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马氏家谱体例分类不一，内容详略也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一般的马氏族谱都有以下内容：谱名、谱序、目录、凡例、恩荣录（敕诰）、遗像及像赞、五服图、家规家法、宗支世系、谱系本纪、仕宦为官记、家传、祠宇、坟茔、艺文、族产、派语、后跋、领谱字号等，有的还包括马氏聚集地图，如《会稽马氏家谱》附有马氏集中的吴融村的村图。谱名即家谱的名称，一般写在家谱的封面，内容也各不相同。马氏族谱一般称作“马氏（家）族谱”、“马氏家谱”，或者“马氏家乘”、“马氏宗谱”，也有的称“马氏统谱”、“马氏通谱”、“马氏统宗谱”或“马氏支谱”。有的还详细注明地域、分支或堂号，如《京江马氏宗谱》、《崇伦堂马氏宗谱》。谱序是族谱中极富文史价值的部分。一部族谱往往有多篇序文，往往由本族名人或与本族有渊源的学者、名流，或者政界要人撰写。其内容或论族谱之重要意义，或述本族修谱的历史及本次修谱的缘起经过，或记本族姓的源流、分布。因此，谱序往往是族谱之“目”，是本家族历史的凝缩，同时，又常常是一篇篇散文佳作。凡例是族谱的编纂体例，从中可以看出修撰者的谱学思想、修谱方法，甚至家规家法等。如前所述，马氏家谱大多采用欧阳修、苏洵“谱法”，并结合本家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于是形成了马姓独特的宗谱编写体例。像赞，往往附于本族名人画像后，多由著名学者、社会名流或本族亲友题写，内容多概括评价此人功绩及一生。例如《马氏统》中马援的像赞由马家外甥郑禹题写，全文如下：“经籍深富，辞理遐亘；浩如江海，郁若昆郑。”马融的像赞亦由郑禹题写，内容如下：“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来。”此外，“后周平南将军山阳侯”像赞由朱熹题写，“宋祭酒止蕃公”像赞由文天祥题写，“唐中书令宾王公”像赞由韩愈题写，“宋丞相正惠公”像赞由文天祥题写，“宋左丞相碧梧公”像赞由谢枋得题写。世系，是族谱中最主要的内容，它同族谱中的“家传”，往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例如从《马氏统谱》世系中可知马周为马援第十一世孙，马燧为马周第五世孙，马知节为马周十八世孙，马廷鸾为马周二十一世孙。但是，由于修谱时人们往往拉拢、靠近本姓名人以抬高自己一支，因此家谱中的“世系”、“家传”也有失实之处。-------------------------------------------------------- 河北·丰润马氏家谱不分卷 （民国）马怀义纂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一册 国图河北廊坊·安次得胜口马氏家谱不分卷 （民国）马钟诱修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 四册 国图（存十六卷）吉林大学（存十七卷）河北廊坊·安次得胜口马氏家谱稿不分卷马钟诱编味古堂钞本 一册 国图河北廊坊·东安马氏家谱稿不分卷 （清）马钟诱编钞本 三册 国图河北大城·马谱一幅马日兴纂钞本河北青县崇仙镇野儿屯河北·东光马氏家乘附补遗不分卷 （清）马德潜等八修 清咸丰十年（1860年）唏眩堂刊本 四册 美国河北东光·马氏家乘附补遗不分卷 （清）马（钅荣）（王步）等九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睇眩堂活字本 四册附二册日本 美国河北东光·马氏家乘不分卷 （民国）马春晟 马春垌等十修民国十一年（1922年）木刻本 八册 中央民院 河北大学 吉林大学 苏州大学河北青县·崇伦堂马氏宗谱二十三卷首一卷 （民国）马步瀛纂修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本 二十四册历史所 吉林大学注：明成化二十二年马思聪始修此为八修河北·马氏族谱不分卷 （清）马毓椿 马斡臣等修 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 四册人民大学 山西·介休县张兰镇马氏族谱不分卷 （清）马书奎等修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刊本 一册 日本 美国山西介休县张兰镇马氏族谱不分卷 （清）马书奎等纂修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刻本 二册 书名据书名页题 上图：915655——56 辽宁本溪马氏谱单一卷 辽宁本溪市偏岭满族乡小夹河辽宁马佳氏族谱四卷图一卷 （民国）马延喜修民国十七年（1928年）京华印刷局排印本 五册 国图（二部）历史所 北京大学中央民院 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辽宁图 吉林大学 哈尔滨师大 日本 美国注：始修于 清道光二年此为三修辽宁朝阳马氏谱单一卷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瓦房子镇马台子村 族里旁支一系至黑龙江绥化 ；奉祖宗马公宗选，传明末清初入关，武将出身；宗族马氏原为单字名，后改为双字名，辈分字号居中；族内辈分现取：春朝玉凤井，文连永得洪。本支族内辈分上至“朝”自辈，下至“连”字辈，世居三百余户 吉林·马佳氏族谱不分卷 （民国）马广菜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写本 一册日本 美国吉林永吉·马氏谱书不分卷 （民国）马双春撰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本 一册吉林 吉林市图上海市上海嘉定·马氏族谱不分卷 （民国）马元芳纂修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仲常钞本 一册四川图 江苏·常州马氏宗谱前编八卷首一卷

