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

刘姓家谱 刘姓家谱介绍

先秦时期，刘姓是个小姓，特别是源出自尧帝后裔的汉家刘氏，在先秦时期更是默默无闻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当时有无族谱，就不得而知了。但作为刘姓大家族成员之一的姬姓刘氏，因为建立了刘子国，被封为公爵，是当时的王侯贵族之一，因而当时必定有由刘子国自己的史官或周王朝的史官编修的刘氏世系谱。因此，我们认为，刘姓的谱牒，最晚在周代就有了。

公元前3世纪末，刘邦建立汉朝后，源出尧帝后裔的祁姓刘氏一跃而成为中华国姓。公元前200年，也就汉高祖刘邦七年，汉朝廷开始设立九卿一级的机构“宗正府”。 宗正府的首脑“宗正”一官，必须由刘姓皇族成员担任，与其他外姓无缘。宗正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皇族事务，包括记录皇室世系、编修皇家玉牒、每年修一次《诸王世谱》。

祁姓刘氏家族的谱牒正式开始编纂，是现在可知的祁姓汉家刘氏的最早修谱历史了。

终两汉时期四百多年，刘姓的谱牒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谱牒。凡是皇族成员，都统一由国家登记在册，其传递世系，昭穆亲疏，自然都一目了然。

东汉末年，天下易帜。刘姓的谱牒大都毁于战火，藏于宫中的玉牒不知去向，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刘姓开始私家修谱时期。由于当时的风气重视门第和出身，因而像当时的各大士族一样，当年的刘氏世家大姓，往往都修有自己的族谱。

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刘姓族谱，是河南南阳《刘氏谱》，当年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也曾引用。现存最早的刘姓谱牒文献，是相传撰写于南朝大梁普通三年(520年)的一编《刘氏族谱序》。

隋唐时期，是中国谱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刘姓私家修谱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唐代的刘姓谱牒，见于文献记载的有5种：刘知几的《刘氏家乘》(一作《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晏家谱》1卷、《刘沆家谱》、《刘舆家谱》1卷，都见载于《新唐书·艺文志》。而实际上，当时的刘姓族谱，要远比这多得多。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关刘氏九大房的世系，就是在参考了唐代刘氏族谱的基础上编成的。

宋元时期，刘姓修谱的现象更加普遍，源出匈奴的河南刘氏刘温叟家族，就有完整的族谱，记述了该家族自隋代到宋初五百多年的家族历史和世系传递。

宋代著名学者屏山先生刘子翠所在的福建五忠刘氏家族，就曾派人前往发源地京兆访寻旧谱，编修新的《麻沙刘氏族谱》。但是，见于记载的宋元时期刘姓族谱仅刘复礼的《刘氏大宗血脉谱》1卷。传世的宋元刘姓族谱则在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但宋元时人为刘姓族谱所作的谱序，则传世的很多。

明清时期是中国刘姓修谱的高潮时期。现在存世的最早族谱，就是明朝时的刻本，但数量不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知的明本刘姓族谱仅有8部，其中最早的是明正德年间的《山阴刘氏宗谱》，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现在存世最多的刘姓族谱，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刻印的，其中又以民国时期修纂的为主。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离现在只有几十年，保存较易的缘故。大凡官宦之家、富贵之家，甚至就是普通百姓刘氏，在明清和民国时期都有修谱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基本上都停止了修谱，不过在个别地方也有续谱之举，如江苏丰县刘邦故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续谱活动。而海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刘姓的修谱活动则一直没有中断。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大陆地区修谱、续谱的现象又悄然兴起，并出现了大规模跨宗派、跨地区联合修谱的现象。这无疑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之后才会有的喜人现象。 新的族谱，虽然是在旧族谱的基础上续修的，但大都增加了反映新时代、新风气的新内容。当然，这些新族谱因为是民间自发编修的，其内容质量都参差不齐。就笔者所知，现代新族谱中，就内容丰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良、印制精美等方面而言，较优秀的有云南《彭城春秋》、江苏《雎邑沛郡刘氏宗谱》和江西的《中华刘氏通谱》、湖南的《刘氏文史》等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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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姓字辈

