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谱的主要内容有：

1、谱序。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2、凡例。主要是阐述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一般而言，一些家谱在每一次续修时都会订出若干条适合社会潮流与需要的规则，以作为修谱时所要遵循的原则。

3、姓氏源流。意思就是同一族姓的来源、迁移等。中国上下五千年，渊源古老，如果没有家谱，后人就很难搞清楚。每套《家谱》都认清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家谱素来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明清以来各家谱也大多有记姓氏源流的一章，或称姓氏源流，或称宗族源流。它主要是用来记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关系甚至改姓的原委等。

4、写清堂号。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者是史祖自创。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如任氏的“五知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

5、家训、族规。很多家谱中，都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流传到后世了，比如我们熟悉的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家规是宗族家族成员共同制定的、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各异，种类很多，诸如家规、家戒、家法、家礼、族规、族约、祠规、戒谕等。

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简约。每一种世系图表形式都各有特色，侧重不同。其中宝塔式随着流传发展，衍生出了多种形式，以树形图谱和线形图谱最为常见。

树形图谱很象是一张组织结构图，看起来清晰美观，使用更普遍一些。编修家族世系图要做到易看易懂、世序分明、内容真实、语言简练。

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很多家族在修撰家谱时，开始运用一些好的计算机软件来方便快捷地绘制编辑图谱，还可以融入一些现代审美的样式。

荥阳郡：秦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

平阳郡：历史上的平阳郡有二：①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汉初年(己亥，公元前202年)置平阳县，治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八年(丁卯，公元247年)，将河东郡分出一部分与平阳县合并，设置为平阳郡，治所亦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其时辖地在今山西藿县以南的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境内为司州平阳郡，辖十县。西晋时期仍为平阳郡，辖十二县。西晋永嘉三年(己巳，公元309年)初，匈奴人刘渊自蒲子城(隰县)迁都平阳，称帝建汉，境内属之。东晋时先后属并州、雍州和冀州；北魏时境内为东雍州，辖七郡二十县；北魏神鹿元年(戊辰，公元428年)始筑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因魏刑白马祭祀天地神灵筑城而名。孝昌二年改置唐州，治所在平阳故城(刘村)；北魏建义元年(戊申，公元528年)改称晋州，移治自马城，与郡县同治，沿用至今。②即今山东省邹城市。邹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称平阳，是“邹鲁圣地”，为中国儒学发源地。夏王朝时期属九州徐州之域，秦朝时期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及唐朝初期改“驺”为“邹”，称“邹县”，沿袭至1992年10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

经（Jīng）姓源出

1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经侯，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2源于姬姓，出自郑武公小儿子共叔段的封地京，属于避难改姓为氏。3源于嬴姓，出自汉朝时期易学大师京房，属于避难改姓为氏。4源于芈姓，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族父刘歙，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5源于鄂温克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得姓始祖

经候、姬叔段(京叔段)、李京房、刘经孙。

迁徙分布

经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均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六十九位门阀。

经姓起源，据《姓氏考略》载：“望出平阳”；《郡望百家姓》载：“望出荥阳郡”。平阳，三国时分河东郡一部分建置，相当于现在山西临汾一带。荥阳，三国时分河南郡一部分置，相当于现在河南郑州一带。由此可见，这两个地方是经姓的主要发祥地，并长期居住在这里。直到宋代以后，随着宋室南迁及战乱等原因，才开始向浙江、江苏等南方地区迁徙，并逐步遍布全国各地。如今经姓虽然人数不多，但分布极广，西到四川、重庆，北到内蒙古，东北到黑龙江、辽宁，东到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南到广西以及中部地区的'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份都有经姓族人居住。目前经姓人口没有进入全国前三百位。今浙江省的绍兴市上虞县、金华市，安徽省的合肥市，江苏省的扬州市宝应县、江都市、句容县、徐州市、溧水县、镇江市宝埝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全州县、永福县，柳州的鹿寨县、来宾市兴宾区，上海市，北京市，吉林省的四平市，四川省的成都市，吉林省的吉林市，河北省的辛集，河南省的开封市等地，均有经氏族人分布。

