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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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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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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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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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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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范仲淹别称：朱说、范履霜、范文正。字号：字希文。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出生时间：公元989年10月1日。去世时间：公元1052年6月19日。主要作品：《武夷茶歌》《江上渔者》《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等。主要成就：庆历新政，戍边御敌，执教兴学。

关于范仲淹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范仲淹的诗词

《岳阳楼记》、《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江上渔者》、《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武夷茶歌》、《定风波》、《和运使舍人观潮》、《野色》、《游庐山》、《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八·天门泉》、《和李光化秋咏四首其一·晓》、《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三·二室道》、《和庞醇之见寄》、《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六·玉女捣衣石》、《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七·天门》、《怀庆朔堂》、《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十二·中峰》、《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九·天池》。

二、轶事典故

第一件范仲淹担任_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就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却没有十分气愤，而是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_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件范仲淹曾给别人写墓志铭。当他写完封好，正准备寄走时，忽然想起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第二天，便把墓志铭交给尹师鲁过目。师鲁看后说：『你的文章当前影响很大，后代人将会引用你的文章作根据，所以下笔不能不谨慎啊。如今你把转运史写成部刺史，把知州写成太守等汉代官名，的确是够清雅的了，但是当今已经没有这些官名了，后代必将因此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的儒生们争论不休的原因啊。』范仲淹用手按着小桌子说：『幸亏请你过目，不然，我差一点就失误了。』（《宋人佚事汇编》）

第三件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8]，时人谓之范履霜。”

第四件断齑（jī）划粥：在范仲淹小时候生活十分清贫，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因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改嫁。范仲淹只好到庙里去学习。他每天用两升小米煲粥，隔夜粥凝固后便划成四块，早晚就着腌菜各吃两块，苦读成才。后衍生成一成语为：断齑划粥

徐州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岳阳楼记》中的经典名句。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勉励了多少为官者或知识分子。而作者——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翻开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写着：“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也就是江苏苏州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历史秘密：作为“苏州人”的范仲淹，却生于徐州，死于徐州。这一独特空间的“生死结”，多少透露了一种人生宿命。文史学者田秉锷先生说，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因为这一切都是上一辈的生活际遇造成的。据说，范仲淹的老家其实并不在苏州，而是河北幽州。“在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幽州更乱，这时范仲淹的高祖父（五世祖）叫范隋，唐朝末年的时候，他是做幽州梁相县的主簿（副县级），那时候为了逃避战乱跑到了浙江（那时候的浙江叫两浙，实际上是现在的苏南和浙北），于是在苏州安了家。”范隋在苏州安家之后，其后代便一直在苏州生活着。直到五代即将结束时，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一家人仍在苏州。当时大宋王朝在北方建立的时候，南方还存在着好多分裂政权，比如说南汉，比如说吴越国，还有南唐，淮河以南还有好多国家，赵匡胤就有一个任务，统一中国。当时，吴越国的国王叫钱_。范仲淹的祖辈在吴越国担任重要官职。田秉锷先生说：“范仲淹的曾祖父叫范梦灵，当时做吴越国的粮料判官，就是管粮油的官职，他的祖父叫范赞，是吴越国的秘书监的一个小官，替吴越国王来掌管图籍，掌管档案，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范墉年轻时，也在吴越国钱_手下做文字官。由于南方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聪明的吴越国国王钱_决定投靠赵匡胤。田秉锷先生说：“他知道统一是国家大事，而且吴越国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战争上如果跟宋国打的话，他打不过他，于是他就积极投靠赵匡胤，就表示‘我愿意称臣纳贡，我愿意不作国王。’这样，赵匡胤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南唐，打南唐的时候，吴越国抄了南唐的后路，才造成了南唐李后主被俘。”不过，当时投降宋朝并不是容易的事，是有条件的。宋朝当时政策很苛刻，最后，吴越国国王钱_带着他的所有后宫妃子、王族、臣民，带着倾国的财宝，乘着大船顺着过去的泗水，就是现在的大运河，到了大宋国都开封。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此时，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也带着全家老小，跟随吴越王钱_来到了开封。田秉锷先生说：“我估计那时候范墉的年纪不是太大，所以范仲淹的祖坟，高祖、曾祖、祖父的坟茔都在苏州的天平山下，他父亲就跟着吴越王到了汴京。归顺大宋王朝以后，吴越王钱_被封为淮海国国王，又改封为邓王，后来就是在端贡元年（公元988年），吴越王去世。这时吴越王带的所有人马就被宋王朝重新分配工作，范仲淹的父亲就被分配到武宁军节度使下做掌书记。武宁军住的司令部就在徐州，节度使以管军为主。他是职位相当于秘书长，于是，范仲淹的父亲就在徐州安家了。”随后，范仲淹的两个哥哥先后在徐州出生。公元989年8月2号，范仲淹出生了。此时距离其父范墉来徐州已经有11年了。然而命运的变化总是不可预测，就在范仲淹两岁那年，父亲范墉去世。幼小的范仲淹只好跟随家人回到了苏州老家。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他的母亲、哥哥就带着他，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坐船重回苏州，安葬在苏州天平山下的范氏陵园里。父亲已经去世了，等于是全家断了生路，他母亲没有办法，就改嫁给一个朱姓军官，这个朱姓军官当时做平江推官，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是州里的副职，改嫁朱文翰以后，范仲淹就随母到了朱家。”随母亲来到朱家的范仲淹，此时已改姓朱，取名叫朱说（月）。几年后，在苏州作官的后父朱文翰辞官回到了山东长山县老家。范仲淹也跟着后父到了山东。田秉锷先生说：“可以说，范仲淹从两三岁开始，就随母到了朱家，在朱家过了童年、少年，读书、识字应该都是后父把他培养起来的，后来到了20多岁以后，范仲淹中了进士，有功名了，这时候就迎母亲回到范家，又过几年，他才恢复了范姓，名字叫范仲淹。”随后，恢复了姓氏的范仲淹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曾经作过知州、作过经略副使，防守边关，抵抗住了西夏人的大举进攻。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代有一个制度，重文轻武，因为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叛将没有了，但是军队的首脑，真正能打仗的军官也不多了，所以，两宋时代武备特别疲弱，经常受侵略，所以他经常派文官做监军，范仲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边疆。”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清廉的官员。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朝政治上开始腐败，官僚机构的运作开始不灵，范仲淹最早提出改革的口号，向皇帝提出10大建议，包括：减轻赋税、廉洁吏治、加强武备、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法制等共10条。当时他做副宰相，负责惩办贪官污吏，当时有一句话就说，‘只要范仲淹拿大笔一勾，一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因为他对贪官只要勾了，就查，一查就抓，一抓就判，那么这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但范仲淹说：‘我宁可大笔一挥，让一个家庭痛哭流涕，我不能让一路的百姓痛哭流涕。’”（注：路，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建制，若干个县可以组成一个路）正因为他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腐败，遭到了保守派的竭力攻击，因此只干了不到3年副宰相，便被贬职做了知州。而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就是被贬职时写出来的。很多人都到岳阳楼去过，很多人都写过岳阳楼记，范仲淹怎么写的呢？他就抓住了由岳阳楼记一个悲、一个喜，比如说“阴风怒号，浊浪排空”，那时候你感到很悲凉；第二个就是“春和景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就很喜，他抓住悲、喜两个字，不是景物让我们喜，是天下事让我们忧，让我们喜。最后他就归结到一点，就是“进也忧，退也忧”。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实际上就在封建时代给所有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一个忧乐标准，也就是给我们当前说的“为天下老百姓而忧愁，为人民的幸福而欢乐。”所以这句话已经1000多年了，已经成为勉励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和格言。晚年的范仲淹仍然处在贬官的命运里没有改变。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64岁时，由于身体多病，他决定辞去山东青州知州职务，到颖州（安徽阜阳）任职。得到皇帝的准许后，这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范仲淹从青州出发到颖州阜阳赴任。途经他的生身之地徐州时，病情加重，只好停下来就地养病。没想到这一病，却再也没有起来。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徐州的知州是孙娩，也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他来了以后又病重了，又是好朋友，就在这住下来了。这时范仲淹很有组织原则，卧在床上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就说‘我病重了，让我暂时在徐州调养一段时间。’皇帝知道后，特别降旨，派御医带着好药，到徐州为他诊病，但是，范仲淹终于积劳成疾病逝在徐州。这时，他的家人才把他成殓以后运到河南安葬，所以，现在范仲淹的墓还在河南。”

