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元朝有个规定，普通人要按照父母年龄之和或者兄弟的排名来取名字。也就是说，名字就是一堆数字。如果是，那还是假的吗？朱元璋家三代人的名字都与数字息息相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个奇怪的真名，叫朱崇巴。他父亲的名字也很奇怪。他的名字叫朱。他爷爷叫朱楚一。“崇巴”就是“巴巴”的意思，也就是说，朱元璋也叫“朱巴巴”。可见朱家三代都与数字息息相关：祖父是一，父亲五十四，孙子八十八，都是一百以内的自然数。朱家三为什么这样命名？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岳明老师解释说，朱元璋和他的父亲、祖先都出生在元朝。元朝有个规定，普通人不能上学不能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用父母的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来命名。念明月老师在做解释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这个解释的来源。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出处。清代俞樾在卷五《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中，在无职之人，不准起名，乃以官阶、父母年龄为名。”意思是说元朝禁止普通百姓取官名，只要求他们按官阶或父母年龄来凑数。俞樾还列举了道光年间绍兴地区的命名习俗作为佐证：“近年来，绍兴农村以数字命名的人不少。比如丈夫二十四岁，女人二十二岁，使他们四十六，孩子取名四六；夫二十三岁，女二十二岁，共四十五个，孩子取名四五个。”按照这个逻辑，朱元璋取名“崇巴”，大概是因为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刚好88岁；朱元璋的父亲叫五四，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生他的时候刚好54岁。这样夫妻双方的年龄应该都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属于正常生育年龄。但朱元璋的爷爷朱楚一的名字，就不能这么解释了。他的名字是第一天。他父母生他的时候才一岁，这是不可能的。人类没有那么多生育能力。那么朱楚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当年岳明老师的解释，这个名字应该来源于出生日期，也就是说大概是因为朱初出生在初一。不过，翻阅朱元璋的家谱，朱楚一手下还有一个叫朱的兄弟姐妹。初一生初一，初二生初二。这难道不是巧合吗？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朱楚一的名字来源于排名，不一定是兄弟姐妹中的排名，也可以是同宗兄弟中的排名。也就是说，同种族同世代的男人中，朱楚一可能是第一个出生的。与朱元璋同时代的另一猛将张士诚，也以数字为名，称张。“94”这个数字可能是张士诚父母年龄的总和，也可能是张士诚在同宗兄弟中的排名。要知道，以前有很多家，一家几千人。同龄的男性完全有可能排在第九十四位。据俞樾考证，朱元璋的弟弟常遇春的曾祖父是常43，祖父是常55，父亲是常66，都是编号。朱元璋的另一个弟弟唐河，有一个更有趣的祖宗名字。他的曾祖父是唐五一，祖父是唐，父亲是唐。他们不定期说，节假日都是。爷爷是劳动节，爷爷是儿童节，爸爸是建党日。以数字命名人名的习俗不是元朝的行政命令。朱元璋、张士诚、常遇春、唐河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出生在元朝，他们都是没有官阶的平民。由于这些平民起名时都用数字，所以说“元朝的普通人如果不能上学做官，就没有名字，只能用父母的年龄或者出生年月来命名”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有确凿的例子证明，元代确实有一些非官方的人不以数字为名，或者有除数字以外的其他官方名称。我经常查阅《元史》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元朝契约。参与契约的当事人多为平民，如祁门县的李文贵、徽州的谢知富、休宁县的吴兰友、晋江县的蒲阿尤等。这些人是商人或农民，但他们都使用官方名称，而不是数字。如果元朝政府真的禁止百姓用官名，那么这些人最多只能私配姓名，恐怕也不敢在签约时不用数字。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给数字命名并不是元朝人的专利，而是由来已久的习俗。我手里有一份北宋的收养文书。收养人的名字叫史思三。这个名字和朱楚一、常武武、张一样，也是一个数字号。至于是来自父母的年龄还是兄弟的排行，恐怕得问石四三自己才知道。我手里还有一本《元典章》，是南宋几位名臣编的。民事案件中许多当事人的名字都是有编号的。举个例子，有一份判决书提到，一个人以一个姓的姓来称呼一个姓，这个姓是一个姓，这个姓是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后来，那个姓的男人死了，他的妻子张改嫁给了一个姓胡的男人，生了两个女儿，胡和胡武氏

