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勒冈州谢德的

。1948年12月25日。“亲爱的朋友们，”玛丽·巴斯德写道，她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思乡母亲。“既然圣诞节又来了。。。我们发现每张卡片上都写不下太多的新闻。我们从我们的朋友钱伯斯和丹麦人那里借了一封圣诞新闻信的想法。

所以他们是罪魁祸首。

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巴斯德是一种新做法的先驱者之一，这种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蔓延到战后地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作为我们学会爱与恨同时进行的年终仪式，节日时事通讯一直是美国式的高效、平等和日益世俗化的。20世纪60年代，影印机迅速复制（只要办公室里有一位热心的秘书来复印）和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一流的圣诞邮票，鼓励更多的人送上节日问候，这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在邮票发行的第一年，1962年，邮局以每枚4美分的价格售出了10亿封信。

给我们大多数人，“亲爱的朋友”的信都是一次性的，但是给了一位退休的档案管理员苏珊B。奇怪的是，他们是保管人，这是一份独特的日常生活记录。“这些信是关于家庭的，”她说。“至少直到最近，这一点还经常被历史学家捕捉到。”奇兰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收集节日信件，她个人收藏的约1500封来自100个家庭的信件，包括60多年来布萨德家族的新闻，现在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这是一个专门介绍美国妇女历史的资源，在那里你还可以找到全国妇女组织的宗旨声明，惊奇ics女士和一本名为“给妻子一个词”的节育小册子。

毕竟是妇女在Schlesinger档案馆写了大部分的家庭节日通告。有人好奇地说：“有没有人注意到贵格会盒子上的饼干配方变了？“有些人吹嘘孩子。还有人把它们扔给狼：“菲利普（13岁）不可否认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什么都知道，他的房间一团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社交生活。”有人押韵地说：“雪一直在飞来飞去。”。/圣尼克在路上。/现在是发表芭芭拉/公报的时候了。”一些人转向了危险的政治领域。其中包括一首1940年代的诗，想象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魔鬼为什么他应该被允许下地狱。“我毁了他们的国家，毁了他们的生活，然后/我把责任推给了我的‘9个老人’，”

加在一起，强调的当然是积极的一面，而美国伟大的自我提升才能也很明显。一项对假日时事通讯的研究发现，最主要的话题是旅游体验。天气很好。也接近顶端：爸爸妈妈的专业知识，孩子们的学业成就和家庭的物质财富。排在最后的是个人和工作问题。2007年出版的另一本书记录了一种新的fin de siècle综合征：“忙碌”。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Ann Burnett分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事通讯，发现“忙碌”、“旋风”和“疯狂”等词的使用有所增加。她说，通过他们每年的假日信件，人们“在为自己的忙碌而烦恼”很忙。

这张传统的圣诞卡在19世纪40年代刚推出时就被认为是一种低俗的省时卡，所以也许难怪通讯一出现，它们也就成了一个小笑话。1954年，《大西洋月刊》嘲讽道：“没有一封圣诞信平均少于18封！”！'s，'！！'s'或'（！）AnnLanders在她的辛迪加建议专栏中，发表了一些关于所谓“吹牛布”的感叹，比如1968年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问为什么“通常聪明的人似乎在圣诞节会失去理智”。当然，这篇文章也受到了抨击。“你凭良心怎么能鼓励人们不要在节日里分享他们的喜讯呢埃特？“幸福人秘密协会的创始人潘·约翰逊责怪道。“我们生活在一种流行的文化中，这种文化经常让人们因快乐而感到腐朽，甚至因分享快乐而感到更糟……快乐的时刻是好事，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分享。”随着文化战争的进行，这是相当平淡的，但艾米丽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意见分歧很大，53%的人赞成这封节日信，47%的人讨厌这封信。

互联网本应终结这一奇怪而迷人的习俗。当Facebook和Instagram可以每分钟更新朋友和陌生人时，谁需要一份一年一次的家庭娱乐营销报告？但与社交媒体的哔哔声、恐吓片段相比，一封邮寄来的印刷信件的邮票要花半美元！！从一个真实的地方发出！！把句子打褶！！被一个真实的人感动！！一个真正的签名！！！-现在似乎是一份珍贵的人类文献，和古代的纸莎草纸一样珍贵。要是人们不忙着看就好了。

弗罗斯蒂的家谱

鲍勃·埃克斯坦的新雪人画史揭示了我们这位冰冻朋友令人惊讶的漫长故事，从陶到迪斯尼

（由罗切斯特大学提供）（Keller Williams Integrity的Beacon Home团队）（北风档案馆）（Llyfrgell Genedlaethol Cymru/威尔士国家图书馆）（公共领域）（兰金/巴斯制作）（Ignacio Marc Asperas/USPTO）（Getty Images）

