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彪、彣、虩，读音作biāo(ㄅㄧㄠ)]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晚期毛叔之女彪氏孟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谱》记载：“彪，姓，出齐郡，周有卫大夫彪夫，宋有彪虎臣，今河南均州有彪氏。”

彪氏，出自周王朝时期毛叔之女彪氏，全称彪氏孟姬。“孟”，古时候是长女之意，长子称“伯”。

西周王朝初年，周武王姬发把胞弟姬叔郑(周文王第八子)分封于毛邑(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建立毛国，为伯爵国，因此史称姬叔郑为毛伯郑或毛叔郑，简称毛叔。毛叔在周王室曾担任司空一职，因司空是三公之一，故又被称为毛公。

不过，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的记载，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姬伯聃(一作姬伯明)被兄长周武王封在毛邑，但毛邑不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而是在河南宜阳东北一带。

西周时期，当女子出嫁时，父母常要为她专门制作陪嫁器物，即金文中自铭为“媵“者。在此类特意铸造的媵器中，妇名除称其姓外，还必须称其丈夫之国(氏)名。同时，由于妇女是娣侄从媵制，需要将兄弟姐妹的排行明确表示出来，伯(孟)仲叔季的排行，不仅是区别同辈兄弟姐妹的需要，也是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

在著名的周朝青铜器毛叔盘上，就铭刻着其为毛叔送给女儿彪氏孟姬作陪嫁的宝盘，希望她长寿，子孙后代永远享用该宝器：“毛叔媵彪氏孟姬宝盘。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毛叔郑是周成王的叔父，即史籍《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毛公。毛叔郑彪氏孟姬就是毛叔郑之长女彪，嫁与卫国上卿姬彪夫，称孟姬。在毛叔盘铭文中未称其国名，而称其氏“彪”，故称“彪氏孟姬”。西周初期，子孙以母姓为氏是普遍现象，因而在彪氏孟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母之名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彪氏正宗。

注：

毛叔，到底是姬叔郑还是姬伯聃？

本书认为，叔郑封于毛国之说较为可信并有根据，而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则有待商榷或进一步考证。因为，伯聃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还有待考据，而叔郑则确然史有所载。

在史籍《逸周书·克殷解》中记载：“……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逸周书》，原名《周书》，亦称《周志》，又名《汲冢周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记载了周王朝的史实和制度等。此书出自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的魏王古墓，古已有之。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经学略说》中，对《逸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

《逸周书·克殷解》的那段文字，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作了引用，可见毛叔郑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史籍《后汉书·古今人表》中记载：“毛叔郑，文王子”。

东汉学者应邵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记载：“毛氏系周文乏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即周大夫毛伯，其后代以国为氏。”

唐朝学者张九龄在《姓源韵谱》中记载：“毛氏以国名姓氏，源于姬姓，文王第八子封于毛，周大夫毛伯是也，后因氏。望：荥阳、西河。”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曾记载有 及 这一条目：“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旂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在欧阳修的札记中清楚地表明，《毛伯古敦铭》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郑。诸多毛氏谱内谓之叔聃者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了“鲁卫毛聃”，遂以为名聃。

毛伯郑是西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八弟，西周初年被封于毛，爵位为伯，故史书称其为姬叔郑、姬郑、毛叔郑或毛伯郑，四种称谓同为一人。

毛叔郑的后代因治国有方，周宣王姬静曾赐鼎奖励，世称毛公鼎。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岐山县贺家出土，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皇钜制，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周人原为姬姓，武王灭商以后，除按照尊崇上古帝王的习俗，对炎帝、黄帝、尧、舜、禹等 “先古圣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如姜太公吕尚进行封赐外，一次就封“其兄弟之国十有五 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当时还把商纣之子(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仍居朝歌，治理商代遗民；同时分王畿之地为三部，命自己的三位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领一部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谁知武王死后因继位的成王年岁幼小，由其叔父周公旦摄行政事，引起三监的不满，勾结武庚和商朝旧属反周势力发动了叛乱。周公平息叛乱以后，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周公回师以后，举行了又一次的大规模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初两次封国一百多个，“封诸侯，建周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于当时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千里王畿线上，由这些亲族封国为周王室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毛国系周朝姬姓国。毛国与鲁、卫诸国一样，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巩固周王室统治而分封的诸侯。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在史籍《荀子·儒效》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些诸侯都是按照形势发展和需要而次第分封的，分封过程也不限于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实际上在周康王、周宣王时期都在继续分封。