建文帝下落之谜

今天我们讲建文皇帝的谜踪，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

＊ 大火中拖出的究竟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明朝的百姓似乎并不相信深受他们爱戴的建文帝就这样被大火烧死了，从此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民间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发现，明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历史记载也是模模糊糊。那么，建文帝是否逃过了那场大火？他又去了哪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一 焚死说

那么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各种书的记载，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都有哪些说法呢？一个说法就是焚死说，就是烧死了，确实烧死了。《明史》，也就是两百年以后(写)的明史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这么记载的：

“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说这个燕王派宦官在火里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八天以后安葬了。这是两百年以后的《明史》这样说，明朝人怎么说呢？明朝记载燕王时期的实录《明太宗实录》有这么一段话：

“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看烟冒起来了，派宦官去救火，到那儿赶不急了。“上”指谁啊，“上”指的是朱棣，后来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他哭了，说你真是这么傻啊！我来就是帮助你做好事的，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壬申，也就是过了八天以后，说安排了很像样的礼节安葬了建文皇帝，明成祖还为此辍朝三日，放假三天不办公以示哀悼。《明实录》是明朝人说的，很多学者研究，实录不实，实录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他要给官府和皇帝打掩护，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不写进历史。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说葬了建文君，备礼葬之，坟墓在哪？什么礼？有的记载说是“天子之礼”，什么是天子之礼，天子之礼很隆重啊，大家看现在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那个皇陵都是非常雄伟的，规模很大，那是天子之礼。建文君如果用天子之礼安葬，怎么没有坟呢？显然这个焚死说是不可靠的。有人为了把这个焚死说要说得合理，就说确实烧死了，但是在安葬的时候叫做“不封不树”，什么叫不封不树就是没有封土也没树立石碑，这可能吗？又想自圆其说，又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焚死说是一个无法解释、无法令人相信的说法。

＊ 既然可以断定建文帝没有被大火烧死，那么新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历史的记载中有新的蛛丝马迹吗？我们发现，就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明朝的第十三任皇帝万历和他的老师张居正探讨过建文帝的下落。真相会不会由此揭开呢？

《实录》的话、《明史》的话说不通，不仅说不通，而且刚才我们念的《明史》的话里面还有矛盾：说“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找出来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在火里找出来，还接着写一句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还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这是清朝人在雍正年间所写的《明史》的一段话，前面说是着找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后面说也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当时修《明史》的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天下有学问的人集中起来把内府藏书天下藏书都找出来，闹了半天没闹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个疑案在明朝就已经不清楚了。也就是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大家知道万历皇帝是现在十三陵定陵所埋的皇帝，万历皇帝跟他的老师，也是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这个万历皇帝就问张居正说，听说建文帝有出亡这么件事。张居正也是一个读书人，饱学之士，张居正回答说“此事国史无考”，他所说的国史就是实录，说实录记载不可考。这是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对话，也就是在建文帝死了以后一百多年，明朝人也弄不清楚，清朝人更弄不清楚。

＊ 既然连明朝人都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清不楚，也难怪直到今天，后人对于建文帝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于是就有人认为建文帝不仅没有死，而且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再次回到皇宫。那么，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二 归来说

第二个说法叫“归来说”，说建文帝回来了，什么时候呢？是在正统五年的时候。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有一个和尚年90岁，从云南来到广西到了思恩府，到了大堂上说我就是建文帝，我就是建文君。这个知府一听很害怕，这个知府叫做岑瑛，说建文君从建文四年就失踪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真是假呀？赶快报告宫里，就把这个自称建文君的和尚送到北京的皇宫里，当时的首都就已经从南京迁到北京了。结果要派大臣去审问，一审问这个人说了实话了，他说他自己90岁了，建文君活着的时候，如果建文君活到现在也不过是五六十岁，你怎么90岁了，没有这么大岁数。再一问，这个人是河南钧州人，叫做杨应祥。这一审问都是假的，于是就把杨应祥这个人处罚了，杨应祥为首的处死，关到锦衣卫处死，其他人发去当兵了，戍边，这事就算了结了。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杨应祥假冒的建文君，所以民间的传说又根据这个生出叉了。

＊ 一个假冒建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荒唐，就是这些民间的演绎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更加扑朔迷离。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继续寻找新的答案。民间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一直盛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建文帝是不是主动让出了王位，远走他乡了呢？而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那么，这会是历史真实的答案吗？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三 出亡说