的图解历史雪人

一个彻底的娱乐性探索，这本书旅行时间回到雪人的神秘过去，从现在到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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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从史密森杂志

12月刊中挑选的

古

古氏族谱概述

作者 古小彬

〔摘 要〕族谱与正史、方志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氏肇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世人对古氏族谱的了解并不多。 〔关键词〕氏族谱；古氏；论述 族谱，又称谱牒、家谱、家乘、宗谱、世谱、统宗谱、会通谱等，是一个家族之中的生命史，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荣衰、升沉、婚姻、文化的全过程，都一笔一划地记录下来。它与正史、方志一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谱牒之词，初见于司马迁名著《史记·三代世表》，文章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族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的创建起源很早，随着《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的考古发现，译其所记载的是远在商朝时期的“家谱刻辞”。 唐代以前的族谱，归属官修。族谱官修，还为上层人物“门当户对”联姻方式提供查询服务。特别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族谱也成了世族间婚姻与仕宦的主事依据，并得以迅速发展。宋代以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私家修谱才盛行起来，族谱、家谱亦进入寻常百姓家门。 古氏自古公亶父肇姓以来，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在数千年中，究竟编修过多少次族谱呢？目前无法了解。官修时期的族谱，亦未见流传。 l 收藏 要对古氏家族谱牒的了解，必须知道收藏古氏谱牒的情况。 一般来讲，旧时族谱在续修好之后，由族长、房长保管，至每年春节和清明时才恭放于祖堂以祭拜，嗣后将新出生的男丁增录于“鸿丁谱”，并将已故者填明殁时葬所。而这些都是本地族谱，且数量不多，属地方性藏谱。 若大量收藏且能供交流的藏谱者，当推图书馆。据笔者所知，收藏有古氏谱牒的单位和个人，计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湾苗栗县古氏宗亲会古氏文献室、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江西瑞金市古小彬等，尤以台湾苗栗县古氏宗亲会和江西古小彬所收藏族谱最多。 l 内容与结构 从目前流传的古氏族谱来看，其基本内容与结构，大致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世系谱、迁徙图、源流考、人物传、恩荣录、艺文志、遗像、坟茔祠庙图、五服图、族产、契约、字辈谱、族规、家训、卷次、领谱字号等，尤以世系谱和人物传为主要核心。 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谱名、谱序、艺文。 1、谱名 随着人口的增多，居域渐广，同是记载古氏家族的谱牒，冠名方式不一。如清代江西《宁都横塘古氏六修族谱》，有地名、姓氏、几修；广东五华《新安堂古氏族谱》，标明堂号、姓氏；《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璧山县天池古氏谱》，有地名、姓氏；《古氏二拾五府君派谱》，有姓氏、始祖；《新安古氏八修谱》，有郡望、姓氏、几修。由此可见，谱名一般是由姓氏、郡望、堂号、地名、几修、始祖等组成。 2、谱序 古氏肇姓已有数千年，唐代以前的谱序已失记。在南方以唐末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古云应为南迁始祖的族谱中，要数江西省宁都县、广东省梅县和五华县的《古氏族谱》记载较为完整、全面。从五华县《古氏族谱》序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古姓第一次修谱时间是在宋仁宗皇祐至嘉祐七年间（1049—1062），由时任殿中丞、勋都骑尉的古宗悦所修，但这次修谱时的序文已失。到了宋代绍兴十四年（1144），古革、古堇、古巩在梅州分了家后，各自修谱、各撰序文，是次以后的序文方见谱传。 谱序一般延请那些取得一定功名或有很高誉望的本族士子、或外姓社会贤达撰写，从而提高氏族声望，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如明代洪武年间，广东梅县在第三次修谱时，请原任五军都督府参议、后任程乡县知县的樊思明和洪武五年壬子科解元、任职程乡县儒学训导的刘德海分别撰写《古氏宗谱引》和《新安古氏家乘记》。到了万历年间第五次续修时，则请广东省潮阳县人林大春撰序。林大春是一名进士，两奉敕谕总理两浙学政、参与预修《世宗皇帝实录》、任职浙江等处按察司副使，他撰的序文，议人叙事，文笔精炼，深受世人好评。与福建省长汀县毗邻的江西省瑞金县古姓，虽在明初拓基，却以忠厚传家，耕读为本，至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续修族谱时，因族中没有显赫人物，只得硬着头皮请县中望姓杨氏家族的杨以兼撰写序文。杨以兼在县中是知名学者，进士出身，还担任过康熙庚午科河南同考官，更主要的一点是因为他系古家亲戚，不请他写哪有更好人选？ 不管在哪个时期写的谱序，其内容都谈及姓氏来源、家族人文状况、迁徙路线、倡修者谁及修谱的经过，昭示后人应引起重视，“家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功用与国史相提并论。 3、艺文 艺文在古氏族谱中较为普遍，通常将家族源流考、人物传、恩荣录、像赞、族产、契约、字派、族规、家训等编辑一册，在卷中署“艺文”字样。 艺文类多见于刊本，如广东河源、重庆梁平、江西兴国、湖南浏阳等地古氏族谱，最为突出，且对族规、家训之类，不惜篇幅地记载，从这里可以看出旧社会时族权统治之深刻。 当然家规族约是先祖对后辈的训诲，教导该如何去做人。“每年于清明会中，或于家常往来之际，详细宣讲，俾我族人人恪守礼让，不犯国法。” l 其他 古氏族谱编修的年限，刊本一般都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手抄本则表现在每年或每几年陆续誊录完成。 而族谱的版本有木活字、石印、手抄、铅印、影印等刊本，也有大幅的挂谱（如山东莘县古氏挂谱）。 木活字和石印本多出现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和四川诸省。如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编的《新安堂古氏族谱》、光绪十九年（1893）古耀金主编江西龙泉《古氏续修族谱》。 手抄谱在全国各省均普遍存有。如清代乾隆年间手稿后裔历次手抄增续的广西贺县《古氏族谱》、咸丰四年（1854）广东南海人古硕元修撰的《西村古氏家乘》、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宜川人古丽中编、后裔历次续录的《古氏渊源纪实》。 随着影印机的问世，影印谱牒应运而生，图书馆和个人收藏者比比皆是。如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收藏的《绘图古氏宗谱历代书》、《新安堂古氏宗谱》。 至于铅印本，在民国15年（1926）就刊印有广东梅县《古氏族谱》、1956年刊印有台湾美浓《古氏简谱》。当代刊印的族谱，铅印本是最为常见的。 参考文献： 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⑵古军喜、古小彬编著《古姓史话》，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家史是记载家族世系兴衰的史著，包括家传、家谱等，也是家庭的历史，你可以“采访”一下你爷爷奶奶，然后再记录下来，就像古代史官一样秉笔直书，家史和国史一样，一定要真实。