西周初期，周武王把胞弟叔郑封为毛(陕西岐山一带)伯。毛国之君，世代任周王室卿士，称“毛公”。叔郑在周成王姬诵时期任司空，位列三公之一，与召公、毕公齐名，具有极高的威望。例如，周穆王姬满外出巡游时，毛公与祭父等随行，曾与许国之君等一起在洧水之滨举行盛大的宴会活动。

姬叔郑为毛国开国之君，其后有姬班、姬庴、姬卫、姬得、姬过等。在史籍《左传》中提到的毛伯卫、毛伯得、毛伯过，就是指姬卫、姬得、姬过，均为周王室外卿士，子孙世袭伯爵。

毛伯(郑)不仅是毛国的首领，还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他的伯爵爵位可以由其子孙世袭继承。毛伯是位很有军事才能的大臣，他不仅跟随武王伐纣建功立业，在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后，还多次带兵(主要是毛姓部落)征战，见诸于史籍。

过去，一些史籍上流传是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应为误传。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称：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伯聃(一作明)，受封于毛邑(今河南宜阳)，爵位为伯，故世称伯聃(伯明)，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封地命姓，遂成毛氏。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并非叫伯明，而是康叔，就是卫叔康。在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倒有个姬叔明，但据说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七十二子，史无记载有封地，更何况《封神榜》乃小说家言，不足以采信矣。

而在某些毛氏族谱中，将毛伯谓之叔聃，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有“鲁卫毛聃”，所以遂以为名聃，这是源出左丘明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周宣王时的毛公鼎、毛伯敦盖等都出于陕西扶风，这证明了西周晚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存在着毛国。据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的推测，毛公的采邑最早在陕西扶风，东迁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今河南籍水毛泉(今河南宜阳)。但此时的毛的封地已大为缩小，降为周王畿内的采邑。

在史籍《姓氏寻源·毛氏》中记载：“周采邑毛即河南籍水毛泉也。”在史籍《路史·国名纪戊》中记载：“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说明当时人所记载的毛伯所封之地已经转封在河南籍水的毛泉，这与后世所传的“伯聃封于毛邑说”一脉相承，互有所证。

因此，本书认为伯聃可能是毛伯的后裔，在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河南宜阳。毛伯(郑)的伯爵爵位由他世袭继承，并继续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食采于毛(今河南籍水毛泉)。

在后世所传的各种毛氏族谱中，均不见有将毛伯聃作为毛氏得姓之祖的说法，如：

在《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中记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毛伯温公(以江西始祖毛让为一世)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嫡派。”

在广西《贺州毛氏族谱》中记载：大唐开元乙亥(公元735年)秘监贺州毛衷序：“我始祖周懿亲国也。按《左氏》载：封国十有六，而毛其一焉，叔郑封为毛伯，而子孙因以为氏。秦并天下，罢侯，置守其地，而子孙遂涣散四方焉。”

在北宋毛渐《清漾毛氏族谱》中记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亲，以弟郑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国亡，其地入于荥阳，子孙因以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

目前，唯有在湖南《锦堂毛氏族谱》中，晋咸和元年(公元325年)州陵开国侯毛宝自序曰：“毛氏本姓姬也，乃文王第九子，讳叔郑，封于毛，是为毛伯，而为毛氏之始祖。”显然，该族谱将叔郑指为文王第九子，当为错误。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姬彪夫，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西周初期，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45年，周成王姬诵时期，叔父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据史料记载，卫国本封于康(今河南禹州)，故姬封又称康叔。周公将黄河与岐河之间武庚的封地及遗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祺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给康叔，使这七族遗民成为卫国的臣民，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国号卫。