那就是第三种说法，叫做出亡说。燕军进入南京宫中火起的时候，建文君没有死，而是从地道逃跑了，那么民间传说，说建文帝的逃跑是让国，是逊国。为什么要让？为什么要逊？他们不愿意说朱棣是篡位，说朱棣当了皇帝是人家让出来的，人家不当了，那么朱棣自然当了。我想这种说辞显然都是后来编出来的，朱棣明明是要打到南京，篡夺皇位，怎么出来让国、逊国？是很多人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心，又不敢直接指责朱棣的夺权，因此就出了让国逊位说。

传说非常复杂，是怎么情况呢？燕军进入南京以后建文帝非常紧张，一时不知所措，到处走。这时候一个叫做王钺的太监向他汇报说太祖死的时候留下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收藏在奉先殿，他嘱咐我们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打开。周围的一些大臣就说赶快打开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呢？一个铁匣子，铁匣子的油漆是红颜色，两个锁也都灌上铁。马上砸开，一砸开，里头有度牒三张，什么是度牒，就是宗教职业者的身份证，你有这个度牒就证明你是和尚，写上名字，从事宗教职业。度牒有三张，“应文、应能、应贤”写了三个人的名字，里头有袈裟，有剃刀，还有白金十锭。里头有一句话，说你们要是不想跑你们就自杀，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拿着度牒跑，这是里面写的话，还说应文要从鬼门出去，其他人要从御沟水门走，到薄暮的时候，就是天傍黑的时候在神乐观会齐。那么应文是谁呢？朱允炆是带个文字，肯定是他。还有应能，还有应贤，那这个大臣里正好有叫应贤有叫应能的，这三个人于是就全剃了头，朱允炆带着一些人就从鬼门出了宫。什么是鬼门，实际上按现在的故宫来说，就是故宫北门，前门正门，上朝都走正门，那人要死了的话要从后门抬出去，从鬼门走。还有一批人就从御沟水关跑了。建文帝带着一批人走到神乐观，看见一个船就在岸边上停放，这个岸边是神乐观道士叫王升他一看见建文帝来了，说皇帝万岁，我在这等候您了。怎么回事呢？说我头天做了个梦，太祖就托梦给我让我今天预备好船在这等您。这时候天正是傍晚时分，于是从水关逃出的人也在这会合了，从此建文帝就带着这批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到处云游了。

云游到各地，而且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有影有模样的，有诗，有他的遗迹留下。比如在四川的永庆寺，就有这样的诗，说是：

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比如说在广西就写了这样的诗：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汉江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都是在怀念一些宫廷生活，怀念当时宫廷生活，几十年在外面云游这些情景。因为有在外面云游的传说，所以朱允炆的一行人就在他所云游的各地留下了很多遗迹。他们云游在外，到了正统五年，就是公元1440年的时候，建文帝说我们也非常疲倦了，他们就在一个寺庙里休息。有一个僧人就偷了建文帝的诗拿到思恩府的大堂上去献给当地州官，说我就是建文帝。于是这个人就被送到北京，一审问说不是，说是杨英祥，刚才不是讲了把杨应祥处死了。真的建文帝还在广西这儿呢，建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这个时候我也想回家，我是真的建文帝。于是又把真建文帝送回去，这就是出亡，出亡说，到后来又回到宫里。回到宫里头，因为他“牢落西南四十秋”，如果当时的小宦官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话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还活着呢，有些大臣也能够认识建文帝呢，所以皇宫里头就派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宦官就去辨认。有一个叫吴亮的宦官，让他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说当年我吃子鹅，我把肉扔在地上，你是不是像狗一样舔着吃了！这个吴亮不敢抬头，趴上前去看看建文帝的脚，建文帝的脚上有一个黑痣，他一看有黑痣，于是大哭，确实是建文帝。建文帝当年受难，他没有辅佐建文帝逃跑自己还跟着在宫中，很惭愧，回去就自杀了。后来据说建文帝就养在宫中，死在宫中，人称老佛，死以后埋在西山。当时所谓西山实际上就是京西阜成门外海淀区这一带，在哪儿呢，三环路里中国画研究院里的白塔庵，这个白塔据说就是建文帝的衣冠塔。

那么上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建文帝的下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现在也还没有确切的根据，特别是出亡说，是不可相信的。

＊ 关于建文帝下落，一个又一个的说法也被我们一一否定，正当我们被深陷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明史·姚广孝传》中又找到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那么，这段记载中究竟说了什么呢？真相是否就此打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四 穹隆山为僧说

第四种说法是在穹隆山为僧说，在穹隆山为僧说的相关记载记载在《明史·姚广孝传》中，这个穹隆山在哪？就在江苏吴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苏州市。建文帝逃出去为僧，曾经得到一个僧人的帮助，这个僧人叫做宗泐，宗泐是谁，是建文帝的主录僧。当时不论亲王还是皇帝都有一个给他做法事的一个最重要的带头的僧人，(建文帝)的僧人就是宗泐。《明史》上怎么记载呢？说姚广孝到永乐十六年的时候已经84岁了，姚广孝是当年帮助朱棣夺取天下的和尚，最早朱棣打天下，是姚广孝给他出的注意。姚广孝在84岁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见到朱棣的时候说我有一件心事你要帮助我，说什么心事啊，说当年都怀疑建文帝逃跑是宗泐和尚帮的忙，这个宗泐和尚被关起来一直关到现在，希望你把他放了。那么这件事确实吗？是不是宗泐帮忙，然后建文帝最后藏到江苏吴县就是现在苏州的穹隆山上呢？据说穹隆山上有佛塔，是建文皇帝的墓，这个确切吗？明史没有肯定，说“或云”，也有人说。