堂号

荥阳堂：以望立堂。

平阳堂：以望立堂。

赐宴堂：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经济的人是乡中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而且是乡中年纪最大的人。明太祖因为这个专门请他吃饭，并且勉励他：“教训子孙孝敬父亲。尊敬长上，友爱兄弟，勤于生产，节约开支。”

字辈排行

江苏扬州宝应、江都经氏字辈：“忠孝寿年宽仁守正”。

广西桂林全州经氏字辈：“才承继本孝有”。

　　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

　　（结论简述）

　　申鉴 宗凌

　　二00四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我们在拜读了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清月先生所编著、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由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千秋金鉴魏征》一书，重阅中国魏征学会筹委会河北省晋州市魏征研究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由申建国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魏征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论魏征》中《魏征的籍贯是河北省晋州市》一文和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实物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两相对照，感触颇多。于是，就在处理其它多种业务和事务性工作的同时，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写出了十二万余字的《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的新作，现将简要结论，概述如下：

　　一、古之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对此，古今中外，包括馆陶的同志在内，均皆认同，没有一人表示质疑。魏征的先祖是战国时“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之孙西汉高梁侯魏无知之五世裔孙魏歆，在西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至7年在位）时，任巨鹿太守，初居下曲阳，此乃巨鹿魏氏之始。从汉至唐（隋、唐时下曲阳改称定州鼓城），皆为大姓、名门、望族。魏征系巨鹿魏氏的后裔，巨鹿堂及其衍派而出的光裕堂为该支的堂号，现在迁徒移居海内外的魏征后裔（包括港、澳、台，新、马、泰及其它国家）的魏氏家族宗亲均予认可。

　　二、河北省馆陶县（原属山东省，一九六四年划归河北省）之现域，虽确属过秦始皇所置的三十六郡之一的巨鹿郡，但西汉以后随着历史沿革，已发生变化。尤其在魏征之父魏长贤和他所出生的时代北齐之时，唯独在下曲阳置巨鹿郡，辖藁城、毋极（今无极县）两县，而当时的馆陶县已属平阳郡，其后又属武阳郡、魏州。这是历史事实，馆陶人也已证明，但它确与秦置的巨鹿郡无关。所以，巨鹿与魏州在地域上，已不是一郡，更不相接，而且非此二地之外的曲城、曲成，一在江苏，一为掖县，两说者均认为非指，无可争议。晋州人认为魏州辖域内决无“曲城”之地，而馆陶今人所指的“曲城”，乃现在馆陶县与邱县交界处的平堡村，春秋时称“曲梁”，汉时改称“平台”，而今人却非要称“曲（梁）城”，缺乏文献史料、实迹可查考，立论不足，难以置信。所以，今人考察，巨鹿下曲阳在今藁城市东、晋州市西的方位，即春秋时的鼓国都城，现晋州市晋州镇古城村一带，也就是许多文献、辞书上所注明的今河北晋县（晋州）西，是正确的，而且作为权威性的《畿辅通志》，早就明确指出魏州所属无“曲城”，曲城就是“巨鹿郡下曲阳”的简称，在正定府所辖的晋县西。

　　三、在唐代的历史文献和有关的碑文记叙中，魏征的籍贯均无谬误。例如，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注明是“巨鹿人”，张说所撰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魏征第四子魏叔瑜）的碑文所言：“曰魏氏，巨鹿曲阳人也。女考太师郑文贞公（即魏征）致君皇极，配神清庙，故祖德胄系，叙于太宗之先碑矣”。还有魏载、魏哲、魏谟等人的墓志和先庙碑铭，均明载为“巨鹿曲阳人”，系魏征后裔。唐代人李延寿所编纂的《北史》、魏征本人主编的《隋书》，在介绍巨鹿魏氏族人时，都坚持认为是“巨鹿下曲阳人”。对于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以及包括他的族兄魏收（见《魏书》、《北齐书》）、魏澹等十余位魏氏名人，皆明确地记述为巨鹿下曲阳人，均无出现误差。