封康叔时，周公曾作文相诫，这就是著名的《康诰》。卫国在最强盛时疆土有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一小部分，与晋、宋、齐、鲁等国相邻。

卫国居于周王朝的北方，与狄为邻，常遭狄人入侵。春秋中期，卫懿公在位时喜好养鹅，且*乐奢侈。他养的鹅都有禄位，可以乘大夫一级的车出入宫门，大臣百姓非常不满。周惠王姬阆十七年(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卫懿公让大家抵抗，国人却都说，鹅有禄位，让鹅去战斗吧。将士们全无斗志，全军覆灭。狄人攻入卫都，卫懿公被杀。后齐、宋援卫，立戴公于漕(今河南滑县旧城)，于是漕成为卫国的第二个国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重新建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在楚丘时，卫文公姬辟疆当政。卫文公接受亡国教训，修明政事，奋发图强，重整军备，国力军力大增。

周襄王姬郑十年(公元前642年)，北方的邢国联合狄人再次攻卫国，遭到了卫国的强大反击。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卫国灭邢国。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为避狄人，卫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

卫国虽为十二诸侯之一，但却是一个弱国，常受其他诸侯国的支配，进入战国后，国力更弱，无法抗拒七雄的进攻。

战国晚期，周郝王姬延五十三年(燕王喜元年，公元前254年)，魏国军队占领濮阳，卫国成为魏国的附庸国，但只有濮阳一地。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国攻下魏国的朝歌和濮阳，将濮阳作为秦国东郡的治所，迁卫君及其支属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附庸。故而秦国在灭六国时并未触及卫国公室。

直到秦二世嬴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灭亡。因此，卫国是西周所封十二诸侯当中除秦国之外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家，也是立国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卫国自康叔公元前1045年开国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共历四十二王，八百三十六年。

卫康叔的裔孙为姬彪夫，是卫国建国后第三任君主卫考伯指正时期的卿大夫，其妻就是毛叔郑彪氏孟姬，在姬彪夫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55年，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卫国传三十七世后，于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被秦国所灭，秦国大军攻破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俘虏卫元君，将其贬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其后裔子孙四处迁逃，其中有迁逃至古彪邑者。

古彪邑,就是今缅甸王国旧都城蒲甘，卫国王族后裔有以避邑名称为姓氏，称彪氏，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晋国君主晋平公姬彪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晋平公姬彪，为晋悼公姬周之子，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逝世后葬于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北新田。

晋平公执政时期，令著名的贤臣祁黄羊举荐人才，祁黄羊先后推荐了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留下传诵千古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美誉。晋平公曾在平阴大破齐军，在弭兵之会中与楚国平分霸权。

晋平公晚年好女色，因而有疾，在周景王姬贵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告戒他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晋平公逝世后，其子姬夷即位，是为晋昭公。晋平公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襄王后裔，属于以音讹字为氏。

不氏，源出魏襄王后裔不雨氏。

魏襄王魏嗣，是魏惠王魏罃之子，公元前？～前296年在位，逝世后别谥为魏哀王、魏襄哀王。

周慎靓王姬定三年 (魏襄王元年，公元前318年)，魏襄王曾联合韩、赵、楚、燕诸国，以五国合纵进攻秦国，结果不克而返。后派遣大夫惠施为魏国出使楚国。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公元前296年)，魏襄王病逝，其子魏昭王魏遫即位。

魏襄王的后裔子孙中有不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不氏。不氏古读音为biāo(ㄅㄧㄠ)，这在典籍《正字通》中有明确记载：“不姓之不，转注古音，音彪。”

有不氏子孙以古音为字讹，遂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 分布：

今陕西省的西安市、安康市、铜川市，河北省的礼县、保定市，重庆市的彭水县郁山镇，安徽省的宣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台中市等地，均有彪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齐　郡：西汉时期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其时辖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和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隋、唐两朝改为青州北海郡。