后来，张的儿子季祖长大后，又娶了曹，曹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九。如果把张看作是这个家族的祖先，那么这个祖先的后代除了继祖的官名以外，都是以数字为名的。非常夸张。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数字命名人是一种习俗，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元朝的人们只是遵从这一习俗，并不是因为官方的强制。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历史，从夏朝开始，似乎都比较清楚。夏朝之前，则感觉茫然一片。知道之前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样一些部落首领，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不清楚。而且，按照《史记》上讲的，夏朝之前是禅让制，夏朝之后是世袭制。政治制度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这个转变是否太突然了呢？

那么，夏朝之前的社会，究竟是一片怎样的图景呢？其实，由于《史记》等正史的刻意强调，我们多多少少把夏朝和之前的历史割裂开了。我们感觉有一个明显的分界，实际上，这样的分界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夏朝和之前的朝代，区别并不是很大。总体来说，无论是夏朝，还是之前的朝代，都处在从原始社会部落制向奴隶社会城邦制的转变时期。

由于新石器的广泛运用，乃至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使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食物也变得比以前丰富了很多。这样一来，部落人口的数量，就变多了，人的寿命也增加了不少。由于人口的增多，必然导致争斗比以前频繁得多。部落与部落的战争，也比之前规模更大。而在争斗之中，为了让自己的部落力量变强，部落与部落又会联合起来，打击敌对部落。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打胜以后，必然会获得大量的俘虏。以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农耕生产的时候，这些战俘大都会被杀掉。当农耕生产变得发达起来以后，这些战俘就变成了奴隶，战胜方强迫他们在土地上耕种。同时，当部落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并且这些土地能够维系生存的时候，部落就定居下来，建造城镇。因此，奴隶社会城邦制就形成了。

我们再来看看部落联盟首领的形成过程。当部落还很小，而且以家族为单元的时候，部落首领肯定是部落里力量最强大而且比较有智慧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着大家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当部落结成联盟以后，整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必然也是最强大的那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来担当。当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变得衰弱，精力和智慧都不够的时候，必然会被本部落或者外部落更强大的首领所替代。

《史记》讲夏朝之前，部落联盟的首领是采用禅让制。禅让的标准，是依靠德行。如果德行很好，就能担当部落联盟首领。如果德行有亏，就需要把首领位置让出来。但是另一本史书《竹书纪年》讲的并不是这样。这本史书里，说唐尧在老了的时候，被虞舜夺位。虞舜在老了的时候，被大禹夺位。事实上，《竹书纪年》中所描述的场景，似乎更符合那段时期社会的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一是夏朝建立以后，整个部落（方国）首领其实也在不断更迭，但是从来没有依靠“德行”来选择君王的情况。当夏启在年老了的时候，他的儿子武观就不断地造反，试图推翻夏启，自己称王。后来夏启把王位传给太康后，东夷部落的后羿夺取了太康的政权，并立了一个傀儡王中康。中康死后，后羿取代了中康的位置。但是，后来后羿也变老了，因此少康打败后羿，夺了王位。

虽然《史记》在记载太康失国、后羿失国的时候，都认为是他们贪玩好耍，醉心于狩猎或者游玩，因此政权被夺去。也就是说，《史记》试图从“德行”上来解释王位更迭的问题。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明显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过程。这种过程，和更早的原始时期的过程是比较一致的。既然夏朝和更早的原始部落时期一致，中间多出一个尧舜禹的“禅让”，显然就显得非常突兀和不合常理。二是除了中原地区的夏朝之前出现过“禅让”，其他地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就没有出现过“禅让”。

比如古蜀国，开明氏由于治水有功，因此代替杜宇氏为首领。杜宇变成一只杜鹃，飞到西山，由于思念故国，日夜啼叫，以至于最终嗓子啼出血来了。显然，这是一场很明显的政变。这场政变，和《竹书纪年》里讲的尧老了以后，舜幽囚尧到边远的山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总之，夏朝之前的社会形态，与夏朝实际上是变化不大的，只不过我们人为地划了一根线，把夏朝和之前隔开来而已。（

参考资料：

一个家族里如果想要出人才，就得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心培养，或者凭借某人自身的学习能力，自己打拼成才。成才之路不是好走的，往往一家出了一个成功人士就足以让许多人为之称道了。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想要再次抓住机会多培养出一个人才是难上加难的。

