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嵇康的妻子长乐亭主的姓名
(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
嵇康的夫人,虽然嵇康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及,但可以说是改变了嵇康一生的人。虽然她的身世早有说法,可因为文献的说法不同却又存在分歧。
《文选》卷十六李善注引王隐《晋书》: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裴松之注引《嵇世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两种说法的统一点就是嵇康的夫人是曹魏宗亲,这是《晋书》(房玄龄)的说法。虽然从两种说法上曹璺都是曹操曾孙女辈的,但主要分歧出现在曹璺是曹林的孙女还是女儿以及曹林是曹操的儿子还是孙子上。
按《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王昭仪生赵王干,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灵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
则曹林确是曹操之子无疑。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曹璺究竟是曹林的女儿还是孙女上了。按曹林母杜氏也就是秦朗的母亲,是曹操在下邳城破吕布时收编的。曹操破吕布是在建安三年十月左右,则曹林最早生于建安四年,以他生于建安四年算,卒于甘露元年,享年五十七岁。甘露元年嵇康三十三岁左右,两人相差二十四岁左右,以现在的观点看正好是一辈人。但事实上古时候的人普遍早婚早育,在这之间有两辈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童强的《嵇康评传》中计算说:“若曹林生于建安四年,则年十八可生子,年三十五六可有孙女,到孙女十五六岁可出嫁之时,约在嘉平元年。这一推算在现代看来虽然勉强,但在中古时期并非不现实。而事实上曹林十八随时至少已有两个儿子。嵇康……正女正在嘉平元年前后。嵇康娶曹林的孙女实有可能。”
童强认为王隐《晋书》成书于两晋之间,裴在给三国志理应知道存在分歧,然裴舍晋书而存《嵇氏谱》,说明他倾向于林孙之说。而且《嵇氏谱》在文献学上讲比《晋书》更可靠。(所谓《嵇氏谱》就是嵇家的家谱,我坚信六朝人的家谱绝对不会像我家的家谱那么开玩笑……)因此因此余嘉锡才说“当以谱为正”,曹道衡,沈玉成认为王隐或作“魏武帝子穆王林孙女也”传抄之误,而童强则认为是“纬”字误为“林”字。
其实童强的说法有个明显漏洞,因为王隐说的是“穆王林”不是“沛王林”穆是曹林的谥号,而如果是曹纬的话则不再是穆王而是穆侯了(泰始元年封魏诛王为县侯)。然而我认为说曹璺是曹纬之女是有依据的。
庄万寿指出《三国志·文武世王公传》:济阳怀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乡侯。早薨,无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赞袭玹爵邑,早薨,无子。
建安二十年,曹林十六岁左右,此时他已经有可以出为人后的儿子了。一般来说是在已有嫡长子的前提下才会把孩子过继给别人,而曹纬是曹林的嗣王,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出生在建安二十年之前的嫡长子,那么曹璺是其子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后汉书·皇后纪》载: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
汉魏的公主是按封邑大小来分级的。从上到下有郡公主,县公主,乡公主,亭公主。公主之制都是同于对应的爵位。则有长公主(相当于郡公主)方郡王,县公主方列侯,乡公主方乡侯,亭公主方亭侯。而由来公主之制都是与封爵挂勾的,依身份的不同而有等级区别。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曹璺是一个亭主,《文章叙录》称是长乐亭主,《全三国文》称是**亭主(忘记了……囧),总之都是亭主,则其必然是沛王之女。魏青龙元年,改封宗室女非诸王女皆为邑主,而汉制的非诸王女都是没封的。若曹璺是曹林的庶子所出,那么她就应该是个邑主而不是亭公主。魏承汉制,则也应当是皇女封县公主,诸王女为乡,亭公主。郡级公主我记得的有两个,一个是清河长公主,另一个是山阳公的女儿刘曼。尤其后者是特别强调郡公主亦说明与一般公主不同,一般单称公主则是指县公主。那么诸王之女封乡亭公主的标准是什么呢?既然郡公主和县公主是以贵贱来分的,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乡公主与亭公主同样是以贵贱来分的。贵贱的标准无非三点:国之大小,王之封嗣,母之贵贱。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曹丕分封虽然吝啬,却还是有章法的,明帝吗……出手就阔气了……)
