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东地界上，何锋钰旅剿匪打得孙美瑶匪帮很狼狈，何旅调离后，孙美瑶统帅土匪又纵横驰骋，猖獗一时。不料好景不长，何锋钰旅很快返回剿匪，何旅驾轻就熟，土匪又陷入绝境。孙美瑶狗急跳墙，遂于临城劫车。

1923年5月6日，京沪第一次快车，在山东临城、沙沟车站之间，被孙美瑶率众千余人劫持。当时京沪第一、二次列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十分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旅客们都叫它“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要好得多，外国旅客都爱坐这列火车。

这天凌晨，孙美瑶率匪众在道班房中抢来工具，把路轨卸下一根，仍摆放于原处一旁，当蓝钢皮司机发觉时，已来不及刹车，顷刻间，车头，邮车冲出路轨，歪倒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但头二等和卧铺车厢均无事，这次车上除了200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沉睡的旅客从睡梦中被惊醒，车厢里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被车外黑暗中传来的清脆的枪声、杂沓的脚步声和混乱激动的叫喊声所压倒，土匪们用枪托砸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把人们往下赶:“快，快下车！”同时，他们便开始放肆搜索抢劫旅客的行李和财物，英国乘客罗斯曼试图反抗。当即被土匪枪杀。见此情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威尔和法国人柏如比只好自动交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因为反抗意味着死亡。

匪徒们意外得到两支小巧玲珑的手枪，十分惊喜，客客气气地让他俩穿好衣服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就被赶下了火车，当然，有一些中国乘客和外国人乘乱逃走。很快土匪抢劫完毕，凡是能拿的东西都席卷一空，甚至连外国女人的大乳罩也被土匪系在腰间拿走，孙美瑶一摆手回山，千余名匪徒肩扛手提着旅客的东西，押着200名中外旅客象一条蜿蜒的长蛇行进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十点左右，土匪行至大山口，驻临城站的官军此前在山中剿匪，闻讯追来，见土匪架着人质正迂回爬山，当即发了一炮恐吓土匪，却不料土匪怡然自得地继续爬山，肉票们却吓得连连挥动手中的白毛巾，示意官兵别打，就这样，土匪押着人票在军队虎视耽耽下攀上山顶，返回老巢抱犊崮。

临城劫车案的发生，据驻防临城车站的何锋钰部营长万伯龙回忆，此事除了因孙美瑶为解当时即将被军队困死剿灭的危局，狗急跳墙饥鸩止渴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皖系军阀对孙美瑶匪帮的收买与利用，妄图借此离间英美等国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之间的关系，以达其目的。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孙美珠被击毙前，曾自称总司令，外界纷传他被皖系招安，这也是何旅严加痛剿的一个原因，孙美珠授首后孙美瑶继之，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这个番号即来自皖系。

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据说，在临城劫车案发生两个月前，当时何旅第一团第二营驻防临城站(万伯龙营为该团第一营)，营长杜吉卿曾在临城“人和饭店”抓获一名嫌疑犯，此人自称是粮商，但杜吉卿一见马上认识他是以前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辎重科的排长，杜马上揭穿了他的身份，此人顿时神色大变，不知所措，杜营长说:“看在同学的份上，我一定不会为难你。不过你得把你此行的真实目的告诉我。”此人神情稍安，告诉杜营长他叫聂成章，此次来临城是受皖系所差，进山给前已入山的代表送款子，并说孙美瑶已被招安云云，杜营长随后即把他送走，当时街谈巷议都认为唆使孙美瑶劫车的人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当然，这只是传闻。

临城劫车案很快被新闻媒介所报导，各地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一时举国震惊，万国关注。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于5月7日联合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3天内营救出外国人质，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北京政府迅速召集会议，讨论这一情况，会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自南下山东，会同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就近负责解决临案，一时枣庄八方冠盖云集，先后到的各方要员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阵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北京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此地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更不用说无孔不入的中外记者了，还有要人们的随从、护乓、人质家属、小商小贩、人进人出，枣庄一时呈现出一派畸形繁荣景象。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对临案的发生是十分恐慌的，事发后，山东督军田中玉立即命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匪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严密封锁包围抱犊崮，加强对土匪的攻势。当时田中玉把责任推在前方剿匪部队何锋钰旅身上，他去枣庄时，曾公开扬言要左右“带着刀”，似乎要处置失职人员，何旅官兵不服，采取紧急措施，以防田中玉下手，因为何旅调离后任务是驻防铁路沿线，因新去的剿匪部队连连受挫，孙美瑶土匪复又猖獗，田中玉严令何旅进山会剿，致使铁路沿线空虚，给土匪提供了可乘之机。田中玉从济南南下后，一路上发现何旅已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