京口刘氏从刘子羽的第28代孙开始，使用的名排派和字行派：

名排派：世嘉国泉荣，炳增锡永盛。纯良正善学，本立恒常生。

字行派：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

凤岗刘氏20字的字派：

一守敬日，公季汉中，德士伯卿，夫唯汝淑，宗孟仲初。

南宋时，又由著名学者朱熹赠了一个16字的续派(“员”字为第21世)：

员世希哲，尔谦则良，克敦孝友，景用必昌。

明朝末年，刘淮春续订了一个16字的字派(“文”字为37世)：

文行忠信，大道孔彰。家修廷献，长发其祥。

华容刘氏六十余字字派：

宗隆宝皋。文用安天元，光必行仁大。

祖如世可希，好学师允在。惟子守承应，克绍迪友怀。

启佑宜以德，秉国重斯才。运器资道量，煦类悦群来。敛修清节懋，丰施乐利偕。

湖南宁乡南塘刘氏32字派语：

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

枝荣本固，家庆绵长。世守耕读，辉耀先芳。

刘少奇家族字派：

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

枝荣本固，家庆绵长。世守耕读，辉耀先芳。

刘开七公派下《刘氏通谱》公议派文（江西、湖南两省刘开七公后裔民国时期合修通谱时所订立的字派） ：

巨族同修谱，光前裕后清。存仁多发富，积善自成名。

添福承宗祖，迎祥列彦英。诗书宏世泽，礼乐振家声。

美事全忠孝，良谟尚读耕。相传千万代，永远绍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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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的可能是《玉牒》，即皇帝的家谱，清代玉牒的内容很难见到，清朝皇室玉牒重达115公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2600多册玉牒，详细记录了清朝历代所修的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无价之宝。

现将玉牒的介绍附上。

清 代 玉 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 “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清代玉牒的纂修及其规则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 “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顺治九年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之后，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分别载入宗室黄册和觉罗红册。后因皇族人口剧增，乾隆二十九年又改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三月一次，一年共分四次，查明造册报府，再由府详查注册。凡生子不报，以有作无；或本无子嗣，捏名抱养，以无作有，不但本家要被治罪，连负责官员和族长也要承担罪责。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带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

清初满族刚入关时，尚保留其固有淳俗，命名不排字辈。康熙朝开始，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以后乾隆又在弘字辈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又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又在启字辈分下，亲选“焘、闿、增、祺”四字。所以，清代从雍正始，其辈分用字顺序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但这些字，“只有近支宗室，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 所谓近支远支，是依与皇帝关系之亲疏而定。近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即皇侄，也算近支；其余宗室，皆为远支。当然，觉罗更在远支宗室以外，只能算做皇族中的沾亲带故者。嘉庆初年，因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镰”，遭嘉庆谴责：“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镰”分别改名为“奕绘”、“奕演”外，还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处分可谓相当严厉。为了避免近支宗室自行起名的混乱现象，嘉庆七年又特降谕：“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 这样，不仅诸皇子，连诸皇侄也都要恭候钦定赐名了。

近支宗室名字在满文的书写上，也要特殊。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而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拼，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满族人名，满文必须连拼。乾隆二十五年特为此事通谕八旗：“嗣后满洲字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至宗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著通行传谕。”3

还应指出，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族人命名上作了严格规定。满族人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接见满保之子满吉善，当即训斥：“满保之子，竟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并亲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嘉庆帝有一次发现题本内有满族人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将和坤保之名改为和保，清永泰之名改为永泰。因此，查阅玉牒上人名，汉文名字均为二字。当然，满文名字译成汉字对音，则不受此限制，如明安达礼、托莫尔欢、多伦泰。不过满族人起汉名，只准用二字，而满族人命名又偏爱用“安、泰，福、永、全、保，和、富、贵，崇、厚、裕、禄、常，荣、龄、桂、祥”等表示吉祥之意的汉字，结果造成同名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一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乾隆也曾感叹“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为此谕令各部、八旗、内务府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同名者仍时有所闻。嘉庆十一年，又发现昌吉县知县景安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立即谕令前者按满文语气改名。清末民初，满族语言习俗多已改变，相率改满姓为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富察，氏改姓“富”，“那拉”氏改姓“那”或“纳”，“扎思胡里”氏改姓“扎”。清王朝被推翻后，大部分清皇族也改了姓，一部分改姓“赵”，取百家姓第一姓；一部分改姓“金”，取“爱新觉罗”本义(“爱新”，满语意为“金”)；“觉罗”，满语意为“国族”)。