这样可以看出曹林是属于4000+大地主梯队里的,虽然晋书里沛国照户口算是个小国但其实那是因为它原来太大了外加五都工程需要所以被分裂了(就像四川一样,重庆不出去他人口就过亿了……)。故我们得知,乡亭之分不是在于国之大小。
母之贵贱一条,现在讨论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而王之封嗣一条却是有点根据的。
《晋书·地理志》:魏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
这里的庶子明显是相对于嗣王而言的,不是一般所说的嫡庶。也就是说爵位是与封王与嗣王挂勾的,而公主之位又是与爵位挂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封王的女儿为乡主,嗣王的女儿为亭主一说。
综上所述,即并没有铁证证明曹璺的身份,但是资料更偏向于孙女一说,并且从逻辑上推导出存在可能性,因此我倾向于《嵇氏谱》的说法。而且按这个说法是可以将嵇康与曹璺的年龄差压缩在十岁以内的。然而由于资料不足以推翻王隐的说法,所以如果看到有人持王隐的说法应当也不应判错。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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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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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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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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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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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范姓始祖显赫 左右早期政治
这一个辉煌的钜族著姓,有一个比许多其他姓氏更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于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关于范姓的姓源,根据《姓纂》的记载是这样的:“帝尧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温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
由此可见,范氏的始祖,可以远远地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的圣君唐尧,尧的这一支子孙历经虞舜、夏、商诸代,都称为唐杜氏,入周被改封于杜,不久被周宣王所灭,当时杜伯的儿子就跑到晋国,被任为士师,并因官命氏改姓为士,传到他的曾孙士会的时候,做了晋国的上卿,食采于范,于是,士会的子孙也按照当时“以邑为氏”的习惯,统统姓了范,而一直繁衍到现在。
范氏的始祖,在得姓之初更已显赫万分,自士会以后,范武子、范文子、范宣子、以及范献子,世代都是晋国的上卿,可以说是曾经左右早期政治的世家钜族之一。