这些传说非常神奇，与此相连，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也都有记载。比如说建文帝曾经藏在四川的平倡佛罗寺，后来死了以后就葬在寺后的山上，因为建文帝经常在寺里头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把这个寺改称叫望京寺。比如还说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到宜宾越溪河隐居在隆兴寺，死后就葬在隆兴的山下的塔林里，甚至说康熙帝也曾经到这里寻访过建文帝的遗迹。

＊ 面对各地留下的众多有关建文帝的遗迹，我们实在是难辨真伪。说起建文帝的下落，还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当年身为燕王的他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入皇宫，使得建文帝生死不明，他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岂能袖手旁观？那么建文帝究竟是生是死？明成祖朱棣是不是最为清楚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五 寻访张三丰说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濙。胡濙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濙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胡濙就走遍了天下各地，找没找着呢？没说，但是有一个细节，从永乐当皇帝以后就开始找，一直到永乐十七年再派他还去找，一直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回到宣府，现在河北省的宣化，有一天晚上天都黑了，天很晚了，朱棣已经睡了觉了，这时候报告说胡濙来了，朱棣说赶快请他进来。他们两个就彻夜长谈，到四鼓时分，早上天都快亮了胡濙才离开。胡濙向朱棣报告的什么呢？据说有一件消息，就是说找到建文帝的下落了，建文帝现在没有谋反之心，踏踏实实在外面当和尚，你放心吧！是这样吗？也说不清楚。

胡濙当年出去以什么名义出去？不能公开说找建文帝，说以访张三丰张邋遢为名，张三封是谁啊，是元末明初的一个著名的道人，一个神人，一个怪人。朱元璋当年就想找这个张三丰就没找着，到了永乐时期又派人去找，那么派胡濙就是以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名去找建文帝。既然是以他为名，那么就没有公开的说找建文帝，是不是找建文帝？是不是得到建文帝的消息呢？无从证实。

＊ 明成祖朱棣派胡濙出访寻找建文帝既然并不可信，那么，他为何要派郑和组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出使西洋？有人说出使西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目的则是因为民间一直盛传着建文帝出亡海外的消息，郑和一行是要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最后的真相是否就此揭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六 郑和下西洋说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去找建文帝，我们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去建立天下秩序的一件壮举，绝不会派两万多人、几百艘船到非洲的东海岸去找建文帝。如果说郑和下西洋，说你顺便打听打听建文帝是不是跑到海外，可能。说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找建文帝，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明末清初有一本很著名的历史书叫做《罪惟录》，这个作者叫查继佐，他在他的书里面开列了有关建文帝谜踪的23种说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23种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他说没有，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是对的，正是因为有23种所以都不对。我们按照逻辑推理也确实是这种情况。他当时提出来很多，说当时人心惶惶，五十六个人都一块走了怎么一个人败露都没有？不可能一个人败露都没有。说第二个说鬼门可以出，为什么还要出水门？既然说皇宫的后门可以走，大家一块儿走后门，干吗一批走北门一批还走水门？他提出问题，说当时金川门打开皇宫一片大乱，大臣进皇宫都已经很难，为什么跟随的一批小臣都能够到皇宫里去？都是疑问。当时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怎么还有神乐观的道士在那儿做梦，舟船还在那儿等着？这个事情可能吗？也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他举了很多疑点，所以我们到现在无法证实这些传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建文帝有后人吗？说建文帝不是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吗？有传说建文帝晚年隐居在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的洪山，建文帝在武昌的时候就改名叫让銮，出让金銮殿，让銮，而且他后来的子孙就以让字为姓。最近，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就有人拿出让氏家谱，说我们家来龙去脉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姓让。这些传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建文帝的后人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所知，按照历史记载是这样的情况：建文帝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太子，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太子已经7岁了，下落不明；老二叫朱文圭，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两岁，后来朱棣进入南京以后就把这个朱文圭囚禁在中都的广安宫，就是把他安排到凤阳老家关起来了，这个人一般俗称叫建庶人，建文帝的建，庶人就是平民百姓。英宗复辟，就是他侄孙子这一辈复辟的时候，就是(重新)当皇帝的时候可怜这个建庶人，就把建庶人放了。英宗下了指示，说允许他在凤阳自由居住，给他妻妾，让他娶，给他女子十个人。建文帝的这个小儿子从囚禁到现在已经是57岁了，从2岁开始关到57岁，放出来以后牛马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久这个人也死了。所以按照史书的说法，他的孩子没有后人。