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到达枣庄后，下令官兵严密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但不许轻易进攻，因外国公使一再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保护人质安全。他遂召集滕、峄二县乡绅，要求他们出面与土匪进行交涉。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之下，乡绅们推举滕县青帮“大”字辈党金元和峄县青帮“大”字辈李炳章进山与土匪

接洽，这些乡绅固然和土匪有干丝万缕的联系，但谁也不愿给官府提供“通匪”、“资匪”的证据，官方为此说尽了好话。党、李二人遂择日进山，告诉众匪首:“你们这次祸闯大了，外国兵舰已开到南京，听说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地方上可要遭殃。官府也十分焦急，官军认为丢了面子，准备强攻，望诸位为乡里想一想，众匪首闻言都很紧张，二人趁机进一步劝说:" 我们看现在不如与官府接洽，趁机招安，图个功名，也不枉混了这么多年，也给官方一个台级可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孙美瑶率众匪劫车，原是无路可走，想借此机会要挟官府，趁机招安受编，因此听了党、李二人话后，众匪首又经过一番商议，提出:“要谈判官军必须后撤解围，谈判要有洋人和本地绅士参加，以做证人。”党、李二人大喜，即下山向官方交差。

5月13日下午，孙、郭二人到达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开始正式谈判，双方交涉十分顺利，官方急于解决临案，好向北京与外国公使交待，两位匪首不会玩弄外交词令。因此官方提出尽快释放洋人，匪方表示人质可以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20里;送一批食物进山;收编抱犊崮众匪，田中玉没料到土匪话这么好说，当即满口答应。他眉开眼笑地对孙美瑶说:“各位年轻有为，弃暗投明，为国家效力，真是本督的福气。”谈判结束后，山东当局和红十字会马上向山上运送了大批食品。

却说山中粮水皆缺，养尊处优的洋人们可受罪了，山中土匪、肉票共有近2000余人，由于军队围困，食物短缺，洋人们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土匪们为照顾好这些洋票，只得找了些狗肉让洋人们煮吃，又从石头下翻了许多大蝎子，做成包子，洋人们喝着鲜美的狗肉汤，吃着蝎子做的包子，连连赞叹，都觉得因祸得福，要不是到中国，要不是被土匪绑票，哪去吃这么美味的食物吃饱喝足，美国人鲍威尔请教一名小土匪，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搞到这么好的食品土匪们是不是经常吃如此鲜美的东西那小土匪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告诉他，那鲜美的肉汤中的肉是当地一种性格暴躁的狗肉，吃了以后。

人在七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子;至于包子中的肉，他当即掀起一块大石头，指了指正在爬的蝎子，鲍威尔一看，当即趴在一边的石头上呕吐起来，一直到把胆汁都吐出来才摇摇晃晃地走回去，其他人忙问他怎么回事，他把小土匪的话叙述了一遍，众洋人一听，女人争先恐后恶心、呕吐，男人们先是跳脚大骂，发起“狗”脾气，然后也连连呕吐。

洋票尚且如此，中国肉票的待遇自然更差，土匪虽然都是“土老帽”，却和官府有共识，认为洋人比国人更高贵，会换取更多的赎金。所以，当山上粮食、饮水紧缺时，心狠手辣的土匪便把一批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山顶推下，一时间，山间哭叫声，惨叫声四起，山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至七月份，山上土匪被招安下山时，死者已成一片白骨。

第一次谈判后，田中玉以为事情到此已基本结束，不仅长出了一口气。但在枣庄的各方要人、外国公使却象在此度假，军官们在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中的军官俱乐部中日夜聚赌招妓，十分热闹;地方官吏、乡绅皆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院内，终日抽鸦片、垒长城;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中打麻将，事情一概推给地方官。

孙美瑶、郭祺才回山后，众匪首讨论了第一次交涉的情况后，也觉得官府答应的太痛快令人有点不敢

相信，同时，他们又后悔当时要价太低。好在“洋票”仍在手，他们马上推翻前议，另提出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第六旅官兵撤回原防;当地土绅担保官府不背信弃义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等等。因此，15日当田中玉、吴毓麟得知土匪的新条件后，顿时傻了眼，吴想到外国公使那蛮横的嘴脸，不仅气恼地将麻将摔在地下。