清代玉牒的种类及其特点

从编修方法上看，清代玉牒分为直格玉牒和横格玉牒两大类，直格表示辈分、横格表示支系，记叙方法虽大不相同，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直格玉牒每页画十六行竖格，一般一至二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修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特厚玉牒。直格玉牒包括有宗室子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子孙直格玉牒)、觉罗子孙直格玉牒、宗室女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女孙直格玉牒)、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四种，其格式大同小异。前西种记载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胤字辈)、高宗(弘字辈)、仁宗(永字辈)、宜宗(绵字辈)、文宗(奕字辈)各代皇帝及同辈宗室觉罗子孙情况。穆宗与德宗是同辈人，所以都收在载字辈玉牒中，再加上溥字辈、毓字辈、恒字辈玉牒，共体现十三辈人名。记载内容包括姓名、封爵、授职、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妻妾姓氏及岳父姓名职衔等。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而有关皇帝的记载尤为详细，通常要占去二、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以前，后妃生有子女，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

男女不同册，宗室觉罗女子，单修宗室女孙直格玉牒和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其内容记载也比子孙玉牒简略，只包括封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外祖父姓名职衔、成婚年月及夫婿姓名职衔。女子名字不准书于玉牒。玉牒中只能写某某第几女，以示区别；有封号者可将封号署于下面。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十三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内容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姓名，职衔，封号。横格玉牒同样也包括宗室和觉罗两种，帝系和星源集庆可算做宗室横格玉牒的附类。

宗室横格玉牒记载了从显祖到文宗各代皇子的后裔情况(文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均无后嗣)。每一皇子为一支系，显祖、太祖每一皇子支系单修一册，太宗第十至第四子合修一册，第五至第十一子合修一册，世祖以下，便是每代皇帝所有皇子合修一册，但仍按长幼顺序，各成支系，不相混淆。宗室横格玉牒不记载皇帝本人情况，皇帝直系，单独编成帝系玉牒，自肇祖原皇帝起，至当朝皇帝，按照辈分为序，每代皇帝及其皇子为一页。 “星源集庆”实质上也是一种汉文宗室横格玉牒，但只记高宗以后各代皇帝的子女后裔情况，实际上只有四代，所以范围很窄，其装帧为经折式，也与一般玉牒装帧不同。

觉罗横格玉牒则记载了兴祖、景祖各子的后裔情况(不包括兴祖第四子景祖觉昌安和景祖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也是一子一册，单成支系，其版本格式均与宗室相同，只是封面及包装均为红色。

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清代玉牒具有两大特点，在内容上，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

清代皇族，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换言之，对兴祖、景祖的后代，称为“觉罗”。据玉牒序言内称：“兴祖、太祖、太宗时，未论世代远近。顺治时，以兴祖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景祖长子礼敦巴图鲁、五子塔察篇古等子孙，因其世代相远，出宗室为觉罗。”4可知清代皇族，由顺治年间起，根据与开国皇帝清太祖关系之远近，而分为宗室和觉罗两大支系。宗室腰束金**带为标记，又称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又称红带子。而清代玉牒，同样也分为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两大类，前者封面为**，后者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远近。

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统治疆域辽阔。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因此，清代玉牒，除少数前期者外，基本上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

族谱介绍 第一部分：姓氏来源

①清《姓韵》中记载明氏始祖明由，燧人氏时四佐之一，②而其他书籍中均记载明氏始祖是秦穆公时丞相百里奚及孟明视之后。由 于中国历史的断代，而无史料可详考。 ( 司马迁写《史记》将孟明写成百里奚之子，而春秋时典籍均无此例。 ) ③北魏鲜卑壹斗眷氏改姓明氏 ( 也无可考查 ) 。