三、评价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欧阳修为范仲淹刻墓碑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四、纪念建筑

纪念馆范仲淹纪念馆坐落在景色秀丽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天平山为江南名山，景色雄丽，历史上属范氏祖茔，以“奇石、红枫、清泉”三绝而闻名于世，为苏州著名景区。1981年苏州市政府拨款修葺了几经废毁的建筑，并于1985年重塑范文正公彩色坐像，1989年又修建了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石牌楼，树立了一尊范仲淹铜像，成为本地和附近城市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当今，苏州市委、市政府为适应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挖掘整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并根据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制成了蜡像。蜡像采用科学技术制成，动静结合，十分逼真，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范仲淹、学习先贤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此馆被苏州市委、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新馆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遗迹范仲淹墓，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河南伊川出县城向东17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500米就是范园。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幼孤，因母改嫁至京东路淄州长山县朱氏，改姓朱，名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复本姓。监泰州西溪镇盐仓，请筑捍海堤,长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天圣六年(1028)，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宋仁宗赵祯亲政，由陈州通判召为右司谏。值江淮、京东大旱,出使安抚东南,开仓赈灾，奏蠲折役茶和江东丁口盐钱。以谏仁宗废皇后，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东）、苏州。景佑二年(1035),权知开封府，舆论以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在朝极言人主当注意用贤才，不可委臣下以用人的权力，为百官所图，以为用人应各当其才；又以为洛阳险固，应逐渐充实储备。因反对宰相吕夷简擅权，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曾分延州兵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熙宁将兵法即以此为本。西夏人说他“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在陕西数年,筑青涧、大顺城,修复胡卢、细腰等砦；开营田,羌族归业者数万户,边防赖以巩固。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上疏条陈十事，建议改革吏治，裁汰冗滥,选贤任能,并论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等事。这些建议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施行。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皇佑四年(1052)卒，谥文正。

　　范仲淹又是文学家，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广为传诵，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彬州（陕西彬县），后迁居平江（江苏吴县）。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初二，两岁时，父范墉病故，母谢氏，贫无依靠，改嫁朱文翰（当时任平江府推官），仲淹遂改名朱说。四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爱，唯愿读书。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加之家境贫寒，范仲淹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倍受磨难，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河南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 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