此后五天内，双方没有再进行正式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熙熙攘攘。官方正式调停人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往返穿梭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田中玉委屈求全，一再让步，最后，他提出了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收编匪众，孙美瑶、郭祺才为司令和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驻地，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结束，人票全部释放。官方认为，只要先释放一批洋票，对公众舆论和外国公使就有所交待，以减轻各方压力。不过，土匪们是认准了一条，不达目的，洋票一个也不放，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双方还进行了小规模交战。田中玉忍无可忍，令军队再次包围抱犊崮，随后，与交通总长吴毓麟北上进京反映情况，至此，谈判遂告决裂。

田中玉抵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力陈土匪猖獗，蛮横无礼，竭力主张痛剿;田中玉又赶往保定，向控制政局的直系军阀头子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同时外交部赴临城特派员返京后，向外国公使指出如不严剿土匪，那么，就等于是土匪绑架洋人有功，长此以往，各地土匪和老百姓当

纷起效尤，走此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如果这样，将来洋人在华则人人皆危。若痛剿则以后无人敢效尤，虽然可能会牺牲一些人，但以十余人生命换得在华所有洋人的安全还是值得的，外国公使听了这番话后，也同意武力剿匪。曹锟和外交使团态度的变化，使得国务院迅速下令豫皖直鲁增兵临城，并派飞机散发传单，威吓土匪。

官方态度的骤然强硬，使匪首们发现形势不妙，经过一番商议，他们主动派人下山与负责军事的郑士琦接洽重新谈判，并释放两名洋票以示诚意。官方代表改为郑士琦和陈调元，匪方为郭祺才、刘守庭，美国人安特生、地方绅士党金元、李炳章为证人。很快，双方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由官方派人进山点名收编;官方先发给匪众军装两千套，每人两个月军饷，孙美瑶任招安军旅长，郭祺才和另一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正在四处奔波，准备进剿土匪，忽接到谈判成功的报告，连连揉了几下眼，把电报看了好几遍，不仅喜出望外，经请示中央后便命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押运军装和军饷入山点名收编土匪，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对下层社会的规矩、土匪的习性十分清楚，因此他进山后对土匪软硬兼施，拍拍打打。连吹带吓，与孙美瑶打得十分火热，当时戴眼镜十分时髦，陈调元见孙美瑶没有眼镜，当即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他，孙连连谦让，陈调元打着哈哈:“老弟，咱们谁跟谁，以后都是一家人，你不要是不是看不起我陈某”但同时他又坚决拒绝土匪企图增加收编人数的要求，并指责土匪不讲信用，表示要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自己也要告辞，匪首连忙说好话，他又表示自己与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土匪收编完毕一道下山，条件是土匪必须马上释放所有洋票。

经过陈调元在匪穴中纵横捭阖的一番活动，土匪不再疑他，双方遂于6月12日正式签订协议，官方代表为陈调元、温世珍，匪方为孙美瑶、郭祺才、周天松，证人也签了字，至此，临案甚本解决，当晚，洋票全部获释。陈调元、吴长植二人留在山上等待土匪收编，其余各方人士开始陆续回府。

陈调元在孙美瑶、郭祺才等股编成第二团后借口给土匪搞武装带溜之大吉，吴长植一人留在匪穴左右周旋，总算于6月24日郭祺才团开出山区，周天松团于27日出山，山上的华人肉票又经过反复交涉，经社会各团体一再呼吁、催促，于孙美瑶7月8月通电就职时全部释放，临城劫车案最后解决。

孙美瑶部招安后，定名为山东新编第一旅，旅部驻枣庄，周天松的第一团驻枣庄以西齐村，郭祺才二团驻枣庄以东郭尔集，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但是，孙部匪性未改，士兵牵牛架人之事屡有发生，弄得地方士绅多次请求将该旅调防别处。这年秋天，孙部下三五成群在街上游荡，与同驻枣庄的十八团吴可璋部下发生冲突，孙部人少被打逃回报告，孙闻听勃然大怒，率领他的手枪队六、七十人蜂拥而来，他手执盒子枪沿街大骂，随来的人也都磨拳擦掌，剑拨弩张，仿佛市井无赖打群架的样子。他们把吴团团部围住，孙大喊:“有种的出来!”吴可璋听说部下与孙部发生冲突，预料他们跑回去一定不会善罢干休，便严令部下不准出门。这时全市大惊，犹如大祸临头，所有商家住户都吓得关门闭户，不敢露头，后由绅商出面劝解，孙才气呼呼地率人回去。

