来，历史上先后有10个朝代在此建都，故有“十朝都会”之称。 南京文化古迹遍布，那古老的秦淮河、静如处子的玄武湖和莫愁湖、浩然威严的中山陵、古色古香的夫子庙、气势宏伟的中华门、入选世界遗产的明孝陵……都使南京这一集“山、水、城、林”于一体的古老城市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园林城市风貌，同时也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慕名而来。

为了满足各类游客的需要，以及能更好地介绍南京的风貌，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打造，编制出了一套全新的地图系列产品——走遍南京系列地图。全套产品由9张单张图组成，合放在一个纸制手提袋内，分别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南京城市交通旅游图、南京城区交通旅游图、南京详图、南京市区交通旅游地图、明孝陵、夫子庙、玄武湖、总统府景区导游图。

该系列图内容翔实、细腻，色彩搭配悦目，虽然通过地图变形手段使地图包括的范围更为广阔了，但是图面总体表现多而不乱，易读性强。 更值得一提的是系列图中的景点导游图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技法和创新设计，如“总统府”采用手绘水粉画形式描绘，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通过遥感影像和三维景观加以展示，“玄武湖”则是采用遥感影像衬底对各个内部景点进行细部展现。

这都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大大提升景点导游图的品位和档次，也充分挖掘出南京城市的古都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总之，走遍南京系列地图在设计风格、表现形式、内容选择上都富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与以往见到的系列图有很大不同，它为人们了解、认识南京打开了一扇窗，也是一套值得珍藏的南京城市名片。

在此我们为大家展示《总统府全景手绘导游图》和《明孝陵景区导游图》，可窥豹一斑。

4关于南京的古典诗词赏析

可以在小报开头简介一下南京，南京有旧称：建邺，建康，白下，金陵，应天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改名为南京的南京有"古，重，绿，大”的特点，是江苏省省会。

简称“宁”。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槕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赏析 这首诗通过对金陵秋景的描绘和六朝旧事的回忆，表达了作者对壮丽河山的热爱河对王朝腐朽生活的不满以此来警告当权者，不要重蹈六朝覆辙。

上阕写金陵之景，气魄恢宏笔力雄健意味深长全篇由景生情借故讽今对豪放派词的诞生又积极的影响。

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

2006-12-26 13:53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1〕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华报》；若以国人办报，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报》。〔2〕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这一点，在国内早有学者指出，著名学人唐振常曾说：“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祖先，即使晚近……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4〕

那么，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有长期的邸报体系，很早就具备“处士横议”（舆论监督）传统的国度，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或者“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专制扼杀”两条理由轻轻带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社会风气、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

一、雕版印刷术的窒障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历来为学者称道。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持续四五千百年，世代经营，品种多样，初步具备了“文化产业”的模样。

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疑似杂志”的出版物，如《朱翼》、《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郑振铎将之称为“通俗类书”。内容以戏文、小说为主，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新潮言论，比如《朱翼》，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遗憾的是，“疑似杂志”没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个书名，不断“增补”，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5〕

在“疑似杂志”出现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为《急救报》的“疑似报纸”出现了，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原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急救报》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页，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吏部急选官员”的大名单。从装帧、版式和内容看，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2〕

而在整个清代，“疑似报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科的官报“科抄”、提塘报房的“小报”，民间报房的“京报”，地方出版的“辕门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读者群。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疑似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报”的格调，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6〕

仅从技术角度看，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

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7〕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国，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费时，在明清时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需要500个工作日！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计之，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价格昂贵，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1000多页，就要纹银一两，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240公斤）！〔9〕 按此比例，一份数十页的“雕版印刷日报”，价格至少接近1钱银子，也可以买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阶层，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18世纪前后诞生的，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价报纸”，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才可能吸引广大市民，成为大众媒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就此点而言，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