2000多年以前就发迹于晋国的范氏,后来是高平的望族,古时的高平,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高平县,位置在晋城县的北面。换言之,以后各地的范姓人家,有很多都是发源于山西,跟山西的范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卧薪尝胆, 勾践复国”中的范蠡,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范蠡的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的懂得急流勇退。据传,勾践复国之后,把范蠡高封为上将军,可是他却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并且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与同患难,而难同安乐,所以毅然辞去高官厚俸,乘舟浮海以行,而且从此未返越国。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功成身退之后,据说是改名换姓历游齐、陶等地,后来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结果却变成了巨富,自号为陶朱公。他的一生,真可以说是“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了。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身长八尺,姿颜雄伟。
初平二年,赵云受常山郡人民推举,率领本郡义从吏兵投奔公孙瓒。公孙瓒对赵云说:“听说冀州的人都想要依附袁绍,怎么唯独你能迷途知返呢?”赵云回答说:“天下大乱,不知道谁是明主,百姓有倒悬之危,鄙州经过商议讨论,要追随仁政所在,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疏远袁绍而偏向于将军您。”赵云自此随公孙瓒四处征讨。
当时刘备亦依附在公孙瓒处,见赵云,奇之,深加接纳。公孙瓒与袁绍交战,派遣青州刺史田楷占据山东附近的土地,袁绍亦派数万大军前来争地,公孙瓒便上表将刘备提升为别部司马,派刘备前去帮助田楷抵抗袁绍,赵云随刘备出征,为刘备掌管骑兵。
后来,赵云因为兄长去世,向公孙瓒请辞归乡,刘备知道赵云此去便不会再回来,因此握着赵云的手不舍得分别。赵云感动之余,向刘备辞别说:“我永远不会背叛您的恩德。”
建安五年,刘备被曹操打败之后前去依附袁绍。赵云至邺城求见刘备,二人同床眠卧。刘备密谴赵云招募兵士数百,对外宣称是左将军刘备部曲,袁绍并不知道此事。赵云从此便追随刘备,后来随他至荆州。(罗开玉《二十五史新编·三国志》:赵云身高八尺,姿颜雄伟,早年在郡衙当差。初平二年,袁绍称冀州牧后,与公孙瓒相争,常山郡人公推赵云为头目,率领大伙去投奔公孙瓒。也在这一年,刘备亦来投奔公孙瓒。刘备对赵云非常亲热,常给以帮助。赵云亦视刘备为长者,为知己,有心相依。经过几年的奔波和反复观察,赵云对公孙瓒的表现明显感到不满意,感到他胸无大志,不识大体,只顾自己,不是可以依靠的主人,便寻机离去。不久,赵云因兄丧请假回家。刘备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依依不舍。赵云告辞时说,我终不会背叛您对我的恩德。建安五年春,刘备被曹操打败后去投袁绍。当时,刘备单身逃出,狼狈不堪。在邺城遇见赵云,与云同床眠卧,密派其外出招募队伍数百人,对外皆称刘左将军部曲。从此,赵云追随刘备,转战南北,终身不渝。)
建安七年,刘备投靠刘表,屯兵于新野,曹操派夏侯敦、于禁等领军进攻刘备,双方战于博望。刘备以伏兵计击破曹军,赵云于战斗中生擒了敌将夏侯兰,而赵云与夏侯兰是同乡,自小相知,知道夏侯兰明于法律,因此为他向刘备请命,并推荐他担任军正。赵云不将这位同乡为自己所用,免除结党营私之嫌,由此可看出赵云谨慎、明智的处事态度。
建安十三年,刘备兵败,向南逃往江陵,曹操派麾下精骑快马追赶,终于在当阳长阪附近追上了刘备。此时情势危急,刘备便丢下妻儿,仅带着张飞、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向南逃逸,这时赵云却反而向北进入曹军势力之中。当时,有人看到赵云向北而去,因此对刘备说,赵云必定是向北投靠曹操去了。刘备闻言,用手戟掷那告状的人说:“子龙是不会弃我而去的。”不久之后,赵云果然怀抱刘备的幼子刘禅,保护着刘备的妻子甘夫人,三人都平安地回到刘备身边。之后,刘备便任命赵云为牙门将军。(张大可《三国史》:长阪之战,刘备丢失全部辎重和本部兵马,两个女儿被曹纯活捉。刘备的甘夫人及子刘禅,在赵云的奋力保护下才得脱险。)
赤壁之战后,赵云跟随刘备平定荆州四郡。刘备任命赵云为偏将军,并取代投降的赵范,兼任桂阳太守。赵范有一名寡嫂名为樊氏,有国色,赵范欲将她许配给赵云,。但是赵云不同意,推辞说:“我们是同姓,你的嫂子就像是我的嫂子一样。” 当时有人劝赵云接受这名美女,赵云回答说:“赵范是被迫投降的,心不可测,何况天下女子不少。”不久之后,赵范果然藉机逃走,而赵云则毫无牵涉。
