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18l8—1907)，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四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淳厚好学，本欲以仕进光大门庭，刚考中秀才。兄长亦故。遂不得不放弃举子业而承袭祖遗商业资产，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子，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关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一般。由于他关于计谋，在他执掌农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独生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关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院有多大？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一进门就找红灯笼，缠问解说人员，这个宅子里的老爷到底娶了多少个老婆。 自从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这是经常发生在今天的乔家大院博物馆的场景。 乔家大院，像一个城堡一样，墙厚窗户小。今天虽然统称“乔家大院”，但它并不只一个院落，实际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胡玫说，很长时间以来，乔家大院就是“有点神秘、有点恐怖”的一个景点，“但当年，这里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院子”。 “乔家大院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院，这个大院是在村子里，它实际上就是村庄里的一家农户。”胡玫说，“我们不要忘了晋商的根是农民。” “那时候，山西这地方属于中原地带，儒教的影响和封建教养是很深厚的。”胡玫说。平遥城外7公里的小村庄金庄，有一座不小的孔庙，从元代开始就一直供奉着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 儒家的影响，令这些根在农村的富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信”列入家规。当时富商樊现曾得意地对后人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 在今天保留比较完好的乔家大院中，这样的痕迹比比皆是。 乔家屏门扇上刻着《朱子家训》，这是乔致庸规定子孙的必读课；乔家门前，常年拴3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祁县当地传说，每年将近除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上面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 乔家大院的修建经历了很多代人，一直到1938年全家迁离这里。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买下了乔家堡村惟一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硬山顶的砖瓦房，砖木结构。墙壁厚，窗户小，可以抵抗十冬腊月晋中刺骨的风雪。建成后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正好位于老宅子的西面，老宅做了偏院，改为书塾。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乔家大院的北院的一部分。 电视剧《乔家大院》拍到乔致庸的晚年戛然而止，然而乔家的辉煌不止于此。拿作为晋商宅第的乔家大院来说，这个时候也才是刚刚进入修建的高潮期而已。 “乔致庸修这个院子，跟他做生意一样豪爽不羁。”朱秀海介绍，“他很伤心，因为国家快完了，你们从我这里拿走了这么多银子，买了军舰还是要给人家打沉，这个国家眼看就快完了。”他让孙子乔映霞去买地，买木料，都是最好的木料。“挖一个大坑，里面灌满猪血，把木头往猪血里面泡，泡它一个月，然后再捞出来，这木头两百年都不坏。最后虽然他赌气建这个宅子，但他心里头也明白，国家都完了，建这个宅子有什么用呢？后来因为乔家要参与山西商人买阳泉矿山的集资，资金紧张，后面有一角没盖起来，没银子了，大概有2亩地那么一块。山西因为在北方，冬天冷，房子都盖的很矮、很小，为了取暖。说是后花园，其实是块空地，稍微把它修一修，修两条路，种几棵树，弄一点花儿，所谓花园就是这么来的。” 乔家大院的修葺一直到“七七事变”才停止。在山西，保存如此完好的大型民宅，也是屈指可数。“皇家有故宫，民间看乔家”的说法，也是基于它保存完好，几百年下来，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毁灭性打击，看起来没有受过硬伤。 1900年，也就是乔致庸捐给慈禧太后银子的那一年，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剿灭洋人。从山西太原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跑出来7个意大利修女，她们一路逃到了祁县的乔家堡。乔致庸搭救了这7个修女，将她们藏在一辆柴火车里面，躲过了暴民的疯狂围剿，也躲过了官兵的追杀，送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处。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日军侵占时期，乔家举家外逃，只留下部分家人看护院落。日本军队从太原打来，一路烧杀抢掠，来到祁县。留守的乔家人仓皇之中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叫孟择喜。神父给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又用神父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告诉日本军队，乔家是主的子民。日军见是盟友的旗帜，就没有进去大肆地破坏。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乔家大院都没有遭到怎样的破坏，而其他晋商的深宅大院，在这个时期几乎被摧毁殆尽。 1949年后，整个山西保存下来的大院已经很少了。乔家大院被选中成为刚刚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一直到1960年前后变成了晋中地委党校的办公场所。“大炼钢铁”期间，这个保存完整的院落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拆下来烧的。1986年，在乔家大院里，设立了民俗博物馆。[img] http://wwwrcmolicom/UpFile/UpAttachment/2007-12/20071216145933jpg[/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