均　州：东汉光武帝四年(公元28年)，刘秀遣刘隆屯田武当，始建武当县城，后改为均州。唐朝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僭位，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农历4月迁均州。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元)，设均州武当郡，领县武当、郧乡；后宋太宗把儿子楚王元佐削职为民，安置在均州。宋朝时期，名臣苏辙、尹诛、韩维、种谔、范纯粹、沈括等先后均有被贬官降职至均州的历史。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御千户李春续以修筑。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知州胡成熙修竣砖石建筑。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州人贾洪诏等呈请署总督郭中丞柏荫，筹拨公款七千余缗，重修筑均州城临江桥护城堤，长五十余丈。均州城东临汉水，南遥接武当山。一般说古均州城位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其实真正的古均州原址是在丹江口市肖川县，均州古城因为1958年修建丹江水库大坝而被淹没，永远沉没在汉江河底。今大丹江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于1973年竣工，水域面积八百四十平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万亩)，蓄水总量达八十一亿立方米。现在，人们可以在武当山上净乐宫的位置看见若干从江底打捞出来的古均州遗骸。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

　　摘 要《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例的历史著作，被誉为先秦史书的“记籍之冠冕”。历代学者研习不已；为其作注者更是层出不穷，及至近代，杨伯峻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春秋左传》进行注释和整理，是总结古今左氏注疏学的一部力作，其注文丰赡完备，广征博引，成为后代研读《春秋左传》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本文从左传文本出发，试对杨注的优点长处进行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释整理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该书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事及其相互关系，内容涉猎面广，记述也丰富详尽。它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面貌。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历代对左传研读评点分析作注的人层出不穷，也涌现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新作。

及至近代，对古人研究成果有创新性突破的注本当属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杨本《春秋左传注》有着突出的诠释性特点，在注释上内容丰富、注释完备、广征博引。还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释词方法上，遵从古制，结合义形声进行训释。在解句方法上逐一解析，说明性较强。无论释词，还是解句，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可酌情层层划分，细化为各个小类，每一类都各具特点，却又形成统一的诠释体系。在对史实的考辨上，杨本《春秋左传注》对古籍整理的体式比较全面，对旧注进行筛选，依据实际需要酌情使用。在一个注释上融合了集注、校勘、标音、考辨为一体。这种训释方法就更为可靠和丰赡，便于读者的阅读和使用。在正文前还附有修订工作小记、出版前言、凡例和引用书目。这就使得这部书更为完备和精当，适用于各种程度的学习者使用，同时也为读者研读本书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试通过分析比较，概括出杨本《春秋左传注》的诠释特点。

第一、尊重历史事实，具有很强的考辨性

《春秋左传》是一部史书，关于历史的研究就容不得半点虚构和想象。对待其书中所记载的史实，他去伪存真，深入细致的考辨。对于同一史实，如果在其他的史书上有所记载的，杨先生则比较它们的异同，做出判断，如果不能判断的，绝不附会其意，而是以存异的方法来解决。《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较早，对于很多书籍都加以引用，但是因为所引文献或者历史的局限性，所记载的事件或有不同版本。注解中都一一注明，必要时还加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准确的把握史事的来龙去脉，还可以通过比较，互相补充，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春秋左传》记事的特点。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这样的记述“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原文仅九个字，杨注却用了二百余字进行阐释。他征引《史记·鲁世家》和《左传》进行相互比较。认为司马迁所言当出自于《左传》，但是对整个事件的记载要比《左传》详尽全备，所以就引用了《鲁世家》的文字来补充说明左传，使其更加完整。

由于《左传》年代久远，所以其中所记载之事有很多都已找不文献书证或者文物证据了，有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学界上得不到统一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充分尊重史实，在想尽办法不得其解的时候，便注明“姑阙疑”、“不得其详”、“存疑”等字样。这充分体现了其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关于齐姜这个人物产生了不同的说法，杜注云：齐姜，武公妾。《晋世家》云：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顾栋高《大事表》卷五十二卫夷姜齐姜辨疑之，谓齐姜为献公未即位时所娶之适夫人。章炳麟《左传读卷》八又谓齐姜非哀侯之妾，则小子侯之妾，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杨本经过考证认为皆臆说不足据。在后面就注明：“存疑可也”。