为什么建文帝的传说会这么复杂呢？首先就是本来就没弄清楚。再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态度，希望他不死！特别是朱棣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了非常残暴的对于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人们更怀念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实行的宽仁政策，所以就造出了他的种种传说。我们说建文帝是生是死，他的下落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历史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信的答案。希望大家继续寻找，帮助解答建文帝下落之谜。

　　[编辑本段]马姓家谱介绍

　　宗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大特征，家谱（又称族谱）则是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一部优秀的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发源、发展及流布的历史。马氏家谱，正是一部部马姓家族的发展史，是一部部维系马姓家族的圣物。

　　[编辑本段]修谱

　　中华民族有着追源寻根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国家中，便是重修史书，表现在家族中，便是重修族谱，视修史、修谱为不朽之伟业。家谱的渊源，一般推于《周官》，然而事实上，《世本》便是我国谱牒的最早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就取法于此。历史上的马姓，与中国广大族姓一样，非常重视本族历史的编修。 最早的马氏家谱修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作为汉代的名门望族，马姓在东汉时已有家乘谱牒。唐宋之际，谱牒之学大兴，加之马姓名人辈出，马氏修谱也蔚为大观。明清之际，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马氏修谱更至高潮，甚至一些少数民族马姓也开始兴修家谱。例如道光年间辽宁满族马佳氏（后改为马姓）修有《马佳氏族谱》，同治年间云南玉溪回回马氏修有《玉溪龙门马氏宗谱》。解放后，大陆马氏曾一度停止修谱，而港台地区仍然流行。最近几年，大陆马氏又开始续修、整理家谱。 历来马氏都非常重视修谱，并且将家谱视为维系整个马姓家族的圣物，这在马氏家谱的序文中一般都有体现。例如，每次修谱都先注明受领人的姓名，开列谱牒部数。同时，又非常重视族谱的收藏保管，要求子孙不得胡乱涂改，不能让虫鼠咬蚀，更不能出典等，否则严惩不贷。

　　[编辑本段]修谱的意义和作用

　　对于修谱的意义和作用，一般的马氏家谱都有详细说明。《锡山马氏修谱序》写道：“圣人别礼莫重于宗族，宗族之辨，莫详于谱书，谱书之传，莫大乎宗法门”“祖宗之传，叙人道之本也。古者系出支录、小史之官，所以定世次、辨昭穆，俾后之子孙知其宗族之所由来，亲疏之所由别，敦本以序繁，莫善于谱矣。”同时，又讲了不修谱的危害：“后世谱牒不修，而宗法不讲，数传以下，遂相视如途人，焉能厚宗族而追崇其祖也哉。” 由此可见，马氏修族谱是在宗法制度败坏后所采取的一种挽救宗法礼法、维系血统纯正的措施。有了族谱，就可以区别、分明自己属于马氏的哪一宗、哪一支，从而就不会乱认祖先。正如扶风《马氏修谱序》称：“今日之举，亦惟宗其宗而无冒他人宗，祖其祖而无舍自出之祖，斯免不仁不之讥矣。”修谱时必须“考古而征先，信今传后”。因为“非其裔也强授之不智，得其而故弃之不仁”。《马氏宗谱原序》更概括“马氏谱牒”的作用为“系所生以尚嫡也，明穆以尚祖也，序长幼以尚齿也”。

　　[编辑本段]家谱体例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和苏洵都倡修族家乘，他们不仅亲自编写了本姓的族谱，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并逐成为后世修谱的规范。马氏家谱于欧、苏体皆有所采，或者干脆将两种融合。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采用苏洵“谱法”，“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高祖之父”，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锡山马氏统谱》则采用欧阳修“谱法”，而自可见之世，印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别自为世”。原则上是以远近、亲疏为别，乙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 马氏家谱采用欧、苏两种谱法，但不是单的模仿、套用，而是结合马姓的家规、族等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这就形成了独特马姓家谱编写凡例。如《暨阳扶风马氏宗凡例》有20条，其一说：“系图为谱之纲，传为谱之目。凡有官爵者，制诰敕论等文当备载于谱首，无官爵者，生配、死葬、序赞、传文亦宜附载于后，俾后之子孙得有所观法而兴起焉。”其四说：“总图五世一提者，仿苏老泉遗式；盖取五世，外亲尽之义也。”其五说：“各派复为旋图，以引其传者，盖取曾南丰式，为分别小宗之义，明亲疏也。” 对于哪些族人不能入谱，马氏家谱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这通常与其家规、家法密切相关。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凡例》规定：“子孙为僧道者，不列行第，不登图叙，以其外宗族，而趋异端也。”“子孙有过恶、训诫不悛者，会众声罪，谱削其名，以其玷宗祖也；如能改进，则复之。”“同族结婚，即同族同谱者，风化攸关，应禁入谱。”“某子配合某氏，已经结婚者，倘某子亡故，某氏转配族人，则不论尊卑、适合与否，一概不得入谱。”不得入家谱，也就相当于赶出族门，这对于重根崇源的中国人来记，走臭大的耻辱与惩罚。马家家法之严，由此亦可见一斑。