建安十四年,在平定荆南四郡,又得到原属刘表的部曲万人之后,刘备成为荆州牧,声势渐大,孙权建议双方结亲,刘备便娶了其妹孙夫人。两年之后益州牧刘璋为防备曹操势力而向刘备求援,刘备便领兵三万入益州,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留守荆州,并任命赵云为留营司马,管理军事事务。此时孙夫人放纵骄横,放任她从东吴带来的侍卫和官吏,多有不法的行为。刘备知道这消息之后,认为赵云为人严肃、稳重,一定能加以整顿,因此特命赵云掌管内事。孙权听说刘备西征益州之后,便派了大批舟船欲接孙夫人回去,并叫她带刘禅一起归吴。幸得赵云与张飞一起带兵在长江截住东吴船队,并成功夺回刘禅。(黎东方《细说三国》:赵云也不仅是牙门将军,他一度当了桂阳郡太守。刘备在离开荆州,前往益州之时,把他调回公安城,当“留营司马”,对孙夫人及她的男女卫队监视。孙夫人回江东企图把阿斗抱走,他会同张飞,用武力强迫孙夫人留下了阿斗。)
建安十八年,刘备与刘璋决裂,从葭萌进攻刘璋势力,并召诸葛亮等人入蜀支援。 诸葛亮与赵云、张飞等率军溯江西上,一路平定郡县。在攻克江州后,兵分两路,赵云率军由外水深入,攻取江阳、犍为等郡。次年与刘备、诸葛亮于成都会合。刘备攻下成都之后,任命赵云为翊军将军。(柳春藩《三国史话》:诸葛亮等在攻下江州后分兵三路,一路由张飞统领,经由垫江向北收服巴西(今西川阆中),出成都之北;一路由赵云统领,沿江西下,直取江阳(今四川泸州),再下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北),出成都之东南;一路由诸葛亮自己统领,由中路西下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直取成都。)
刘备平定益州之后,有人主张将成都城中房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反驳说:“霍去病曾说过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国贼不只像匈奴只有一个,所以还不到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须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使众人返回家乡去耕耘田地,这才是最好的决定。益州的百姓,刚刚遭遇战祸,现在应该将田宅房产归还给百姓,先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可以使他们服兵役、纳户税,这样也能得到益州的民心。”刘备当即便采纳了赵云的建议。(张大可《三国史》:益州安定以后,许多人主张把成都城内外的土地房屋分配给诸将。赵云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国贼祸乱汉室,切不可追求安乐,等到天下安定,诸将各回本土,安家立业。现在应该把土地房屋归还给本土人民,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征调赋税,这样既能得民心,又能满足财政军备的需要。赵云这番话很有政治远见,刘备采纳了,把土地房屋归还了益州土著士民,着手蜀汉政权的建设。 )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进攻汉中,次年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于是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来争夺汉中,并先运大量的军粮到北山下,有数千万袋,黄忠认为可趁机夺取这些军粮,便领军出击,当时赵云属下的士兵也随着黄忠一起出击。 但是黄忠的军队过了约定的时间之后仍未回来,担心的赵云便带着数十骑出了营寨,查看黄忠等人的情况。 结果,正好碰上曹操派出的大军,赵云遭到曹军先锋部队的攻击,刚与敌人交手,曹操的大军已来到面前,声势逼人。赵云便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曹军阵列,且战且退。曹军散而复合,赵云突围而出并退入蜀军的营寨内,此时部将张著受伤,又被曹军包围,赵云又一次驰马突击曹军,并救出张著,将他带回营寨内。此时曹军已追至蜀军的营寨前,沔阳长张翼正在防守营寨,见曹操大军杀到,便要闭门拒守。 赵云进入大营之后,却下令大开营门,然后令蜀军偃旗息鼓。 曹军见此情况,怀疑赵云设有伏兵,便向后退去。此时赵云下令鸣击战鼓,鼓声震天,又令军士以弩箭射曹军,曹军惊骇,自相蹂践,坠入汉水中淹死者甚多。次日刘备亲自来到赵云兵营察看昨日战斗之处,赞叹说:“子龙一身是胆也!”于是设宴欢庆直到黄昏,军中称呼赵云为“虎威将军”。(吕思勉《三国史话》:先主既得汉中之后,还治成都,要拔擢出一个人来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用张飞,张飞也以此自许,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关羽、张飞是先主手下资格最老的两员猛将,当时敌国的人也都称他们为万人敌。先主从起兵以来,不分兵则已,要分兵,关羽总是独当一面的。此时关羽正在镇守荆州,要再找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了。再次之则是赵云,随先主亦颇久。争汉中之时,赵云亦颇有战功,先主称他“一身都是胆”的。然而这时候要镇守汉中,先主却破格擢用了魏延。)