　　可以写一下新中国成立60年来，你家的生活变化，希望能帮助你！

　　1 指史家一姓父子先后著述之史书。 《隋书·许善心传》：“望都亭而长恸，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焚荡。今只有六十卷在，又并缺落失次。” 2 记载家族世系兴衰的史著，包括家传、家谱等、盛行于六朝。 唐 刘知几 《史通·杂述》：“若 扬雄 《家谍》、 殷敬 《世传》、 孙氏 《谱记》、 陆宗 《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 3 指一个家庭的历史。 周立波 《暴风骤雨》第一部十六：“在会上，小猪倌倒着苦水，说起大伙也都知道的他的家史。”中华傅氏族谱历史悠久，文化内函十分丰富，这对于海内外傅氏寻根归宗和弘扬中华傅氏文化，增强傅氏凝聚力、向心力都有着重要意义与特殊价值。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傅氏传人无一不把自己的姓氏(家族血缘的标志)与族谱(一家一族之史)视为命根，而成为寻根认祖的神圣证物。

　　傅姓和其他姓氏一样，有着悠久的修谱传统。最早的傅氏族谱修于何时，因资料湮灭已难于考究。但是，目前上海图书馆已收藏编修时间最早的傅氏族谱是明宣德三年(1428)的湖北沔阳(今仙桃)的《傅氏族谱》(木刻本)，至今近600年的历史了。1948年元月，由傅作义、傅瑞华提供赞助，傅汝霖题写书名，印发了全国性质的《傅氏源流世系汇集》(甲集)。目前,此谱书社会存量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各地编修了不少《傅氏族谱》，其中：傅氏名人支系、区域广泛、望族之地和内容丰富的族谱有：由山西省原平市长梁沟镇傅珍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原总参谋长傅全有支系的《傅氏族谱》于1989年秋印发；由台湾省台北市傅宝琳任总编编修的辽宁省海城市温香镇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支系的《辽南傅氏宗谱》(一卷)于2000年9月印发；由台湾省桃园县杨梅镇傅任垣主编的涉及江西吉安、福建武荣、广东镇平、台湾高雄、美浓、台中、苗栗、桃园、杨梅等地的《傅氏宗谱全本》(精装两卷计1579页)于1997年春印发；由江西省信丰县傅芳远主修涉及两省14个县市(江西省：龙南县、崇义县、信丰县、全南县、大余县、会昌县；广东省：南雄市、始兴县)，完成时间最短(仅8个月)、花费最大(2334万元)、谱书页数最多(计5153页)、谱书最重(2584公斤)的《傅氏七修族谱》(16 开本，13大卷)于1998年9月印发；由闽西傅氏族谱编写组傅瑞主编的中华傅氏通谱第一卷《清河郡闽西傅氏族谱》于2004年秋在福建闽西印发；近几年由四川简阳糖厂厂长傅纯佩负责主持主编或参与编修的《傅氏族谱》(7卷)先后在简阳 (全市傅姓人口4万人左右，是四川傅姓人口大市)印发，且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深受族人好评。

