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 金魏陶姜

戚谢邹喻 柏水窦章 云苏潘葛 奚范彭郎

鲁韦昌马 苗凤花方 俞任袁柳 酆鲍史唐

费廉岑薛 雷贺倪汤 滕殷罗毕 郝邬安常

乐于时傅 皮卞齐康 伍余元卜 顾孟平黄

和穆萧尹 姚邵堪汪 祁毛禹狄 米贝明臧

计伏成戴 谈宋茅庞 熊纪舒屈 项祝董梁

杜阮蓝闵 席季麻强 贾路娄危 江童颜郭

梅盛林刁 钟徐邱骆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万支柯 昝管卢莫 经房裘缪 干解应宗

丁宣贲邓 郁单杭洪 包诸左石 崔吉钮龚

程嵇邢滑 裴陆荣翁 荀羊於惠 甄曲家封

芮羿储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乌焦巴弓

牧隗山谷 车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宫

宁仇栾暴 甘钭厉戎 祖武符刘 景詹束龙

叶幸司韶 郜黎蓟薄 印宿白怀 蒲台从鄂

索咸籍赖 卓蔺屠蒙 池乔阴郁 胥能苍双

闻莘党翟 谭贡劳逄 姬申扶堵 冉宰郦雍

却璩桑桂 濮牛寿通 边扈燕冀 郏浦尚农

温别庄晏 柴瞿阎充 慕连茹习 宦艾鱼容

向古易慎 戈廖庚终 暨居衡步 都耿满弘

匡国文寇 广禄阙东 殴殳沃利 蔚越夔隆

师巩厍聂 晁勾敖融 冷訾辛阚 那简饶空

曾毋沙乜 养鞠须丰 巢关蒯相 查后荆红

游竺权逯 盖后桓公 万俟司马 上官欧阳

夏侯诸葛 闻人东方 赫连皇甫 尉迟公羊

澹台公冶 宗政濮阳 淳于单于 太叔申屠

公孙仲孙 轩辕令狐 钟离宇文 长孙慕容

鲜于闾丘 司徒司空 亓官司寇 仉督子车

颛孙端木 巫马公西 漆雕乐正 壤驷公良

拓拔夹谷 宰父谷粱 晋楚阎法 汝鄢涂钦

段干百里 东郭南门 呼延归海 羊舌微生

岳帅缑亢 况后有琴 梁丘左丘 东门西门

商牟佘佴 伯赏南宫 墨哈谯笪 年爱阳佟

第五言福 百家姓终

　 梅花岭记

　清代：全祖望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围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仑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特告其父母火之，无留骨地，扬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关中黄遵严、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

　顾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

　呜呼！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不能仗节，出疏纠之。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

　 译文

　顺治二年乙酉（年）四月，江都被（清兵）围困的（形势）很危急。督相史忠烈公知道局势（已）不可挽救，（就）召集众将领告诉他们说：“我发誓与扬州城同作殉国（之物），但（在）匆忙慌乱中不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死去，谁（能）替我在城破时完成这个（为国而死）的大节呢？”副将军史德威悲痛激昂地（表示愿意）担负这一任务。忠烈高兴地说：“我还没有儿子，你应当凭同姓的关系作我的后嗣。我（要）写信（禀告）太夫人，把你（的名字）记入（我的）家谱，排在（太夫人的）孙儿辈中。”

　二十五日，（江都）城沦陷，忠烈抽出刀来自刎。众将领果然争着上前抱住他（不让他）。忠烈大声呼唤德威，德威（悲痛）流泪，不能举刀，于是被众将领簇拥着走。到小东门，清兵像密林般地到来，副使马鸣碌等众将领都战死了。忠烈就瞪着眼看敌人说：“我就是（大明朝的）史阁部”。被（俘）押到南门，和硕豫亲王用“先生”（的名称）称呼他，劝他投降。忠烈大骂而死。当初，忠烈（留下）遗言：“我死后应葬（在）梅花岭上。”到这时，德威寻找史公的尸骨不能找到，就拿（他的）衣冠（代替尸骨）埋葬他（在梅花岭上）。

　有人说：“扬州城被攻破时，有人亲眼看见忠烈穿青衣戴黑帽，骑着白马，跑出天宁门跳入长江而死，不曾死在城内。”自从有了这种话，长江南北就传说忠烈没有死。不久英山、霍山（抗清）义军大规模起义，都假托忠烈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就）好像陈涉（起义时）假托项燕（的名义）一样。吴中的孙兆奎因起兵失败，被俘押到南京。经略洪承畴同他有老交情，问（他）说：“先生在军中，（是否）确凿知道原扬州阁部史公真的死了呢，还没有死？”孙公回答说：“经略从北方来，（是否）确凿知道原（在）松山殉难的督师洪公真的死了呢，还是没有死？”洪承畴（听后）非常恼怒，急忙叫部下（把他）推出去杀了。