第二部分：明氏郡望

①平原郡：明氏住在平原郡鬲县 ( 即今山东陵县及德州德城区 ) 。鬲在东汉时为侯国，上古时有鬲氏住地。明氏平原鬲人史称世家大族，始祖百里孟明，明氏在于汉朝帅部治兵，文武光于秦代。代表人物有西晋明褒，明普，明预等，有东晋未年及南北朝时期明玩及其子孙僧胤、僧绍等，明俨、明亮、明丕、明协，文才武功均一时之冠。明氏的婚配往来都是世家大族。由于北魏的入侵，明氏散居多处。

②吴兴郡：唐太宗李世民命修《大唐氏族志》一百卷，并压制山东诸大姓士族，因此明氏位列吴兴郡七姓（湖州）之二，与姚、明、丘、钮、闻、施、沈并齐；而在《元和姓纂》之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湖州吴兴郡出十六大姓，明氏位列第十六位。由此可见明氏在吴兴郡日渐衰微；也可以看出，明氏显人望家已迁出吴兴，居于它处。我寻找各种书籍，均不能查出吴兴明氏居住在哪县哪乡。希望族中智者见告。

③河南郡：随唐以来有明克让 ( 历城侯 ) 、明罕、明奉世、明恪、 明崇俨、明云腾、明质、明范、明希晋、明俊 ( 平准署侯 ) 等等明氏显人高官而定居。据《明崇俨传》为洛州偃师人，而明氏多位官员葬在洛阳北邙山，其私宅均在洛阳。北邙山为历代皇陵之地，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也葬在此地，所谓千金难求一方地，而明氏有其中之七八，可见河南郡为明氏郡望也理所当然。再根椐北魏孝文帝于公元 494年迁都洛阳后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壹斗眷氏改姓 “ 明 ” ),又命令鲜卑贵族死于洛阳,即葬于洛阳，不得还葬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第三部分：明氏的分布情况

明由的后代已不可考查。平原鬲县明氏为百里孟明之后，史书上均有记载，而闻者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明氏从秦国 ( 陕西 ) 到齐国 ( 山东 ) ，中间的来龙去脉、生存、分布也不能确考。

据史书，孟明之后以字为姓，终成平原望族。所以，明氏分布情况当以平原郡为先，金陵 ( 南京市 ) 为次，吴兴郡再次。其中也要顾及河南郡。还有河南的南阳郡 ( 南阳县 ) 。

第四部分：平原明氏 ------青齐豪族

两汉魏晋以来，明氏在平原郡发展成望族。随兵部侍郎明雅墓志记载明氏在于汉朝帅部治兵，文武光于秦代，明雅，平原人也。西晋未，“五胡乱华”，平原明氏多灾多难，经历了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朝代，明氏不屈不挠，始终以发展为硬道理。然后鲜卑拓跋部又侵，史称北魏。晋帝南渡，世家大族随之纷纷南迁到南京地区，明氏一直坚守家园，抵抗北魏的侵入，始终是平原人的领导者之一。南朝刘宋政权也很依赖明氏在边境豪族的地位，明僧胤为冀州刺史，驻扎济南，明僧 皓 为青州刺史，带领的是子弟兵。最后南撤到淮北地区，明庆符在郁洲 ( 连 云港市 ) 任青州刺史。“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刺史共有六位。”但是南朝政权又害怕这些青齐豪族的领导者，所以平原明氏南渡之后并没有一品大员。由此可见，明氏一部分南迁，居于江南；而另有一部分留在平原本地，成了北魏的俘虏。刘宋政权南撤后，青齐一带明氏沦为平齐民，被北魏献文帝下令迁徙平城 ( 山西大同 ) ，并在孝文帝太和年间“例得还乡”。因此北魏统治下的明氏也有了发展和壮大，明丕为绥远将军、阳平、河涧二郡太守、安城乡侯；明协，给事中、郡太守；明亮阳平太守，明赉，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范，宣威将军，迁雕阴太守。综合以上情况，平原明氏一分为四，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散居各处，终以吴兴郡为明氏江南郡望。 北朝明氏以洛阳为中心，史书记载的明氏官员也有十几位，而且根据多位明氏先人墓志记载，明氏在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均有定居。根据平原明氏世家大族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在后燕朝北撤及灭亡的时候，明氏肯定有官员退到北燕政权中去，即今日之北京、辽宁地区。