　　四、唐后五代石晋（即后晋石敬瑭，公元936至942年在位）时，涿州归义人刘煦编撰《旧唐书》，该著刊行时，距魏征病逝三百年。刘煦在《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14584页上，十分明确地写着：“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后人已考定无疑。所以，《旧唐书》的编纂者刘煦尽管用了简称，给后人添了点儿麻烦，但他并不是错误，还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可贵的是，他特别写明魏征的父亲是魏长贤，曾任屯留令。这不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为魏征的家族世系属巨鹿魏氏，提供了重要可靠的文字依据。因为从来无人否认过魏长贤的籍贯是巨鹿下曲阳，虽有文载说“近徒家相州之临黄”，但“搬家”并不会导致籍贯的改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

　　五、魏征籍贯（故里）之误，源始于北宋时期宋祁奉敕撰修的《新唐书》。该书的九十七列传第16336页上的魏征列传中说：“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在此处，他一方面，是在缺乏史实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州和曲城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地名连在了一起。故而，给后人造成了魏州所辖馆陶的模糊概念，使得今人不得不按照他的思路在县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曲城”的所在地。其实按照一般常规，在国家的正史的人物传记中写明籍贯时，具体到县级，也就足够了，有几个人写到乡里、村里的！那只能是在地方志中，才可以看得更详尽一些。比如《晋县志》对魏征的故里、故居连同他家的别业（赵魏、表业，现为庞表村）都记载的相当清楚、明白，毫不含糊；而馆陶的“曲梁”，在《馆陶县志》中仅有二十一个字古迹变迁的情况介绍，却没有一字说这里曾是魏征的故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对《旧唐书》中“父长贤，北齐屯留令”这句十分重要的话，避而不写，这样就为欧阳修等人混淆魏征原为巨鹿魏氏，增加了误导，构成了所谓的馆陶新说。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表十二，二十六页起，16054页的《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珉孙彦，彦、钊、长贤。征，字玄成，相太宗”。在这里，欧阳修明显地出现了三点失实和失误：一是“珉孙彦”的说法，明显错误。因为魏彦是魏征的祖父，不是魏珉的孙子，他们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这是大家都熟知共认的；二是，他把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放在了魏彦之后，有意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假象，以证实魏征乃珉之五世孙之说，显然手法并不高明；三是，在长贤后，接写“征，字玄成，相太宗”，并没有明确地注清魏长贤与魏征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又给后人打了一个“马虎眼”，至少是令人迷惑不定，半信半疑。还有一条，他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出的唐代六位魏氏宰相，先把魏玄同（字和初，相武后），排在其一，而把魏征（字玄成，相太宗）列为其二，明显地错排了位置，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这样，就使得馆陶的今人依据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错认为晋州的今人有意抛弃魏玄同（因为魏玄同籍贯十分清楚，是定州鼓城，即唐时的晋州）不要，而非得争抢魏玄成不可，而且说晋州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碑上的字迹看错了，非说魏征在晋州纪念性的碑和墓，是唐中宗李显为魏玄同平反昭雪后复修的。非要问晋州人魏玄同的墓、碑在哪里？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不怪。究其根源，“馆陶说”始误于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我们是不必错怪今人和今籍的。