　　目前，海内外官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傅氏族谱》共193种1550册(其中：上海图书馆100种95册)，日本、美国10种102册，若加上民间保存的《傅氏族谱》估计总数可达1000种8000册左右。目前，各地民间个人收藏《傅氏族谱》600多册，其中：四川渠县傅昌志400多册；福建上杭傅恩林100多册；湖南长沙何光岳 30多册。这些族谱已成为研究傅氏起源、迁徙分布、寻根问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下面，简略介绍一下《傅氏族谱》征集资料和编修方式：

　　1、征集资料。⑴傅姓来源：何时(朝代、年号、年份)从何地(省、县、市、区、乡、镇、村、小地名)迁来；始迁祖的名字、号、生卒年月、简历、配偶情况；迁入原因和当时概况；迁入定居地点，先写旧地名，再括注今定居地的简要描述；始迁祖的祖上世系；承传的排行字辈情况。⑵傅姓发展变迁：始迁祖的后代分支、分房情况；在本地的迁移、繁衍情况；向外地以至向港澳台及海外迁移情况；家族的重大事件(如族谱编修、“清明会”、祭祖活动、宗亲联谊等)和重大变化情况。⑶傅姓现状：到目前为止，共繁衍了多少代(最高代和最低代)；族人居住分布情况；大约户数，人口数量情况；经济文化状况；其它有必要叙述的情况。⑷傅姓名人情况：内容含姓名、性别、生卒年月、文化程度、民族、出生或居住地点，职务职称、工作生产单位，对家族对社会所作的主要贡献。⑸傅姓庙宇、祠堂、陵墓情况：内容含名称、地点、建于何时、建筑经过、资金来源、规模如何、历次整修情况、是否毁损、现状如何、每年祭祀活动情况；主持人基本情况。⑹傅姓族谱情况：从初修开始，历届修谱情况(时间、地点、组织机构、主持人、主编人、经费来源等)：族谱保存情况；新谱续修情况；族谱名称、主要内容、版本格式、页码、发行范围、印刷册数、价位等情况；族谱续修主持人(或主编人)和旧谱保管人员的通讯联络(邮编、地址、姓名、电话号码)情况。

　　2、编修方式(只介绍“两统”新编式)：

　　所谓“两统”，就是统一谱头内容、统一正文格式。

　　“统一谱头内容”：所谓“谱头”，就是指家谱的上篇(或上卷、上册)部分，使用统一的傅姓文、图资料。一是内页部分主要有始祖图像、全国（或本地区）傅姓人口分布示意图、傅姓宗亲题词、谱序(自序、客序)、谱例、谱论等；二是正文家族概述部分，主要有傅姓历史来源、傅姓郡望堂号、傅姓播衍迁徙、傅姓历代名人、傅姓家史族谱、傅姓文化遗迹、傅姓宗亲联谊等。

　　“统一正文格式”：就是指家谱正文部分统一格式和内容。一是家族源流：主要叙述各个支系的迁徙踪迹、繁衍分布；二是家族世系：主要记录各个支系图、世系谱等；三是家族文化：主要记载字辈派语、家法族规、族谱编修、人物纪略、人物简介、人物名录、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四是家族人物：收录人物传记、人物纪略、人物简介、人物名录等；五是家族旧谱：历届修谱概述、旧谱影印等。此外，附录部分要有编修家谱的公开信、编委会成员简介、捐资赞助名册、修谱始末、家谱发行名册、家谱赠送名册、族人代表通讯录、家族出生人口情况登记表、家族娶嫁人员情况登记表、家族死亡人口情况登记表等。

　　“两统”新编式，可采取以下“四法”进行编修：⑴区域编修法：以行政区域进行编修家谱。如：《重庆市垫江县傅氏族谱》等。 ⑵支系编修法：以族系、房系进行编修。如：《渠县青龙乡傅家沟支系谱》等。⑶名人编修法：以某地、某支系的某个有代表性的傅姓名人进行编修。如：《傅斯年家谱》、《傅雷家世》等。⑷字辈编修法：以同一字辈进行编修。如：《梁平县湖广镇川傅氏家谱》等。⑸堂号编修法：以某个堂号进行编修，同时又即总体大通谱的卷本。如：北京华夏傅氏文化研究所主导编修的《闽西清河堂傅氏家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