此事很快被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得知,他匆匆赶到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他递了门生的帖子，便以尊长的口气批评他:“你现在已是将官了，与小小的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传出去不被人笑话吗以后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共事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他见孙犹有余怒，便对他说:“我现在忙得很，苏鲁边境上很不平静，等我把队伍派出去，有了时间，我作东备酒席，给你们和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孙美瑶答应，两人又一边抽鸦片，一边闲谈，孙说他年轻时手不扶地，能翻跟头，车轮子能打二三十个，张培荣连连夸奖。孙又说他最近得了一个好鹌鹑，个头小却十分凶猛好斗。

张培荣听了十分感兴趣，他说自己也十分喜爱这个，现在还让下人们替他养着几个呢，抽时间拿来斗一斗，赌点东西才有意思。临走时，他又嘱咐孙严格约束部下，不要上街，以免再发生冲突。孙连连答应，两人尽欢而散。

张培荣回兖州后，即令驻枣庄的正规军开赴苏鲁边境剿匪，然后自己一人来到枣庄，借中兴煤矿公司的厨师大摆酒宴，为孙美瑶和吴可璋和解，邀请当地绅士作陪，孙旅的校级军官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款待，张还特意打电话给孙美瑶，让他别忘了把鹌鹑带来。第二天九点左右，一切就绪，陪客们陆续

到席，这时有人传呼:“孙旅长到！”张培荣说声“请”，便与众绅士起身迎接，孙进入二门后，其随从被张的副官邀入小客厅就坐。孙信步跨入正厅，一个便衣急步上前摸孙胸中的手枪，孙问:“干什么”一言末了，另一个便衣手握白石灰向孙双目一拍，又顺手把孙的头往下一按，第一个便衣顺手抽出刀，

手起刀落，孙就人头落地，来宾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副官们已按计划解除了孙美瑶随从的武装!囚拘一室不准乱动，校级军官们也被包围，同时奉密令连夜赶回的部队包围了孙旅的驻地，士兵们群龙无首，只得缴械被遣散。张培荣对校级军官们说，枣庄冲突罪在孙美瑶一人，已被正法，其余人保证原职原

民国不过短短三十年，时局又变乱不断，按理说难出大师。改开至今也差不多三十年，按理该出大师。但事实上，世人公认的大师，思想文化领域到军事外交领域，均出于民国。而近三十年中，所谓“大师”，假冒伪劣，已然令世人对这一词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

1乱世出英雄

乱世出英雄，现在太平盛世，自然很难有英雄者出。如今，承平日久，哪怕刘邦复活朱元璋再生，恐怕也很难掀起什么大浪来，经商的话顶多能弄个不错的企业吧，是否能打进中国五百强还不见得；从政的话，弄个正式编制的公务员或许可能，能否混到县长还真不见得。但是用这个理由解释解释政治家军事家什么的还说得过去，别的就有些不靠谱儿了。

2物以稀为贵

那时候，识文断字的人少，会点啥的就成了大师。现在多了，都成了师字辈，自然就“大”不起来了。

3目标不同

那时候，中国分崩离析，饱受欺凌，只要是有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唤醒民众，想得多了，自然就有出类拔萃者成为大师。

现在不同了，从政的想的是如何对付上访，如何对付钉子户什么的，搞教育的想的是如何提高升学率，如何更多地挖掘孩子的潜力考更多的分数，搞学术的想的是如何多弄论文，有用的也好没用的也好，写的也好抄的也好，只要能评什么什么职称就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出大师也真是难为如来佛祖了。

那时候，那么多海外游学的中国人，纷纷回到苦大仇深的祖国，投身到各种军政民政事业中；而现在大家都削尖脑袋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非中国人。斯可为证。

4文化冲击

那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体系全面崩溃，面对着那么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又是日本又是美国，又是欧洲又是苏联，又是马克思又是杜威，又是泰戈尔又是罗素大家都知道会产生个新体系，但谁也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个什么体系出来。

被闷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终于一朝奔放，思绪滚滚而来，大师因此隆重诞生。

5政府

中国的政府，自古以来就有控制民众思想的优秀传统，所谓“牧民”也者。

民国的政府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曹锟也好，蒋介石也好，自然都是这种想法。但不知是中国之幸还是中国的不幸，那时候的政府异常软弱，管到东管不到西，管到南管不到北的，虽然也在不遗余力地控制思想，但要想完全控制实在是忒难了，所谓“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不能也”。最终虽然控制了一部分，但架不住中国人聪明啊，控制一星半点也不在乎，咱有的是想法，有的是思想，于是，有了大师。

如今，时代不同了，只生一个好。

其实说到最后，真正的大师还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说不定在若干年后，又会有人评论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