　　[编辑本段]家谱体例分类

　　各家马氏家谱体例分类不一，内容详略也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一般的马氏族谱都有以下内容：谱名、谱序、目录、凡例、恩荣录（敕诰）、遗像及像赞、五服图、家规家法、宗支世系、谱系本纪、仕宦为官记、家传、祠宇、坟茔、艺文、族产、派语、后跋、领谱字号等，有的还包括马氏聚集地图，如《会稽马氏家谱》附有马氏集中的吴融村的村图。谱名即家谱的名称，一般写在家谱的封面，内容也各不相同。马氏族谱一般称作“马氏（家）族谱”、“马氏家谱”，或者“马氏家乘”、“马氏宗谱”，也有的称“马氏统谱”、“马氏通谱”、“马氏统宗谱”或“马氏支谱”。有的还详细注明地域、分支或堂号，如《京江马氏宗谱》、《崇伦堂马氏宗谱》。 谱序是族谱中极富文史价值的部分。一部族谱往往有多篇序文，往往由本族名人或与本族有渊源的学者、名流，或者政界要人撰写。其内容或论族谱之重要意义，或述本族修谱的历史及本次修谱的缘起经过，或记本族姓的源流、分布。因此，谱序往往是族谱之“目”，是本家族历史的凝缩，同时，又常常是一篇篇散文佳作。 凡例是族谱的编纂体例，从中可以看出修撰者的谱学思想、修谱方法，甚至家规家法等。如前所述，马氏家谱大多采用欧阳修、苏洵“谱法”，并结合本家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于是形成了马姓独特的宗谱编写体例。 像赞，往往附于本族名人画像后，多由著名学者、社会名流或本族亲友题写，内容多概括评价此人功绩及一生。例如《马氏统》中马援的像赞由马家外甥郑禹题写，全文如下：“经籍深富，辞理遐亘；浩如江海，郁若昆郑。”马融的像赞亦由郑禹题写，内容如下：“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来。”此外，“后周平南将军山阳侯”像赞由朱熹题写，“宋祭酒止蕃公”像赞由文天祥题写，“唐中书令宾王公”像赞由韩愈题写，“宋丞相正惠公”像赞由文天祥题写，“宋左丞相碧梧公”像赞由谢枋得题写。 世系，是族谱中最主要的内容，它同族谱中的“家传”，往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例如从《马氏统谱》世系中可知马周为马援第十一世孙，马燧为马周第五世孙，马知节为马周十八世孙，马廷鸾为马周二十一世孙。但是，由于修谱时人们往往拉拢、靠近本姓名人以抬高自己一支，因此家谱中的“世系”、“家传”也有失实之处。

青州府从来没有过益州县，有两种可能与此比较接近，一为益都县，二为沂州县。不过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沂州县这个地名，只有沂州府，与青州府南北为邻。

那么只有益都县与此地名最为接近了。以下为原益都县现在的青州市内刘氏为姓命名的村庄，看看有没有帮助吧。

青州目前辖境内的刘字村庄。

1 刘早，益都街办（原东高镇），东高村东南4公里。《刘氏族谱》称，明洪武年间，刘孝所从河崖头（即今大河崖，东高村东4公里，刘氏明洪武年间自枣强迁至益都立村于此）迁此立村，以其父刘藻称村刘藻庄。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称北部为刘藻庄，南部为南刘藻庄。后合称今名。“早”系“藻”的谐音。

2 刘店，益都街办（原东高镇），东高村东南4公里。明初有刘姓居住，称刘家镇。明中期又有刘姓迁入，开店于道旁（旧有南北交通要道经此），村名演称刘家店。1962年后称刘店。

3 刘家庄，益都街办（原东高镇），东高村东北05公里。相传，明代前刘姓立村。

4 刘辛，东夏镇苏埠屯东15公里。明万历38年刘姓自老刘庄迁来立村，名刘家辛庄，1949年后演化成今名。

5 老刘，东夏镇苏埠屯东2公里，弥河西岸。明初刘姓自枣强迁来，村名刘家庄。后迁出之刘姓称此村为老刘家庄，简化为今名。

6 大兴刘，谭坊镇谭坊村北3公里，弥河东岸。《刘氏族谱》称，明洪武初年，刘姓自枣强迁至益都城东北琪山（今香山）北麓，弥水东岸立村。取吉祥意，名大兴刘庄。后因隔河有老刘家庄，亦称此村为小刘家庄。1982年，复称今名。 村中抗日名士：刘连登。

7 兴刘，高柳镇高柳村东南1公里。《刘氏先茔碑》载，明嘉靖年间，刘氏迁此立村，名小刘家庄。民国初，取兴盛之意，改称兴刘村。

8 东刘镇，谭坊镇谭坊村北4公里，弥河东岸。明初，有白姓居此，村名白家集。《刘氏族谱》载：清顺治八年，刘姓迁来，其族兴旺，村名改为刘家店。清康熙44年改为刘镇。因本市邵庄镇（原普通镇）有村同名，1982年改称东刘镇。村中名士：刘士俊。