但凡事皆有例外，有的家族就能一代又一代的培养出许多人才，并且分布在各各个领域，成为延续千年的名门望族。吴越钱家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从五代十国至今都是人才辈出，家族始终兴旺不见丝毫颓势。能有这样的成就，与钱氏一族保持千年的良好家风有莫大关系。

家风，顾名思义，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对中国人来说，有家，就有家风。从世家大族的文字化家训家谱，到普通百姓父母长辈的一言一行，家规、家教形式都有所不同，传递的都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

吴越钱家家风的书面形式就是《钱氏家训》，它以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依据，涵盖了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这四个方面，要求子孙在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等方面必须要严格恪守家训的规范，同时也以深刻的语言表现着祖先对未来整个家族子弟的谆谆教诲和循循善诱。

千百年来，钱氏族人也始终以家训为行为准则，践行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训言。内化于心后外化于行，使得钱家子弟大多都颇具君子之风，历朝历代也总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名扬天下。

《钱氏家训》最初的订立者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钱镠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唐天佑元年（904），上表朝廷后被封为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加封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十分繁荣，渔盐桑蚕所获之利哪怕是在富庶的江南之地也是无人能比。他尊重文人，手下有不少学识渊博之人，吴越之地的文学和艺术至今仍令许多人赞叹不已。

本来钱塘江附近百姓深受水患之害，钱镠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自此后"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同样在管辖境内的太湖流域也大力修建水利工程，为开垦提供方便，此后附近居民不畏旱涝，周边土地膏腴，是"近泽知田美" "境内无弃田"，史书记载"两浙里俗咸曰'海龙王'。"

不但治国有方，同样善于治家的钱镠给子孙后代立下了家训，吴越钱家就此诞生。宋朝末年出了钱选，他是著名的大画家，吴兴八俊之一。他是宋元之交的重要画家，在花鸟画、山水画、文人画方面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品行高洁，淡泊自在，他的画和诗中都带有天然的纯质气息，但同时不失其君子之风。

明代有绪山先生钱德洪这样的大理学家，他是继王阳明之后儒家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光研究学问，还热衷于教育，并且将自己的思想和对儒学的思考教授给他人，对王学的传播和民间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清之交的学者虞山先生钱谦益，此人虽然在所谓忠君、气节上争议颇多，但他在文学方面的建树无人可以否认。除此以外，在清代钱家还出了钱曾、钱大昭、钱大昕、钱松、钱杜、钱棨等同样在某一领域有着杰出成就的人。

到了近现代，吴越钱家也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伟大人物。如被誉为"一代宗师"的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的钱穆；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的钱钟书；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钱玄同；每个中国人都万分尊敬的 "三钱"，"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还有钱崇澍、钱家治、钱学渠、钱永健、钱家骏、钱其琛等等，可以说这段时期，钱家的人才几乎是呈井喷式爆发，谁不会由衷的赞叹一句这个古老家族的强大呢？

其实纵观《钱氏家训》，其中无外乎是一些质朴简单的道理，但就是这样的家训形成的家风却催生出许多人才，这本家训是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大智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构筑的。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是因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家风的家庭。