另外还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两个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狭小。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每页不过一百多字，比如四库全书，每页仅为182字〔10〕。对于追求信息含量，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那简直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过期作废”的问题。一般来说，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递修底板的方法重复印刷，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雕刻的底板显然无法重复使用。

只有以金属活字技术为基础的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我们当然还记得，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布衣毕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八九百年中，在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应当承认，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荡漾些波澜，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到了乾隆年间，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他死后，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间，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家谱。〔1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西方的近代铅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才能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

二、“反新闻”的社会习气

初一看，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自明代中叶以降，商业化速度加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12〕 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休闲的记载。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那就是打开枷锁，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学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纵欲”的，“放肆”的，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时代”。〔13〕

但这“自由”，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走向极端即制造出西门庆之流的“两足兽”。西门庆的“自由观”可在其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14〕

这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的“自由观”，与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为基础的自由观，显然是悖反的，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极端，这种“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种或许称得上是“新闻替代品”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小说、讲史、评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信息传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数历史常识、时事消息，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15〕

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这是明代民间时事传播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16〕

然而，小说、弹词和戏文的“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因此，一个热衷于戏文、小说、弹词的社会，一个依靠“子虚亡是”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也就不能不说是“反新闻”的。

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口头流传的说书（如说岳、说五代、说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当时的大多数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四库全书的“诱奸”，乾嘉学派的出现，朴学经学盛行，“复古”的习气被放大到极致。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在这种时候，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今清学固衰落矣……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清代学术的“解放”，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解放”，更多的仍然还是“复古”。而“复古”，是新闻的绝对敌人。在19世纪以前，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三、“非自由”的贸易传统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18〕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19〕。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 〔19〕。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0〕 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22〕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严虐的新闻出版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厉，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则”三字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水浒传》几种。）〔23〕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2〕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1〕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论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 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25〕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印书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结 语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于欧洲两百年之久。

你所问这这几个问题貌似很短，但其实它们的答案十分之复杂。我尽量尝试着简略地回答一下子吧。

当年太史公司马迁所写的《史记》险些失传。根据他本人的遗嘱，《史记》要被藏之深山老林，隔上几世几代能不能被人发现，听天由命。可是他的女婿将书妥善保存，后来公诸于众，因此后人看得到《史记》。

这是我们的幸运，还看得到这本两千年前的书。但是历史上的书籍大多数都没能像《史记》这样幸运。梁启超估计：古时候每个朝代的书籍，到该朝灭亡的时候，所能流传下来的也就是百分之一；到了下一个朝代灭亡的时候，再流传下来千分之一，以此类推。

可见，我们如今所看得到的传承下来的历史，实在是算不得多，而是少得可怜，太少了。

但即使这样，如今中国历史书籍的收藏，对世界上其它各国来讲，仍然是一个浩如烟海的概念。之所以这样，想必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喜好编修历史档案，以及建造图书馆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中国古时候的人，历来注重历史。历史书籍的编修，没有一朝一代曾经懈怠。图书数量多以亿计。正因为此，即使如今我们充其量仅能看到当年全部图书的五千分之一，其内容也已经是异常可观，而且穷一独夫终生之力所不能尽也。

所以，在中国留存下来的历史档案中，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知道，古时候的历史学家们都是很喜欢在研究学术时，顺便做一下八卦小新闻的。古代名人们的琐碎趣事，轶事，有意思的事，有戏剧性的事，被历史学家们记叙下来的概率是很高的。因此有关华佗的事情，被记叙下来也是并不十分奇特的。

例如，著名起事军队首领李自成，他当年曾叱咤风云，入主黄袍御座，统领一百万人的大军，从长安打到北京，崇祯黄帝被迫自尽。可结果他死得又十分惨痛，以至于似乎与他的黄帝身份根本对不上号。中学教科书上说他是来到湖北乡间，被地主武装袭击而死。其实呢，他落得只身一人，流落在湖北乡间，失魂落魄，一家农户以为他要偷东西，就上来将他打死了。这件事情从未见于史书，发现这件事的人是从那家农户的后裔家中的家谱上发现这件事情的。