章武元年,刘备称帝,欲进攻东吴,以报孙权伐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赵云上谏说:“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灭了魏国之后,吴国自然会臣服。虽然曹操毙命,但其子曹丕篡盗皇位,引起公愤,应该利用此民愤,先攻占关中,占据黄河、渭水上游以讨伐逆贼,那么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该放置魏国,反而先打吴国。而且与吴国的战争一旦开始,就不易停止了,伐吴并非上策。”但愤怒的刘备不听谏言,执意东征,留赵云都督江州。(柳春藩《三国史话》:对于刘备的东征,在蜀汉内部,有些人是持异议的。如赵云就曾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灭掉曹魏,孙吴自然就会降服。现在曹操虽死,但曹丕篡汉,应当利用人们对篡汉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凶逆。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一定会带着粮食赶着马车来迎接王师。因此,不应把曹魏搁在一边,先和孙吴争战。战争一旦起来,一时解决不了,将造成不良的后果。”赵云这一先进兵讨伐头号敌人曹魏的意见,是可取的。但刘备听不进去,他夺回荆州的决心下定了。)
章武二年,刘备东征大军败于猇亭,刘备由秭归逃回永安,赵云进军至永安,而吴军已退。
建兴元年,后主刘禅继位,赵云由中护军、征南将军,迁为镇东将军,并封为永昌亭侯。
建兴五年,在平定南中并和东吴结盟之后,诸葛亮率领诸将进驻汉中准备北伐,赵云随诸葛亮转驻汉中。
次年,诸葛亮出兵北伐,宣称将由斜谷道出兵,并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率领大军阻挡,诸葛亮令赵云、邓芝在斜谷道阻挡曹军而自己率领蜀军主力进攻祁山,赵云、邓芝由于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而赵云随即聚拢部队,固守箕谷,没有造成大损。部队撤退时,赵云亲自断后,阻止曹军追击,因此军资和人员的损失都不大。
而在祁山战场,蜀军主力因其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示,举动失宜,被魏将张郃大败于街亭,诸葛亮只好退兵,此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诸葛亮引疚上表自贬三级,赵云亦被贬为镇军将军。
蜀军退兵时,诸葛亮曾问:“街亭退兵时,我军编制皆混乱成一团,箕谷退兵,编制整齐一如出军之时,这是何故?”邓芝回答说:“赵将军亲自断后,因此军资没有遗失,人员编制整齐。”当时赵云军中尚有多余的绢布,诸葛亮下令分给赵云部队将士。赵云说:“我军军事失利,怎么还能要赏赐呢?请将这些物资全部纳入赤岸府库,在十月寒冬的时候再赏赐给将士们使用。”诸葛亮对赵云品行大为称赞。(马植杰《三国史》:赵云、邓芝的部队亦因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退军时,云亲自断后,兵将未有离失,军资什物,亦无若何损失。)
建兴七年,赵云病逝。后主刘禅于景耀四年追谥赵云为顺平侯。
后主下诏曰:“云昔从先帝,功绩既著。朕以幼冲,涉涂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大将军姜维等议,以为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 忠以卫上,君念其赏; 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
由于蜀汉初期少给谥号,刘备在位时只有法正有谥号,刘禅时也仅有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位宰相、宠臣陈祗以及由魏国投诚的夏侯霸等人有谥号,后来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和赵云都被追谥,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很大的荣誉。
赵云有两个儿子,长子赵统继承其爵位,官至虎贲中郎,督行领军;次子赵广官至牙门将,在沓中追随姜维时战死沙场。