宁府

一代：贾演，宁国公。

二代：贾代化，贾演之子，袭宁国公。

三代：贾敬，贾代化之子，袭宁国公。

四代：贾珍，贾敬之子，袭宁国公，妻尤氏。

贾惜春，贾敬的女儿，贾珍的胞妹。

五代：贾蓉，贾珍长子，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妻秦可卿。

荣府

一代：贾源，荣国公。

二代：贾代善，贾源之子，袭荣国公，妻史家**，即贾母。

三代：贾赦，贾代善的长子，袭荣国公，，现袭一等将军，妻邢夫人，未养。

贾政，贾代善的儿子，现任工部员外郎，妻王夫人，子，贾珠，贾宝玉。

四代：贾琏，贾赦的长子，捐同知。

贾琮，贾赦的儿子，年幼。

贾迎春，贾赦的女儿。

贾元春，贾政之女，入宫任女史，后晋封为凤藻官尚书，加封贤德妃。

贾珠，贾政长子，早亡，留一子贾兰，妻李纨。

贾宝玉，贾政之子。

贾环，贾政之子，庶出，母赵姨娘。

贾探春，贾政的女儿，庶出，母赵姨娘。

五代：贾兰，贾珠之子

★虞朝之说

《河北学刊》2002年第一期刊发王树民同志的学术论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为什么名字叫“重华”？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据运城学者王雪樵前几年《运城报》专文，“华夏”二字追根溯源到夏县的“夏”，河津华谷的“华”。这两个地方是中国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王树民同志的论文认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世人通称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却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50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都在10人以上者。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但《朝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余年”，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现今的史书上说“夏王朝统治了四百多年”去年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历史学家断代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确定夏为471年，据此虞朝当是1520多年。王树民同志考证《国语》、《左传》、《史记》及《五帝德》、《帝系姓》等著作，可以列为有虞氏的世系15个名号，也就是说虞朝传位有15个帝王。既然有虞氏的姓氏可以考定，其历史地位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经查最新的永济地方志，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蒲州知府事赢杜崧年《续补永济县志序》上首句就是：“蒲坂自虞帝以来经天纬地之人，历代层见迭出，昭著史册，目河中为人文之蔽”。既然称说虞帝，可见认为就是一个朝代。中国封建王朝一代最长的为清康熙王朝61年，以此估算奴隶社会的虞朝至少二十四代。如按舜在位五十年算一代，虞朝至少也有三十代。据此，王树民同志“有虞氏绝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的观点，完全可以成立。

虞朝之说的论点如果确立、确认，那么中国的历史通称就要改变。“中国上下五千年”就要改为“中国上下六千年”，“五千年华夏文明”就要改为“六千年华夏文明”。如果如此，那么，永济历史的现今的知名度，将会大大提高。

★关于虞朝的传说

孝感动天（出自“二十四孝”）

从前虞朝时代，有一位皇帝，姓姚名舜，乃是瞽搜的儿子。他生来就很讲孝顺，但是他的父亲是个全然不懂得礼仪的人，母亲又是全然不说忠信言语的妇人；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象，更是傲慢不敬爱兄长的少年，他虽然生在这种不好的家庭里，却没有丝毫怨恨之心，仍然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当他还没有做到皇帝的时候，常在骊山下耕田，就有象用它的长鼻子来帮助舜耕地，还有鸟用它的尖锐脚爪来帮助舜除草，他的孝心连禽兽都受感动了。那时正做皇帝的唐尧，听说有一个这样大孝的舜，就派九个男子去服侍他；又把自己的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后来，唐尧年纪老了，就把天下让给舜，舜就做了虞朝的皇帝，以一个平民居然一跃而为皇帝，这都是他的孝心所致啊！

★万年中华文明史

提要：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一万年”是对中华文明实事求是的“历史首肯”，是荡除“西方中心论”、扬我民族精神的永恒长城。近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序中国毫无疑问应排在第一。对据中国最新考古成果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的中华文明从伏羲（盘古）开始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给予了高度认同，中华国家文明史已有了七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过去所讲的开始于夏代。 关键词：一万年、中华文明、公元前5341年、伏羲、西方中心论。

“重写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一万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重大历史课题。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有关学者起草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该建议书已得到了海内外百余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并公开发表，同时向全世界华人发出了呼吁：希望大家来了解这一工作，支持这一工作，都知道中华文明一万年。