9 刘晨，谭坊镇谭坊村东北4公里，新康河东侧。明初刘姓、陈姓迁此立村，村名刘陈庄。后陈姓无，村名演化为刘晨家庄。民国年间一度称刘晨仙庄，旋即称今名。

10 刘镇，邵庄镇（原普通镇），普通村东南2公里，胶济铁路南侧，青州-济南公路北侧。明代前，已有刘镇庄。明初，又有刘氏迁入，其族谱记载：刘氏自洪武年间由冀州枣强迁至青州府……刘相居刘镇庄，后演称刘镇。村中名士：刘玉淇，1919年创办刘镇小学，益都县知事赠“兴学育才”匾额。

11刘义型，黄楼镇黄楼村西南3公里。《刘氏族谱》称，明天启二年，弥河西大张冀庄刘义型迁此立村。以人名立村。

12 刘君台，谭坊镇宋池东3公里，尧河西侧，与昌乐县接壤。《刘氏族谱》称，明初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至寿光县侯镇（今寿光市侯镇），后有一支转刘家庄（今西镇武），第六世再迁至此。村名传为因秦末刘邦再次筑台而得，不可信，疑因人而得名。来万成子玉（善）祥（广）永（守）君（洪）。青州市（原益都）谭坊镇刘君台村刘氏。

13 刘胡同，东夏镇刘胡同（原镇政府所在地），羊临公路穿村而过。明代以前建村，旧名崔家胡同。《刘氏族谱》称，明中叶刘姓因“花马军变”自河北流离青齐城北二十里张准社。后无崔姓，改村名为刘家胡同。后简称刘胡同。

14 刘家厂，东夏镇309国道北侧。明代前，林姓居此，村名林家庄。《刘氏族谱》称，明洪武年间，刘姓自枣强迁来，遂改为刘家庄。传村有大户爱习武艺，建跑马场，村易名为刘家场，后演化为刘家厂。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称今名。

15 刘家屯，何官镇何官村东南25公里。《刘氏族谱》称，清雍正年间，刘温自阳河里迁来立村。（备注：1935年以前，此地区属于寿光县辖境）

16 刘家坡，何官镇何官村东北25公里。《刘氏族谱》称，刘氏于道光30年，由寿光刘桥村迁来立村。以姓氏取名刘家坡。（备注：1935年以前，此地区属于寿光县辖境）

17 刘家庄，青州新西环路南段，琵琶水库南。明代刘姓立村。据清康熙六年立《刘氏墓碑》载：吾族大明成化间，由河北彭城迁淄江（今淄河），又六载，遂迁郡城西。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附郭乡东约刘家庄。回族居民约占全村居民15%左右，以杨姓为主。

18 刘家庄，高柳镇朱良村东北3公里，北阳河东岸。《刘氏族谱》称，清康熙三年，刘姓由纸房（高柳镇朱良村东北3公里，北阳河东岸。《刘氏族谱》称，明洪武三年刘氏迁此定居，时称纸房村）迁此立村，以姓氏取村名。此村原属寿光县境。

19 刘家庄，谭坊镇郑母村西南3公里，与临朐县接壤。《刘氏族谱》称，明初自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以姓氏取村名。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称刘家庄。

20 刘家庄，弥河镇镇驻地东南3公里，羊临公里西侧。原为紧邻的三个村（刘家庄、半壁店、邸家庄）组成，1988年三村统称刘家庄。《刘氏祖茔碑》载：明洪武初年，始祖刘德成由枣强县南门里迁来立村，取名刘家庄。

21 刘家庄，王坟镇王坟西25公里，博临公路南侧。村落较小，不足百人。清雍正年间，刘姓自新城县刘家崖头迁来立村，以姓氏取村名。

22 刘家庄，王府街办观音沟村西4公里，青州-文登镇公路经此。《刘氏墓碑》载：刘姓明初自枣强迁此立村。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乐善乡西约刘家庄”。

23 刘家河，何官镇西南，茅津河北侧，东青高速西侧，紧靠马氏路。《刘氏族谱》称，刘氏明末由石塔（高柳镇石塔念作da村）。因位于河道转弯处，取名刘家河圈。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记作刘家河。现简称刘河。

24 刘家巷，现不存，原位于镇武庙街东侧，人民医院南（今此地已建设为宋城一部分）。清初刘姓来此定居，户族繁衍，分居建房形成此巷，故名刘家巷。

25 刘家崖（念作yai），王府街办莲花盆南1公里，胶王路南侧。《刘氏族谱》称，刘姓明初自枣强迁此立村于土崖上，故名。

26 中正刘,王府街办莲花盆东05公里，胶王路南侧。刘氏《修茔碑记》载：刘氏自山西洪洞迁此立村。初名刘家庄，后因南依中正山，改称中正刘。另，延庄，顶子。中正刘向南邻村，此二村刘姓传承为，中正刘刘姓迁入延庄，延庄刘姓迁入顶子。