　　六、魏征及其先人均属巨鹿魏氏，这一家族的世系和名人概况，现居的晋州人已经根据海内外提供的家谱文献资料，从魏氏的第一始祖黄帝、第一姓祖魏万至今四千余年共一百三十八世的传承序列，准确无误地排出，其中并无《新唐书》中所说的馆陶魏氏的魏衡和魏珉。倒是馆陶人通过对魏舒（晋文帝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即宰相）的籍贯和世系的考证，获知并经查考，西汉兖州刺史魏衡、魏珉系任城魏氏（始祖为魏无知之另一玄孙魏汉），也属于魏氏的望族，世代也出了不少高官名人，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和江苏省沛县一带居多，他们系“大名堂”（因魏姓字义为大和地处大名府两者相符而得名）的族人。与实为巨鹿魏氏的魏征同祖（黄帝）、同宗（魏无忌、魏无知），但不同支（魏征的巨鹿始祖是巨鹿太守魏歆，而不是任城始祖魏汉、兖州太守魏衡，也不是馆陶魏氏的始祖魏珉），不同籍（祖籍巨鹿下曲阳，而不是《新唐书》中所说的魏州曲城，或者说馆陶）。馆陶魏氏实由任城魏氏而来。在这一点上，晋州说和馆陶说两者之间终于有了一致的结论。这应当首先感谢馆陶同志的汗马功劳和突出贡献。

　　七、关于魏征籍贯（故里）何在，目前虽有七、八种说法之多，但是，由于《新唐书》之误，还是以晋州说和馆陶说为主流，且各执一辞。专家、学者和文籍、辞书也自选其需，故而，出现了一说、并说、前后颠倒顺序说、两者相混说等等，众说纷纭的现状。然而，现居的晋州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早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第四版首发《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县》的考证文章，已十分明确地详述了晋州说的依据。在此之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的指示精神，晋县曾派人亲赴馆陶县与当时该县负责主管文化、文物和县志编写的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和实地考察。是当时的馆陶人用文字和口头的形式表达出：因为经过他们多年的考证工作，本县确实是“三无”（即县志无文字记载，现存无文化遗址，民间无口碑传说）而“自我否定”之后，才得出“馆陶说无事实依据”的结论；而且晋州人还专门向南开大学的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请教，他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晋州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还向曾经参与《辞海》编纂（史学卷部分主编）工作的上海大学的魏征研究专家蒋星煜教授询问，他回函表示“贵会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异议。”还亲任学术顾问，撰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十分高兴地向学术界推荐晋县开展魏征研究的情况。时隔近十年，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后，馆陶人不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且对持晋州说的同志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中著文，写出了种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猜疑、误解和不实之词，这些在刘清月先生所编著的书中，均有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表述。对此，我们晋州的同仁并没有做过任何驳斥，仍是平心静气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史实说话，而且由于我们忙于其它更多、更重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和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课题上。所以，一直没有再更多地顾及此事。

　　八、其实，早在宋代以后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至1294年在位）等封建统治者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晋州籍的历史名人魏征及其家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他开始把隋、唐时代就一直设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晋州”改在了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不仅提了一格，而且辖统远离晋州的安平、饶阳等三县，在原有的燕赵大地上增加了一笔“晋”的色彩，从而使不少后人不解地表示惊奇：河北为何出晋!到了明代，由《新唐书》搞错了的魏征籍贯，除了李贽在其撰写的《藏书》卷三十四说魏征是“魏州人”之外(注意：把曲城也简掉了），已基本获得纠正。例如,《明史·地理志一》载，“晋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明朝陆应阳所辑的《广舆记》卷一载：“真定府”下“晋州”是“隋昔阳鼓城”。所以，《广舆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征是“晋州人”，完全正确。故而，出现了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且早五年，同是进士及第的馆陶县知县栾城籍人在主持编纂《馆陶县志》时，对魏征籍贯和事迹无任何论述；而三位真定、武强籍的学子在《重修晋州明伦堂碑》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晋州的历史沿革和魏征作为晋州籍的先贤的历史贡献，并进行了高度颂扬。这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正是历史真实的必然反映。另外，在《北史》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深受馆陶人爱戴的馆陶长魏德深，在隋末与魏征同在武阳郡丞元宝藏部下任职，在他的传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巨鹿人也”，而与馆陶无关。

