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字：黄庭坚

拼音：HUANG TINGJIAN

字号：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

所属朝代：宋辽金

生卒年代：1045—1105

籍贯：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人物简介：北宋官吏、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进士。历官叶县尉、教授北京国子监、太和知县，哲宗立，累进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出知宣州、鄂州，章犉、蔡京劾其《神宗实录》多诬，贬涪州别驾、黔州等安置。黄庭坚于徽宗即位后，起知太平州，复谪宜州。工诗词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论诗推崇杜甫，讲究修辞造句，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开创江西诗派。擅长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有《豫章黄先生文集》等。《咏水仙》取自明画家杜堇古贤诗意图。黄庭坚《惟清道人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题跋像取自明天然撰赞，弘治十一年重刻本《历代古人像赞》。黄庭坚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时刻《三才图会》。黄庭坚全身题跋像取自清上官周绘，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画传》。黄庭坚半身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黄庭坚书法具有“去俗”、“韵胜”的艺术风格。

黄庭坚，是北宋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之称；

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虽为苏轼门下，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如此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黄庭坚，也逃脱不了“俗”的困扰。

他下功夫最深是书法，草书为其艺术成就最高，他的经典书论中，核心思想是“去俗”和“重韵”。黄庭坚的弟子范温在《潜溪诗眼》中这样总结老师的“韵”时说：“不俗之谓韵”,“潇洒之谓韵”,“简而穷理之谓韵”，“余意谓之韵”。

黄庭坚是如何“去俗”与“韵胜” 的呢？

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旭）、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也有书记载，黄庭坚的笔法突飞猛进的关键，是他于“后游荆，得名本《兰亭》,始悟古人用笔意。”

以上说法，不论是否客观， 想必黄庭坚在“去俗”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是学习古人，变革古法，自创新法的过程。黄庭坚曾说：“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已意成，久之或不自识。”认为自已“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于“棘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掉，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又见到石扬休家藏的《怀素自叙帖》，“纵观不已，顿觉超异”才悟到了怀素笔法的三昧，脱去了“俗气”。

可见，他在汲取前人营养的基础上，“夺胎换骨”,才真正体会到“去俗”和“韵胜”，这其实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在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书法的基础上，参以《瘗鹤铭》，形成了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看似“习气”重重，实乃精气神皆佳，已脱俗气。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得益于张旭、怀素，但与旭、素的豪逸放肆有别，在龙飞风舞，超轶绝尘中，笔笔实在、劲挺，横画一波三折，或箨龙坼石，或轻梢遏云，妙兼数体，圆转卓绝。如图一，为黄庭坚《花气诗帖》，据说用一管硬毫笔作草，犹如刀削锥刺、如 “锥画沙，印印泥，”如同楷书作草，点画笔法精到，结体严谨，是为黄氏草书经典代表。

而在《廉颇兰相如传》中，更能体现“去俗务尽”的韵味。如图二中，他力求把创作的自觉带进狂草境界，圆转处瘦硬婉通，盘旋飞舞，满纸龙蛇，通篇得篆籀之笔。显然抒情不如张旭，意造不如怀素，正是“不失其度”,而营造“韵胜”之格局，避免了落入旭、素之俗套。图三、图四《诸上座帖》和《李白忆旧游诗卷》，已完全摆脱了张旭、怀素之束缚，笔力雄浑刚劲，笔势飘逸纵横，情急意迫，势如破竹，通篇神情潇洒，字间错位衔接，行距大幅摆动，产生强烈的的节奏和一泻千里之势。虽有人评论说山谷有刻意求工之作，难免亦偶见悉心经营之迹，实属为难，也并非俗气。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江西诗派”始祖。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历著作佐郎、秘书丞。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徽宗立，召知太平州，九日而罢，复除名，编管宜州。三年而从永州，未闻命而卒。“苏门四学士”之首，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兼擅行、草书，楷法自成一家，为“宋四家”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大。词与秦观齐名，号秦七、黄九。词风疏宕，俚俗处甚于柳永。于孝悌身体力行，时以“孝友”著称，名列“二十四孝图”中。著有《豫章集》、《山谷词》。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知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元丰四年（1081）朝廷推行盐务专卖政策，价贵质差，百姓贫穷无力购买，但朝廷硬性摊派。黄庭坚深入实地调查，入万岁山，宿早禾渡，上大蒙笼，过金刀坑，写下了《雕陂》、《上大蒙笼》等十多首体恤民情的诗作，对这一政策提出了批评。同时，为实践他“聊厚不为薄”、“不以民为梯”的从政主张，书写了五代十国时期蜀主孟昶《戒石文》其中十六字为铭，镌石自警。南宋高宗时，诏令天下郡县刻制黄庭坚所书《戒石铭》置于州府县衙，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