杨注运用可以掌握的所有文献材料对其一一进行分析和考辨，在广征博引中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不主观臆断，不盲从他人见解，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这正是其独树一帜的特点所在。

第二、注释方面分类细致全面，注解丰富内容翔实

杨先生的注本注释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历史知识、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如《春秋左传》所载关于古“礼”内容较多，比较晦涩难懂。杨伯峻则对其中涉及“礼”的部分，详细加以阐释。通常和《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中的有关记载相互比证，从中探求春秋礼制的真实状况。在训释上，不单单是对原文进行释字解句，在句读、标音、解释语法上也多有涉及。如在句读上，杨注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不但标点了传、注，还标注了其他一切引文。对于一些疑难的文句，杨先生往往会作出注，进行详细考辨，纠正出旧注的不当之处。标音方面，以直音法为主，也有标明声调，以区别意义的。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饮桓公酒，乐。杨注：饮，去声。我们现在一般读饮作上声，这里读作去声，就有了使动用法的含义，意为使某人饮。杨先生作为一位语言大家，在释词解句上极为严谨。比如在《春秋左传》中涉及器物、礼制、服饰有很多。现今名称多有变化，很多器物我们今天也难以看到，如果弄不清楚这些物名，往往会影响对整体文意的理解．杨注对于物名的注解也非常重视，他主要运用解释类属和特征、用途、以及名称由来和演变过程等方法来向大家展示这些器物。《左传·哀公八年》“拘鄫人之沤菅者”杨注：菅为禾本科植物，泡浸其茎，而后剥之，以为绳索或编草鞋，细者又可以葺屋，《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菅’是也。这里不但生动说明了菅的用途，还把它所属的科属做一介绍，这就更加具有科学性了。综合运用几种方法使得读者在阅读后能清晰地了解这四物，呼之欲出的形象跃然纸上。本来枯燥无趣的古汉语，在他的阐释下就变得富有生命力了。

第三、旁征博引删繁就简 详略得当的解释说明

杨先生撰写《春秋左传注》，所引书目上到天文、下及地理，涉及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氏族家谱等等。同时，他也注意到吸收近代地下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一些甲骨文、金文、帛书、简册等出土的古文物也灵活的运用到《春秋左传》的注释中来。

如此数量庞大完备齐全的材料，在实际运用到注释的过程中杨先生并不是一味的堆积，而是本着去粗取精、博采众长的理念一一进行校对，对于前人在《左传》上的研究成果，他更是本着科学的态度细心辨析，择善而从。在吸收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又充分挖掘，产生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使得很多理念又成为新的讨论和研究内容。

古人对春秋三传的阐释各有区分并未打通研究，杨注就看到了这一空白，打破了这一桎梏，在给《春秋左传》注解时，对《公羊传》和《榖梁传》多有借鉴。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宋督攻孔氏，杨注：“《公》、《榖》二传记此事，以为宋督欲弑殇公而先杀孔父，与《左传》所叙有出入。《宋世家》全用《左传》。”这里就参照了《公》、《榖》二传进行对比，不但突出了《左传》的重要地位，也拓展了对《左传》研究的视野。

以上三点充分印证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释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该书集前人注释论述之大成，通古今，重实证，辨疑难。说其是近代关于《春秋左传》的最好注本也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在注释内容上还是在整理体式上，该书都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对于学习者而言无论是左传学习还是对古籍的注疏了解上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王卫峰《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02)

[3]陈恩林《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00,(04)

[4]庄建东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质疑[J]新乡师专学报 2000,(03)

　　孙姓来源

　　关于“孙”字

　　“孙”字未简化之前写作“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孙”：“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即儿子的儿子叫做孙，孙字是由“子”和“系”两部分构成。“孙”在本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子之子。

　　孙姓的来源

　　孙姓起源的头绪很多。由于在先秦时期，孙姓就出现“兵家祖”孙武，大军事家孙膑，“吏者师”孙叔敖，先秦时期，中国孙姓出现，不断有华夏子孙加入孙姓行列，使得孙姓源头特多，同时孙姓人口也越来越多。