　　九、我们这次“再证”，用大量的文字，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地进行了评述。一是，正史载定：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由魏氏三位名人所编修的六部史书和魏征逝世后的有关史籍文稿；二是，方志注定：主要参阅了《晋县志》、《馆陶县志》、《畿辅通志》等有关地方志书。晋县志中关于魏征的文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馆陶县志却很难真正寻出一言；三是，地域认定：关于巨鹿下曲阳与馆陶的地域及历史沿革，晋州人说得对，馆陶人也说得不错，就是下曲阳不是馆陶，馆陶也没有“曲城”；四是，文物实定：晋州现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乡贤祠和重修明伦堂碑两通，而馆陶至今尚未见到可证的出土实物；五是，遗址佐定：晋州境内现存纪念性的魏征祠，魏征墓，魏征故里、故居所在“魏家庄货”，魏征牌坊（俗称宰相楼），魏征出家为道处的紫云观，搜集佛学经典的藏经阁（普光寺）以及魏征的族兄魏收的墓等七处文化遗址，均有文字（）、传说和实地可查，老者回忆为证；而在馆陶境内所指之处却是出家为道的“寺院”、玉皇庙、压根就没有过的故居府第以及根本就不是他的“战友”的尉迟敬德栓马的两株奇槐，都难以令人信服；六是，口碑辅定：在晋州搜集、整理、出版了有二十七万字之多的《魏征的传说》，荣获国家、省、市多次大奖，而在馆陶除了魏征是其父和如夫人的“暮生”及“魏老道”的称谓之外，却不见更多的颂扬之语；七是，族人旁定：魏征的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十余位与魏征有关的巨鹿魏氏族人，在正史、方志和别籍中均有明文记载；八是，封爵钦定：魏征先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巨鹿县男、巨鹿郡公，其父魏长贤在贞观七年（公元634年）被追赠定州刺史，魏玄同也曾被封为巨鹿县男，而封馆陶县男、任城县男者却是外姓、外地的他人；九是，世系划定：经过详考，魏征确属河北巨鹿魏氏，而不是由山东任城魏氏而来的馆陶魏氏；十是，堂号分定：魏征属“巨鹿堂”，而不是“大名堂”。

　　这样，我们把晋州说和馆陶说双方的依据，一一进行对比、甄别之后，再次得出结论：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不仅正确无误，而且进一步找出了馆陶说的误源和馆陶魏氏的来源。应当说，这又是一项值得高兴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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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包括柴氏族人都认为柴姓是一个单源的姓氏，出姜姓炎帝神农氏。其实不然，柴姓还有另外重要的一支，源自皇帝轩辕氏。并有少数民族改姓柴氏。

最早的柴氏宗谱见于西晋孝武皇帝太康年间，由著作郎柴宏道、中书舍人柴宏膜所撰。太康八年丁未七月，司空司隶校尉著作郎权知谱事崔陵，奉勅纂修柴氏宗谱序云：“观在廷群臣，所进名宦仕绩，乃知柴氏家传本於烈山氏少典之后，娶有娇氏之女曰安登，生子曰石年，以姜为姓，以火德王，为炎帝神农氏。少典之妃，曰附宝，感电光绕，斗而有娠，生轩辕有熊氏。子元嚣为少昊金天氏，孙为颛顼高阳氏，生卷章。卷章生黎及回，黎与回代为祝融，官於高辛氏之世。回生陆终，陆终生六人：曰樊封於昆吾、曰惠连封于帝丘、曰钱铿封于徐、曰会人封於晋，赐姓柴，居平阳为平阳郡公。自少典至会人，凡十九世，会人至承勋凡二十九世，历秦汉魏吴以来，名乡贤相代不乏人。或佐理天朝，或宜猷於藩镇，皆济济缙绅之光，宗谱之辉也。因敬叙之，以垂不朽。”