第五部分：金陵明氏 ------豪气云天

南朝自刘宋以来，明氏出任官员多达几十位，明俨一支就多达二十余人；尤以僧绍公一支更为显达，皇帝多次征僧绍出仕，他居然避而不见；更以摄山龙峰上的私宅而改为栖霞寺而知名，久历香火而成洞天福地。山宾公二任北兖州刺史，都督诸军事，即以文武集于一身，实为一方诸侯；由于他将官粮私自赈灾而致私宅被封，山宾公哈哈一笑，另买一地而建草庐，连昭明太子也佩服得很。明馀庆日夜苦练武功，其诗中写“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也承其祖山宾公之传，二人均为国子祭酒。文武全才也。由于这些资料均为正史记载，并没有其私第何处，家族居于某乡。但是根据僧绍公长子明仲璋任过临沂令推论，应当在南京栖霞区一带 ( 临沂县侨置在今甘家巷或甘家边一带 ) 。后世北宋朝有参知政事明镐，葬于祖山——金陵龙山。明镐为今日江西南康明氏之先祖之一。而根据镐公碑志，其先祖山宾公，大藩守。

第六部分：南阳明氏 ------文武之冠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百里奚终于秦国丞相，而墓葬于南阳紫山东南七里，又根据北齐平原郡将陵县令明质墓志记载，明质为南阳人，先祖有晋司徒 ( 相当于丞相，但位高权轻 ) 、魏太尉 ( 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位尊而无权 ) 。今日南阳仍有明氏居住。

第七部分：洛阳明氏 ------侯爷世家

明克让归于长安，儿子明余庆在洛阳为官。北周皇帝赐爵历城伯，随文帝加进爵为侯；明褒，带侯加以纶；明 珪 ，大理少卿；明俊，平准署侯，明崇俨，正谏大夫。自北周，随、唐以来，明氏显达人物归于洛阳，史料有几十位之多。但自唐明皇之后，鲜有闻人。查阅江西南康谱序，其始祖明章，五代后梁时人，葬于金陵龙山，后代分布在江西、江苏、湖北、四川等地。我派始祖冕公，五代后汉时在皇都汴梁 ( 河南开封 ) 为工部侍郎，年仅二十四岁，据此可以推断其先人必在洛阳以及 开封 为高官显臣。冕公受汉臣派系之累，终隐于湖北通山，阳新。后代分布在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四川、河南、等地，为今日明氏人数最多者。南宋末年有明泗，河南荥泽县人，官于广东南雄州，遂成两广明氏一派之始祖，今日子孙有万人之众，更有移居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海外之地区。

第八部分：韩国明氏 ------帝皇子孙

湖北随州明玉珍在重庆立国，史称大夏皇帝。儿子明升继位，败于朱元璋，被发配到高丽居住。归义侯明升遂成朝鲜、韩国一派之始，今日朝鲜、韩国一派子孙有四万之众。而且成立了明氏大宗会，编修《明氏家谱》四卷，每年回重庆祭祖。

第九部分：回族明氏 ------反清复明

明未清初，南明小王朝的义士以及回族中人不服满清的统治，去其本姓而改姓明氏，居住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而且形成集中的 “ 明川 ” ，甚至一乡的人都姓明。至于的蒙古族 ( 元朝 ) ，满族 ( 清朝 ) ，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只是名字中有明，但不算明氏。姓氏只能去请教历史学家了。比如清代的兵部尚书明珠，本为纳兰氏，全名为纳兰 明珠；又比如明瑞，满族镶黄旗人。姓氏不是姓明。