　唉！（那些）成神成仙的荒唐无稽的说法，说颜太师因被杀而成仙，文少保也因彻悟“大光明”佛法像蝉脱壳一样遗下了躯壳而成佛，实际上（他们都）不曾死去，殊不知忠义是圣贤人传统的道德准则，那种凛然正气浩大磅礴，永远存留（在）天地之间，为什么一定要（问他的）面目形象是出世成仙成佛还是入世为人了呢？（那种关于他们成为）神仙的说法，正是（人们）所说的“画蛇添足”。就像忠烈的遗骨，（现在）已不可能找到了，（但）百年之后，我登上（梅花）岭，同朋友们谈起忠烈的忠言，没有（一个人）不泪如雨下，忠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人们眼前，（这也说明）不必去问他果真成仙成佛了没有，更何况假托他没有死而冒他的名义呢？

　史可法的坟墓旁还有镇江姓钱的烈女之墓，也是乙酉那年在扬州，计五次才得死去，时告诉父母要将自己火化，不要将尸骨留在这污的土地，扬州人就把她葬在这里。江西人王猷定、陕西人黄遵岩、广东人屈大均曾为她作传、撰铭、写哀词。

　但还有未能全被表彰出来的：我听说史可法的兄弟从翰林学士史可程以下，还有好几人，后来都到江都祭扫史可法墓。正逢英山霍山义军失败，捉到了托名而假冒史可法的人，清兵的大将把他押送到江都，下令让史氏门中的男子和妇女都来辨认，这时史可法的第八个弟弟已死，他的夫人年轻漂亮，为他守节，也出来看这个托名者，大将军看上了她的美色，想娶她，夫人而死。当时因为她出于大将所逼，人们慑于势而不敢表彰她。

　可叹啊，史可法曾痛恨史可程降清，在国家沦亡之际，不能保持节操，而写奏章谴责他，怎会知道在自己死后，竟然有弟媳妇凭女子之身继承夫兄所留下的光明辉绩呢？梅花像雪，芬香而不染尘埃，将来如果有人修建忠烈祠，马鸣禄副使等想必要列入从祀的位置，还应当另外建一室来祭祀夫人，再附上烈女一辈。

　 注释

　1、乙酉：顺治（清世祖福临的年号）二年（1645）的干支。

　2、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

　3、督相：明代的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职位。史可法为内阁大学士，故称督相。忠烈：为史可法死后福王所赠谥号。

　4、谱：家谱。此处用为动词，即“续家谱”的意思。

　5、自裁：。

　6、瞠目：瞪眼。

　7、阁部：史可法为内阁大学士，故自称“阁部”。

　8、执：押解。

　9、之：代词，指史可法。

　10、或曰：有人说。

　11、殒：死。

　12、已而：不久。英、霍山师大起：顺治五、六年（1648-1649）间，侯应龙等抗清志士纷纷于英山、霍山（均在今安徽省）起义，其中冯弘图倡言史可法实未死，以史可法名义号召人民，聚众数千。曾攻占英山、霍山等县，后败于清军。

　13、白下：今江苏省南京市。

　14、审知：确实知道。

　15、恚：恨，恼羞成怒。

　16、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于唐德宗时官太子太师，建中三年（782）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次年朝廷派颜真卿前往晓谕，被杀。兵解：死于兵刃。据《太平广记》卷三十二载，颜真卿死后十余年，颜氏仆人曾于洛阳遇真卿，当时传说他尸解成仙。

　17、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蜕：文天祥，宋末抗元领袖，官右丞相加少保。祥兴元年（1278）兵败，为元军所俘，后被押至大都（今北京市）遇害。大光明法：即佛法，指死后成佛。《文文山年谱》记载，文天祥在狱中被人授此佛法而出世成佛。蝉蜕：谓人遗下形骸仙去，若蝉蜕皮一样，即死去。

　18、出世：成仙。入世：还在人世。

　19、凡五死而得绝：（钱氏女）先后以刀刎颈、、上吊、服毒求死，均未成，后以衣带自缢死。

　20、江右：长江下游西部，今指江西。王猷定：南昌人，明遗民，隐居不出，工古诗文。关中：今陕西。黄遵严：不详。粤东：今广东。屈大均：广东番禺人，明亡后，出家为僧，以诗文名当时。

　21、翰林：官名。可程：史可法弟。史可程子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翰林院，后归附李自成，旋又降清，不久南归。史可法曾上书朝廷，要求惩处其弟。

　22、出疏纠之：疏，奏章。纠之，他（史可程）。

　23、踵：追随。兄公：旧时妻称夫之兄为“兄公”。

　 鉴赏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诸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