大唐贞观六年五月，朝奉郎汪行忠奉勅修柴氏宗谱序云：

“伯子武王即位，封先圣之后得平阳郡，柴晋公二十九世孙承勋仍袭前爵，会人为柴氏受姓之祖也。乃帝王之胄，簪缨相承，三世孙耿光成□时，为西河守，孙季芳昭王时为晋阳承，子宣化□王时为大理卿，子辅国为赵城令，孙光济懿王时为太常丞，光济长孙范，厉王时为助教，子成楝为山阳令，楝子济时为洛阳牧，子从政平王时为济南刺史，子春萃为西安守，孙时行为即墨令，子□贞惠王时庶长有贞，子以华为南城刺史，子盛阳为禹城令，子惟庸为定王时大名别驾，孙俨国学禄，子普灵王时为汴州守，普子伯宗为会稽丞，子善长安东丞，孙端礼武昌刺史，礼孙遇时为郑州牧，子可齐武陵令，孙孔明显王时中丞，孙懋烈□王时都尉，子延爵任河内刺史，汉兴迁大理寺聊，□司马，座于官，谥文靖，子亮工汉文帝朝举文武全才，除郎中，迁司马府侍书转太子洗马，子宦景帝时为长沙刺史，宦子玺武帝朝为中丞，玺子懿□昭帝时太子宾客，子森为济南郡丞，孙知节为徐州牧，节孙宏济东汉时润州郡守，子有光为东安令，子应聘章帝时为太子校书，子永年为东昌牧，子寰为太平丞，寰子敷为宜州判，子京顺帝时历阳丞，迁广陵太守，因内艰复任丹阳，桓帝时为战功拜征南将军，灵帝朝迁黄门选部侍郎，都督江东诸军事，献帝兴平乙亥封富春侯，谥忠肃，子运昌为为建康丞，子益国后主朝为兖州刺史，都督荆豫诸军事，定国、经国、镇国，皆任郡守，邑令衣冠，蝉联延於历代子孙，蕃衍棋布星罗，若非纂集，安究流传，证得柴氏巨姓，昔西晋武帝梦与神人共语，自称先世名贤於是。

司空司勅校隶崔陵更集九州百仕贵名赍先世谱状，投上秘阁，品为天下大姓。当时太子赞善宏□馆侍读学士柴宏道等，赍先世名官年月投进，详撰成谱。”

另据光绪二十六年《富春屠山柴氏宗谱》云：“柴氏本仲尼弟子，高柴之孙举，以王父名为氏，所谓以为氏者也。高柴齐人，其十世祖奚为齐文公子高之孙，故以王父名为高氏。而本姓实姜氏，出炎帝神农氏之系。神农氏生子十有三人，数世而有炎帝器。器生三子，其少子曰祝庸，生术嚣。术嚣生二子，曰条、曰勾龙。勾龙为后土，后世祀於社，生子二人，曰垂、曰信。垂生伯夷，伯夷生太岳，佐禹平治水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于申，太公吕尚其苗裔也。武王封之齐，举太公二十二世孙也。柴氏得姓自举始。举裔孙武，汉高祖时为将军。至唐而有谯国襄公绍，为唐勋臣，尚高祖平阳公主，居晋州临汾。太宗贞观中，命尚书高士廉等编赍天下谱牒，品第为九等。襄公以勋戚次皇族，是为柴氏称大姓之始。绍生二子，哲威、令武。哲威六世孙孟端，居太原，开成初官翰林学士，生三子，玘、玭、玼。玭咸通间屡举茂才不就，生守礼、守义，一女适后周太祖为圣穆皇后。后无子，养兄守礼之子荣以为子。守礼生二子，曰荣、曰华。荣承周统为世宗……”

据查，少数民族回、满、黎、土家等，也有柴姓者。

由此可见，柴氏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也是一个多源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