华佗传书的事情，很有可能也是记载在那名狱吏的家谱之中，而流传下来也说不定。

当然，有时历史学家们确实曾经有人听信了一些杜撰小报消息，而记录在自己的学术书籍当中。或者为了增加自己史书的戏剧性，格外根据当时事件和人物心里，揣测他们的对话和行为等。这属于古代中国历史学一个不太科学的特点，但史书也因此更好看了。

比较有名的是：《史记》中记载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不由作诗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后人指出：“当时项羽被汉军围得水泄不通，他哪里有空闲写诗呢？就算他写了诗，又是谁将它记录下来的？就算当时有人拿笔记录了，那又是怎样流传出来的呢？反正，这里应该是太史公揣测项羽当时的心理，故而代为传神了。”

对于各种历史消息，当然要严加考证，仔细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历史学当中才有这样一个分支——考据学。这门学就是专门解决楼主提的那种问题的。

关于那些甲骨文，它们的破译很大程度上属于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范畴。中国的文字一直在演化过程中，甲骨文和现在的楷书都是汉语，属于一脉相承的关系。人们通过摸清甲骨上的常用字，根据当时的社会生产以及宗教等具体事务活动，来推测它们的含义。当然不能凭空猜测它们，否则的话，它们也不能这么难啊。目前尚在辨认的甲骨文还有很多呢，翻译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古希腊的一种最古老的文字现在还没有被破译呢，楼主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试。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不爱国，拥护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以及爱国与拥护民族利益的彻底与否，由于阶级的不同而呈现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证明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然深刻地联系着阶级矛盾。当时南京政权多次改组，上台下台，此去彼来，其中有再作冯妇的军阀，有新承恩宠的政客。社会上更是充斥着“做戏”式的宣传，一切营利、作伪、**歌舞、美国**《两亲家探非洲》，也都贴上了“爱国”的商标。鲁迅在自己编辑的通俗小报《十字街头》上，对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评。他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难行难》里，他把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和后者当年“陛见”溥仪、口称“皇上”并论，暗示其不惜沿门托钵以求卖身投靠的丑态；在《“非所计也”》里，从舆论认为陈友仁和芳泽先后登台，中国问题可望通过两人“友谊”解决，指出把外交活动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缘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败，非所计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辞“爱国”，暗图升官，伪装“抗日”，阴谋妥协，经过鲁迅的揭发和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不过是历史转折关头从社会角落泛了起来的“沉滓”，而真正能够反帝爱国的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下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从《“友邦惊诧”论》开始，在以后的一系列杂感里，鲁迅又给群众爱国运动——首先是学生爱国运动以积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开始用种种笔名，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先后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注：鲁迅把1933年写的而不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另外收录在《南腔北调集》里。不过《花边文学》中有一部分杂感，是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的。《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报纸，当时有一些革命作家进入编辑部，聂绀弩、叶紫都曾经是《动向》的编辑)等三书。《伪自由书》辑录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杂感，以时事短评为主。鲁迅在《前记》里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由于文网森严，笔墨自不免趋向隐晦。但是言之有物，虽曲折而不失其犀利，毕意是《伪自由书》的特点；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为青年辩护和向不抵抗主义追击，立意遣词，则又较为轩豁和明快。鲁迅在《逃的辩护》、《崇实》、《保留》里，和写于同一时期而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一些杂感一样，不断地为爱国行动声援，保卫了青年和群众的斗争。他从环境、地位、责任、性质出发，区别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卖国与爱国之间的界线，究其实际，仍然是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在鲁迅看来，青年学生是爱国的，他们的“逃难”正是国民党压制爱国运动的结果，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在鲁迅看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好象“一盘散沙”，正是统治者的“治绩”，他说：“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注：《南腔北调集·沙》)他从现实生活中举出生动的例证，为青年和群众辩护，说明真正出卖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的国民党政权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