　　一般认为有以下八个来源：

　　一、孙姓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姬姓卫国，这是先秦时期孙姓来源的最主要一支。姬姓卫国王室的后代姬惠孙之后姬武仲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孙”，以纪念其祖父惠孙。姬武仲就是这支孙姓的始祖。

　　姬姓孙氏是周文王之后。《元和姓纂》说：“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和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卫康叔，名封，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原封于康（今河南省禹州西北），史称卫康叔。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把殷原来统治的地区分封给康叔，仍然以殷的旧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为都城，监管殷的余民，同时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邽氏、樊氏、饥氏、钟葵氏赐封给他，建立卫国，康叔又称卫康叔。康叔受封之后，很快把殷都改造成为周的方国。后来，康叔到宗周做了司寇，把自己的封国交由儿子伯康管理。

　　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公元前852-公元前758年），名和，春秋初年卫国国君，公元前 812年—前758年在位。在位期间，国泰民安。武公四十二年（公元前771年），犬戎、西弗等联军攻破镐京（今陕西省长安），杀周幽王。他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合兵助周王室平定叛乱，护卫王宜臼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内王城公园一带），被周平王赐给公爵。卫武公姬和有子惠孙，惠孙之子名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今河南濮阳市)，姬耳之子名乙，字武仲，依据周制，诸侯国国君的儿子公子，孙子称公孙，玄孙（公孙之子）不能称公孙，应以其祖父的字为氏，武仲即以父惠孙的字为姓，就是孙氏。

　　姬姓孙氏同样也是黄帝后裔：黄帝→玄嚣→蛟极→帝喾→后稷（周始祖）→不窟→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渝→公卯→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姬昌→卫康叔→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贞伯→顷侯→厘侯→武公和→公子惠孙→耳→乙（始姓孙）。

　　二、第二大来源于芈姓楚国，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为一代名相。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字中“孙”为姓氏。孙叔敖使成为这支孙姓的始祖。

　　芈姓孙氏也是黄帝后裔：黄帝→昌意→颛顼→称→老童（卷章）→吴回→陆终→（芈）季连→附沮→穴熊。季连为荆楚先祖，始姓芈，季连的孙子穴熊为荆楚国君。楚君蚣冒（熊眴）→王子蒍→章眴—→蒍叔伯吕臣→？→蒍贾伯嬴→蒍艾猎即茹敖（字孙叔，其子以父字为氏称孙氏）。

　　芈姓为先周时期的南方楚国的国姓。《说文解字》说：“芈，羊鸣也，从羊象声。”据后人考证，芈姓族人应与北方牧羊民族有关系，楚民族是中原华夏族的一支南迁后与周围土著居民不断融合而成。

　　颛顼是黄帝之孙，根据历史传说，其后裔的一支称祝融氏，临江水与蛮族杂居。祝融后代陆终娶鬼方之女，该女怀胎十一年而不分娩，于是剖腹产，从其左右肋中各生出三人，其中第六子叫季连，其分支为芈姓，乃楚人的先祖。

　　大约在商朝时期，季连部族逐步南迁到汉水流域，在与当地三苗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后，力量逐渐强大。商后期，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该部酋长鬻熊决定投靠周族，并在营救周文王与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过程中立下许多功劳。在后来分封中，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周王封为子爵，建立楚国。因为鬻熊的历史功绩，及其对楚族社会的影响，从此开始，楚国国君改为以熊为姓氏。

　　楚国是春秋时期南方的大国，其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扩大，长江南北大部分地方都是楚国的领土。

　　西周时期，楚对西周保持相对独立，往往叛服无定。周昭王曾两次率师伐楚。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绎的后代熊渠乘机出兵攻打庸和扬粤（即扬越），至于鄂（今湖北省境内），分其土，封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挚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厉王时，熊渠畏周伐楚，去其王号。周宣王时，楚一度内乱。 熊严有子四人，长子熊霜先立。熊霜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之孙熊仪为若敖（楚君无谥称敖，冠以葬地名），其庶支称为若敖氏，是后来楚国的显族。

　　楚蚡冒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