赵云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胆略过人,刘备称其一身是胆,军士呼其虎威将军。赵云见识卓远,清楚认识到吴蜀关系为唇齿相依,力主维护孙、刘联盟;为人刚毅谨细,刘备军曾俘获夏侯敦部下夏侯兰,兰乃赵云同乡,云知其明于律法,推荐他为军正,但不安排为自己属下,其慎虑如此。蜀军街亭失利后,各处皆损兵折将,唯有赵云亲自断后,所属兵将及军资什物都无甚损失,丞相诸葛亮要把军队剩余物资奖赐赵云将士,赵云不受,认为蜀军兵败,不应反而受赏,诸葛亮对其德行十分赞赏。昔日平定桂阳后,赵云任桂阳太守,原太守赵范之寡嫂有天资之色,范欲将寡嫂配赵云,赵云认为范被迫而降,未知其心,因而婉拒,后来赵范果然逃走。巴蜀初定时,刘备欲将巴蜀田宅分赐诸将,赵云以霍去病“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之例劝阻刘备分田宅赐将,认为田地应交与百姓耕种,房宅也应归还百姓,刘备从其言。赵云为国,不被天姿国色所迷;为民,不为良田豪宅所动,时人与后人皆敬其德。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参与扑灭黄巾军的战争,张飞初战就获胜,崭露头脚。关羽与张飞同在其中。三人情同兄弟,刘备坐下时,二人常不辞辛劳随身守护,有时一站就是大半天。刘备辗转担任许多官职后,投奔昔日同窗公孙瓒,刘备被封为平原相,时关羽、张飞任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张飞庙“新家”建安元年(196年),袁术攻打刘备,争夺徐州。刘备派张飞守下邳,自己则将兵在盱眙、淮阴抵抗袁术,双方僵持了月余,互有胜负。下邳相曹豹是陶谦的旧部,与张飞不和,为张飞所杀,于是城中人人自危,颇为混乱。时袁术给吕布写信,劝其乘机袭下邳,答应事成后,援助吕布粮草。吕布很高兴,率军而至。刘备中郎将许耽开门投降,张飞败走。吕布俘刘备妻小和诸将家属。由于形势所迫,刘备、张飞只好暂时依附吕布,驻军小沛。吕布还刘备妻小。 刘备驻小沛,发展较快,不久便聚众万余人,吕布不安,又率来攻,刘备只得携张飞等投奔曹操,并与曹操联合,打败吕布。
197年6月,曹操击败吕布,被任命为中郎将。后来刘备再依袁绍、刘表 ,最后屯兵于新野。几年后,刘表死,曹操南下,刘备弃新野行陆路南逃,曹操派出精骑兵追了一日一夜,在当阳桥上,刘备弃妻先逃,张飞带领二十骑拒后,张飞断桥、立于河边,大叫:“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赤壁之战后,刘备夺下荆州四郡,任命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到南郡。
立马勒铭后来刘备入益州,不久与刘璋反目。建安十八年(213年),张飞、诸葛亮、赵云等领荆州兵入蜀增援。到达江州,遇上刘璋大将严颜,严颜被张飞生擒,严颜拒降的豪气感动了张飞,被张飞引为上宾。大军继续分定诸郡县,于次年(214年)五月推进至成都,与刘备会合。刘备成为蜀主,赐张飞黄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缎千匹。
218年,曹操击败张鲁后,曹营名将张郃率军进入益州东北部,此地虽属益州但向来为张鲁的领地。刘备遂任张飞为巴西太守,出兵争夺,两军对持五十多日。后来,张飞率精兵万多人,邀张郃军交战,因山道狭窄,前后不能相救,张郃大败,弃马与十余人爬山退还南郑,张飞此战不仅拓增刘备方领土,更使保住蜀地门户,使益州转危为安。张飞随即参与攻打汉中的战事。219年,刘备据有汉中,称汉中王,拜张飞为右将军,假节。十二月,关羽被孙权所杀。
221年,刘备称帝,张飞封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同年六月,刘备为夺回荆州,东征东吴,张飞在阆中准备出兵会师江州。临近出发时,被其麾下将领张达、范强(演义中误写作范疆)谋杀,更带同其首级奔赴孙权,刘备闻得张飞都督有表,大叫:“噫!飞死矣。”蜀汉怀帝刘禅于景耀三年(260年)追谥张飞为桓侯。
其尸体躯干被埋葬在阆中,头颅埋葬在云阳,并分别建有张桓侯祠和张桓侯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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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嵇康的妻子长乐亭主的姓名
本文2023-10-26 16:55:03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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