“一万年”——这是对中华文明事实求是的历史首肯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是比较恰当的。近来，科学家们通过对中国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考证，充分说明了人类远祖源于中国，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地球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中国三峡“巫山人”的出现，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了200万年前，且更直接向“人类非洲起源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400—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此，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艰难成长；马贝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与猿“揖别”；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人类早期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文明。就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来说，西亚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地方局限于所谓的“新月形沃土”地带，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相比起来，两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许多。而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农业文化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万年之间；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等史前遗址，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测验，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的野生稻石标本和距今1—09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09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我国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后者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外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中国北方距今08—07万年前的陶器，无论从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纹饰、彩绘，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现其形态特征往往与中国一些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远古先民极早就来到了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开拓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最先饲养的是猪、狗、鸡、牛，不晚于8000年前，“六畜”中的马与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猪和家鸡的遗存。我国的手工业最早发生，发展最快。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较成熟，独树一帜；漆器业举世无双，堪为绝技；冶铜业与西亚同步，工艺独步于世；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能吹奏出旋律；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及至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公元前60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熟练制作，裴李岗文化文字的出现，磁山文化遗址中数十万斤剩余粮食的发现，这些有机联系的现象集中反映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结论只能如此：华胥氏时代文明曙光初露，再经数百年的发展，伏羲时代则以国家文明傲视全球。”（2）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壮哉！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涌现，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使我国奴隶制社会各起讫的相近历史年代显露端倪（3）： 朝代帝世年数历史年代备注 伏羲朝数十世 1260年公元前5341--4082年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 炎帝朝17世380年公元前4081--3702年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 黄帝朝18世400年公元前3701--3302年 少昊朝20世400年公元前3301--2902年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 颛顼朝19世350年公元前2901--2556年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 帝喾朝20世300年公元前2555--2256年 帝挚朝1世9 公元前2255--2247年 唐朝2世73年公元前2246--2174年公元前2220--2211年鲧治水 虞朝2世27年公元前2173--2146年公元前2160--2150年大禹治水 夏朝13世470年公元前2145--1675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 商朝31世628年公元前1674--1046年公元前1520年统一川陕 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及致始皇，平六国而统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树了史无前例的功勋。汉武雄风，上崇儒术，下削诸侯；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政；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而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无怪乎在人类近代以前的大部分科技发明里，中国的先进发明动辄就比欧洲早几百年或上千年；北宋徐州的一个冶铁坊的人数就多达四千人，相当于十一世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数；元朝的海军舰船已开始使用火炮，此时的欧洲还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里蜗行；明代郑和的第一次太平洋、印度洋远航，所率水手官兵就达二万七千多人，比十四、五世纪欧洲最繁华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国的商业首都威尼斯港所有海员人数的整和还要多几千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强国，由于中英贸易顺差极大，英国才出此鸦片之下策，导致了中英邪片战争。

“一万年”——必将从历史源头彻底荡除“西方中心论”的 历史阴霾，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 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4）胡诌什么古巴伦酋长“奈亨特”率“百克”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百克”族就是中国所说的“百姓”了。这种天方夜谭一经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所鼓噪，竟流传一时。及至我仰韶文化遗址大白于天下，此等谬论才渐渐销声匿迹。又说什么古埃及之圣书象形文字、古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为中国文字之源。针对这种无稽之谈，不要说我国八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已经出土，就比及一种我国已经发现的古象形文字，如半坡陶文，或是姜寨陶文，还是杨家湾陶文，后者哪一种不比前者成熟得多？而时间却早出了一千年以上。印度考古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就说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传入的。而湖南、江西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看这些人们还能怎么样说？一部分西方（包括日本）人之所以热衷于此，自然有其政治的目的和不良用心。而其正直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却往往为中华文明之辉煌所倾倒。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5）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6）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7)董立章先生在比较中外早期文明时总结得好：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早期比较，由于地理气候环境不同，发源略有早晚而唯中国最早；国家大小有别，而唯中国疆土最广；文化虽皆以悠久著称，而唯中国最为源远流长，从末夭折而繁荣至今（8）。作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9）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当然，我们忘记不了也决不能忘记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以儒学文明所特有的温文轻蔑之态俯瞰世界，傲视欧洲为“夷人夷国”之时，西欧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却产生了使生产力得以大突破的工业革命，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然而，这种文明的进程竟是这样的野蛮和充满血腥：在非洲，无数黑人被当做牲畜般贩卖与屠戮；在美洲，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驱赶枪杀，惨绝人寰；在印度、东南亚，殖民者海盗式的掠夺愈演愈烈。时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终于用船坚利炮把“天朝”的尊严、“中央之国”的傲慢击得粉碎。腐朽羸弱的清朝未年，广大的国土被蚕食、瓜分，民族惨遭殖民与蹂躏，“东亚病夫”的毒讽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来，中国社会的崇洋、恐洋、迷洋之风弥漫开来。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绪里，西方“蒙天盖地”的先进，中国“昏天黑地”的落后，对西洋人有一种莫名的神奇感，自以为低了一等；相反，西方从此无知狂傲，飞扬跋扈，“白种人是上帝的骄子”的历史谎言流遍全球。这就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歧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耻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误解”和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自卑”。可时至今日，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 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