综上所述，明氏自平原郡始分布于全国各地。文有丞相，武有太尉，称王封侯，代有人出。当今明氏子弟更是人才辈出，文有学者、教授，武有将军，校尉。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我明氏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明清大宗长途贩运能够实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朝廷不限制自有交易，这使得商业活动得以蓬勃发展。

2 当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分离，这使得商品需要长途运输。

3 白银的货币化，使得大量商品需要更长的供应链，进一步促进了长途贩运的发展。

4 先进强大而不限制对外贸易，使得对外贸易繁荣，从而推动了长途贩运的兴盛。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长途贩运得以实现的原因，既有朝廷政策、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也有货币化、商品需求等微观因素。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春秋：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晚年整理和编订的《诗经》《尚书》《礼》《易》《春秋》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五经”

战国：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代表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但也强调小农阶级利益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

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特点： 此时期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 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的治国原则；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新兴地主阶级冷遇

（二）儒学惨遭摧残——秦朝

秦朝虽已一统天下,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极不利于当时的国家一统、中央集权,秦始皇为了压制原来战国分裂割据时遗留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进一步确立法家学说的官学地位,实现学术思想的统一,以巩固秦政权

特点：因为儒学不能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统治者用政治权力强制干预和控制思想,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三）儒学独尊地位——汉代

西汉：董仲舒成功地改造儒学,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建立起新儒学,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三纲五常”这时的儒家思想“内法外儒”,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欣然接受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等政策,禁止其他各家思想传播,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特点： 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相互结合,互相渗透 儒家思想宗教化、经学化、政治制度化

（四）儒学新的发展——宋明理学

两宋：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新儒学的正统南宋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明朝：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说明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也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特点：宋明理学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是儒学第二期发展的象征它使儒家思想理论化和哲学化,使儒学服务统治的政治作用和修养身心层面的社会功能走向一致化,但理学的发展也使儒学日益走向极端

（五）儒学发展变异——明清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朝代的激烈更替,随着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新思想家崛起,他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在这方面,明代后期的李贽,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六）儒学遭受打击：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七）儒学重新泛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八）儒学统治地位动摇——新文化运动前期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九）儒学统治地位彻底动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儒学焕发新春——文革结束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

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历程（二）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

（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世系本来是一个书面语言，在有些族谱中也叫“齿录”，在族谱中，指的是人口资料。

世系是族谱的核心，我们修谱就是要记录每一位族人的基本情况。那么齿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撰写格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1、谱名之左，标明“某人第几子”，说明身之所出；

　　2、谱名用黑体字标明，另行小字说明如下内容：①字、号，②毕业院校、学历、职称、职务、简历，③生、殁时间，④葬所向志；

　　3、配偶之左，用小字标明“配”、“娶”，说明婚姻状况，配偶姓名用黑体字标明，与夫并列。另行小字说明如下内容：①某地某公之女，②毕业院校、学历、职称、职务、简历，③生、殁时间，④葬所向志。如果已离婚或改嫁，亦说明清楚；

4、于配偶之后，注明子女。如某人有数偶，并各有子女，则子女各随母后。子女“夭”或“殇”，在其后加括号注明，不再撰写其齿录。子女出继，则在此子女之后加括号注明“出为XX嗣”，子女受继于人，亦在此子女之后加括号注明“抚XX第几子为嗣”；　　5、无子，以女儿入赘外姓为嗣，符合现行《婚姻法》之规定，应视为本族之人，在其谱名之左，注明“XX赘婿”，下仍用小字注明其原本姓名、籍贯。其子女，如随母姓，理属我族，如随父姓，亦在其母之后注明其姓名，但不另撰其齿录。

6、子女“夭”或“殇”入谱的惯例，就是多大夭折才能入谱，在我们那地方（江西赣州）一般“洗过脚盆水”（俗称婴儿“洗三朝”）的都要收录。1994年我老婆第一胎早产，生一女七天后夭折，在1995年出版的《赣西南联修邹氏家谱史》上也有编录记载，女一：昙花……应该是写入谱资料时我父亲给她起的名，取“昙花一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