27 刘福庄，王府街办五里堡西南3公里。据《故彭城郡刘府君墓志铭》载：东晋徐州人刘氏在青州做官，死后葬此，雇佣佃户种祭田，渐成村落，故名刘府庄，后演称刘福庄。

28 刘家大路，黄楼镇黄楼村东45公里，胶王路北侧。《刘氏族谱》称，刘姓明初自枣强迁发青州府益都县东三十五里琪山（今香山）刘家庄。数世后，又有人迁此定居，因村后有安丘通青州的大路故名大路刘家庄。清光绪《益都县图志》亦称大路刘家庄。后演化成今名。

29 刘家马庄，邵庄镇石家车马村东3公里，与孟家马庄合称刘孟马。《刘氏族谱》称，刘姓明初自枣强迁马庄东北定居，故取名刘家马庄。

30 大刘家庄，黄楼镇杨家庄西2公里，胶济铁路南侧。元代就有村落，名孙孟庄，以姓氏命名。明初，刘姓自枣强迁来，渐成为村中主要姓氏，该村名为刘家庄。因地处土岭上，又称土岭刘。后因与小刘家庄区别，故称今名。

31 小刘家庄，黄楼镇杨家庄西1公里，胶济铁路南侧，弥河北岸。明代以前称许家庄，刘姓于明代中期自大刘家庄迁来，与之对称，故名。

32 大刘家庄，弥河镇石河村东08公里。明天启七年《刘氏宗族碑》载：刘姓原系兖州府之东阿县人，始因元明之乱，避兵迁居于此，迄今二百余年一十有代矣。明洪武之年世居石河之北，初称刘家庄。清咸丰初年，刘姓分支在其西另立一村，为沙刘家庄，此村称东刘家庄《临朐续志》称此名。1945年重归益都后，易名大刘家庄，简称大刘。

33 小刘家庄，弥河镇石河村东05公里，羊临公路东侧。清咸丰初年，刘家庄刘姓第12世西移立村，因靠近沙金桥，取名沙刘家庄，也按方位称西刘家庄《临朐续志》称此名。1945年重归益都后，易名小刘家庄，简称小刘。

34 大桥刘家庄，弥河镇石河村北05公里，羊临公路西侧。明初，刘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此立村，取名刘家庄《临朐续志》称此名。后因靠“五井各社入郡大道”的永济桥，演称大桥刘家庄，简称大桥刘。

35 山前刘，谭坊镇郑母村东北3公里，香山西麓。《刘氏族谱》称，刘姓明末自镇武庙村迁此立村，村名刘家庄子，因在香山前，1949年后称今名。

36 小刘家庄，东夏镇刘胡同村东北2公里。相传，刘姓于明代以前就已立村，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称小刘家庄，简称小刘。

37 小刘家庄，青州新东环路东侧，胶济铁路北。《刘氏族谱》称，刘姓洪武年间自洪洞县迁此立村，以姓氏取村名。

38 西台后，何官镇何官村西南2公里。为台后刘家庄、台后陈家庄合并。《刘氏族谱》称刘氏洪武二年自枣强迁此定居。

39 香店刘，高柳镇高柳村北3公里。明嘉靖初，刘姓由北石塔迁此立村，取名刘家庄子。清乾隆年间，刘姓在此开设香店，又称香店刘家庄子，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记作香店刘家庄。后演称香店刘，今称香店村。

40 北石塔，高柳镇高柳村西北3公里。《刘氏族谱》称，刘氏自洪武四年自枣强迁此立村。相传，村南旧有古寺、石塔，因村在其北，故称北石塔。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记为北石达。

41 阎刘，弥河镇北2公里，羊临公路旁。《刘氏族谱》称，刘氏自洪武三年自洪洞县迁至东阿县子路村，童年又迁此与阎姓立村。故取名阎刘。

42 行山庄，谭坊镇东南1公里，胶济铁路南，新康河西。清末建村。原为临朐县行山庄钟姓地主的佃户村，后以地主的村名命名，称今名。别名，刘家庄子。

另，东刘井，西刘井，中刘井，原为流井演化为刘井。无刘姓。

以上为目前青州市含“刘”字的村庄源流，其他有刘姓村庄继续待查证。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也就是北京）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 8种旗帜为标识的 8个方面军。这 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先有四面“整”旗，后来分别将“黄”、“白”、“蓝”旗镶上了红边，将“红”旗镶上了白边）。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 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只有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作为乡土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第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就是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 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 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早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很多。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既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省吃俭用，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响当当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苦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缺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幼年有些事情，对他来说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通行证。还比如，母亲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他们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根，幼年的老舍渐渐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战死于抗击外寇战场上的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篇篇都是这种情感的自然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国的榜样。

　　在老舍母亲的身上，也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急公好义的传统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总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还把她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习俗，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满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保留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所以从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角色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也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